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危机下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体验：新一代在地化全球公民？

王涛：新冠疫情给世界造成诸多影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交融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该如何应对不断演变的全球化及去全球化的种种挑战？

文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王涛

全文共4339个字

本文由中国第一本教育研究的开放获取英文期刊ECNU Review of Education授权翻译与发表。

新型冠状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引发了有关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广泛讨论。在高度互联的当今世界，新冠病毒面前没有界线和边界，它在不同国籍、种族/民族、性别、社会阶层、年龄和宗教的人群中无差别传播。全世界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这一新冠病毒要求我们保持社交距离，而各国也采取了关闭边境的预防措施，聚焦国家安全。此时国家利益成为了优先事项，美国等国正大肆宣传将制造业迁回国内，保护主义和仇外情绪不断发酵。在这种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交织的背景下，疫情后的全球化面貌尚未可知。本评论旨在讨论教育和学生该如何应对不断演变的全球化以及去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具体来说，本文旨在考察中国海外留学生的跨文化体验，并思考这一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群体，应如何如何构建自身的全球素养，从而为新冠疫情之后不断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

中国留学生：双重污名与留学历史

自新冠疫情爆发并在全球蔓延以来，中国留学生面临多重争议和压力。当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初，留学生因为担心国内的家人，便开始寻找并购买大量口罩和医疗器材，然后把它们运送给国内的家人或用于捐赠。但当他们在大举购买口罩时，经常遭遇奇异和不解的目光。后来，当在疫情蔓延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他们留学所在国家后，中国留学生又背负了“中国病毒”的骂名（注1），甚至遭到一些敌对和歧视。当面对面授课被取消以及校园关闭后，疫情让这些留学生开始不知所措。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是回国还是留下来自我隔离。随着一部分留学生回国避疫，他们在祖国进一步遭遇“病毒携带者”的双重污名。一位省台新闻主播错误地批评中国留学生的回国行为，称“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投毒你最快”，与此同时，有关海外留学生的更多讨论在媒体引发争议。这个群体是全球化和国际教育交流的受益者，但也见证了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情势。

如果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的历史和事实，我们会发现，2018年中国共有约66万留学生出国，使得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153万。国际教育总的看来被认为有助于丰富个人经历，而且这一选择在当代和现代中国都颇有渊源。自1978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约有585万人出国留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9年数据）。从清末到1949年，中国留学生总数达5万人（Yuan & Li, 2010）（注2）。大部分留学生选择了回国（约占85%），并为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学科、促进教育和文化交流、推进开放和工业化（Zhu & Chen, 2019）。

在思考疫情之后中国留学生的跨国学习和生活时，我们既要考虑未来的挑战，也要探寻变局之中未来的可能性。接下来的两节旨在进一步阐述现有的挑战，并讨论在应对跨文化复杂性时需要哪些素养（注3）。

公民教育中民族主义的挑战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缺陷

在新自由主义、同化主义和仇外心理蔓延的时代，不同国家的政府都在确立国家统一和民族归属感方面展现出雄心和努力。在美国，有诸如“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在英国，教育部要求所有公立学校都必须宣扬“基础英国价值观”（Fundamental British Values）——促进学生在精神、道德、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中国，本届政府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利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强化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这些国家在公民教育中实施的意识形态控制，与它们在民族主义方面做出的努力是一致的。尽管不同国家的教育和课程话语可能有所不同，但是一项比较研究（Wang & Longoria, 2016）发现，它们在公民教育中都会主张团结和国家忠诚等核心价值观，并在课程标准、教科书和课程实施过程中弘扬这些价值观。在集体主义背景和中央集权架构之下，中国的公民教育在从幼儿园到高三的课程标准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在国内接受了基础教育的中国学生出国接受高等教育时，他们可能会遇到本国与东道国的国家价值观不匹配的问题。捍卫中国制度和政策的留学生被称为“小粉红”，他们相信国家宣传内容并创生出网络民族主义（Fang & Repnikova, 2018）。但不得不反思的是，年轻一代（甚至是那些留学海外的人）中的民族主义，也为培养世界主义者带来了挑战。

