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邯郸三少年杀人事件，三名少年共通的身份——留守儿童。但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的悲剧，早就不是第一次。一时间，关于“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话题再次引起热议。本文中，主创蓝方阐述了流动儿童平等入学至今仍面临双重隔离，而隔离背后，既有现行教育财政负担机制的缺陷，更有城市管理者对底层劳动者价值的漠视、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建立各级政府分担的教育财政体系、打破分省录取的高考招生制度、开展更为广泛的公共讨论以对城市人口政策形成共识、推广多元融合教育，是打破隔离的最终路径。本文删节版刊发于《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

作者：郭兆凡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edx演讲嘉宾，腾讯、清华等特邀培训师，曾任职21世纪教育研究院、高盛集团，深耕教育创新领域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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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资更高，家务和带孩子就应该你来做呀。”“孩子最近整天玩游戏，你这个妈妈是怎么教育孩子的？”“咱家有阿姨打扫卫生做饭，家务能有多少事？你还整天抱怨太累事情多，别人家的妈妈不都是这样么？”在传统的家庭场景中，我们常常能看到类似的状态：男性被期望承担主要的经济责任，而女性则被赋予了主要的家务和抚养子女，即使有全职工作，背后往往还有着无数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Chiara

写在前面在暂停两年后，这一年的年末，我们重启“朋友圈撕裂报告”。不同于过去三年的跌宕起伏，这一年多少有些乏善可陈。甚至每天的媒体头条，也总是挤满鸡毛蒜皮的小事。面对很多话题热点，人们仿佛丧失去争论的欲望与热情。更多倦怠之下，对公共的关注，也投射着各自生活中的情绪。以下这些文字，与其说是一份“撕裂报告”，更不如说是一份时代记录。我们尝试记录下这个年份中依然重要的一些事，探究这些争议或撕裂背后的社会情绪，并分享我们在课堂上究竟会如何和孩子们探讨这些议题。我们始终相信，当我们种下更多多元、包容、理性、思辨的种子，终将促成更多的同理、建设、沟通和对话。/Jenna

极端主义盛行的社会，成长中的孩子们如何不被标签和社会规训绑架？在信息混杂的世界里，有自己的观点便显得尤为重要。那该如何让孩子能独立思考，生成不易被带跑的观点呢？关键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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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蓝方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曾任《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资深记者。上个月，我九个月的小女儿一一被查出先天性心脏病。这个出生在疫政转向之际的小姑娘，出生就感染新冠，随后反复肺炎，生长发育一直缓慢。我早已接纳她就是一个慢小孩，而现在似乎为她的慢找到了解释。朋友们纷纷宽慰我，心脏补好，之后就好了。为了印证“之后一切都会好”，一位朋友更是介绍了大师给我。大师看了一一的八字，坦言这个孩子先天体弱，不太好养，但七岁之后也不会再有大的波折，“不要对她有成龙成凤的期待，她会普普通通过好一生”。听了大师的“预言”，朋友们的反应非常有意思。一些朋友激烈抨击——你一个搞批判性思维、崇尚理性思考的人咋也算起卦来了？哪儿能九个月就断定人家的孩子终身普通？一派胡言，你可别往心里去，小一一一定会有光彩的未来。另一些朋友则表达了明确的羡慕——在这样一个时代，成为一个普通人，拥有安稳普通的人生，简直就是最好的祝福了。我也和孩子的生父聊起这个话题：如果一一就是一个天资平平、非常普通的孩子，你能接纳她吗？/Lana

首先要看采取这一措施的目标是否正当合理。老师给出的理由1、2，其实就是在说明采取这一措施的目标——为了保障学生安全、避免意外伤害；为了确保学生按时上课、保障教学秩序。这两个目标，正当合理。

国庆节刚刚结束，大家还在对或躺平或旅行的假日意犹未尽时，一群参加音乐节的青年遭了难。当地时间8日，据媒体报道以色列救援服务组织扎卡（Zaka）称，以色列和平音乐节7日遭哈马斯袭击后，现场发现至少260具尸体。报道称，根据社交媒体视频和参加音乐节人的描述，事发地位于在加沙-以色列边境附近，哈马斯枪手向逃跑的人们无差别扫射开枪，并将其他人劫持为人质。此后，中东局势突变。到如今，已是巴以战争的第四天。截至11日，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两千人在此次战争中丧生，十几万人被迫失去家园流离失所。人们为什么愤怒，战争为什么会发生？这是很多人在面对战争爆发的最直接疑问。但吊诡的是，此后很多人的关注点往往会转移到战况如何，谁能赢。甚至有讨论者更像是进行着一场押注游戏——以立场问题和网友展开争论，只借助残忍的战争讨论着孰是孰非。但我们不能忘记，摒除“宏大叙事”与“历史纠纷”还有一个视角其实和我们更相关——个体的视角。

“我从小带你，还要上班、还要带你和姐姐，到底好不好，说实话，我到底是不是好妈妈？”拿着镜头的母亲质问着自己的女儿。这是前不久，14岁女孩给母亲做饭后挨骂的后续。/

下雨后回家会马上洗头；呼吸干净的、PM2.5不超标的空气变得珍贵；只敢喝矿泉水而非自来水；从近年的全球变暖，到前不久的烈日、台风、暴雨，再到看见核污水排海新闻马上前去抢盐，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其实时刻为环境问题焦虑。更加触目惊心的数据是，目前我国三分之一的区域受酸雨影响，七大中国河流中有一半污染严重，经过环保处理的城市垃圾只占到20%……其实我们身边的环境污染问题，远比我们想得更严重。/Moly/环保是个大议题，它涉及碳排放、涉及飞速发展的科技与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矛盾，它也涉及我们身边的动物、脚下的小花。这一次，C计划筛选出适合各年龄段的书籍分享给大家，让我们身边做起，通过不枯燥的环境保护启蒙、科普来更深入理解环保的意义吧。适合低年级（1-3年级）孩子读的书《小房子》《小房子》——了解环境，关心身边世界C计划思辨阅读课L1级别用书我们居住的小房子有着自己的思考，它想看着住在里面照顾它的主人的孙子、孙子的孙子一代一代长大。它也看着房子周围的小花小草、苹果树、小池塘，过了春天到炎夏，然后是金黄的秋天和雪白的冬天。直到有一天，他周围开始跑汽车，走立交桥，架设地铁……乡村的小房子再也没法像原来那样直观感受春夏秋冬，它能适应吗？在低年级阶段，孩子需要从了解身边的环境开始认识这个世界，这本书聚焦于很多生活风景中的细节，能让孩子更具象去观察身边世界。此外，这本书也从一个特殊视角让我们看到现代科技发展、城市化进程对环境的改变，这样变迁的视角丰富了对环境的诠释。《都是放屁惹的祸》《都是放屁惹的祸》——学会理解环境问题的处理方式决策C计划思辨阅读课L1级别用书地球变暖了，全世界的动物都很难受，袋鼠要跳得更高才能吃到一点果子，北极熊也没有地方睡觉了。大家找遍了全球，才发现问题出在牛身上，牛放的屁让全世界变得更热！可是牛吃草、反刍就是会放屁的，所有小动物开始商量，要怎么处置牛，每个动物都给出了处置牛的办法，牛的命运会怎么样呢？这是一本绘本，它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环境保护的启蒙。全篇并没有提全球变暖、环保等词汇，但充满了与现实的对照。如果你想和孩子说说环保，但苦于太多词汇要解释，可以从这本书和他聊起，通过简单的故事让他明白深刻的道理。《大树，我饶不了你》《大树，我饶不了你》——用最简单的故事告诉你，环境保护与人类的关系C计划思辨阅读课L2级别用书老爷爷的房子边有棵高高的大树，他坐在大树下喝茶，鸟屎却掉进了茶杯；他想在大树边拉一条绳子晒衣服，因为大树太大了，衣服却总也晒不干……久而久之，他很烦这棵树把它砍掉了，却发现生活也变了样……在孩子的教育中，不许踩草坪，不要破坏环境时时刻刻被提到，但到底是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这本绘本会形象地告诉读者，人的行为对环境的影响——最终也会影响到自己。这些绘本也收录在C计划的思辨阅读课中，其中《小房子》、《都是放屁惹的祸》收录在L1思辨阅读课秋季学期，《大树，我饶不了你》L2秋季思辨阅读课。除开会在课程中谈到环保议题以外，我们也会在课程中教授孩子诸如【利弊分析】等的思考工具，让孩子能更好地思考问题。适合高年级（小学三年级以上）孩子看的书在这一阶段的孩子开始分清主客体，会去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等的问题，也更关心我们所处的大社会的发展。在推荐的书目中，我们可以带给他更多元观察世界的视角，比如科技的滥用，动物的生存环境、消费主义社会文化对环境的影响等等。《全世界最穷的总统爷爷来演讲》《全世界最穷的总统爷爷来演讲》——避免偏见，了解世界C计划思辨阅读课L3级别用书“我们眼前面临了相当庞大艰巨的挑战。这场重大危机不是地球环境的危机，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危机。现在人类已经控制不了我们所建立的制度了，反而因为它而陷入了危机。”这是来自乌拉圭的总统的一次公开演讲。这本童书表述了乌拉圭总统何塞·穆希卡对于地球生态变化和人类生活方式的反思，又以形象的插画让读者更能明白总统爷爷描述的画面。他认为如今地球环境被破坏是人类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导致的恶果。从全球范围来看，乌拉圭属于较不发达地区，但来自穷国的总统却告诉我们一个真相，他看着国民的生活得出一个结论——拥有得多并不能让人更幸福，过度的物欲与消费破坏生态环境与人的内心平衡，反而把人推向不幸福的境地，这和追求幸福生活已经背道而驰了。《动物解放》《动物解放》——环境保护者和动物保护者是如何展开决策的如何理解身边的“少数人”C计划思辨阅读课L8级别用书面对环境被破坏，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动物也是我们所处的环境里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推荐这本书并不是要求读者也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而是让读者有更多元的视角，大家有权了解世界上每一个群体为环境与生态系统所做的行动。素食主义者在全球的基数并不小，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坚定不再吃肉？在这本书第二章，作者介绍了现在的各类动物试验，并称“值得庆幸的是，自从本书第一版出版以后，许多动物试验取消了。”

