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Rising household inflation expectations: what are the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for central banks?
- 随着通胀走高，家庭通胀预期也逐步上升。通胀预期对央行来说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消费决策和工资需求，从而塑造公众对通胀的讨论。
- 家庭更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物品价格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家庭通常认为当前通胀高于官方通胀，以及为什么家庭对未来通胀的预期高于专业预测者。
- 家庭可能无法充分认识到通胀与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央行若能使用简单且能引起家庭共鸣的信息，进行持续且直接的沟通，可以更加有效。
家庭通胀预期是央行决策和沟通策略的重要考虑因素，因为它直接影响消费决策和工资需求，进而支撑企业定价。此外，由于通胀侵蚀购买力，肆意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使得有人受益有人遭殃，所以家庭通胀预期经常成为公众辩论的中心。然而，有关通胀预期的讨论往往集中在市场参与者和专业预测者身上，部分原因是在许多国家，这二者的通胀预期数据频率较高，且可以轻易获取。相比之下，家庭通胀预期的衡量频率较低，并且对其进行衡量的国家也较少。过去一年里，许多国家的家庭通胀预期随着实际通胀而上升。虽然中位数收入家庭的短期预期急剧上升（图1左侧面板），但长期预期的上涨则较为温和（图1中间面板）。另外，一些国家的个人预期分布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人预期通胀上涨。例如，相较于新冠疫情前，目前美国有更多的家庭预期未来五年通胀率将超过10%（图1右侧面板）。即便如此，1970年代高通胀时期相比，预期通胀将达到两位数的美国家庭占比依然较低（图1右侧面板中的虚线）。
图1：家庭通胀预期开始抬升
衡量家庭通胀预期具有挑战性。主要的信息来源是情绪追踪器或意见、认知和态度调查，这些调查既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和所有调查一样，它们不能保证受访者与问卷设计者对问卷问题的理解相同，也不能保证他们能够或希望给出准确的答复。此外，并非所有国家都存在这种调查，而且已有的调查可能也不具有可比性。并且，一些调查并未充分追溯到以前的高通胀时期。分析家庭预期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出发点是探讨家庭如何看待当前的通胀。家庭感知到的通胀可能会偏离官方数据，而且往往有很大差距。特别是，家庭感知到的通胀有高于实际通胀的系统性趋势（图2左侧面板，大部分点位于45度线上方）。即便如此，家庭感知到的通胀确实倾向于与实际通胀的变化同步移动（拟合线平行于45度线）。图2：家庭对通胀的预期是有偏的，并高于专业预测者的预期家庭对通胀的看法与官方统计数据之间的差距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一种因素是，家庭往往更关注自己的生活成本和自己一生的通胀经历，他们的消费模式可能无法代表一般价格指数所反映的整体商品篮子。此外，家庭往往特别关注那些“突出”（“salient”）商品，即那些经常购买或在其特定消费篮子中占据较大份额的商品。如果家庭在日常活动中（如杂货店购物）面临更大或更频繁的价格变动，他们可能会预期更高的整体通胀率。众所周知的“突出”商品包括食品和汽油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商品被排除在央行通常重点关注的核心通胀指标之外，正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往往波动较大。现在我们转而谈谈家庭通胀预期，通过与专业预测者的通胀预期进行对比，一些新的洞见浮现在眼前。对于给定的当前通胀水平，家庭的短期（一年）和长期（五年）预期往往高于专业预测者的预期（图2中间和右侧面板，红点在蓝点上方）。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在考察期内，家庭认为通胀率高于实际水平。感知上的向上偏离可能会反馈到通胀预期上。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公众对经济状况以及央行活动和任务的了解程度低于专业预测者。后者也可能更信任央行的承诺，因此更加信赖通胀目标。即便如此，对于家庭和专业预测者而言，其长期预期与当前通胀的相关性较弱（右侧面板回归线的斜率小于中间面板）。这表明家庭和专业人士在形成长期通胀预期时，给予当前通胀的权重均较低（即对当前通胀没那么重视）。数据进一步表明，家庭比专业预测者更倾向于高估通胀。预测误差的分布（通过一年预期和前一年观察到的通胀之间的差异来衡量）偏向于正值，特别是对于家庭而言（图3左侧面板，红线向右偏程度更高）。此外，家庭对通胀路径的不确定性高于专业预测者，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环境。从受访者反馈的对于欧元区长期通胀的主观概率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无论疫情前后，家庭对通胀结果的不确定性均大于专业预测者（图3中间和右侧面板）。