新自由主义和肤浅全球化中所带来的缺陷，进一步助长了民族主义。尽管全球化力求促进全球层面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互动，但一直有人对全球化的益处提出批评和质疑。有学者（Stiglitz, 2019）指出，资本和跨国公司带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但也加剧了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技术和文化仍由少数国家和企业主导，很少发生共享。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最近一次采访（Lorrain, 2020）中表示，即使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就可能已经达到了顶峰，而未来的全球化可能伴随国家对社会和经济平等的更多控制。当我们看到全球化的缺陷和越发严密的国家控制时，对国家公民与世界公民身份的认同和选择就变得有些矛盾和两难了。这些矛盾和两难，也进一步引发我们关于公民教育的思考，到底这样的世界需要怎样的全球公民，我们在公民教育中应该培养怎样的公民？

不断演变的全球化和对在地化全球公民的需求

一些学者预测全球化将走向衰落，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全球化并没有消亡，而是仍在发展和演变之中。纵然全球化加快了新冠病毒的传播，帮助其从地区性的传染病演变成全球性的大流行病，但高度互联也为战胜病毒创造了技术、工具和机制，带来了创新与跨国合作（美国微生物威胁论坛，2006）。更重要的是，近期许多国家抑制疫情措施的失败，更加说明我们需要各国共同开展合作以阻止和战胜新冠疫情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疾病。随着新冠病毒在全国和全球范围内蔓延，留在东道国的中国留学生目睹了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携手应对疫情、关于新冠病毒源头的争议、各国对疫情的不同反应，以及各国在对外国公民实施旅行禁令方面的政策差异。对于具有国际流动性的学生而言，他们需要培养不同的世界公民意识，来帮助他们理解、分析和回应。

国家公民与世界主义公民身份认同的两难，不仅在公民教育学者中被讨论（Banks，2017；Osler，2011），而且在民族国家的政策和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在全球化时代，人们期待年轻一代获得全球素养，以建构一个更加包容、更加平等的世界（OECD，2016）。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际组织和民族国家一直在推动世界主义和全球教育，例如亚洲协会（Asia Society）（Mansilla & Jackson，2011）、乐施会（Oxfam）、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及美国、德国和日本。2018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验新增了“全球素养”部分，从而发出正式认可世界主义的信号。还有不少研究关注全球素养的概念和内涵，以及中国的全球素养/国际理解教育实践。然而，在全球化不断演变的背景下，对于如何将国家背景、各国特色与世界主义公民身份认同融合起来，还有许多知识空白需要填补。

本文章在世界主义的传统和基础上，主张“在地化全球公民”（glocalized citizen）这一概念。所谓在地化全球公民，主要包含四方面素养：本土认同、全球视野、跨文化交流以及为人类福祉而行动。这一定义是基于对中国新版高中教学大纲标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经合组织（OECD）核心能力框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Wang等人，2019）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出。具体来讲，包括中国留学生在内的在地化全球公民应该：（1）产生本地和国家认同，了解自己的文化；（2）拥有全球视野，能够理解和分析人类文明进程、世界发展进程和全球挑战；（3）求同存异，尊重多元文化世界中的多样性和差异，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4）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并为集体福祉和可持续发展而行动。

结论

如果用长远眼光来看国际教育的前景，出于对疫情和去全球化的担忧，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数量可能不会像过去10年那样激增。随着全球化不断演变和民族主义兴起，相当数量的中国学生仍将保持流动性。他们可能加入前几代的国际学生群体，为相互理解以及知识、技术和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然而，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两难中，身为一名世界公民将会是不同的，也会是具有挑战性的。当我们从新闻中审视中国留学生在疫情期间如何应对并把握这些两难时，值得注意的是，留学生在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的文化矛盾中挣扎。为了让学生们准备好面对未来的跨国家和跨文化挑战，我们需要一套在地化的全球教育，并重新思考和修订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当留学生们能够同时拥有本土和全球视野时，我们或许就可以预见新一代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世界主义者。眼下，新冠疫情给各国和世界造成了诸多影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民族主义的交融让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为战胜这种病毒以及未来的病毒，世界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在地化全球公民来共同努力。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们）声明，其与本研究、著作权和/或本文的发表没有任何潜在利益冲突。

资金来源

作者（们）披露，本研究、著作权和/或本文的发表获得了以下资金支持：本评论文章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项目（CDA180242）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研究院资助。

注释

1. 正如众多科学家指出的，将新冠病毒与任何特定的人群或地区联系起来，都是一种污名化和种族主义。

2. 受对外交流政策限制，1949年至1978年间，中国留学生数量相对较少。

3. 本研究采用了经合组织（2016）和中国（Cui & Shao，2017）对核心素养的定义，并将核心素养定义为学生在真实情境中中运用自己的知识、观念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时所展现出的关键能力、必要品格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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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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