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纪兰与中国独特的平权道路：男女同工同酬是农村妇女争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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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纪兰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始末
6月28日，人大代表申纪兰因病逝世，享年91岁。
申纪兰从1954年第一届人大到今年5月的第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她当了66年的人大代表。
这66年，可说的故事挺多的。这里，我只聚焦于她做过的最有名的一件事，争取女性的“同工同酬”。
申纪兰是从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的，一直到今年。她参与的比较有名的动议，包括这些：
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呼吁开通山西长治到北京的直达列车；为西沟通路，村村通公路；引黄入晋工程，太旧高速公路建设、大运高速公路建设、山西水利建设，山西老工业基地改造以及长邯高速公路、飞机场建设、平顺县提水工程、赤壁电站、集中供热工程、青苗公路……
从申纪兰的提案中可以看得出来，她的主体思路，就是为地区、地区农村谋福利，推动地方的交通、农业、经济发展；作为农民，她参加人大代表会议也关注的都是三农问题和改善民生的问题。而她最早引起关注的，则是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并促使它写进了《宪法》当中。
问题是，在此前申纪兰只是山西平顺的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她怎么做到的？
申纪兰出生于1929年，1946年嫁到了西沟。跟大多数女性一样，不识字。1951年底，西沟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互助合作社的诞生地，因全国劳动模范李顺达、郭玉恩而闻名全国。
当时，村里不少女性都是裹小脚的，而申纪兰1.7米以上的个头，41码的大脚，留短发。相比起来，天足、干活利索、头脑活络、获得婆家支持、又没有生育和孩子拖累的申纪兰，在农村妇女当中，有显而易见的优势。这些“男性气质”，恰恰符合那个集体化时代所倡导的“劳动光荣”的价值观。李顺达推荐申纪兰当上了副社长。
我们注意到，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要实行农业合作化，劳动力严重缺乏。常规的男性劳动力远远不够，需要提高妇女劳力的生产积极性。这是背景。
1953年春，除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台湾省外，我国大陆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
这里，我结合《西沟农业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人民日报》1953年1月25日），《口述申纪兰》（编著：李中元）一书，还有《申纪兰首倡“男女同工同酬”》（2000年10月，《党史文汇》，作者，晓晋）等资料，来还原一下当时的细节和故事。
1952年4月，春耕在即，西沟村的社里却只有22个全劳力（即男劳力），人手不够，李顺达想让全社24名妇女劳力都下地。而正好他本人要去出访苏联，动员组织妇女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任务，就落在了副社长申纪兰身上了。
看起来容易，但当时“男人不做饭，女人不种地”，是天经地义的。而且，西沟24名妇女劳力中，只有申纪兰和李顺达的妻子及几名姑娘的脚是天足，其余都是小脚。小脚女人如何能在田埂上挑担子、扛大锄呢？于是，让妇女下地干活的倡议刚提出来，就遭到了男人们异口同声的反对。
1952年，申纪兰（左）和姐妹们在田间一起劳动
申纪兰开会动员，完全没有女性响应，再催，她们就说自己无法做主，要回家听丈夫的。当然，没有一个丈夫支持妻子下地。在申的强行要求之下，连上她自己，才下田了5个女人，还要被村里其他人嘲笑，气得连这几个女人也丢盔弃甲了。——在他们眼中，女人下地，就像是牝鸡司晨一样，违背传统啊。
不过，申纪兰的背后有组织的威权。加上她善于做组织工作，有耐心，口才好，终于，全村24名成年女性，都下地干活了。这就是一个胜利。
西沟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的是工分制，干一天活，男人记工10分，发一张工分票，女人记工5分，但不发工分票。女工们表示，我们只有男人工分的一半也就罢了，但不发工分票，就像是白干了似的。在申纪兰的争取下，决定给妇女们也发工分票，只是颜色与男人们的不同，男人的工分票是红色，妇人的工分票是黄色。
申纪兰向村民发放粮食
但问题又出来了，比如说挑粪，看起来男女有分工，但女人们的劳动强度不比男人差，甚至更累，干一天，男人记10分，女人记5分。这里有个细节：
“1952年春，春播即将开始，要把成堆的粪匀到整块地上。男人担粪匀粪，妇女用锨往粪筐里装粪。男人担、匀一天10分，妇女装一天粪7分。妇女也要求担粪匀粪，男人说匀粪要有技术，妇女提议男女分开来比一比。社里给同样多的男人和女人分了同样多的地，男女同时在一个山梁上匀粪。
结果不到中午，妇女都匀完了，而有的男人还没匀完。这一来，连最反对同工同酬的男社员张女孩也说:“应该提高妇女的底分了。”
从此，社务委员会取消了妇女只顶“老五分”的规定，按照男女同工同酬的原则，重新评定了妇女的底分，申纪兰、张雪花、吕楼兰评为10分，李二妮评为7分。”
（见河北省妇联会:《井陉县贵泉村农业社的妇女参加生产的情况》，1957年，河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899－2－98。）
劳动之后，工人农民一起聚餐的情景
申纪兰决定，不分轻重活，“让女人与男人干一样的话，如果与男人干的一样好，就挣同样的工分。”妇女们一致赞同。送粪的活计，由申纪兰挑头，与男人们分开干，男人三人包一块地，女人也是三人包一块地。结果，女性耐心、认真，找窍门，完成得比男人更快，更好。最终，他们不得不给女人们记10分，发红工分票。
“就这样，西沟的妇女们不畏困难，精心组织，慢慢地，就将种玉茭、修筑田埂、间玉米苗、锄二遍苗、放羊等农田里的活计也都学会了，做好了，并争得了与男人同等的待遇。”
《申纪兰首倡“男女同工同酬”》（2000年10月，《党史文汇》，作者，晓晋）
“同工同酬”，最开始只是在一个村里做实验。但已反映出来对抗传统的观念，是多么的难。
1952年12月初，中共长治地委和行署召开了全区首先试办的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座谈会，总结办社的经验。这次会议的规格很高，除了当地的各级领导，还有新华社、《人民日报》《山西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记者，共计四五十人。
会议开始后，这些社里发现没有“女社长”；有人提出，可以叫上不在名单上的西沟的女副社长申纪兰。
听到通知，申纪兰拿着两个馒头就走出了大山，下午终于赶到了县里。县委干部李琳，让她谈谈她是怎样发动妇女参加劳动的，给她写了个题纲（此时申纪兰已参加过扫盲班，识得几个字）。对一个农妇来说，面对这么多领导和国家级媒体发言，当然是紧张的。但由于谈的都是自己在做的事，她的口才好，足足做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
