抗争带来变革，但背后的惨痛代价该如何衡量？

编者按

12月3日，伊朗总检察长蒙塔泽里在一次会议上表示，道德警察与司法机构无关，并且已经被下令关闭。政策是否真的做出调整还有待观察，但从9月爆发的抗议活动、到11月世界杯上伊朗球员拒唱国歌……一系列的伊朗全民性抗议浪潮似乎将变革推到了风口浪尖。

伊朗的抗争仍在进行中，或许可以改变潮水的方向。只是背后的惨痛代价也不容忽视——超过千⼈被捕，几十人丧⽣。每个人都可能会遭遇不公的待遇，产生愤怒。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应该挺身而出进行抗争吗？背后付出的代价又该如何权衡？

今天与你分享来自C计划联合主创蓝方的一篇文章，让我们思考：我们究竟为何会愤怒？在艰难时刻，又该如何选择？

刚刚过去的暑假，我和一群即将升入初中的孩子一起读了一本经典的图像小说——《我在伊朗长大》（如果你关注伊朗近期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浪潮，那应该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我们也发过一篇关于这本书的介绍文章《一条头巾点燃伊朗，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国》）。

这本书的主人公玛赞，1969年出生在伊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此时正是巴列维王朝的末期。自诩西化、进步的雷扎国王在全国推行他激进的现代化改革，看似生机勃勃的社会背后却危机重重。被改革抛弃、冒犯的宗教势力积蓄巨大不满，经济高速发展之下贫富分化日益严峻，而国王权贵们的独裁、腐败与傲慢，都在不断点燃革命的火星。玛赞十岁那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国王被正式推翻，但上台的却是极其保守的宗教领袖霍梅尼。

从那时起，玛赞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的女性被要求戴上面纱，所有的大学被宣布暂时关闭，酒精、派对、青年男女的婚前约会一律被监控和禁止。玛赞的妈妈因为没有戴面纱出门，被两个宗教极端分子当街侮辱，称“这样不带面纱的女人应该被强奸、扔到垃圾桶里”；因为穿了耐克鞋和别有迈克尔·杰克逊像章的牛仔夹克，玛赞在大街上被革命监察人员辱骂质问、险被扣留；玛赞的叔叔，在国王时期被迫流亡苏联、后又在监狱被关押九年的革命者，最终在新政府的统治下被污作苏联间谍处死；而爸爸妈妈的朋友们中，那些曾被旧政权迫害的异见者们，又在新政权对革命者的大清洗中被谋杀，或被迫逃亡……

在玛赞十四岁那年，一堂看似寻常的宗教课，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她的宗教老师在课堂上宣称，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不再有政治犯了。玛赞举手发言，她说，我自己的叔叔就在伊斯兰政权下被处死。我们的政治犯从国王时期的三千人增加到了现行政权下的三十万人。“你怎么敢对我们如此撒谎？”

这样直白而赤裸地顶撞，自然让老师和校方都倍感愤怒。担心玛赞会遭到政治报复，更担心未来再发生类似的事情，玛赞的父母决定将她送到异国他乡独自留学。

在课堂上，我向同学们抛出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玛赞，你也会这样公开挑战宗教老师吗？

有的人百般犹豫，有的人迅速给出答案。

大多数人选择不会。理由很明显——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受教育机会决定未来的发展，玛赞完全可能因为这样的言论被开除；在当时的宗教氛围下，甚至还有一定可能被逮捕、处死。更何况，在课堂上发表这样的言论，又能改变什么呢？在座的学生真的不知道真相吗？老师们会因此改变宣传口径吗？除了让自己“爽”一把、感觉出了口恶气，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本来还觉得自己站在勇气与正义一方选择“会”的同学，被怼得哑口无牙。他们觉得说出真相、戳穿谎言自然是重要的，但究竟为什么重要，却似乎很难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

于是我说，那我们试着反过来想想。为什么听到这样的谎言，我们会感到不爽、感到愤怒？

——那是因为，这样的谎言是在维护一种不公正的压迫行为，它在否定死者为自由、公义所作出的抗争和牺牲。

我们的不爽、愤怒，都源于基本的良知。所谓良知，是一个人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是内心的道德底线。当我们自己的行为违背这条道德底线，我们会愧疚、自责；而当他人的行为违背这条底线，我们会不安、愤怒，想要揭发、谴责、惩罚或改变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的内心有着对自由、公义的认可与向往，宗教老师的谎言自然会激起我们的不爽与愤怒。

