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 Divergence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a Typical Worker’s Pay
作者：Josh Bivens和Lawrence Mishel来源：EPI（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绝大多数美国工人所经历的工资停滞（wage stagnation）问题已成为经济政策辩论的核心，两党候选人和领导人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这一进展可喜可贺，因为这意味着经济不平等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政策制定者也看到了工资停滞和不平等之间的联系。简而言之，工资停滞作为不平等加剧的一种形式，已经损害了绝大多数美国工人的利益。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PI）的早期论文《提高美国工资水平：为何这是我们经济政策的核心挑战》对收入和工资趋势进行了透彻的分析，指出工资不平等的加剧，并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工资停滞在很大程度上是政策选择的结果，这些政策选择提高了最富有和最有权力人群的议价能力。正如我们所说，更好的政策选择会考虑到中低收入者，能够使工资广泛增长，并使中产阶级得到巩固和发展。本文更新并解释了工资停滞叙事的核心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总体生产力增长与绝大多数工人工资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一项严谨的研究，分析了工资和生产力之间的差距，为正在进行的关于如何解决工资停滞和不平等加剧问题的辩论提供了一些重要见解。首先，绝大多数人的工资并没有因为生产力增长（收入和财富的创造）的塌陷而停滞。导致不平等加剧的政策转变也与生产力增长的放缓有关，但即使在这种放缓状态下，生产力在最近几十年仍然实现了大幅增长。但实际上，生产力增长并未流入一般美国工人的工资中。其次，工资未能跟上生产力增长，主要是由于两个代表不平等加剧的关键动态导致的：1. 薪酬不平等加剧（工资标准最顶端的人群积累了更多的工资收入）；2. 是国民总收入份额从工人工资向资本所有者转移。第三，尽管促进生产力增长是一个重要的长期目标 ，但这不会带来工资普涨，除非我们推行将生产力增长与绝大多数人的工资重新挂钩的政策。-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经通胀调整后绝大多数美国工人的时薪（包括雇主提供的福利及工资）随着经济整体生产力的提高而上涨，因此时薪成为将经济整体生产力增长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传导的主要机制。
- 自1973年以来，绝大多数美国工人的时薪并没有跟随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力增长。事实上，时薪的增长趋于停滞。1973年至2014年间，净生产力增长了72.2 %。然而在同一时期，工人时薪中位数（经通胀调整）仅增长了8.7 %，即年增长率为0.20%，且基本上都集中在1995年至2002年间。而另一个衡量一般工人工资的标准——实际生产时薪，即占劳动力80%的非管理类岗位的工资水平，自1973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也停滞不前，1973-2014年间增长了9.2%，且同样绝大部分增长集中在1995-2002年间。
- 1973-2014年间，净生产力每年增长1.33%，高于时薪中位数0.20%的增长速度。实际上，1973-2014年间，大约只有15%的生产力增长转化为一般美国工人的时薪和福利增长。自2000年以来，生产力和薪酬之间的差距拉开得更快。2000-2014年间21. 6%的净生产力增长仅仅转化为1.8%的时薪增长，转化率只有8%。
- 自2000年以来，一般工人的薪酬中位数增长与整体净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差异，超过80%是由不平等加剧所驱动的（具体是指薪酬不平等的加剧，以及工人相对于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份额下降）。在整个1973-2014年期间，则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生产力-薪酬差异可归因于不平等的加剧。
-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如果一般美国工人的时薪与生产力增长保持同步，那么这段时期内的收入不平等就不会加剧。相反，没有转化为一般工人工资的生产力增长，却汇集到工资标准最高的层级中（例如CEO工资飞涨），并促进了资本所有者的收入累积。
- 这些趋势表明，虽然近几十年来生产力的提高为绝大多数工人的工资提供了大幅增长的潜力，但不平等的加剧给这些工人的工资在潜在增长和实际增长之间楔入楔子 ，导致这种潜力被浪费。
- 因此，刺激工资普遍增长的政策不仅必须鼓励生产力增长（通过充分就业、教育、创新和公共投资），还必须恢复生产力增长与一般工人工资之间的联系。