近日，有位海淀妈妈在她的公众号上写下一组惊人的数据——在海淀学区的孩子中，目前约有2000人因为抑郁症休学在家。这篇文章在8月19日发出后很快获得了超过十万的阅读量，这也让作为全国“最卷学区”的北京海淀又一次引发热议。学生群体抑郁症多发，这在近几年并不是新鲜的话题了。2022年，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健康时报联合好心情心理医疗和心理健康数字服务平台、灵北中国及抑郁研究所共同发布了《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据悉，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亟需社会重视。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41%曾因抑郁休学。这些数据，无形中也佐证着重点学区家庭们可能面临的现状。生活中的困境，往往可以在阅读中找到更多的答案。赫尔曼·黑塞

最近，很多家长朋友们发现，教育领域的“大阅读”课程火了。自“双减”政策正式实施以来，原K12教培从“大语文”逐渐转型为“大阅读”。一时间，新出的大阅读课程层出不穷、应接不暇。我们也听到了很多家长朋友的心声：这么多“大阅读“，这些阅读课有什么区别？和我自己带着孩子读有什么不一样？今天这篇，我们就带领大家梳理一下阅读这件事，来看看“大阅读”课程的区别，以及哪种阅读更加适合孩子。/Joanna

“书中的家庭太惨了，有这么一个爱捣蛋的儿子。这本书的内容是真实的吗？”读完《捣蛋鬼日记》，一个孩子写道。也有孩子持相反意见：“我觉得他是一个十足的男子汉，为什么他会被爸爸揍？”“我感觉加尼诺的童年好快乐啊！他的遭遇是一个正常孩子的遭遇，充分描写了我们的童年。”看到第二种意见的家长，可能在颤抖了……《捣蛋鬼日记》是一部意大利经典儿童文学著作。1908年出版以来，影响力经久不衰，被多次改编为影视剧。主人公是一位9岁的小男孩，人们称他为捣蛋鬼加尼诺。这本书记载了他在半年时间里如何把家里和学校搅得天翻地覆，甚至毁掉了他姐夫的政治声誉和前途的故事。在上学年C计划的思辨阅读课上，我们用两次课的时间讨论了这本书。上完课，孩子还提交了作文，我们进行了一对一的详细批改。有家长告诉我们，感觉孩子这次作文思路清晰了不少；还有家长反馈，孩子更知道如何与人沟通交流了；还有家长说，自己得到了很好的育儿指导：​​读文本，可以到怎样的广度和深度？孩子们自己读书，只看到了表面的情节，比如：主角加尼诺是个“熊孩子”，给家人带来很多麻烦，经常被爸爸打。进一步评论时，有些孩子觉得故事很搞笑；有些觉得加尼诺很厉害，甚至还可能模仿他调皮捣蛋；还有的孩子直接“扣帽子”，觉得加尼诺脑子有问题。C计划导师叶明欣和孩子们一起，将这本书的文本挖掘到了新的深度。比如，加尼诺的多次“捣蛋”，都针对姐夫马拉利。最严重的一次是，马拉利没有得到去世叔叔的遗产，非常失望、生气。加尼诺看到报纸上宣传他主动拒绝遗产，并且没有宗教信仰，觉得与事实不符，就去找报纸说明真相，结果导致马拉利竞选失败。这个情节，孩子理解起来可能有困难。叶老师先向大家讲解了时代背景：当时意大利党派斗争激烈。意大利社会党反对特权、反对遗产制度，还主张不信宗教。马拉利是社会党的候选人，要打造这样的形象。因此，加尼诺的澄清反而毁了他的前途。而这种戏剧性的反差，恰恰讽刺了成人社会的一些虚伪现象。这本书的主要情节，就是加尼诺的多次“捣蛋”行为。他为什么这样，让大家这么头疼？他是故意对大家使坏吗？叶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分析了加尼诺几次行为的动机和结果。孩子们发现，加尼诺很多“捣蛋”行为，都是出于好心，是好心办了坏事。叶老师总结：我们不能只看动机，还要看结果。动机好，可能办坏事；动机坏，也可能办好事。做一件事，动机是好的就行了吗？哪怕闯了大祸，加尼诺也总是认为自己动机好就行了，但真是这样吗？“我不同意。动机好，不一定事情的效果就是好的。比如有个小孩想扶老太太过马路，可是手一滑，老太太摔倒了，就是好心办坏事。”一个孩子回答。“不能简单根据动机来判断结果，也要防止只根据结果就粗暴倒推动机，认为坏事背后一定有坏心眼。”叶老师告诉孩子们。道理说起来简单，而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孩子和成年人都经常觉得：自己动机好，就不用为坏结果负责；对方行为的结果坏，就不用考虑动机，只管斥责就行了。孩子和父母、老师、同学的许多矛盾，正是由此而来。如果孩子没有掌握对动机和结果的分析方法，对今后的人际关系有很不利的影响。我们通过强化练习，用孩子熟悉的场景，锻炼孩子们使用行为-动机-结果的分析模型。比如，班上文学社社长大牛没有邀请小明加入，小明认为这是因为大牛对自己有意见。小明这样对吗？为什么？叶老师把问题拆解为有三个步骤的框架，请一位孩子来填空。孩子们发现，小明犯了“倒推动机”的错误。“他没有邀请小明，也可能是因为小明不适合加入。”一个孩子说。另一个例子是：小明要代表学校参加运动会，他说自己一定能拿好名次，因为自己特别爱校，要为校争光。小明这句话有问题吗？在叶老师引导下，孩子们对这一表述做了拆解、分析。他们发现，爱校是动机，拿好名次是后果，因此“爱校”并不一定能导致“拿好名次”。那么，要怎样才能拿好名次呢？孩子们回答：“多练习，多锻炼身体。”每个孩子都可能成为“熊孩子”？“明天是妈妈生日，我要给妈妈做蛋糕。结果到了快睡觉时间才想起来：哎呀作业没有写！唉，被妈妈说了一顿。”在课堂上，叶老师讲了一个孩子的经历。不会预判一个行为的后果，做事情不过脑子，凭着一股好心、热情做事。这是加尼诺多次捣蛋行为的原因，也是很多孩子成长中都会出现的问题。而预判能力，可以通过训练提升。“晚上要写作业，还要给妈妈做蛋糕。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叶老师提问。“先把作业做完，再去做蛋糕。”一个孩子说。“如果做完作业，就该去睡觉啦，怎么办？”叶老师继续问。孩子想了想：“那我在学校先把作业做完。”叶老师总结：“对，可以提前预判两件事的时间，做好时间管理。”加尼诺的捣蛋行为背后的原因，也是很多孩子成长中都会出现的问题。除了没有或无力预判行为的后果，还经常包括：明知行为会造成不好的结果，但心存侥幸；因为没有同理心，而去做伤害别人的事。课上，孩子们抢着发言，回忆自己生活中好心办坏事的经历，并在老师引导下思考为什么发生这个结果，下一次如何避免。讨论到这一步，写作文不再是难事经过两次课程的分析、思考，孩子们理清了思路，一篇叙事作文的框架也基本成型了。比如，一个孩子回忆收拾桌子误扔别人重要笔记的经过，搭建出这样的框架后，稍加整理就会是一篇好作文。最后，孩子们提交了作文，记录自己好心办坏事的经历，或者一件倒霉的事。有不少作文让我们惊喜。比如枨乐同学的这一篇：每一篇作文，C计划导师都会给出一对一的详细评点。我们鼓励孩子主动思考，帮助孩子理清思路，并逐步形成自己的见解。通过这样的过程，快速提高的不只是孩子的阅读、写作能力，还包括知识面和思维的广度和深度，与人相处的能力……向左滑动查看（课程内容版权归属于C计划，侵权必究。）我们的秋季课学位正在开放中。希望用一本本好书，一场场精彩的课堂讨论，和一篇篇习作，帮助孩子巩固思维训练，独立思考、理性交流、立足社会！

