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招生：公平与优秀的博弈
中国大学在高考分数线公平的基础上选拔少数优秀特长生。美国顶尖大学侧重招优秀学生，通过平权法案来弥补公平。在中外合作大学，我们看到公平和优秀的平衡。
文丨 FT中文网专栏作家 肖经栋
前几天，昆山杜克大学招院院长李含果介绍了一位在校学生和我交流。这位同学为昆山杜克大学大二学生，他和几位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留学生一起创办了个美国法律服务平台，旨在为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提供各种法律服务。这位同学的创业得到了昆山杜克大学校方的大力支持，校长以及李院长都亲自出面提供各种创业资源支持。
支持学生在校期间创业，在这个过程中想方设法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尽量能够确保学生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在美国顶尖大学中是常见的做法。也就是说，昆山杜克大学也在沿用杜克大学以学生为中心的办学模式和理念，尽全力帮助每一个学生成长。
美国顶尖大学的办学支出是很高的，花在每个学生上的支出一般是远超学费。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美国顶尖大学录取和培养学生，很类似于公司投资中的VC（风险投资）模式，希望有朝一日学生能够成功并回馈母校。
正如前面所提到，美国顶尖大学的运营光靠学费是远远不够，其办学资金缺口并不能从政府这边获得资助，而是主要靠捐赠以及捐赠基金所产生的收益。最有意愿和最合适的捐赠对象毫无疑问是自己的毕业生，而要获得校友捐赠，则需要具备两个条件，即校友有意愿以及有能力提供捐赠资金。
为此，我们会看到，美国顶尖大学为何会如此重视校友的发展。这种办学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公立大学，如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美国公立大学在中国的办事处，除了招生外，还有个很重要的任务是帮助校友就业和发展。
通过在校期间的培养，希望校友有成就，这是中外大学共同的目标。但在如何选拔学生上，则出现了公平与优秀的博弈，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中外合作大学则在努力找到当中的平衡点。
中国的大学招生毫无疑问是关注公平，高考被视为最为公平的竞争，大学按照高考分数高低进行招生。而现在大学报考采取平行志愿等方式，能够确保分高的学生会被优先录取。中国之所以会如此重视招生的公平，是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复杂的现实情况。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这个考试制度除了选拔人才之外，还有个很重要的社会功能是要尽可能为所有的人提供做官机会，防止阶层固化，不会在地方上形成势力集团与朝廷抗衡。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和社会地位的士人，会天然忠诚于朝廷，也让中央获得稳固的支持。和中国相反的是，曾多方学习中国政治社会运转模式的日本在历史上并没有长期采用类似中国的科举考试，所实行的举荐制度导致阶层固化现象突出。在这种缺乏社会流动性的情况下，各人只能在自己所从业的领域做到极致，这也是日本盛行匠人精神很重要的社会根源。
而在当今，中国政府十分强调和注重教育的公平性。为此，我们会看到现在中国政府打压培训、限制学区房、推行公民同招等诸多措施，核心在于让每个学生不因家庭、不因财力在教育上受到不公平对待。
在强调公平的基础上，我们看到部分中国知名大学会针对一些获得奥赛等高等级赛事奖项、具有体育特长、就读小语种的学生采取保送的方法，来录取这些优秀学生。我们可视为是一种录取特长优秀学生的方式，但这并不是中国大学录取的主流模式，只是一个补充而已，人数极少。
我们再看以美国为典型的海外大学招生，却呈现的是在优秀的前提下兼顾公平。美国大学申请材料比较多也很复杂，核心一点在于在审核学生基本的学业成绩基础上，再评估学生综合能力和素质。
而如何评估则没有一个统一标准，使得美国顶尖大学的申请成为“玄学”。而宜校通过访谈4000名拿到海外名校本科offer的学生后，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大学所看重的学生不是分高学生，而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学生。在同一所高中，分高或者GPA高的学生落榜，成绩更低的学生却榜上有名的现象很普遍。美国顶尖大学之所以如此重视录取最有可能成功的学生，很大程度上是在于其财政运作机制，因为只有大批量成功的毕业生，才可能为大学提供更多的捐赠和获得社会声誉。
在这种招生机制下，由于女生在心智成长上普遍要高于同龄的男生，对未来发展目标会更清晰并为此而努力，最终导致在申请美国顶尖名校当中更具有竞争力。因此，美国顶尖名校每年所录取的中国学生以女生居多，这确实不是有性别歧视和偏好，而是其录取的方式和标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而对于那些因家境、种族等因素，导致无法能够上到顶尖大学的人群，美国则用了平权法案。平权法案让少数弱势人群能上顶尖大学。因此，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是看重优秀，在优秀的前提下，对少数因家庭、种族等因素的学生提供录取机会，进而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招生公平。不过平权法案现在也受到美国社会诸多的批评，因为这会形成另外一种不公平和歧视。