- 最后，经济证据表明，绝大多数人生产力-工资差距的扩大，与一般工人的个人生产力停滞很可能并没有任何关系。例如，在最近几十年，即使是收入最低的美国工人，其教育程度和经验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这应该会提高他们的生产力。
生产力简单来说就是平均每小时工作所产生的产出（或收入）总量。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经济体生产率的增长提供了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潜力。但很显然，目前这种潜力对许多美国人来说尚未实现：近几十年来，普通工人的工资和报酬远远落后于美国的生产力增长，这反映了关键传导机制的断裂。从图A中可以看出，过去的情况并非如此。该图展示了1948年以来整个经济（包括私人部门、政府和非营利部门）的净生产力，以及私人部门生产/非管理岗位经通胀调整后的平均时薪的累计增长率。鉴于这一群体占私人部门非农就业的80%以上，我们经常将其薪酬趋势贴上可以反映“一般/典型”美国工人工资的标签。图A：生产力与一般工人工资脱节，1948-2014注：数据是私人部门生产/非管理岗位的平均时薪和整个经济的净生产力。净生产力是指每小时工作带来的商品和服务产出减去折旧。1948-1973年，一般工人时薪基本上与生产力同步增长。但1973年之后，二者出现了明显的分化。1973-2014年，生产力增长了72.2%（或每年增长1.33%），而一般工人工资几乎停滞不前，年增长率仅为0.22%，在整个1973-2014年期间一共仅增长了9.2%。此外，这41年期间几乎所有的工资增长都发生在1995-2002年的7年间，这期间异常紧张的劳动力市场提振了当时的工资水平。总体而言，这种工资和生产力的分化意味着绝大多数工人没有从生产力增长中获益，而经济体本可以支付更高的工资，但却并没有这样做。图B对1973年后的时期进行了更细致的观察，展示了平均时薪和中位数工人时薪（包括工资和福利）的对比。在1973年至2014年期间，经通胀调整后的中位数工人时薪每年仅增长0.20%，总计增长了8.7%。因此，中位数的增长几乎完全对应了图A所示的生产工人工资的增长。然而，图B还显示了所有工人的平均时薪增长，包括高管和低收入的工人时薪，其在1973年至2014年期间增长了42.5%。平均时薪和中位数时薪增长的差距反映了薪酬不平等的日益加剧，因为高收入者工资增长要快得多。图B：净生产力增长、实际平均时薪和实际中位数时薪，1973-2014 年注：数据适用于所有工人。净生产力是每小时工作带来的商品和服务产出增长减去折旧。
在本节中，我们进一步分析造成图B中净生产力增长和中位数工人薪酬之间分化的“楔子”。在净生产力增长和一般美国工人薪酬之间，有三个重要的“楔子”或因素，而这些薪酬是他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如图B所示，平均时薪（包括从CEO到日结工在内的所有工人）在1973-2014年间仅增长了42.5%，远远落后于净生产力72.2%的增长。简而言之，工人的平均工资没有赶上生产力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第一个楔子：在经济中，工人获得的工资和福利以及资本所有者获得的回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变化。如图C所示，工人获得的收入份额有所下降，特别是在2000年之后。我们有时称之为“劳动力收入份额损失”的楔子。第二个楔子是薪酬不平等的加剧。如图B所示，中位数工人时薪仅增长了8.7%，远远低于平均时薪增长。中位数工人时薪的大部分增长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强劲复苏的短暂时期；若剔除1995-2000年，工人时薪中位数在1973-2014年间仅增长2.6%。第三个楔子非常值得研究，但在图B中并未体现，即“贸易条件”楔子，指工人购入的物品相对于他们生产的物品，价格增长更快。这个楔子的产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用于计算生产力和净生产力的产出指标，在被转换为实际值或恒定（经通胀调整后）美元时，是基于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组成部分计算的；而薪酬计量指标转换为实际值时，则是根据消费者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而国内产出的价格要比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增长慢。因此，对于名义工资和产出同样的增长，实际产出的增长要快于实际工资的增长。也就是说，工人遭受了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即他们购买的商品（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比他们生产的商品（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价格上涨得更快。因此，如果工人消费杂货时也消费诸如机床等投资品，那么他们的实际工资增长会更多，更符合生产力增长。我们有时将这种贸易条件楔子称为“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趋势的差异。