C计划给4～5年级孩子们准备的在线直播思辨阅读课（L4秋），将帮助孩子掌握“问题解决法”和“深度追问法”等思维工具，让孩子决策更明智，思考有深度，主动掌握自己的人生。导师将与孩子探讨以下思辨主题：

C计划给4～5年级孩子们准备的在线直播思辨阅读课（L4秋），将帮助孩子掌握“问题解决法”和“深度追问法”等思维工具，让孩子决策更明智，思考有深度，主动掌握自己的人生。导师将与孩子探讨以下思辨主题：

重点不在于谁代表了正义，也不在于惩罚了谁，而在于他们掌握了惩罚的力量，在各种言语暴力中感受到惩罚他人的权力和快感，在宣泄中扬眉吐气。舆论场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争吵不休，最终几乎都是一地鸡毛。很多事情有着相似的行进流程：有人犯错了、或者行事中有瑕疵——网友从正义的立场出发讨伐之——事情发酵，演变成对犯错者的网络暴力——滋生出新的不正义。每每网络暴力导向悲剧性结果，舆论都会全方位批判之，可下一次网络暴力仍然发生。反思网络暴力的危害是必要的，但更要检讨网络暴力的发生机制，尤其是一种看起来很正义、并且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逻辑——“代表正义惩罚你”。▌代表正义惩罚你在网络热点事件中，很多网民最初的出发点并无恶意，就是“明辨是非、伸张正义、惩恶扬善”。网民也很自然地认定自己是“正义”一方，新闻事件中犯错的当事人是“非正义”的一方，网民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对当事人的批评，也就形同正义和非正义的对决。对决的立场一旦形成，会让网民产生“正义的火气”。因为我代表正义，所以我一定是对的，我的发言底气很足，我的观点不由分说。更关键的是，因为我是正义的、正当的，所以我能“代表正义惩罚你”，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使用私刑给你一个惨痛的教训。“代表正义惩罚你”滋生的私刑，基本都会走向过火，从原本的正义演变为非正义。人一旦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就很容易陷入道德的亢奋中，很容易丢失必要的理智、审慎和节制，从而导向专断、武断、党同伐异、上纲上线。不仅是对当事人的过度批评（伴随着言语暴力、人肉搜索），谁敢替当事人说点什么，或者谁指出正义网民的某处不足，都会被视为与“非正义”为伍，也要一并被讨伐。这几乎是每一场不可收拾的热点事件的必经过程。那么，正义的网民是如何看待“代表正义惩罚你”所滋生的“非正义”呢？绝大多数人都会将正义引起的非正义合理化。一方面，他们有立场上的正确性。因为你有错在先，我是代表正义惩罚你，我不给你多一点教训，你是不会长记性的，也就无法震慑到其他人，所以过火了你也得受着。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私刑有时反而是短平快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因为正规途径的解决可能需要更长的周期、更多的波折，对犯错者的惩戒也很有限，没有办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快人心，只有私刑才能解民众心头之恨。可见，很多自以为正义的网民，并没有想象中的痛恨网络暴力——虽然每一次网络暴力的悲剧发生后，他们也总是“正义”地去讨伐网络暴力。网民反感的只是网络暴力惩罚了（他们认为的）“好人”，一旦网络暴力惩罚的是“本该被惩罚”的人，正义的网民并不介意成为网暴实施者中的一员——只要网暴没有引发极端后果。这时，网民高举正义的大旗的“代表正义惩罚你”，实际上就是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所批判的，是为了获得“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获得了‘干下流勾当的权利’”，好像只要代表的是正义，做什么都是合理的。因此，当一群人试图“代表正义惩罚你”，网络暴力几乎是必然的结果。▌代表正义惩罚你们有些时候，网络舆情的发生令旁观者诧异：明明看似不那么严重的事情，有人插队了、有人在动车上遇到熊孩子了，却能在热搜上挂好几天，不同群体的人厮杀得昏天暗地。以至于有人说，如今好像鸡毛蒜皮才是新闻，真正的新闻反而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一些小事经常闹大？因为这些新闻事件进入舆论场后，已经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了，而变成两派人之间的斗争，立场偏左的与立场偏右的，男性与女性……尤其是两性议题，在如今的舆论场几乎一点就爆。换句话说，新闻个案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两个群体对彼此的误会、分歧和憎恨，刚好由某个新闻事件发泄出来。这意味着，正义的网民不仅仅是“代表正义惩罚你”，而是“代表正义惩罚你们”，由一个人上升到一个群体。一个新闻事件中男性犯错了，很多女性就可能联想到她们成长经历中所有由男性带来的、不好的、痛苦的体验。她们会认为，犯错的男性是所有男性的代表，当事人的犯错，进一步佐证了“男的不行”的判断，她们将对男性群体的不满情绪都发泄在当事人身上，惩罚的不仅是当事人，也是男性这个群体。反之亦然。如果一个女性犯错了，男性就会联想到之前各种新闻中个别极端女性的错误做法，男性也会整理出所谓的“合订本”，并将“小仙女”这个词汇污名化，宣泄的不仅是对犯错当事人的厌恶，也是对“小仙女”、对女性群体的反感。“代表正义惩罚你们”同样会造成破坏性结果。其一，它让当事人背负了不可承受之重，让一个人承受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憎恨，对当事人的惩罚必然走向扩大化。比如插队确实错了，可插队的代价，无论如何不应是承受全民审判的网络暴力。其二，每一次派系之争、立场之争，只会加剧双方的敌意和撕裂。双方在舆论场中不断相互找茬（甚至出现了反串给对方抹黑的恶劣行径，比如男性假扮女幼师，声称给幼儿园的男孩子下药），不断论证对方“不行”，不断强化对彼此的憎恨，以后若是遇到两性纠纷，又会演变成双方没完没了、难以收拾的口水仗。网暴循环反复，撕裂难以弥合，公共空间一地鸡毛。▌“惩罚”隐藏的戾气一些网民希望掌握那种经由舆论惩(wang)罚(bao)他人的力量，有时不见得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正义，也不见得是他们针对不同立场的人泄愤，而仅仅是惩罚他人的力量令人着迷。渴望惩罚他人，往往是因为网民自身曾经感受到那种“被惩罚”“被压抑”的痛苦，他们心中潜藏着一股自知或不自知的暴戾之气，希望将它发泄出来，希望能够用它去惩罚别人。这样的心理机制，就是鲁迅先生所描述的，“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更弱者”既有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也有可能是舆论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比如那些犯错者，因为TA犯错了，人人都可以踩上一脚。而“怯者”的愤怒，有可能来自具体的事件，也有可能只是一种无名的情绪。它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经验，比如阶层跨越的困难、职场996的高压、对于一些社会不公现象的愤慨等等。这些生存经验让人们形成了“弱势心态”，并有一种“被惩罚”“被剥夺感”，它们最终形成了一股暴戾之气——不快、不平、不爽。在“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思维下，现实生活中缺乏纾解矛盾和情绪的合理机制，很多人只能将戾气暂时压住。但压抑不是办法，只会让暴戾情绪的堰塞湖愈发凶险，一旦一些网络舆情触发了网民戾气的开关，真实生活中看起来温文尔雅的人，也会变成怼天怼地的键盘侠。“代表正义惩罚你”的网络浪潮，成为一些网民宣泄戾气的契机。它有一个正面的保护壳——“代表正义”；有很多的同行者作为掩护——利用群体矛盾借力打力；同时，他们在法不责众的网络暴力中获得了力量。“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诚如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所说，这种“合理性”敌意“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对于那些宣泄戾气的网民而言，重点不在于谁代表了正义，也不在于惩罚了谁，而在于他们掌握了惩罚的力量，在各种言语暴力中感受到惩罚他人的权力和快感，在宣泄中扬眉吐气。▌受罚的往往是普通人“代表正义惩罚你”，很容易演变为打着正义的名义做不义之事，它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伤害，加剧群体的撕裂，也对法治造成破坏，还有至关重要的，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脆弱。有人犯了错，我们愈发不愿意给TA机会，而是忙不迭地po到网上去，号召“正义”的网友一起用舆论来惩罚TA。网络暴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长此以往，一有风吹草动，网民就会走向非此即彼、你死我活，整个社会一点即爆、一击就碎，反而让每个人更不安全了。这让人想起1925年，胡适与陈独秀在著名的《晨报》纵火案发生后的纷争。陈独秀问胡适:“你以为《晨报》不该烧吗？”言下之意是，《晨报》有“错”，所以该烧。陈独秀的这一问让胡适内心有了很大的波澜，胡适的回应很果决，“如果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相同点（注：《晨报》不该烧）都扫除了，我们不但不能做朋友，简直要做仇敌了。”胡适接着说，“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诬蔑……我是不会怕惧这种诋骂的，但我实在有点悲观。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不容忍”的风气之下，受伤害的往往是社会中那些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因为“代表正义惩罚你”的人群很聪明、很鸡贼，他们知道哪些人是可以惩罚的，哪些人是应该规避的。社会再不宽容，有些人都可以隐身作壁上观，普通人却真真切切在承受不容忍的代价。总之，对于网暴整治，法律和平台都有各自的责任，说得也够多了，什么时候落实到位还有待观望。但我们每一位普通人都应该清醒认识到，看似正义的“代表正义惩罚你”的逻辑，是在破坏我们普通人共同生活的社会，只会让社会愈加对立、愈加脆弱，让普通人的处境更加逼仄。保持审慎和理智很难，但如果想拥有一个相对宽容而自由的网络社会，我们必须这样做。作者：曾于里（文化评论者）最新课程怎样让下一代包容多元观点，学会独立思考？C计划研发出给孩子的思维训练课，并且与阅读、写作结合，开设了儿童思辨阅读在线直播课。希望帮助更多孩子，从小接受好的思维训练，成长为独立思考、能够理性交流的人。扫描下图二维码立即报名！👇更多信息，请扫右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咨询。老学员可向客服小思咨询。推荐阅读▷