中美两国大学招生方式差异是相当明显的。那么这两种招生理念和方法如果融合在一起会出现什么状况呢？昆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这些中国的中外合作大学，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与分析窗口。
在2003年《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实施后，成立了昆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温州肯恩大学等9所中外合作大学。
这些中外合作大学在日常的教学管理，多以外方为主导，而在招生上，则主要有三种模式，即综合评价、高考招生以及综合评价+高考招生等三种途径。综合评价可理解为美国顶尖大学录取方式，即对学生学业成绩、文书、面试、高考成绩等进行综合评估。高考招生则是依据高考分数进行招生。
昆山杜克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主要采取综合评价招生方式，宁波诺丁汉大学（浙江省内用综合评价方式）、西交利物浦大学（江苏省、广东省用综合评价方式）、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温州肯恩大学（浙江省内用综合评价方式）、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广东省内采取综合评价方式）则主要采取高考招生方式，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则主要采取综合评价+高考招生方式。
从招生方式来看，招生量大的中外合作大学多以高考招生为主。我从调研中也了解到，也曾有招生量大的中外合作大学采用过以综合评价为主的方式，但在实践中发现工作量大且会出现综合评价和高考招生如何衡量的问题。
采取综合评价的大学则在寻求公平和优秀之间的平衡。对这些大学来说，其招生需要遵从中国大学招生政策要求，参考海外合作大学的做法，结合中外合作大学自身的特点。典型如上海纽约大学的申请截止时间为每年的1月1号，这跟纽约大学RD阶段申请截止时间是一致的。
从宜校调研情况来看，昆山杜克大学在对学生评估时，是采取了教授和招办人员一起参与、盲评和多人打分模式。上海纽约大学也类似，但以招办集体评估为主。而宁波诺丁汉大学在针对国际学校毕业生增额招生时，招生团队和审核团队是分开的。这些大学通过诸多有效的方式，来规避如何在坚持公平的前提下，选拨出适合自己的优秀学生。
昆山杜克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在高考之前通过笔试、面试等形式，对学生进行评分或分类，然后根据高考成绩来计算学生最终综合得分或划定录取分数线等方式，来决定最终是否录取。这种录取方式跟英国的大学预录取即条件录取是比较类似的，只不过最终的录取条件和要求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和计算方式。
因此，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这两所美国顶尖名校在中国的合作大学，在中国大学录取政策要求下，以及大学自身发展需要，结果形成了类似英国大学的录取方式。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为典型的英国顶尖名校，近几年在英国社会承受比较了大的社会压力，被要求录取更多的公立学校毕业生，减少录取以伊顿公学为代表的私立名校毕业生人数，也是要在优秀和公平上达到平衡。
根据中国的政策，凡是中国大陆籍学生如果要上中国的大学，都必须参加高考，凭高考成绩来进行相应的录取。在这种政策影响下，中外合作大学在2020年之前基本不录取没有参加高考的国际学校毕业生。而在2020年，教育部考虑到部分学生因疫情原因，导致无法顺利出国留学，允许中外合作大学进行增额招生。而中外合作大学录取拿到境外大学offer学生，则主要考核其拿到offer大学在世界上的排名，并决定是否需要增加面试环节。由于所参照的主要是境外大学offer情况，因此中外合作大学对国际学校毕业生的招生则很大程度上是属于侧重优秀程度而非公平。
2020年中外合作大学针对国际学校的增额招生，在国际学校师生当中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并广泛受到好评和欢迎。而在今年，教育部将会允许中外合作大学继续招录国际学校的毕业生，近期政策会公布。
大学尤其是名校招生牵动社会各界的心。在公平和优秀之间如何进行侧重，这取决于教育理念与初衷、大学的财政来源等复杂因素。但整体而言，中国大学的招生在用高考分数线这个公平的基础上，根据竞赛、艺术、体育、小语种等方面选拔少数优秀特长生。而美国顶尖大学的招生是侧重招到最有可能成功的优秀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兼顾考虑到学生的出身和家境等，通过平权法案来弥补公平性。而在中国的九所中外合作大学招生中，我们看到的是强调公平和优秀的平衡，并不会侧重某个方面。在这种招生机制下，我们会看到出现类似英国大学预录取的现象，这挺有意思。中美两国大学的招生特性，在中国的中外合作大学当中用英国大学招生模式实现了融合。
作者为宜校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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