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孩子变成“干电池”：如何培养可持续社会人？
刘钰：在一个高度信奉优绩的社会里，以field trip的方式参与可持续发展教育，意义远不止是智识上的成长和心灵的疗愈。
文 丨 刘钰
全文共4148个字
受疫情影响，香港已经封关两年有余。疫情期间，外地旅游计划频频受阻，可供选择的本地文娱活动也减少了，郊野项目便吸引了不少人，海滩挖蚬算是其中颇有野趣的新鲜玩法。每当看到一家老小围着圈手拿着工具刨沙挖蚬的情景，我就会想起三年前在研习可持续发展教育时进行的field trip。
与游客的目的不同，我们和学生去到曾经的“挖蚬圣地”是为了调查其生态环境与蚬类的生存情况的。经过样方和样线法调查发现，蚬的数量很少，大部分蚬的体积仍未达到成熟的标准。早前也有研究通过分析游客的挖蚬行为，发现虽然大部分挖蚬人有高水平的环保意识及自我感知，但与其实际环境行为并不一致 (So et al, 2021)。那么就要和学生开动思考，寻找造成这种自我意识和行为不一致的原因：挖蚬人是否只是为了消磨时间而选择这项活动，没有考虑到盲目挖蚬给环境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再进一步细想：疫情期间到访蚬滩的游客突然增多，会不会恶化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不利于蚬类的生长呢？
有了这种种思考后，我们能给出什么解决办法呢？比如，在蚬滩挖蚬时，具有可持续发展观念和意识的参与者其实可以把未达到建议收采尺寸的蚬留在原地，并告知身边人，这能够让更多人明白要带走这些蚬也是有“标尺”的：蚬的尺寸不达标即需留下，鼓励人们不要带走属于蚬滩的资源，更不要一不小心变成了“生态破坏者”，共同维护蚬滩生态的良好循环。
从上述例子不难看出，可持续发展教育并非是看似理想实则空洞的口号，field trip也不是简单的学生郊游。一个计划得当的field trip是可持续发展教育中重要的实践部分，两者是相得益彰，深深融合的。笔者跨专业投身“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学习，得以一窥field trip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之间的关联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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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eld trip：不止郊游
早在1981年，教育学家Krepel和Duvall 将field trip定义为一种带有教育目的由学校或老师组织的课堂考察活动，学生可以在该活动中与特别的场景、陈列展示进行互动探索，从而掌握学科的知识、概念。Field trip可以让学习者在活动中发展与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的个人连接和情感连接 (Behrendt & Franklin, 2014)。在活动设计上，field trip通常包括三个阶段：出发前的准备，实地考察和结束后的总结与反思 (Orion & Hofstein, 1994)。
在早期阶段，field trip更多的是应用于各年龄阶段的科学、生物学、地理学等学科的教学中，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科也开始采用field trip作为常规课堂的一种教学方式，以便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学习机会。
由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内容较为宽泛，学习者若只接受课堂教学可能对事情的直观感受比较有限，容易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落入喊口号式的空谈。让孩子参与field trip则可以更好地理解“可持续”、“环保”、“社会福祉”等较为抽象的概念，身处相关环境中去获得环境体验和社会体验，进而产生个人感受甚至是情感倾向。参加field trip就像是一个婴儿发展出自己的味觉、触觉、视觉、听觉的过程。
这一过程既训练了学习者的实践操作技能，也有利于学习者从不同角度思考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人类社会行为与周围环境的互动关系 （Beckmann et al, 2017）。在活动结束后的自我反思中，field trip给学习者提供了一个内化学科概念的机会（Nicotra et al, 2021）。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多元化的，反思势必要调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论，这种“跨学科意识”是提高人们解决生态、环境和社会等整体性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另外，当学习者收获了自己对可持续发展的见解和意识，也会激励身边的人选择可持续的行为，达到可持续教学目标所希冀的学习效果。
那么何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目标”呢？我们不妨把视线放到更大的背景——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目前世界人口达到79亿人（截至2021年11月），而地球资源却有限，因此，如何在满足我们当今的需求，而又不损害我们自己和后代的情况下，满足他们的需求，学会以可持续的方式共处是人们亟需学习的内容。
近几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关注，经常被提及的是环境保护方面，但事实上远远不止于此。正如在金融和管理等行业风头正盛的关键词“ESG”，除了“E”之外，还有“S——social”和“G——governance”的面向。联合国提出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方面，这些目标相互关联，是“实现所有人更美好和更可持续未来的蓝图”（联合国，未注日期）。
02
可持续发展教育
