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岁，我来到剑桥留学”

袁漪琳：春雨愿意隔着7个小时的时差和我聊聊。她想不到自己的故事能触动那么多人，而她们都想知道怎样走出属于自己的困境。

文 丨 FT中文网教育编辑 袁漪琳

全文共3282个字

春雨发现自己在小红书“火”了。因为女儿的一条帖文：“今天，我的妈妈去剑桥留学”，在小红书上获得了超过4.5万的按赞。评论区最高赞的一条留言写道：“好棒，我也准备等儿子读大学了，我就去读书。”春雨自己也玩小红书，只是不太常用，从前只发布一些零散的旅游笔记，直到最近前往英国读语言班，账号才重新活跃起来。每一篇不带滤镜的“剑桥游学记”封面上，贴着一张机票样子的贴图，写着“62岁，我来到剑桥”。

高龄留学，让不忍错过故事的我闻风而至。但对于一些同样已经退休的女性，她的帖子更像是朝安静的湖心投下一颗石子。那些蛰伏在匿名账号和各自平淡生活背后的憧憬，跃跃欲试，变成数千条评论和私信涌向她，想要取经。

“你是第三个想来采访我的。”果然，媒体的鼻子都像猎狗一样灵敏。显然我是一条不合格的猎狗，但好在运气不错，春雨愿意隔着7个小时的时差和我聊聊。她想不到自己的故事能触动那么多人，而她们都想知道怎样走出属于自己的困境。

“虽然我写‘62岁留学’，这是真的，但我还是觉得有些夸张。我觉得我和二十多岁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是顾虑更少了，记忆不那么好了。”春雨独自做好了出国上学的所有准备，直到办完签证，临行前十几天才告诉家人和好友。她早在2019年就开始申请留学，只是碍于新冠大流行对国际通行的影响，迟迟未能成行。春雨走过30多个国家，五年前的一次旅游中徐志摩和林徽因求学的剑桥投影在她的波心。为了半年的游学，春雨用了两年时间默默准备。她从一块印着胡歌代言的广告牌看到了英孚的语言班，于是她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上课，重新启动一门语言技能。

女儿知道她退休后在学英语，但她以为那仅仅是一个现象而已，没想到母亲的生活会突然跳出以往固定的轨迹。但对春雨本人而言这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她有更大的远方——一个迟迟未竟的作家梦。在一个“一句中文都听不到的地方”把英语学好只是第一步，对她更具吸引力的是，成为一个写作者必备的见识和经历，能了解当地、能交当地的朋友，“不仅仅是看，还要可以思考。”

60岁：开始设计人生！

60岁想成为一个作家，晚了吗？春雨说，“我没有觉得很晚。”

春雨是1960年生人。特殊的年代，小学恢复授课已经来到1968年。春雨的小学时光是随着家人从北京辗转至山西、江西多地度过的，由于当时各省间学制不同，只用了3年半。完成初高中学业已经是1976年。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不过由于刚参军不久，按规定三年内无法参加高考，她第一次与高考错肩而过。复员后，她被分配到了大学工作，但是心里仍渴望参加高考。不过距离高中毕业已经过了快三年，加上兼顾工作，备考已经不大跟得上。唯一参加的一次高考落榜。之后，春雨先是读了电大，到了孩子上小学的年纪又自考了计算机网络专业的本科学位。她回忆道，在大学工作的时候她既要上课又要设计实验，发表过7篇论文、写过4本教材，直到2006年才离开讲台进入企业。为了适应从校园到商界的跨越，先后读了两个MBA文凭，学习到了差不多50岁。原计划55岁退休，实际上仍断断续续地工作，一直到今年初才决定完全退休。一路都和成为文字工作者的梦想相去甚远。决定彻底退休后，春雨头脑中蹦出的想法是：“终于可以开始设计我的人生了！”

从她的语气里我听到一股“唰地一下”撕日历一样的爽利：着急、兴奋、不浪费一分一秒。而我还没反应过来，左脑沉浸在那些讲述着“学海无涯”的编年表里，右脑准备着抛出作为一个后辈的疑惑，比如，她是否会为高考的遗憾后悔？是否也有所谓的“年龄焦虑”，包括作为母亲，是否也像中国式家长那样“催婚”“催生”，认为“人到了什么年龄，要做什么事情”？

