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英国高校把目光投向疫情后时代
从混合式学习到租用包机从中国接来学生，英国各大学正在想方设法应对疫情影响。但高校行业对长远未来保持乐观，因为年轻人渴望上大学。
文丨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特稿记者 亨利•曼斯
全文共4648个字
封锁开始不久后，英国家庭迷上了英国广播公司（BBC）改编自萨利•鲁尼（Sally Rooney）小说《普通人》（Normal People）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主人公玛丽安娜和康奈尔高中时坠入爱河，然后在大学再次相遇——先是在一次聚会上，然后是在酒吧，然后是在她的宿舍寝室。他们以自己特有的忧郁过着梦想般的大学生活——恋爱、成长、卖弄学识。
这一切现在不可能发生了。《普通人》的故事发生在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该校已将部分教学转移到网上，并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抗疫限制，禁止举办派对。学生宿舍不再允许访客留宿。
三一学院学生会主席约恩•汉德（Eoin Hand）表示，鉴于面对面活动将减少，一些新生正在考虑他们是否真的需要住在都柏林。或许他们可以“从蒂珀雷里、利默里克和梅奥”（均为爱尔兰的地方城镇或郡——译者注）通勤，这样每个月可以省去500多欧元的宿舍租金。让自己沉浸在学习、社会和社交中的生活方式是不可能了。
纵观世界，新冠疫情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学生体验。疫情剥夺了校园生活的自由、缘分和亲近感。它还重新激起了关于大学应该提供什么、向谁提供的辩论。英国以其400亿英镑的高等教育为傲，该行业既有精英院校，也有前理工学院。但是，疫情的短期冲击产生了这样一种预期，即所有高校都将反思自己的运作方式。
最初，英国各大学认为新冠疫情会是一枚金融“鱼雷”。一位讲师表示，内部邮件的语气彷佛“末日来临”。航空旅行受限肯定会切断国际学生的生源；他们每年带来的60亿英镑学费，为英国顶尖大学的很大一部分研究提供了资金。至于英国国内学生，各高校预计他们将会推迟入学，而不愿意接受在线课程。
至少到目前为止，现实并没有那么黯淡。事实上，疫情突显了社会对大学的需要。伦敦帝国理工学院为病毒传播构建了模型；牛津大学处于新冠疫苗研究的最前沿。
英国的A-Level考试成绩争议——许多高中毕业生的考试成绩在被算法调整后，达不到其第一志愿大学的录取标准，这让他们心烦意乱——突显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渴望。英国政府的回应是取消招生人数上限；顶尖大学现在的入学人数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与澳大利亚不同，英国的留学生人数似乎也保持得较好，这得益于各大学承诺保留一些面对面授课，以及租用包机从中国接来学生。具体数字只会在9月底/10月初学生入学后才会明朗，但剑桥大学的国际本科生人数将会略有增加，而国际研究生人数略有下降。
北安普顿大学校长尼克•佩特福德（Nick Petford）表示：“大家的情绪不像春末时那么悲观。”该校的留学生人数似乎比去年减少了约30%。然而，随着数十万英国年轻人第一次踏入大学校园，一些人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这种体验并不像人们夸耀得那样好玩，也没有多少教育价值。“退款”这个词可能会浮现在一些人的脑海里。一份要求退还去年学费的请愿书，收到了逾35万人签名。
短期而言，英国各大学的运作能力取决于它们的卫生措施和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长远来看，这种能力取决于他们在一个教育已成为政治分界线的国家的“社会许可”。
左翼认为，大学招收的优秀学生数量不足——对于各种背景的学生都是如此。右翼认为，大学招收了太多不适合深造的学生。大学能否同时安抚这两个阵营？
露西•卡文迪许学院是剑桥大学中历史较短的学院之一。该学院位于历史悠久的剑桥市中心的边缘，创建于1965年，面向那些错过了大学教育的较年长女性。该院院长马德琳•阿特金斯（Madeleine Atkins）表示：“我们学院始终为服务不足的人们服务。”
如今露西•卡文迪许学院的思路更加开阔。它希望成为牛津剑桥未来的一个样板。女性已不再是缺乏代表的群体：她们占剑桥大学新生的一半。因此，露西•卡文迪许学院希望在阶层、族裔和残疾人士方面与英国本身一样多元化。该校计划将学生人数扩大至原来的两倍多：从400名学生扩招至1000名。阿特金斯表示：“这相当于在剑桥增加一个学院。”她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包容的环境，这样学生不必“假装成不真实的自己。多元化不仅仅是指标而已。”
露西•卡文迪许学院希望通过成为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学院来提升标杆，为其他学院提供一个参照。今年剑桥大学的新生将有创纪录的70%来自公立学校——英国近90%的高中毕业生来自公立学校。有人质疑，大学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更有特权的年轻人在18岁之前积累的优势。但是剑桥大学希望更进一步，同时只少量增加学生总数。（剑桥大学校长杜思齐表示：“最顶尖的大学倾向于维持我们这样的规模，或者老实说，更小一些。”）
