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唐诗 | 天下谁人不识君
李白和杜甫是盛唐最高的两座高峰。围绕在他们身边，还有两座高峰，高适和岑参。高岑虽然比李杜逊色很多，但本身也是很高的。他们四个因为海拔太高了，所以呈现的景观跟一般的盛唐不太一样了，不再是王昌龄、王维的那种清冷或者温润。他们四个人，是盛唐奉献给诗歌史的奇观。
在高适和岑参这两座次高峰之间，高适更像李白，岑参更像杜甫。高适更豪放，岑参更整饬；高适更浪漫，岑参更现实；高适尚气、自然、重神韵，岑参尚格律，重意境。
其实仔细想想，这也不奇怪，因为高适是李白的同龄人，岑参比杜甫还要小一点。同龄人之间，风格就更近一点。这也可以看出，就在这相差十几岁的两代诗人之间，盛唐诗风发生了一个明显的转变。
高适出身于渤海高氏，也是北齐故地的旧高门。他的祖父做到三品武官，但是他父亲就只是从六品的地方官了。作为李白的同龄人，他经常被跟比他小十几岁的杜甫、岑参放在一起说。这个也有道理，因为他出身特别晚。
他50岁才举有道科及第，算是一个介乎科举与推荐之间的出身，起家官给的是封丘尉，在唐代进士里算是一般的去向。他大概不爱干，第二年就辞职了，跟杜甫他们一起混。至少按他自己的感受，他从这时候才开始好好写诗。
一个人50岁了还几乎没有上过班，看上去是不会有大出息了。所以高适一直自称“小吏”。但是高适这个人非常像爽文男主，在晚年，他突然发达了。
他在天宝十二载（753）54岁时投奔哥舒翰幕中，掌管文书，然后在安史之乱中迅速升官，历任谏议大夫、太子少詹事、彭州刺史、蜀州刺史，直到宝应二年（763）就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摄东川节度使。
最后成了盛唐诗人中官位最显赫的。
高适、岑参的边塞歌行，走出了以想象为主的齐梁边塞歌行，改成写边塞的日常现实，是边塞歌行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转折点。在他们以后，人们就只记得现实主义的边塞歌行，不记得浪漫主义的边塞歌行了。
高适的边塞歌行比岑参还略带浪漫色彩，但是这一点浪漫色彩也经常被忽略。大家会忘记把他的歌行跟王维、李白的歌行，还有更早的卢思道他们的歌行对起来看，忘记了更早一个时代歌行的风气。
边塞歌行发展有一个过程，早期是写征夫思妇。最早的是曹丕的《燕歌行》，主要就是思妇，也写到了征夫，但是分量很小，没有写到战场。宫体诗时代，征夫的比例越来越重，开始有了战场。到王褒、庾信，还是闺房和边塞并重，一直延伸到初唐，战场的戏份开始增加。
盛唐以后，就主要写战场了，闺房的色彩逐渐褪去，被人们淡忘了。盛唐以后的歌行，变成了男性的歌行，同时也变成了士人的歌行，往往反映出对战争的思考，体现出反战倾向。相比之下，高适冷静、深峻，更反战；岑参则很多时候是豪情满怀，体现出更多的壮志。
盛唐边塞诗的一个主题，就是军中享乐，贻误战机。南北朝边塞诗就没有这样的思想深度，它写军中享乐就是为了铺陈奢华的物象。南北朝至初唐，边塞诗是浪漫主义的，大多是文人的想象之辞，只是在词句、典故里打滚，很少有人真正亲临边塞。
盛唐文人有机会到边疆幕府供职，有了亲临战场的体验，这是盛唐边塞诗现实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更重要的，还是诗歌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个时代，正是一个宫体传统转向选体传统的时代，是文士人格凸显的时代，从而也是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时代。
高适边塞诗有一种排宕之感，体现出少年气概。比如，他在《邯郸少年行》里写道：“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长忆平原君。”有一种宕逸的感觉。又比如，他在《燕歌行》里写：“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这种地方就见出他的豪气。这里还是浪漫主义的，至少是见出浪漫情怀的。实际上，《邯郸少年行》《燕歌行》还都是齐梁歌行的形式，还都是有格律的，还带着上一个时代的痕迹。
但与此同时，高适的《燕歌行》里也写到，“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就是文人的理性思考了，这是文人在写边塞诗时候会有的反战思考。之前像王翰、王昌龄这些清流士人写的边塞诗，都是反战的，高适的边塞诗里，其实还保留有这样的反战情绪。写军人和闺人的爱情，就是浪漫主义，现在变成现实主义，就把疆场和闺阁对立起来了。
高适的五古也写得很好，高适擅长写短的五古，在这一点上，好像更接近选体诗的本色。在他以后的人，写短的五古就越来越少了。长的就写歌行，短的就写五古，这或许也是高适个人的一种有意安排。后人评价高适的诗，“机宕神逸”，这其实不仅适用于他的歌行，也适用于他的五古。所谓“机宕神逸”，根子还是因为高适是以意气为诗的。大家只看见他的歌行痛快，不爱看他的五古，其实高适的歌行有风骨，还是因为他的五古有风骨，是因为他这个时代已经有能力奉行以情志为主的诗学理念了。
高适有句诗叫：“乃知古时人，亦有如我者。”这里可以见出他的复古精神。他对古人不是仰望，而是与古人平等神交，把古人当做知己。“古时候也有我这样的人”，是他的态度。他要的其实不是“古时候”，而是“我这样的人”，这是他复古的目的。对他来说，古人反而很近，当代人反而很远。高适其实是一个纯粹的复古者。
高适的五律，也有突出的“以古为律”的特点，就是把五律当五古来写，形式上完全符合五律的要求，但是写出来就像五古一样，借鉴五古的很多写法，打破近体诗的很多定式。在形式上是继承宫体诗的，但是很大程度上移植了选体诗的传统。
比如他的《醉后赠张旭》，就是以古为律的典型：
这首诗几乎全作缘情，没有一联是以形象为主的，这是违背宫体诗的传统的。诗中用了很多虚字，不仅是向古体诗学习，甚至是在向散文学习。如果是对文体不敏感的人，粗粗一眼看过去，会以为这是一首古体诗，不会意识到这是一首律诗。而这首诗的主要功能，酬赠，也是从选体诗发端的。在遵守近体诗格律的前提下，这首诗充分吸收了选体诗传统的优势。
又比如他的《送郑侍御谪闽中》，也是以古为律：
赠别、贬谪也是选体诗的标志性题材。这首诗也是向古体诗学习，虚字的使用是其中的亮点。像“大都”、“只是”这样的虚字，没什么形象，甚至看起来像口水话，但只要用得好，是可以把作者的情志放在里面的。这也是复古诗学追求的一种效果。像“自当”“行矣”这样的话，也很像古文。
只有颈联，看起来形象多一些，但也没有失掉古体山水诗的那种风雅。而且他用的也是灵活的“二二一”句式，让句子显得更流动，有古文的自然，没有宫体诗传统的压迫感。
高适有一首著名的七绝《别董大》：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七绝就是小歌行，高适这首七绝写得好，也应该记在他歌行的账上。这首诗里的放达之气，和他的歌行是相通的。而这放达背后，又是文人的骨气，这又仍然是来自复古的。与《送郑侍御谪闽中》一样，这首诗也是给失意者的赠别之作，这样的内容，本来也是属于选体诗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