编者按就在我们为武汉某小学生被撞的事件痛心不已的时候，该学生母亲在小区坠楼身亡的消息又给了我们重重一击，这其中网络暴力的极端破坏性不容小觑，而网络暴力引发的悲剧事件已经不止一次，也显然不会是最后一次，很多人悲愤与谴责的同时也陷入了无力感。我们翻出主创蓝方的一篇关于网络暴力的旧文，希望给你一些思考和启发。注：本文首发于《财新周刊》2019年第29期。网络让一切都变得便捷起来。包括仇恨。当人们隐匿在屏幕后方，没有社会身份、基本礼节与同理心的羁绊，任何的不满与愤怒的情绪都可以口无遮拦地肆意发泄。人们对着那些主动或被迫暴露在舆论场聚光灯下的陌生人放出暗箭，其粗鲁与暴戾，往往令人震惊。在任何一个网络平台，我们都可以信手找到太多案例。台湾女星林志玲结婚，留言区一片不堪入目的谩骂——仅仅因为她嫁给了日本人；人们本来在争议高校优待留学生，评论风向却迅速演变成对”洋垃圾”“黑绿留学生”的辱骂；留守女童被租客带走后身亡，相较于同情理解当事人的痛苦，网民更热衷于诅咒他们眼中“不配做父母”的家人……在过去几年里，对网络暴力的声讨和反思，逐渐浸入艺术的表达和制度的革新中。从国产电影《搜索》到科幻神剧《黑镜》，人们在影视剧集里审视人性的复杂与幽暗；监管者与平台运营者则试图用实名制建立起基本的约束，或施以更为严格的言论审查。然而网络中的戾气却并未因此被驯服。网络暴力反而进化出更多的玩法。从最传统的人肉搜索——曝光当事人隐私，线上线下持续骚扰、辱骂，到更具组织性的“出征”、向各个平台乃至公权力系统恶意举报。被称作“喷子”“杠精”的人在一次次成功的攻击中越发理直气壮：我为什么要攻击你、仇视你？——不是因为我的邪恶、阴暗，而是因为你有过错在先。所谓网络暴力，甚至被正当化成一种伸张正义的工具。在这个网络时代，什么样的言行，将被视为“过错”？第一种情况，便是表达了不同的主张或喜好。不同的观点被视作对己方所捍卫的价值观的挑衅，或是对个人尊严的冒犯。这种对异见的零容忍，在新时代的举报制度下登峰造极。最近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案例，是一位影评人在推送中赞美了TFBoys中的易烊千玺，被组合另一成员的粉丝视为对自家爱豆的贬低，于是有组织地大规模举报这位影评人“扭曲事实”“恶意造谣”。这样的局面让人倍感沮丧。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我不赞同你的观点，但不等于否定你这个人——这难道不是公共生活的基本常识？基于这些常识的理想图景中，人们能够理解审美偏好的差异，尊重彼此个性化的表达；观点主张发生分歧，愿意倾听沟通，理性论证，以寻求基本底线共识。当自己的观点被否定、被驳斥，愤怒、挫败是本能的情绪反应。克制这种本能，反而需要“反人性”的教育与长期的刻意训练，以及不断鼓励平等说理的外部环境。让常识重新成为常识，是消弭此种戾气的根本。第二种情况，过错则来源于某个身份。基于某个人或群体固有的的身份特征——例如种族、宗教、国籍、性别、性向、身体状态等，而煽动针对这个人或这一群体的仇恨及暴力，即典型的“仇恨言论”。仇恨言论臭名昭著，但其散布者却同样相信自己言论的正当性。在他们看来，某个身份就是值得仇恨，拥有该身份的个体也应该背负这一身份带来的耻辱。例如——日本人。作为战争的发起方、屠杀者，所有日本人都应该被憎恶。这种仇恨会进一步迁徙：移民日本、嫁到日本或者喜欢日本文化，在他们眼中都是可憎的。对仇恨言论的辩护往往有两个致命漏洞。其一，便是某个群体是否真的做出了可憎的行为，或某些负面行径是否真的可归因于其与身俱来的身份。例如一些网文宣称瑞典因为穆斯林移民而成为强奸大国，事实上却是瑞典的强奸案统计口径变更，导致强奸率数据较其他欧洲国家畸高；又例如很多人将男同性恋者与滥交者画上等号，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实证数据显示，87%男同性恋者与未婚直男的性伴侣数量相差无几。种种夸大其辞的谣言制造着人们对某一身份的偏见，又因击中人们的先入之见，而更为广泛、迅速地传播。其二，当某个群体的部分人确实存在值得憎恶的言行——极端伊斯兰分子确实制造了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二战中的日本军队确实展开了针对平民无差别的屠杀——那是否意味着其他的穆斯林、日本人都要为自己没有做过的行为承担责任？忽视每一个个体的独特性，将其粗暴捆绑于某一单一身份。这种对复杂多元世界的极度简化，即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单一性幻想”，正不断滋生着暴力与分裂。打破身份暴力，需要回归对人的价值的基本尊重。看到人与人之间，远在政治身份之外的共同点，视他人为同类，以同理之心平等待之。这样的价值培养，同样需要根植于基础教育中。/