可持续发展和教育是双向的、互相融合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发展教育，认为“可持续发展教育是优质教育的必需组成部分，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所有年龄段的学习者可以获得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知识、技能、价值观、态度和行为，以应对我们面临的相互关联的全球挑战，包括与贫困、不平等、气候、环境退化、繁荣以及和平与正义有关的挑战（联合国，未注日期），从而有能力改变自己和所处的社会，推动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和平、宽容、包容、安全和可持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指出可持续发展教育是“全方位”和“具有变革性”的教育，其教学法是“按照互动、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方式设计教学，使学习更具探索性、变革性并注重行动”，学习环境可以是实体的、虚拟或者在线的。笔者在修读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时发现，与传统课程内容相比，它多了field trip这一个重要的板块。
那么field trip对可持续发展教育起了什么作用呢？笔者希望分享一些自身参与的学习案例，聊一聊自己的体会。
收获1
培养学习兴趣
保持学习动力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多元化的，相对应的field trip内容也是多样的。可持续发展教育的field trip具有探索性，较之传统课堂，不仅为学习者提供了更生动的学科内容的呈现方式，也为学习者提供了更丰富的学习方式和研习方向。
或许其他人到海滩是踏踏浪、玩玩沙子或者是刺激的水上活动，但我们到海滩是为了寻找海星和鲎，也因此了解到，近年来海星和鲎的数量锐减，在著名的海星湾也见不到海星的踪影，在挖蚬者的福地也要在一大片滩涂中扒开一层层沙子才能发现一两个鲎。
居住于城市的人可能到城郊吃农家乐，但我们到乡间田野却是抱着了解当地种植业发展的目的，观察时蔬在田地里的模样，看到观光农业的可能性。
游客到一些古建筑景点打卡拍照再上传社交圈，但我们探访古建筑群和现代建筑，为的是了解活化保育古建筑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如果随便拉一个人谈谈对于垃圾处理厂的想象，他/她可能会下意识地会想到“脏、乱、差”，但当我们真切地踏足日本大阪舞洲垃圾处理厂，却发现它远看像宫崎骏的主题城堡，外墙墙壁五颜六色，还有一点俏皮可爱；厂里有先进的垃圾再分类方式，流水线的作业和全封闭的车间环境令整个垃圾处理厂干净、整洁，完全颠覆了笔者对垃圾处理厂的固有印象。
曾多次获得“绿色学校奖”及“全球最绿学校奖”的香港圣言中学，为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好习惯，采用“全校参与、跨学习领域的模式”去推行环境教育。学生有机会从课堂内外去实践环保知识，如珊瑚水族缸的维护、在园艺区进行有机种植、定期举行海滩清洁活动等。这种具有体验性和探索性的学习方式能激发学习热情、提高个人参与度、激发好奇心（Behrendt & Franklin, 2014），学习者走出传统课堂，进入现实世界，在所谓的“非正式”学习环境中，让学习者通过“learn by doing”来发掘自己的兴趣，保持学习动力，从而促进更深层次的学习。
收获2
锻炼批判性思维
得到社会情感的成长
在“全球公民”融合竞争的年代，社会希望学校为学生的未来做好准备，特别是在教授解决问题的能力、软技能（soft skills）方面。阿肯色大学（Greene et al, 2014）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参加field trip的学生表现出更高的同理心、宽容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笔者曾在课堂上听到一则分享。该教师称她曾经带着一组中学生到深水埗体验夜宿街头的经验，让学生体验贫困群体露宿街头的感受。在以高房价著称的香港，这些露宿街头的人当中，以中、老年人为主（51-60岁占比31.3%，61-70岁28.7%，数据来源于《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调查2021调查简要报告》)。他们靠捡纸皮卖废品换钱，一天下来也只能换到二三十港币，勉强维持一天的生计。这也是为什么这群人努力谋生，却仍租不起床位，只能露宿街头。学生们躺在硬地板上、没有柔软的枕头、盖着有限的纸皮，在秋夜难以入眠。漫长的夜晚，极其不舒适的睡眠环境能让原本不愁物质的学生们体验了香港弱势社群的生活艰辛。
当基础教育已经提供了完备而程式化的学习环境，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作用，就在于鼓励孩子走出“两点一线”生活的桎梏。相信这一晚的体验会伴随这些中学生很长一段时间，让他们去理解边缘人群在城市中的被剥夺感，思考弱势群体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协助。或许下一次在街头上遇见露宿者，他们会有不同的反应：或是不再埋怨过道被占，嫌弃露宿者所收集的纸皮很脏，而是去想能做什么事去维护他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调让学生嵌入全球化竞争，高度信奉优绩主义的社会里，以field trip的方式参与可持续发展教育，对这群学生的意义远不止是智识上的成长和心灵的疗愈。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去年的力作《精英的傲慢》中，反思了“优绩至上（meritocrcy)”对美国社会阶层撕裂，民粹泛滥的推动作用。桑德尔认为，教育异化成了对年轻人（或者我们干脆称之为“人力资源”）进行高效筛选和分类的机器，导致接受良好教育的精英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持有偏见——“一方面忽视了绝大多数没有大学文凭的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另一方面对真正的劳动贡献缺乏理解。”价值观和心态上的傲慢与隔阂，无益于在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孕育共同体意识。而“共同体意识”，或者说公民归属感的形成，需要成员们持续地参与到相互承担义务和牺牲的实践中。