这个发言让领导和记者们都很兴奋，最后，给这次“男女挣一样的工分”的乡村工作，确立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这个精练而准确的表达。
半个月后，申纪兰成为山西省甲等农业爱国劳动模范，此时，她才刚满23岁。
参加座谈会的女记者蓝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通讯《西沟农业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紧接着，各省党报几乎无一例外地全文予以转载。1953年1月，《人民日报》又刊登《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一文，对申纪兰倡导“同工同酬”的经验进行详细报道，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申纪兰的人生从这里发生了转折。
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男女同工同酬的概念，男女劳动力应该按照工作的质量和数量，实行同样的报酬的原则，男女应一视同仁。1954年9月，男女“同工同酬”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第48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时，毛泽东曾给三篇文章作过按语：
第一篇是给《邢台县民主妇女联合会关于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妇女工作的规划》一文写的：“使全部妇女劳动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则下，一律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这个要求，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予以实现。”
第二篇是给《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写的：“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第三篇给《在合作社内实行男女同工同酬》一文写的：“建议各乡各社普遍照办”。
这三个批示发出后，男女“同工同酬”政策迅速在全国各地普遍推广。
（见《劳力·平等·性别:集体化时期太行山区的男女“同工同酬”》作者，李金铮刘洁，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7期）
1954年10月1日，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前排左三是申纪兰。
总结一下，申纪兰从一个底层的农村劳动女性，走向历史前台，有几个原因。
首先，申纪兰的个人情况是：天足，健壮，身体好。她的丈夫支持她的工作。她的婆婆更是给她提供了良好的家庭环境，承担了大部分家务。此外，申纪兰没有生过孩子，但领养了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婆婆和丈夫是抚养孩子的主力。她得以投入大量的精力在公社的工作上，以及后期的人大代表相关工作上。
其次，申纪兰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很有工作能力。年纪轻轻，就能带动和扭转整个村的风气，并与强硬的传统对抗。这不是靠蛮力和强迫能办成的，还得靠她的耐心和方法。这就是有脑子。
1954年，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申纪兰在报到表上签字
还有，申纪兰在劳动上不甘人后，处处以身作则。她甚至不惜牺牲女性的身体健康而争取与男性同样的劳动机会。
“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期，天降大雨，山水下泄，直冲大坝，申纪兰带头跳进水中，时间一长，全身透凉，嘴皮发紫，直打哆嗦。她当时还是生理期。
再如，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申纪兰带领西沟妇女在山岭上建了座三八炉，因三天三夜的连续坚守晕倒在了炼钢炉前。
1963年，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申纪兰负责西沟的集体养猪场，她不仅亲自住在养猪场进行看护，而且自己垫圈、出圈和运肥，如此等等，在农村都是重体力活。”
（《对全国劳模申纪兰的性别审视》，作者：畅引婷 杨 霞，见《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8年8月）
如今看来，损害自己的健康、牺牲自己去工作，不值得提倡；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也正因为申纪兰能以身作则，才能服众。
申纪兰带领西沟村妇女进行农业生产劳动
最后，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原因：男女同工同酬，是那个时代的呼声，是顺应时代潮流。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力匮乏，需要把女性的劳动潜能发挥出来，才能够完成生产。这就像是二战之后，欧美等国家因为男性劳动力严重缺乏，大量女性走出家庭，走向工厂，走向各种劳动岗位一样。女性参加劳动，是大势所趋。
这就是为什么上层一听到申纪兰的事迹，马上受此触动，大幅报道的原因。
坦白说，没有申纪兰，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典型，来推动这个政策，后来的各种各样的“铁姑娘”成为宣传的重点，就是这个原因。
但申纪兰个人的进步意义又是重大的。她的做法，并不是生硬地驱赶大家干活，而是想办法让每个劳动者都尽量平等，给予每个人尊重，发挥她们个人的主观积极性。这就是进步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现在中国的每位女性劳动者，都需要感念她。
申纪兰为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斗争
话又说回来，事情从来没有这么简单。“同工同酬”，在推广和贯彻当中，永远有很多现实难题，尤其是在男性、男权还占有绝对势力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不同工”，就可以“不同酬”了，那么，只允许女性做附加值很低的劳动、把高附加值劳动全分给男性，就是“合理”地规避了原则。
比如说，永远只提拔男性，女性永远在底层劳动，不同工，当然无需同酬；
比如说，家务要有人做，孩子要有人生、有人带，但这些大多数情况下都归为女方做，不计工分、没有薪水；那么，体力被消耗一大半的女性，还有没有能力跟男性做一样的工作了呢？那么，有薪酬的工作，女性不就比男性低多了吗？
这些细则和微妙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更难了。
那个时代出了申纪兰，希望我们今天有更多的、更有文化、话语权更大的女代表，能为女性们谋求平等与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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