​最近，有关ChatGPT的讨论热火朝天。人工智能的出现，无疑正在逐渐颠覆我们的学习、生活和工作方式。在全球裁员浪潮下，你是否会担忧自己和孩子很快被AI淘汰？面对未来你会不会有更多的困惑和不确定性？/

Morewedge）解释说：“来自不同实验室、理论传统和人员背景的大量研究都已证明，在多种刺激下，记忆和注意力都存在消极偏见。”莫雷奇的研究[8]发现了“外部施动”（external

编者按12月3日，伊朗总检察长蒙塔泽里在一次会议上表示，道德警察与司法机构无关，并且已经被下令关闭。政策是否真的做出调整还有待观察，但从9月爆发的抗议活动、到11月世界杯上伊朗球员拒唱国歌……一系列的伊朗全民性抗议浪潮似乎将变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伊朗的抗争仍在进行中，或许可以改变潮水的方向。只是背后的惨痛代价也不容忽视——超过千⼈被捕，几十人丧⽣。每个人都可能会遭遇不公的待遇，产生愤怒。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应该挺身而出进行抗争吗？背后付出的代价又该如何权衡？今天与你分享来自C计划联合主创蓝方的一篇文章，让我们思考：我们究竟为何会愤怒？在艰难时刻，又该如何选择？刚刚过去的暑假，我和一群即将升入初中的孩子一起读了一本经典的图像小说——《我在伊朗长大》（如果你关注伊朗近期爆发的全国性抗议浪潮，那应该会对这本书感兴趣，我们也发过一篇关于这本书的介绍文章《一条头巾点燃伊朗，这究竟是个怎样的国》）。这本书的主人公玛赞，1969年出生在伊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此时正是巴列维王朝的末期。自诩西化、进步的雷扎国王在全国推行他激进的现代化改革，看似生机勃勃的社会背后却危机重重。被改革抛弃、冒犯的宗教势力积蓄巨大不满，经济高速发展之下贫富分化日益严峻，而国王权贵们的独裁、腐败与傲慢，都在不断点燃革命的火星。玛赞十岁那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国王被正式推翻，但上台的却是极其保守的宗教领袖霍梅尼。从那时起，玛赞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有的女性被要求戴上面纱，所有的大学被宣布暂时关闭，酒精、派对、青年男女的婚前约会一律被监控和禁止。玛赞的妈妈因为没有戴面纱出门，被两个宗教极端分子当街侮辱，称“这样不带面纱的女人应该被强奸、扔到垃圾桶里”；因为穿了耐克鞋和别有迈克尔·杰克逊像章的牛仔夹克，玛赞在大街上被革命监察人员辱骂质问、险被扣留；玛赞的叔叔，在国王时期被迫流亡苏联、后又在监狱被关押九年的革命者，最终在新政府的统治下被污作苏联间谍处死；而爸爸妈妈的朋友们中，那些曾被旧政权迫害的异见者们，又在新政权对革命者的大清洗中被谋杀，或被迫逃亡……在玛赞十四岁那年，一堂看似寻常的宗教课，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她的宗教老师在课堂上宣称，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不再有政治犯了。玛赞举手发言，她说，我自己的叔叔就在伊斯兰政权下被处死。我们的政治犯从国王时期的三千人增加到了现行政权下的三十万人。“你怎么敢对我们如此撒谎？”这样直白而赤裸地顶撞，自然让老师和校方都倍感愤怒。担心玛赞会遭到政治报复，更担心未来再发生类似的事情，玛赞的父母决定将她送到异国他乡独自留学。在课堂上，我向同学们抛出这个问题：如果你是玛赞，你也会这样公开挑战宗教老师吗？有的人百般犹豫，有的人迅速给出答案。大多数人选择不会。理由很明显——这样做的风险太大了。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受教育机会决定未来的发展，玛赞完全可能因为这样的言论被开除；在当时的宗教氛围下，甚至还有一定可能被逮捕、处死。更何况，在课堂上发表这样的言论，又能改变什么呢？在座的学生真的不知道真相吗？老师们会因此改变宣传口径吗？除了让自己“爽”一把、感觉出了口恶气，又有什么实质意义呢？本来还觉得自己站在勇气与正义一方选择“会”的同学，被怼得哑口无牙。他们觉得说出真相、戳穿谎言自然是重要的，但究竟为什么重要，却似乎很难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于是我说，那我们试着反过来想想。为什么听到这样的谎言，我们会感到不爽、感到愤怒？——那是因为，这样的谎言是在维护一种不公正的压迫行为，它在否定死者为自由、公义所作出的抗争和牺牲。我们的不爽、愤怒，都源于基本的良知。所谓良知，是一个人判断是非善恶的本能，是内心的道德底线。当我们自己的行为违背这条道德底线，我们会愧疚、自责；而当他人的行为违背这条底线，我们会不安、愤怒，想要揭发、谴责、惩罚或改变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的内心有着对自由、公义的认可与向往，宗教老师的谎言自然会激起我们的不爽与愤怒。/

编者按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在1970年出版的《退出、呼吁与忠诚》一书里，提出了企业、组织和国家发展中的“退出”与“呼吁”两种机制及它们此消彼长的制约关系。柏林墙倒塌后，赫希曼借助这一模型对东德的崩溃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对模型提出了补充，写出“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一文，收录于《自我颠覆的倾向》这本书当中。阿尔伯特·赫希曼在《退出、呼吁与忠诚》当中的主要结论之一是退出这一容易的选项往往使呼吁的难度增加，破坏呼吁的根基；而在观察东德崩溃前夕的移民潮与公共行动之后，赫希曼认为此前的结论在此并不适用，因而选择了“自我颠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退出（迁移离开东德）与呼吁（针对政权当局的游行示威）是相互协同、相互强化的，共同导致了原东德政权的崩溃。今天的文章摘自《自我颠覆的倾向》，“退出、呼吁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命运”。/