/ Gop /

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大量的“良知”时刻。

例如当你看到有人在虐待刚出生的小猫；当你看到唐山打人案中的彪形大汉因为性骚扰年轻女性未遂，就结集多人当众挥拳对其肆意殴打；当你看到期末考试有人作弊，而作弊者还获得了高分、被嘉奖；当班里有一人迟到，老师即惩罚全班同学跑15圈操场，甚至在有人反对后即宣布跑上30圈；当你所在的社区在毫无依据的情况下延长了居家隔离的期限……

面对这些场景时，你会感到愤怒吗？

这些场景，涉及到伤害、欺骗和压迫，是我们进行道德判断时最基本的考量。但我们究竟会因此感到多愤怒，或者为哪些事更愤怒——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有的孩子说，因为自己家养小猫，完全受不了虐待小动物的行为；有的同学说，自己读了一些女性主义的文章，开始思考身为女性在这个社会所承受的不公，她觉得自己对性别暴力越来越敏感；还有的同学说，自己是个“死宅”，延长居家隔离时间对他没什么影响；但另外一个同学马上指出，这关乎权力的滥用，他的律师爸爸从小就教育他，我们不能轻易地让渡本来就属于我们的自由……

/ NYT /

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性格、经历、身处的文化环境、接受的教育不同，每个人的“良知敏感点”也注定不同。

对于玛赞，从小她的父母在餐桌上与她讨论政治，为她提供大量的书籍，让她自由地阅读与思考。他们竭尽所能地以一种正常的、自由的、宽容的态度养育自己的孩子，身体力行地参与抗议、革命，表达他们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这一切，都毫无疑问地塑造着玛赞自身的价值观。而当她真正见证现政权对政治犯的迫害，且这种迫害发生在她亲密的人身上时，她对于宗教老师那一套维护政权压迫行为的谎言自然是更加敏感。因此，在玛赞内心的天平中，戳穿谎言、表达自己愤怒的重要性，甚至会高于自己是否会被开除、被报复的现实考虑。

那对你而言呢？当你在生活中，面对一些真正触动到你“良知敏感点”的良知时刻，当你为那些看上去和你切身利益并没有什么关联的行径而愤怒不已时，当你也知道你会为自己的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而付出一定代价时——你究竟会怎么选择呢？

显然，这是一个不会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全面审视不同的选择可能带来的好处与坏处——当我决定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时，我所捍卫的底线是什么，我面临的风险又将是什么；

而后我们需要判断，每一个好处或坏处对我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重要性如何——这要求我们对自己的道德观进行反思：我所要捍卫的道德底线为什么对我而言如此重要，我真正在意或者应该在意的价值与需求到底是什么；

在底线与风险的轻重权衡后，我们或许能得出“做”或“不做”的答案，但我们依然要竭尽可能地去寻求兼顾方案——有没有既捍卫底线、又规避风险的办法，让我们能够更智慧、更有效地与不公抗争？例如有的同学就会提到，自己或许不会当场与老师正面对抗，但会私下持续地去发表、传播反驳的言论。而在《我在伊朗长大》这本书中，我们也会看到玛赞详尽地描述了伊朗人的“双面生活”——他们表面上戴上面纱、穿上罩袍，服从当局的统治；但在面纱罩袍下却画着浓妆、涂着香水，在各种秘密的私人派对上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竭尽可能地去追求个人的自由。

/ NYT /

当你开始这样去思考自己的选择，其实就在做一个论证：列举利弊、权衡轻重、力求兼顾，一步步使用尽可能全面、充分的理由去支持、推出你的结论。

你不会出于一时的意气而冲动行事，也不会盲目从众人云亦人。而是理性、审慎地通过论证，来做出当时当地最好的决定，而后也不会轻易后悔，动辄自责。

这样的思考，不仅决定了我们自己将如何选择、如何行动——而这些选择又将决定我们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它也决定了我们会怎么去理解他人的选择与行动。

那些在良知时刻选择仗义执言的人，只是莽撞、想出风头？而那些沉默不语的人，就是毫无良知和底线的麻木看客？那些过着“双面人生”的人，就是虚伪油滑、立场摇摆的两面派？——只有当我们充分理解现实处境的复杂性，理解不同价值观的多元性，才有可能真正换位思考，而非妄下断言、轻易进行道德审判。

/ NYT /

基于论证，去决定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对批判性思维的应用。

所谓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一种合理的、反思型的思维方式。它的核心便是论证。

当我接收到一个观点，要决定自己该“信什么”的时候，我需要去分析这个观点背后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只接受和相信经得起论证的结论；当我要作出一个决定，我要审视自己的结论背后有没有可靠的理由，是否经得起论证，只有在审慎论证后，才采取行动。