露西•卡文迪许学院希望为扩招筹集1.5亿英镑的捐款，有可能会以命名权作为交换条件。如果这笔款项来自单个捐赠者，那将成为史上对英国高校的最慷慨私人捐赠之一；它将超过去年鲁本兄弟为在牛津大学成立一所学院而捐的8000万英镑。这样慷慨的捐赠能否在经济衰退时期实现，还有待观察。
新冠疫情加速了露西•卡文迪许学院的计划。该校招生数量高于预期，并且正计划利用由六至八名学生组成的“家庭泡泡”来促进多元化。阿特金斯表示：“我们有机会让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真正聚在一起。”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露西•卡文迪许学院希望在哪些方面保持不变。在办公族中，新冠疫情已使人们采用远程工作和线上会议，这可能是永久性的。但在充满精通数字设备的年轻人的大学校园，这样的意愿要低得多。学生们本来就没有路途遥远的通勤；他们花在面对面环境中的时间本来就远远少于白领员工；而且他们还在成长过程中。
智库“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克•希尔曼（Nick Hillman）表示：“学习是一种社会行为。人们希望与其他人一起学习，而且他们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肯定。”剑桥大学与英国其他大学一样，正在引入“混合式学习”模式，即一些课程在线上教授，另一些则面对面授课。讲座式课程被放在线上，这也许是一场更广泛变革的开端。
利兹大学新任校长、荷兰健康专家西蒙娜•比滕代克（Simone Buitendijk）表示，45分钟的讲座式课程已经“过时”、“不适合教学”。她支持时长更短、可供课堂辩论的线上“短课”（chunk）。即使在这样的设想中，面对面辅导仍然是核心。露西•卡文迪许学院的阿特金斯表示，线上辅导课“缺乏自发性……学生们希望有那种面对面的体验。”
（根据美国戴维森学院的“大学危机倡议”，在美国，十分之一的大学将在今年秋季全部改为线上教学；四分之一将主要或全部面对面授课。）
为了应对大量学生涌入和保持社交距离要求，各大学正采取临时措施。调整住宿安排、延长实验室开放时间、讲师们准备把学生分成更小的小组，即便这意味着更繁重的授课任务。牛津大学高等教育教授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在谈到自己的授课时间表时表示：“一般而言，我们的工作时间会加倍……假设疫情只持续两年，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情况。”
对于顶尖大学，新冠疫情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调整，而非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上学期被迫放弃亲临考场的考试后，剑桥大学可能会考虑不同的评估形式。该校校长杜思齐表示：“那种认为唯一的机制是两、三小时的考试的想法是不对的。”此外，剑桥大学计划对有症状的学生进行检测，预计全年将花费80万至100万英镑；杜思齐希望这能为英国政府自己的计划提供经验。
各大学将减少访问学者和宴会的数量。很多新生集会活动将在网上举办。一些聚会被取消。“社团，尤其是体育社团，真的希望举办面对面的活动。他们表示，这对精神健康很重要，”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学生会管理人员哈桑•萨克里亚（Hasan Zakria）表示，“但健康和安全必须放在首位。”
即使大学体验看似空心化，它可能仍优于其他选择。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的希尔曼表示：“自3月以来，年轻人一直和他们的父母一起被困在家里。他们当然想继续过自己的生活——即便不如他们的哥哥或姐姐当年那么好。”另外，体验只是学生愿望的一部分——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履历。
在其他方面，新冠疫情也意味着中断，而非彻底逆转。以留学生为例。在剑桥大学，国内本科生或研究生的学费不够覆盖他们的全部成本，资金缺口需要借助留学生学费、研究补助和慈善捐赠来填补。
让精英大学摆脱对留学生的依赖可能并不可取。那很可能要求当局注入大量公共资金。因此，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每年招收60万名留学生。这个数字比目前水平高出四分之一，即便从明年秋季起，赴英国高校留学的欧盟学生将需要按照国际学生的标准，支付比英国国内学生更高的学费。
新冠疫情的作用是提醒一些大学关注相关风险。去英国攻读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数量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赴美留学，2018/19学年赴英中国留学生数量达到12万。这样的数字能否经受住政治紧张？各大学能否招收更多印度学生？