上述这些楔子都在图C中加以展示，该图在图B的基础上将平均时薪线，一分为二成两条单独的时薪线。下侧的平均时薪增长线是由“消费者”平减指数调整，这与调整中位数时薪的方法相同。这条线和最底部的时薪中位数增长之间的差距反映了与薪酬不平等加剧相关的差距（最高收入层报酬的快速增长提高了平均薪酬水平）。我们还添加了另一条线，即由净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即“生产者”平减指数）调整的平均时薪增长线。图中两条平均时薪增长线之间的差距，仅反映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趋势之间的差异，从而体现了贸易条件差距。最后，图中顶部，经生产者价格调整的平均时薪增长线与净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差距，则反映了劳动者报酬占总收入份额的变化。图C：1973-2014年的生产力增长， 实际平均薪酬 （消费者和生产者）以及实际薪酬中位数将1973年以来各个关键时期内每个楔子的重要性进行量化细分是可行的，并且对研究十分有帮助，因为在某些时期，某些因素（楔子）比其他的更为重要。量化细分的结果见表1，描述了1973年至2014年及其子周期内的基本趋势，并确定了每种因素在推动净生产力-薪酬中位数差距和总生产力-薪酬中位数差距中的贡献。我们选取的子周期是商业周期中的峰顶（低失业率），以及部分其他时期。我们将两轮商业周期（1979-1989年和1989-2000年）划分成两个段（1979-1995年，1995-2000年），以区分低生产力增长时期（1973-1995年）和高生产力增长时期（1995年开始，并且失业率降至低水平）。最后两个时期分别是，2000-2007年（21世纪首个商业周期），以及2007-2014年的大衰退和持续复苏，数据截至2014年。面板A显示了关键变量的年增长率：中位数时薪和报酬、平均时薪（按消费者和生产者价格调整）以及生产力（净额和总额）。所有衡量指标均表示总体经济中每小时的数值，并经通胀调整。各时期的净生产力-薪酬中位数和总生产力-薪酬中位数差距的年增长率也列示于面板中。我们将讨论重点放在净生产力的结果上，我们认为这是最好的衡量标准（这一点将在后面的部分详细讨论）。净生产力-薪酬中位数差距（表1第8行）在1973-2014年间每年增长1.13%，并在2000-2007年和1979-1995年期间增长最快。表1还显示，净生产力（第6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加速增长，每年增长2.11%，远高于1973-1979年和1979-1995年期间的净生产力增长速度。2000年至2007年期间的净生产力增长仍远高于1973-1995年的“停滞”期间，但低于上世纪90年代末的生产力增长。自2007年以来，净生产力增长已经放缓（实际上，从2004年左右已经开始）。表1对影响生产力和时薪中位数差异的三个“楔子”的贡献进行了量化。第一个楔子是薪酬不平等的加剧，在我们的分析中，薪酬不平等可近似为平均时薪（经消费者价格调整）与中位数时薪之比的百分比变化。第二个楔子是劳动者报酬占比的变化，由薪酬在净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名义份额的变化所反映。第三个楔子是消费者价格与生产者价格比率的变化，即贸易条件楔子，以消费者价格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或产出价格的变化衡量。我们认为前两个楔子代表了收入不平等加剧。面板B显示，在2000年至2014年期间，净生产力-薪酬中位数差距绝大部分由收入不平等加剧（薪酬不平等的变化和劳动力收入份额的下降）所驱动，这两者合计占2000-2007年总差距的87.2%，占2007-2014年总差距的80.5%；另一方面，贸易条件或价格差异的影响在2000-2014年期间比其他任何时期都小，占2000-2007年不断扩大的净生产力-薪酬中位数差距的12.8%，占2007-2014年该差距的19.5%。在1973年至2014年期间，超过一半（58.9%）的生产力-薪酬中位数差距的扩大是由于薪酬不平等加剧造成的，大约十分之一（11.5%）是由于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减少造成的。不到三分之一（29.6%）的差距是由价格差异造成的。面板C中，我们对驱动总生产力-薪酬中位数差距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与面板B中对净生产力分析的结论大致相似。
上述分析似乎表明，从劳动收入向资本收入的再分配效应出人意料地温和。1973-2014年期间，这种劳动收入向资本收入的再分配对工资和净生产力之间差距仅贡献了11.5%。然而，有许多理由使我们需要谨慎解读上述差异分析中确定的这种份额变化，因为它们低估了从劳动收入向资本收入的再分配程度。换句话说，本文中的楔子分析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劳动收入向资本收入的再分配程度，从而低估了其对薪酬和生产力差距的影响，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总收入中非雇员报酬的部分，是资本收入和经营者收入的混合物，这个问题长期存在并且难以解释。其次，我们使用的数据中被归类为“劳动报酬”的许多内容实际上具有很强的资本收入特征。例如，CEO薪酬（包括高管已实现的股票期权收益和奖金）在我们审查的数据中被归类为劳动报酬。