那什么才是经得起论证的观点？它至少要满足这么三个条件：

• 理由可接受（Acceptability）：支持我们观点的理由，应该是真实可信的事实陈述，或者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伦理底线、社会常识。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基本的信息素养，能够辨析信息源质量，知道到哪里去获取、检索更可靠的信息。
• 理由与结论相关（Relevance）：一个观点有没有道理，不因为所有人都相信它、或源于权威、源于传统而不证自明。这要求我们在论证的过程中，能够识别和排除一系列不相关的因素，能够摈弃对权威、对公众的盲从，能够识别控制自己的情绪，排除不相关的道德绑架，始终坚持就事论事。
• 从理由充分推出结论（Good grounds）：在归纳概括时是否以偏概全，在推断预测时是否夸大其辞，在权衡利弊时是否一叶障目，在分析原因时是否片面归因，在思考决策时是否顾此失彼。这就要求我们要具备清晰的逻辑和结构化的能力。思考越是全面，对各种情况的考虑越是周全，论证的质量便越高。而人的思考总是有局限性，要想论证得更充分，就要习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习惯听取相反的、不同的意见，拒绝仅仅依据自己有限的经验妄下结论。

要建立这样一种高质量的论证，批判性思维自然要求人有求真、求知、开放、公正的特质。

以论证为核心的批判性思维，应该是每一个人从小就需要学习掌握的技能。

它帮助我们在获取信息时，能够明辨真伪是非，建立起自己独立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一个真正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人，不会被各式各样的网络流言、假新闻或耸人听闻的阴谋论所蒙蔽；他不会轻易地被各种仇恨言论、政治宣传煽动、洗脑；也不会情绪激昂地参与到一起又一起网络暴力中，动辄对他人进行道德审判。

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组广告，来自斯洛文尼亚的一家新闻周刊。在汹涌的人群中，有三个手捧杂志——某种程度上作为真实信息、独立思考的象征——的逆行者。当许多人为新纳粹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战争而狂热时，有着独立观点与批判性思维的人，会选择逆向而行。

当我们自己要去发表观点、做出决策的时候，批判性思维帮助我们不再简单跟着感觉走、盲目从众、盲信权威，能够对自己的直觉、偏见、情绪有所警醒反思，而基于事实，基于逻辑，理性地决策。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内卷”时代，真正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不断提升生活的满意度。

换句话说，学会论证，掌握批判性思维，我们才有可能形成独立的观点，成就自由的思想人格。

然而遗憾的是，在传统的应试教育中，关于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我们的教育体系总是过度强化权威，强调标准答案。在用标准答案、知识点来考核学生的过程中，也压抑了学生自主探究、论证的空间，限制了学生独立的思考和表达。

怎样才能补上这一课？

在过去几年间，我们开发了一系列针对成年人、教师以及中小学生的课程。有的课程围绕一系列具体的方法论展开——从区分事实和观点开始，拆分论证结构、识别论证谬误，提升信息素养、建立结构化思维，积累针对不同类型问题的分析论证框架。而更多的课程，则在于如何帮助人们将这些方法论落地，在生活实际中反复应用练习。

/ HSY /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练习场景，便是阅读。

阅读有不同的层次。

首先是浅层阅读——读懂文本，感受因为故事情节本身带来的阅读快乐，或者汲取知识性信息所带来的充实感；

深层阅读，更像语文课或传统的阅读课常做的事——分析人物，分析主旨（中心思想），鉴赏作者精妙的文学技巧；

而批判性阅读，则要求我们在读懂作者塑造的人物是什么样、传达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后，进一步给出自己的评价和观点。一本好书，反映人性冲突，反映伦理困境，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复杂议题。作者在书中有他的立场态度，我们也应该学会通过独立的思考分析，给出自己的回应。通过深度的思考，而不是对作者浅层的附和，不断拓展自己思考的深度。

例如，我们会经常和同学们在课堂上讨论——你同意作者的观点吗？你喜欢主人公xx吗？你如何评价他的某一行为？如果你是xx，你觉得该不该做某件事？那你会怎么做？你喜欢这个结局/情节走向吗？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安排主人公的结局？……

正如开篇我们和学生一起阅读、讨论《我在伊朗长大》。整个讨论的过程，不仅是对“权衡论证”这一种批判性思维方法的学习和练习，也是在逼迫我们去思考：在一个极端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自处，生活的底线究竟是什么，我们该如何坚守自己的良心。当我们面对我们所在的真实社会时，或许我们会将更加从容地去决定，我到底要成为怎样的人，做出怎样的选择。

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中，可以不断去追问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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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方

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曾任《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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