歧视和仇恨言论也受“言论自由”保护吗？点“在看”，一起传播理性的声音👇

编者按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街头演讲时被刺杀身亡，舆论场上民族主义群体一片欢呼，排外和仇恨言论丝毫不加掩饰。在长期民族主义的教育之下，类似的言论已经成为舆论常态，在诸多年轻一代的眼中，整个世界因为民族身份而被非黑即白的简单划分。日本人都该去死吗？在C计划的人文思辨课堂上，我们也和孩子讨论过这个话题。本文便是当时的记录与思考。当然，安倍的身份及政治立场具有一定特殊性，本文虽没有回应安倍遇刺事件本身，但也在探讨相似的话题：当不断强化的“民族自尊”，演变为对他族普遍的敌意，我们该如何判断其中的是与非？暑假里，我和一群五六年级的孩子一起读了一本经典童书，《佐贺的超级阿嬷》。这是日本著名的相声演员岛田洋七的回忆录。战后他的父亲因原爆症去世，母亲一人无力抚养，而将他送回老家佐贺与外婆相依为命。尽管生活贫困，但外婆坚强乐观，邻里互助有爱，他的童年也因此温情而美好。在对这本书的讨论中，我们的课堂嵌入了反战与贫困的主题，也讨论自助与助人的智慧。不过在课程的最后，一些孩子却在留言区写下这样的感受——日本人都该去死。这样的留言并不让我意外。为了直观展示原子弹的破坏性，我在备课时找到一段纪录片片段。视频中的原子弹即将炸裂的瞬间，屏幕被密密麻麻的弹幕填满：“前方令人极度舒适”“炸死小日本”“怎么没把他们全部炸光？”……于是我问这些留言的孩子，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学生举手上台，讲了三个他认为“日本人都该去死”的理由：第一，日本人基本都是中国流放犯的后代；第二，日本在历史上多次侵略其他国家；第三，日本对自己的侵略行为并没有应有的反思。日本的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侵略罪行。我立即肯定了孩子清晰的逻辑和朴实的正义感。在他强烈的情绪表达背后，其实是他对暴力和战争的憎恶。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当下犯下的侵略行径，在道德上没有任何正当化的理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致力于用制度与法律钳制与严惩侵略罪行。对战争的不断反思，更是维护和平的根基。可是这一论证有什么问题呢？一方面，是理由本身的可接受性。日本人到底是不是中国流放犯的后代——当我们将这些在社交网络、军事论坛上的边角信息作为我们的依据时，需要更为谨慎地检查信息源，确认信息的真实性。诸多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不断溯源，日本人的基因来源广泛且复杂，其祖先绝非简单的“中国犯人”。即便部分成员真是“中国犯人”的后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后人就是“低劣”的？如果简单将一个民族视作低劣，且就此断言他们都该去死——那和纳粹又有何区别？另一方面，日本历史上的侵略行径，无疑应得到更加深刻反思与谴责。战后的日本，尽管确立了“和平宪法”，但天皇并未承担任何战争责任，甲级战犯仍被供奉，战争受害者索赔之路艰难而漫长。让中国尤其不满的一点，则是战后70年，日本官方从未就道歉、谢罪形成正式的官方文件。而极右翼分子屡屡试图修改教科书以淡化侵略行为，更是引发中韩等国从官方到民间的愤怒。可问题在于，我们要反对、批驳的，是那些依然试图将战争正当化、为反人类罪行开脱的人——还是所有的日本人？在日本社会，有没有对战争作出深刻反思的人？有没有憎恶暴力、热爱和平的人？在日本人身上，是不是只有战争犯、仇人一个标签，而不再有其他身份？一个人是否需要为他没有参与过的恶和不赞成的思想而承担道德责任？这些年中国的学校教育与公共舆论，都在不断强调“勿忘国耻”。“勿忘国耻”的另一面，通常便是“牢记仇恨”。但我们要记住的仇恨是什么？我们仇视的，不应该是某个民族身份下的所有国民；仇视的，是对战争的迷恋与狂热，是对战争的正当化与对罪恶的漠视。这需要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个具有不同思想、不同主张的个体，而拒绝将一个人的价值仅仅与单一的民族身份相捆绑。遗憾的是，在长期民族主义的教育之下，在诸多年轻一代的眼中，整个世界却因为民族身份而被非黑即白的简单划分。不断强化的“民族自尊”，演变为对他族的敌意或者鄙夷。如果对方比我们更强大，那必然是我们的敌人。对方时刻准备夷平我们的国土，奴役我们的人民，帝国亡我之心永不死，中X之间必有一战。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大小坏事，背后都是境外敌对势力的操控，而我们也必须强硬起来，以决绝的手段加以反击。如果对方比我们弱小，那显露在言语间的优越感，也往往配合着丝毫不加掩饰的种族歧视、刻板成见。日本鬼子高丽棒子俄国老毛子印度阿三。黑人智商低，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拉美到处是毒贩。一个又一个的标签之下，那些生活在贫困、战乱、灾难中的人，被概括在笼统的身份中。看不见他们作为人所经受的苦难，也只有对他们的漠视、嘲弄乃至排斥。而另一方面，面对那些令人愤怒的行径——无论是对历史的否认、对教科书的修改或是对基本人道价值的挑衅——我们的教育又是否足以支持年轻一代，在国际政治的舆论场上提出有力的反对、批驳？而不仅仅依据似是而非的“史料”，或以“全都去死”“的咒骂加以回应？如何让孩子们能够理性地面对历史仇恨，而不是进一步煽动仇恨，我们的教育，依然任重道远。在讨论的最后，我再一次问起发言的同学：当你读到昭广和阿嬷的故事，你觉得他们都是可憎可恨的人吗？他们都该去死吗？孩子明确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看见一个个真实的人，看到人与人之间，远在民族身份之外的其他共同点，是消弭仇恨最为基础却最为重要的一步。作者：蓝方C计划联合创始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和法国巴黎政治大学，曾任《财经》杂志、财新传媒公共政策资深记者。我们是谁C计划（C指Critical

编者按7月8日，日本前⾸相安倍晋三在奈良市为即将举⾏的参议员选举发表演讲时被刺杀身亡。消息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引发的最剧烈反应是⼤批的叫好，以及⼀些对叫好者的批评，以及叫好者的⾃辩。本文主题与此相关，但不会局限于讨论国内的⺠族主义情绪和仇恨⼼态，⽽是引⼊⽇本的政治⽣态，从⾃由派进步主义者的视⻆出发，谈谈对这起事件的理解，并且解释：为什么即便单纯从⺠族主义、国家利益的⻆度出发，这起刺杀也绝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事件。这也是C计划倡导的，我们需要的历史教育—是反思而非仇恨。本文是【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付费内容，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方可成老师。方可成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Annenberg传播学院，前《南方周末》时政记者，政见CNPolitics发起人，新闻实验室主理人。阅读更多对传媒科技行业的分析，欢迎订阅新闻实验室会员通讯：https://newslab.info/join/。日本政坛的左与右会员通讯581期在介绍⽇本记者望⽉衣塑子的故事时，曾对日本的媒体和政治生态有所涉及。在这⾥，我再简单谈谈⽇本政坛的基本情况，⽅便⼤家理解安倍晋三在其中的位置。⼆战之后的日本虽然有多个党派，定期举行民主选举，但选举的结果基本是⾃⺠党一党独⼤。这个现象被称为“55年体制”，因为它是1955年之后⽇本的基本政治格局：自民党作为执政党，社会党作为最大的在野党（后来先后被民主党、⽴宪民主党取代）。从1955年⾄今，日本只有少数几年（1993-1996年、2009-2012年）不由自民党执政。而安倍晋三又是历史上连续执政时间最⻓的⾸相，是自民党内最重要的⼈物。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自民党是一个保守主义（右派）政党，而与之抗衡的最大在野党则是自由主义（左派）政党。那么，在日本的语境下，左和右分别代表着什么呢？在经济政策上，右派（自民党）⼤体奉⾏⾃由放任的市场政策，重视保护商界的利益，与财团之间形成良好的利益共⽣关系，被认为带有财阀政治的特色。而左派（例如社会党）则倾向于社会主义或者欧洲社会⺠主主义的路线，也即强调政府对市场的⼲预、对贫富差距的调节，强调保护⼯⼈阶级、劳动者的利益。在政治上，⽇本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是否要修改现行的《和平宪法》。该宪法于1947年开始实施，主导起草的是驻⽇盟军总司令部。为了封堵在⼆战中带来惨痛教训的军国主义思想，该宪法明确禁⽌⽇本拥有军队，要求⽇本放弃宣战的权利，成为不战国家（因此⽇本只有“⾃卫队”）。/