但由于这些股票期权收益和奖金受股价（以及其他原因）的影响，许多分析师认为它们可以被视为资本收入。已实现的股票期权构成了一笔可观的收入，相当于2006年公司部门收入的1%，或公司部门资本收入的4.1%。高管薪酬和股票期权的上涨需要纳入分析，并且可以被恰当地视为资本收入的增加，而不是加剧薪酬的不平等。第三，收入份额分析告诉我们，劳工相对于资本所有者，其议价能力有限。如果总收入流向资本所有者的份额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即使资本存量与总产出的比率下降，这也意味着资本回报率（称之为利润率）实际上已经上升，这可能是反映资本议价地位的更佳晴雨表。在我们所研究的大部分时期，情况就是这样；1979-2000年期间资本与产出之比有所下降。相反，2000-2010年期间，资本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的巨大统计增长，部分是由资本与产出比率的上升推动的，因此可能夸大了资本相对于劳动力的议价地位在这一时期提高的程度（尽管利润率也在那个时期上升）。简而言之，任何旨在捕捉要素收入动态全貌的收入份额分析，都应伴随着对税前和税后资本回报变化的分析。一项分析表明，与上世纪70年代末相比，上轮复苏结束时的资本回报率更高，这带来了重大影响：如果2004-07年经济复苏时的税前资本回报率（12.4%）降到上世纪70年代末复苏时的水平（10.5%），那么企业部门的时薪将高出4.4%。这相当于每年从劳动收入向资本收入转移2060亿美元（以2004-07年以名义美元衡量）。（Mishel等，2008，91）第四，只有在企业部门，资本收入才是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然而，企业部门只占国内净收入的50%至55%。因此，企业部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变动会影响资本的份额；本世纪初，企业部门的萎缩压低了资本的份额，而上世纪70年代企业部门的增长抬高了资本的份额。为了清楚地了解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议价地位，评估企业部门内劳动力和资本份额的趋势可能比研究整个经济的趋势能够获得更多信息，因为后者可能受到（例如）政府和非营利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份额上升的影响。第五，对家庭收入（未反映在国内净收入中）的分析显示，包括已实现资本收益等资本收入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幅增加，从1979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17.9%。这些收入来源的重要性的例证是，包括已实现资本收益在内的资本收入的增长，占1979年至2007年前1%的家庭收入份额扩大部分的近三分之一。我们认为，对生产力和薪酬中位数之间的楔子的分析没有充分反映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和资本所有者议价地位的提高。简而言之，如果我们能够估计资本所有者提高议价地位所导致的工资和生产力之间的楔子，它可能比劳动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损失所构成的楔子更大。
一个典型美国工人的薪酬与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不仅仅是劳动力市场的小问题。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美国家庭来说，劳动力市场问题从来不是小问题。劳动收入构成了美国经济中，中低收入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劳动力市场的深刻失败对几乎所有家庭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除了那些依赖资本收入的家庭（前1%到0.1%的家庭）。生产力和时薪增长之间的差距，完全是收入增加到了经济中其他地方，而非普通工人的工资中。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地方”是指高薪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口袋。虽然转移收入（失业保险、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政府项目）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资和生产力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所带来的冲击，但在1979年后，这种转移收入的增长比以前缓慢得多。此外，转移收入在一般家庭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远远小于劳动收入，因此，需要大量增加转移性收入才能完全弥补时薪增长的停滞，但这种转移并没有发生。要打破不断上升的不平等螺旋和时薪增长几乎停滞不前的局面，需要将生产力增长和普通美国工人的工资重新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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