春雨说，这些在她的头脑里似乎天生就不存在，只知道父亲对她说过的：“你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做的人。”高考没能考上的时候，父亲没有一句指责；被体操队选中的时候，父亲从没因为担心‘危险’而阻拦；到40岁的时候，想要去读个本科，就去读了。“没有‘如果当年高考上了大学，就怎么样，人生没有如果，也没有什么不是能弥补的。”

她以同样的方式养育女儿，“她18岁就自己去美国了，一切自主。当别的父母问我们，怎么送机只送到成都的机场，不会不放心孩子自己一人出国吗。我反而觉得奇怪，她18岁、懂英语，我们没有什么不放心的，难道还要护送她到香港去吗？”如今，角色调转。退休后、62岁、英语半生不熟、女儿“没什么不放心地”送她飞越大洋，一切自主。

观察：适应一种极简的需求

留学生活开始了。春雨住进了剑桥郊区的寄宿家庭。房东的联排屋至少有40年楼龄，附带一片两三百平的花园。其他房间也住着留学生，房间里没有地方可以放她自己东西，行李仍然放在自己的行李箱里。如果和春雨自己家相比，居住条件可以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只过了三天，她就完全适应了。同一屋檐下有一个日本姑娘，教她怎么用房东家的洗衣房，陪她去学校找新生注册的地方，给校职工翻译她那尚不熟练的英文，下了课特地找她一起吃午饭。春雨发现，但凡两人一起回家，女孩都会让她先进屋，但凡有重物要提，女孩不会让她动手。同住的德国年轻人则是另一种风格，偶尔出现，来去无踪。和春雨一起上语言班的多数是大学年龄的学生：日本、韩国的男孩女孩“都很有礼貌”，比起她们班里法国、瑞士、阿根廷的学生更勤奋刻苦。上了十多天的课，春雨认为自己还没有完全适应。尽管语言班在英国的上课模式和她在国内一样，“老师的语速很快，从会听、会说，到会用，这一关还是比较难过。”

为了赶8:30的早课，春雨给自己定了6点的闹钟。从住家到学校坐公车单程要一个半小时。晨光熹微，走路稍慢两分钟，就错过了车，再等20分钟才有下一班。秋风何冽，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她躲进公交站——一个四面敞风的玻璃盒子，跳了十分钟体操。扭头看见公交车站旁边有条小道，挂着快“仅供步行”的牌子，眼看要等的车还没到，于是走了两步。“哪知穿过短短的树林，天地竟变得如此开阔。秋天的此时，纷呈的色彩已挂上树梢。站在绿色的跨线桥上远眺，那种心旷神怡前所未有。”春雨会抓拍上下学路上遇见的晨雾和夕阳，发在小红书上。坐上公车，三个小时就用来看那些度过了800年光阴的乡景，“每天的风景都不一样。”

和国内日新月异的城市，崭新的车站、大巴不同，这里的公交车是旧的，车站是旧的，路上枯叶婆娑，也是无人打扫的。语言学校所在的房子有一半是玻璃的，室内灯只有在太阳下山、自然光黯淡后才会打开。春雨想在小红书上分享真实，作为对小红书式的精致海外生活的一种反驳——在如此发达的国家，生活不全然是精致。住着几百户人家的社区很少能看见高档汽车，基础设施陈旧而简朴。在她看来，这反映了当地人一种极简的需求。这种“极简的需求”投射到自己身上，则是一个设问：退休之后，你的内心还想要什么？

不做“娜拉”

“你会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

“一个自我的人。”

还有，“不喜欢浪费时间、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不想要出名”。

在对话之前，我曾设想过诸多现有的人物模板，比如《玩偶之家》中的娜拉，《人物》特稿《平原上的娜拉》中的刘小样，或者是逃离家庭“50岁自驾游”的苏敏......她们都在演绎同一个母题：女性觉醒和出走。3个小时后，我发现用模式去尝试理解一个生动的个体是片面的，头脑里那些关于女性意识、亲密关系的理论逐渐虚化为一片名为知识实为偏见的迷障。

春雨的出走不是逃避和为了暂时摆脱现有的状态，因为逃离的，终究还是要回来。当别人评论说她敢于去留学是因为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她不赞同：经济确实是基础，但同龄人里有能力拿出11万来圆梦的，大有人在。能走出来，是已经做了两年的准备，不存在“梦醒了无路可走”。至于梦能不能成，就像她自己教给女儿的话，“做到底，全身心投入，直到做不下去。”

“等会我还有一个社区派对要参加。去派对我也会全身心地投入，去玩，一定会很开心。”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文中涉及人物均使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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