倘若我们把培育世界公民视为长期的效益和目标，那么运用field trip和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理念和技巧，就是在探索我们和下一代如何与偌大的世界产生亲密的关联——如何跳脱出“以人类为中心”的傲慢去参与自然和生态，如何对不同阶级和种族的社会成员怀揣共情和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作者为香港教育大学可持续发展教育硕士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责任编辑 ：袁漪琳 yilin.yuan@ftchinese.com
参考文献（可向下滑动）
联合国（未注日期）。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实施《全球可持续发展教育行动计划》路线图。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30514_chi?posInSet=10&queryId=3b5955d6-d993-4dee-917c-b56a1b46ae5a
曾纪茂（译）（2021）。《精英的傲慢》（原作者：Michael J.Sandel）。北京：中信出版社。（原作出版年：2020）
圣言中学（未注日期）。环保政策。https://www.singyin.edu.hk/zh/%E7%92%B0%E4%BF%9D%E6%95%99%E8%82%B2/%E7%92%B0%E4%BF%9D%E6%94%BF%E7%AD%96
黄洪，陈绍铭，李芝恩（2021）。《全港无家者人口统计调查2021简要报告》。https://web.swk.cuhk.edu.hk/~hwong/pubfile/researchmonograph/2021_Summary_Report_HK_Homeless_Census.pdf
Beckmann, E.A., Weber, X. Whitehead, M., & Nicotra, A. (2017). Research-based learning: Designing the course behind the research. pp. 141-151. In: Zurcher, H., Ming-Dao, C., Whitehead, M., & Nicotra, A. (Eds.). Researching Functional Ecology in Kosciuszko National Park. Field Studies in Ecology. Volume 1. Canberra: ANU eVIEW. doi:10.22459/RFEKNP.11.2017.14
Behrendt, M., & Franklin T. (2014).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chool field trips and their value i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nd Science Education, 9(3), 235-245. doi: 10.12973/ijese.2014.213a
Greene, J.P., Kisida, B., & Bowen, D.H. (2014).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field trips: Taking students to an art museum improves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nd more. Education Next, 14(1), 78-86. https://www.educationnext.org/the-educational-value-of-field-trips/
Krepel, W. J., & Duvall, C. R. (1981). Field trips: A guideline for planning and conducting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Nicotra, A.B., Geange, S.R., Bahar, N. H.A, et al (2021). A rapid prototyping approach for intensive field courses to build scientific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bioRxiv [preprint]. https://doi.org/10.1101/2021.12.06.471369
Orion, N. & Hofstein, A., 1994. Factors that influence learning during a scientific field trip in a natural environment.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31(10), 1097-1119. https://doi.org/10.1002/tea.3660311005
So, K.J.Y., Cheang, C.C., Hui, T.Y. & Chan, J.K.Y., 2021. Understanding the behavioural gap between perceived and actual environmental behaviour: Investigating the clam-harvesting pattern in Hong Kong SAR, China.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16, 1-11. https://doi.org/10.1016/j.jclepro.2021.128259
Sotomayor, S. (2021). Long-term benefits of field trip participation: Young tourism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share their stories. Journal of Hospitality, Leisure, Sport & Tourism Education. 29, 1-9. https://doi.org/10.1016/j.jhlste.2020.10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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