Raziuddin美国派系不会是唯一使用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来进行攻击的人；我们的对手也会。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数字马其诺防线》（The

6月10日唐山一家烧烤店发生恶性事件，网络上流传的视频让人感到恐惧。一绿衣男子骚扰一白衣女子，被拒绝后，多名男子轮番殴打白衣女子，也打了她的几位女性朋友。目前警方已经抓获了全部九名犯罪嫌疑人。为什么这件事让很多人感到恐惧和愤怒？我感到恐惧和愤怒，首先是作为女性，哪怕通过视频远观，也感受到他们对几位受害者造成的极大伤害，感受到极端残忍的暴力，感受到对法治和公序良俗的破坏。不该恃强凌弱、以多欺少，这是很多黑社会也会相信的盗亦有道。我感到恐惧和愤怒，也因为这件事中涉及陌生人间的冲突。如果遇到有人在餐馆吸烟、在斑马线上停车、在看电影时打电话，我自己会去提醒，但在一个恶势力猖獗、暴力频发的环境中，这些讲道理会变得危险。我感到恐惧和愤怒，还因为这事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如果遇到这种事，我想不到保护自己的出路，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这本是个是非分明的事件，稍微想多说两句的先是这两点。一是，该不该谴责没出手相救的旁观者，尤其是旁观的男性？考虑到这个事件的具体情况，我比较能理解旁观者的困境。现场的暴力很残忍，施暴者人多势众，五分钟后这些人就逃窜了，自己出去救人的胜算极低，要在短时间内联合周边更多人一起救人，这既很困难，对人也有很高的要求，在陌生人间高度互信且一致反对暴力的社会中或许更有可能。如果是一男打一女，我觉得有人出手相助的可能性会高很多，如果那时还没人见义勇为，谴责旁观者的合理性也更大。看到一篇采访这次事件目击者的文章，他说当时被吓懵了，从没见过这么残忍的暴力，事后为自己没去救人感到深深内疚。二是，被打的女性们有过错么？有人描述了经过说，当绿衣男子骚扰被拒，打了白衣女子一巴掌，白衣女子用酒瓶去砸男子，被挡下，同桌的黑衣女子抡起酒瓶，砸到绿衣男子的头或肩膀，酒瓶碎了，这才激怒了他们。有人认为，“砸碎酒瓶在先，女方也有过错。”（了解事情经过）有律师解释了这个法律问题，认为女方在法律上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即使不是法律专业，也能感觉到要结合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双方的动机、行为和结果，这一酒瓶不该让施暴者的做法被合理化一分一毫。/

注：本文摘自「新闻实验室」播客第55期，想要阅读更多对传媒科技行业的分析，欢迎订阅：http://newslab.info东航MU5735空难发生第二天，《人物》杂志迅速推出的报道《MU5735航班上的人们》获得了很多关注，不少人说被这些人物故事深深触动，对这场灾难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但是，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批评者大多以“新闻伦理”为旗号，指责《人物》违反伦理、侵犯隐私、给家属带来“二次伤害”、“吃人血馒头”等。这里想先说一句，鲁迅先生小说《药》里面的“人血馒头”真不是“利用他人的不幸获利”的意思，而是愚昧、无知和麻木的象征。读一遍《药》并不是难事，这里就不详细展开了。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暂且认为，“人血馒头”的定义已经成功被当代网友改变了，它不再指代愚昧和麻木，而是等同于“嗜血”，是从他人的不幸中攫取利益。那么，媒体做灾难报道真的是“吃人血馒头”吗？或者更具体说，《人物》的这篇报道是不是“吃人血馒头”呢？灾难报道究竟应该遵循怎样的伦理守则呢？灾难报道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先讨论宏观层面的问题，那就是：灾难发生之后，媒体是否应当跟进报道？媒体做灾难报道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灾难发生后，人们的信息需求是比平时更加强烈的，不仅是被灾难影响的人，也包括并没有直接被卷入灾难的人，因为我们会关心同类的命运，我们也担心自己今后会遇到同样的厄运。而这时为我们提供信息的，媒体是一支最主要的力量。我们不能仅仅“等官方通报”，因为信息量不够，且可能隐藏甚至扭曲部分信息。/

Yang）与同事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的论文，就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www.pnas.org/content/118/35/e2106292118）/

虽然有着一个槽点十足的剧名，《爱很美味》却成了难得不错的女性电视剧之一。导演陈正道与他的团队创作的这部精彩的女性视角佳片，将情感、职场、都市等多个议题与美食融合在一起，贡献了许多有趣的思考与讨论。其中我最感同身受的角色，平平无奇的刘净，也承接了我最关注的议题：如何与原生家庭相处。刘净如同剧中另外两名女性角色一样，都是三十岁左右。但不同于方欣的甜美机灵、夏梦的努力认真，刘净就像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装了摄像头一样真实：她与父母住在一起，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工作就是在银行做工作单调且没什么发展的IT，疫情下被裁员前后在家里做了一年的烹饪主播，却也没积攒什么新媒体运营经验。可以说，刘净就是一个倾向于停留在舒适区的人。/

过去这个周末，可能很多人在吃瓜王力宏和李靓蕾离婚。李靓蕾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毕业，后来成为全职主妇，五年生了三个孩子。和其他明星离婚略有不同的是，李靓蕾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公共性的议题，例如全职妈妈的劳动价值和面临的困境、名人对舆论的操纵、家庭中精神虐待等问题。她说自己过去多年选择了隐忍——发现王力宏疑似出轨，选择原谅并不再对丈夫提出道德约束，带孩子等一走几个月的丈夫回家，努力做完美主妇，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绝不在亲友面前对丈夫有怨言——直到王力宏执意离婚，并引导网络舆论将离婚归咎于她的问题。所以她才选择了写公开信。/

学了批判性思维，我能吵赢另一半吗？点“在看”／留言互动不错过理性的声音👇

很多家长对孩子的阅读很苦恼，孩子读了很多书却没有效果？看书仿佛只是看热闹？孩子究竟有没有真正读懂呢？实际上，通过深度阅读，孩子不仅能享受阅读的乐趣，也能深入理解作品的人物特点、情节设置和主旨，能提高思维能力，构建起清晰的价值观，能形成独立的见解，或者进行创造，能联系生活，解决生活难题。对于家长而言，好的引导能够帮助孩子更深入地思考；提升孩子阅读思辨的兴趣；良好的亲子互动还能促进亲子关系。但真正做起来也是够让人苦恼的：应该问什么问题？为什么不管问什么，孩子都回答得很浅、很简单？问了几次之后，孩子就再也不想回答我的问题了……本周直播，C计划主创郭兆凡将与你分享如何带孩子读懂一本书？同时将发布C计划人文思辨课春季课各年级书单，并推出限时优惠。11月26日（本周五）晚20:00，一起来学习高效阅读吧！讲座信息主题春季课发布｜如何阅读一本书？时间

商业品牌也非常善于攫取新的时代话语。当它们利用其影响力，促进社会观念的进步和转变时，对于社会变革来说会是有益的帮助。况且，在狭窄逼仄的公共空间里，利用商业品牌的力量或许是为不平等发声唯一的救命稻草。

都说应该读经典书，但现实是：比起经典书，你更爱读畅销书；很多经典书目，硬着头皮读了，结果是读不懂、记不住、对经典敬而远之，更别提读出经典书的价值。类似的现象很多时候都源于，我们既不真正了解经典的价值，也没掌握阅读经典名著的方法。经典书有什么价值？读经典的价值有很多。比如，读经典能扩大知识面。通过阅读，可以获取更多的知识信息，成为学识渊博的人。读经典也能开阔视野。一个人能够亲身体验的生活和去到的地方是有限的，但阅读却可以打破阶级、种族、地域、时间的界限，让我们可以与不同的文化产生连接，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世界，体验他人的生活，拥抱多元，培养同理心。还有一个值得追求，却经常被很多人忽略的答案，是拓展思想的深度。通过阅读经典名著，能让我们形成自己的观点和判断。阅读经典的三种常见误区然而，很多人即便阅读了经典，收获也有限，这是因为，我们阅读经典时，经常容易陷入以下三种常见误区：1.