中央银行通过解释为什么以及如何采取适当的货币政策行动来实现其目标，有助于锚定家庭通胀预期。然而，这种沟通工作面临很多挑战。首先，影响家庭观念和预期的因素，超出了那些被专业预测者认为是最相关的因素，或是央行通常最看重的指标。然而，这些“行为学”力量也影响着公开辩论，其地位同样重要。例如，家庭过度依赖“突出”价格（salient price）变化（如上所述）所产生的偏见，可能会逼迫央行需要比在官方通胀数据指引下更快一步行动。相较于专业预测者，央行官方沟通更难触及家庭，因为家庭可能会理性地忽视货币政策的讨论和行动。关键是，当通胀水平较低时，家庭可能对价格变化不敏感，而当通胀水平较高时，他们会变得更加敏感并迅速向上修正通胀预期。这可能会预示着通胀的根深蒂固。即使必要的货币政策行动已经实施，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生效。在这个关键时期，央行的沟通工作需要侧重于阐明其目标和行动，并确保家庭通胀预期不会偏离通胀目标并自我实现。第二，因为央行的官方沟通通常只能间接地传达到家庭层面，这也给沟通构成挑战。如果家庭听到有关货币政策的消息，也主要是通过传统媒体评论员或第三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等渠道间接获得。虽然在塑造通胀公开辩论的叙事时，媒体往往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但它们可能无法充分传递货币政策消息或其所有细微差别。此外，大多数家庭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通胀和货币政策之间的联系，很难指望他们精通央行在稳定通胀和实体经济活动时面临的权衡。并且一些家庭可能高估了央行影响通胀的能力，换言之，当通胀上升时他们会对央行失去信心。无论其准确性如何，家庭的感知和预期对个人决策、更广泛的通胀动态以及公开辩论都很重要，这些全都会反过来影响央行和政府。如果央行不能与家庭进行有效沟通并建立互相理解，可能会损害其可信度以及公众信用。
货币政策行动是使通胀预期与央行中期通胀目标保持一致的主要手段，沟通起到辅助作用。当更高的通胀已经反映在通胀预期上涨中时，单靠沟通是不够的。从沟通能够发挥的作用来说，央行过去赢得的信誉是关键，但央行使用的沟通渠道和信息传递的语气和质量也很重要。更普遍的是，对家庭如何处理信息这一问题的认识，可以指导央行进行沟通。考虑到以上几点，以下一些因素值得注意。首先，中央银行可以寻求更直接地向公众阐明政策目标和行动，而不是依靠中介机构来传达信息。例如，有证据表明，当公众直接在央行网站上阅读央行沟通时，他们的通胀预期与实际通胀衡量指标更加一致。央行直接接触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在那里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对话以促进理解，也有助于逐步建立信任。相较于信息中介机构，家庭也可能更信任央行。还有初步证据表明，依赖传统媒体获取信息的家庭对通胀的看法更为准确，而通过社交媒体获取信息的家庭可能在通胀预期方面表现出更大的谬误。尽管如此，央行仍可以利用社交媒体直接传递信息，以触及货币政策专家和央行观察家这类传统受众之外的群体。随着社交媒体和精选新闻内容的发展，央行将不得不采用更聪明、更具针对性的技术来联络利益相关者。这种联络包括定制化消息和针对特定社会阶层的沟通。其次，简单且能引起家庭共鸣的沟通更有效。例如，有研究表明，向美国家庭传达FOMC声明的全部内容并不比告诉他们简单的通胀统计数据和/或政策目标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内容分层，用针对非专业受众的摘要来补充技术性报告的内容，可以帮助提高覆盖面，建立央行的信誉，从而使预期与央行的政策更接近一致。持续的经济扫盲运动（如印度储备银行的金融教育倡议）也有助于央行更好地与家庭接触。最后，目前尚不清楚央行应该释放多少关于其预测的不确定性以及其实现通胀目标能力的信息。虚假的准确性可能会损害央行的信誉。然而，不精确的预测也可能会导致困惑。与家庭沟通时，这种挑战可能会更大，因为他们可能不太理解央行的政策权衡。虽然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有一些证据表明，传达货币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前景的不同看法，可以限制央行未达成目标而损害其信誉的风险。即便如此，只有家庭继续信任央行的前提下，这种做法（传达政策制定者的不同看法）的重要性才高于采取符合中期目标的行动。想要获取海量知识干货？
想要了解最新鲜、最硬核的宏观研究？
现智堡日历小程序已上线，长按扫码即可进入小程序
本文由智堡编译，原文为公开版权，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智堡的立场和观点，译文仅供教育及学术交流目的使用。
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智堡官网，即可查看更多原创优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