如果海外学生不来入学，如果社交隔离措施未能阻止局部疫情爆发，大学的前景可能会变得更加负面。美国高校已报告数万例新冠病例。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建模人员告诉《纽约时报》，他们没料到一些学生甚至在检测呈阳性后也不愿自我隔离。
从财务上来说，大学已冻结招聘，这打击了那些寻求踏上职业阶梯的年轻学者。养老金赤字已经很大。一些大学可能会合并，尤其是那些已经陷入挣扎的规模较小、排名较低的大学。东伦敦大学表示，该校需要削减1070万英镑的成本。但讨论纾困和关闭似乎为时过早。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大学会消失。牛津大学的马金森表示，即便是实力较弱的大学也常常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尤其是那些在当地是最大雇主的大学，或者位于保守党新近拿下的“红墙”（Red Wall，英格兰中部、北部传统上支持工党的地区——译者注）选区的大学。
因此，问题与其说是大学能否存活，不如说是它们能否继续壮大？
2017年，英国媒体人戴维•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出版了《通往某处之路》(The Road to Somewhere)，该书认为，受过教育的世界主义者（“可以在任何地方落户”）和低薪的文化保守者（“一辈子呆在某个地方”）之间存在政治争斗。这被那些为英国退欧寻找理论压舱物的人抓住大做文章。
古德哈特的新书《头、手、心》（Head Hand Heart）扩展了他的分析——瞄准大学及其创造的“臃肿的认知阶层”。该书认为，英国已经有太多的大学毕业生最终只能从事低薪工作，而雇主乃至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更加尊重没有大学学位的劳动者。古德哈特说：“曾几何时，我们确实需要一个更大的认知精英体制。那段时间很可能在10年前，或者更早一点，就结束了。”
这样的思维在高层也有支持者。今年7月，保守党政府的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具有象征意义地放弃了工党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让一半18岁青少年上大学的目标。他坚称，要全面提升英国最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关键是继续教育资格证书，而不是大学学位。
许多英国人羡慕德国的技术学院和学徒制度。古德哈特认为，政客们应该停止补贴大学扩张，“这样年轻人就会流向不那么专注于认知的其他领域”。如果政客们不采取行动，白领工作的自动化无论如何都会扰乱大学。
对很多大学来说，古德哈特的命题令人沮丧。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的希尔曼说：“我认为这种观点在几乎每个层面上都是错误的。甚至德国人也会说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正在扩大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
牛津大学的马金森指出，与德国和韩国不同，英国是一个服务业经济体，而不是制造业经济体。“有人创造的神话是，有许多职业的、高薪的工作。那都是胡扯。”
或许高校行业最大的抱怨是，一些较新的大学已经做了很多政府要求的事情。北安普敦大学在2018年启用了一个3.3亿英镑的新校区。该校园只有一个阶梯教室，而把重点放在线上学习和小组学习上。该大学与包括Dr Martens和Church’s在内的当地皮革行业合作，以满足他们对技能的需求。
该校校长佩特福德正在研究提供更多职业课程的机会，尤其是针对那些改行的人，这些课程可能由学生或雇主资助。他说，新冠病毒是一种“催化剂”，“大学发现了一些可以很快做到的事情”。一个困难是缺乏特定职业的国家标准。学生经费也偏向本科大学生。
政治风向也可能推动顶尖大学与继续教育提供机构合作。但是大学管理者厌倦了外界的悲观预测。
对他们来说，主导力量不是人工智能，不是远程学习，也不是政治紧张；而是年轻人渴望上大学。2010年，“千禧世代研究”（Millennium Cohort Study）询问在世纪之交出生的孩子的母亲：是否希望他们的孩子上大学？97%的母亲给出肯定回答。在孩子们年满14岁时，他们自己被问及：他们上大学的可能性有多大？平均来说，他们给了自己三分之二的机会。
“在（A-Level考试成绩）危机最严重时期，你听到有人谈论学徒制等替代方案吗？没有人那么说，”桑德兰大学校长戴维•贝尔（David Bell）说。
预期寿命的延长意味着，如今你可以获得博士学位，而你受教育年数占预期寿命的比例，仍和1945年时获得本科学位的人一样。未来一年的情况将与学生们以前的任何经历都不同。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诱惑是在每条战线上都看到革命。然而，当新冠疫情结束时，大学校园将是普通人度过青春的地方，也是《普通人》中的角色度过青春的地方。
作者亨利•曼斯（Henry Mance）是英国《金融时报》的首席特稿记者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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