7月17日以来，河南省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发生洪涝灾害，河流超警戒水位，水库溃坝、火车停运，郑州市区则出现严重内涝，导致地铁灌水、医院停电。处于灾难困境中的人经历着无助与绝望，更不幸者已经失去生命。悲剧真的完全无法避免吗？媒体强调此次洪灾属“千年一遇”，这是否足以解释所有死亡的发生？郑州市气象局连续五次发布红色预警后，为何没有停课、停业，地铁仍在冒险运营？灾难发生初期的紧要关头，人们只能在微博和微信中见到可怕的片段和微弱的呼救，主流媒体是否作了足够及时且真实全面的报道，为人们提供可靠的信息来源？面对突如其来的极端天气，城市设施的防御能力也许有限，但这就意味着无需再考虑改进下水道系统了吗？

引发家长焦虑的三组矛盾家长们感到的焦虑如此普遍，我觉得是有理由的。心理学的很多研究说焦虑来源于不确定性，而我一直觉得这种不确定性是源于三组矛盾冲突。第一，应试成绩和身心健康之间的矛盾。小学阶段每天保证10小时睡眠和2小时户外活动，这对身体健康（包括视力健康）是很必要的；避免让孩子长期处在很大的压力下，这对心理健康是很重要的。但对很多学生，这些都很难保证。《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我国青少年的平均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检出率为17.2%，重度抑郁为7.4%。小学阶段的抑郁检出率也在10%左右。/《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抑郁检出率

Chopik）说，“它们让我们接触到不舒服的想法⋯⋯并给我们提供了机会，能安全、间接地获得他人的视角。这样一来，虚构作品就成了一个练习同理技巧的训练场。”/

最容易被观察到的特征，是语言丰富性的丧失：一些简单化、符号化、便于记忆的，“哪怕第一次见到都能迅速理解”的词汇被大量使用，概括的却是一些复杂到并不适用的事物，比如人类社会，或者人的思想。

当今中国的道德危机多涉及利己、利他和第三方惩罚缺位的问题。人们经常说，诚信缺失是重大的道德危机，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诚信是一种利他行为，而批评无诚信则经常是一种第三方惩罚——也是一种利他行为。

是这么解释的：“人的大脑本身就有一种‘对所见进行过度解读’的倾向，而且人的大脑总是试图印证与我们信念相符的内容，当图表遇到人脑的这种倾向性，其暗示误导性规律的作用更会被放大。”《数据可视化陷阱》第

儿子小拓现在快14个月了。像很多妈妈一样，开心、担忧、焦虑、劳累，这些我都经历过。但如果说最让我触动的，是当我见证一个生命孕育和成长的过程，反复去学习、观察、思考和感受，才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解孩子、接纳孩子，是父母一生的功课。第一次对这个问题感同身受，是怀孕18周的时候，我知道了孩子有1/4的概率会得一种罕见病，那时我和先生去做了个基因检测，发现我们俩携带了这种隐性遗传的罕见病的同一个突变基因。这个病的症状是先天重度听力障碍，10岁左右开始渐进失明，在青年时期就会近乎聋盲，在整个人群中的发病率大概是十万分之三。/

“道理谁都会讲，鸡娃是大环境所逼，逃不掉的。”在一篇批评“鸡娃”的文章下面，有一条这样的高赞留言。自去年出圈，“鸡娃”作为一种教育方式，在公共舆论中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各地持续出台政策为“鸡娃”降温；媒体卧底“鸡娃”群，评论多为不解和戏谑；海淀“鸡娃”公众号矩阵被扒，“鸡娃”成为了贩卖焦虑和收割流量的代名词……但现实的“教育内卷”似乎没有发生太多变化。热播的电视剧《小舍得》中，宋佳和佟大为饰演的爸妈原本奉行快乐教育，但女儿欢欢成绩下滑，没能保住班干部的职务，被同学嘲笑，自己也很不开心，爸爸夏君山立刻就急了；妈妈南俪本来还稳得住，无奈继母的女儿田雨岚有个和欢欢一样大的学霸儿子颜子悠，田雨岚总是炫耀儿子，贬低欢欢，这刺激着本就忌恨小三上位的继母的南俪。这对“佛系”爸妈也开始给孩子报奥数竞赛班。很多家长都在相关微博下评论：“太真实了”。/

C计划研发出给孩子的思维训练课，并且与阅读、写作结合，开设了儿童思辨读写在线直播课。希望帮助更多孩子，从小接受好的思维训练，成长为独立思考、能够理性交流的人。

上周，C计划主创蓝方作为嘉宾参与了播客《这是真的么IsThisReal》的录制。主播曹曦与蓝方的谈话，从「网络的极端情绪」开始——谈论了网络极端情绪的来源，为什么网络暴力逐渐形成，以及它对于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的影响，特别是影响着网络暴力的那些是非观念，伦理道德、身份焦虑以及事实观点的模糊和复杂性。作为网络世界的侨民，我们和网络以及和实在的世界的联系是什么？而它们之间巨大的张力又是如何形成的？而这一切对于互联网的原住民，也就是我们的孩子们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希望通过这次谈话，能给你一点点启发。/

对于虚假信息传播，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人们之所以分享虚假信息，是由于人们误以为他们分享的信息是准确的。于是“无知者无畏”，假消息被一次次转发分享，进而危及整个社会。这听起来是再正确不过的解释。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来自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斯隆商学院和加拿大里贾纳大学在内的研究者在3月17日的《自然》杂志发表了题为

编者按近年来，网络暴力频发，成为公共言论空间一股不可忽视的破坏力量。与大部分研究聚焦的施暴者的主观恶意不同，很多网暴施加者不仅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是错的，反而认为这是正义的。前不久，C计划主创蓝方应邀在“传一沙龙”上重点分析了这一类网络暴力的成因：因为对方有错在先（理由），所以用网暴的方式惩戒对方是正当的（结论）——这种论证合理吗？“有错”如何判定？即便对方真的有错，网暴这一惩罚是正当的吗？我们又能为消除网络暴力做些什么？网络暴力的盛行，某种程度体现出批判性思维的缺失。它提醒我们需要提高对信息的判断力及论证说理能力，培养道德自省、尊重他人的意识，以及对复杂世界的想象力。这些正是C计划试图为儿童教育、公民教育注入的内容。本文由爱德传一基金会志愿者宋贝乐、孙嘉言根据蓝方分享整理而成。第一部分为批判性思维科普，熟悉相关概念的朋友可直接从第二部分开始阅读。什么是“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反思型的思维方式，决定一个人到底应该“信什么”和“做什么”。“信什么”指在信息输入的场景中，特别是在网络信息时代，面对大量纷繁复杂的信息，到底应该相信哪些？这需要明辨真伪是非的能力，由此建立一个独立的知识和价值体系。“做什么”指在信息输出的场景下，基于逻辑和事实去进行决策和推理，而不是基于情感、盲从或对权威的迷信。它导向的是独立的观点和行动。批判性思维，天然指向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它最核心的内容是论证，即抛出一个观点，需要举出相应的理由去支持它。也就是说，当我们听到一个说法或观点时，不因为它符合某种情绪、某种立场就立即接受，而是要去评价它的论证质量，例如它的前提是否可以接受，它的前提和结论是否相关，从它的前提中是否可以充分地推出这个结论。在信息输出的情况下，更是要基于高质量的论证，得出并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基于经得起论证的观点去采取行动。/

C计划研发出给孩子的思维训练课，并且与阅读、写作结合，开设了儿童思辨读写在线直播课。希望帮助更多孩子，从小接受好的思维训练，成长为独立思考、能够理性交流的人。

在中小学，语文教材改用部编本后，教学和考察的方向正在发生十分明显的变化——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转向培养学生的底层思维，包括逻辑思辨能力和信息检索能力，这也正是批判性思维的训练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