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钟沛璋
昨天，钟沛璋先生与世长辞，享年96岁。
钟沛璋祖籍浙江镇海，1924年生于上海。15岁那年，他还是初中二年级学生，便由同学吴学谦介绍加入中共。后在中央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读书，从事学生运动。1949年在上海主持创办《青年报》。1950年被胡耀邦调到《中国青年报》，担任副总编辑。反右运动中，和妻子陈敏双双划为右派。下放山东劳动，摘帽后回到《中国青年报》做副刊编辑。虽然失去党籍，胡耀邦仍启用他起草团代会报告。文革中下放五七干校八年。期间儿子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蒙冤，被关到零下40度的帐篷里反省，险些丧命。胡耀邦伸出援手，写信向担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勇求助，救了他儿子一命。
1978年底，钟沛璋右派得以改正，重新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在他的参与下，《中国青年报》进入黄金时代。北京丰泽园饭庄青年厨师陈爱武给报社写信，批评商业部部长王磊吃客饭，不交钱。钟沛璋拍板在头版发表“小厨师批评部长吃客饭”的点名报道，还配发社论，轰动全国，并在《人民日报》发表《开一代民主新风》的长篇文章。
除了办报，他还兼任团中央研究室主任，倡议成立青少年研究所，请张黎群担任所长，自任副所长。就是这个研究所，使《走向未来丛书》的问世有了依托。
1982年，他出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倡导新闻五个转变，变单向流动为双向流动，既要上情下达，又要下情上达；变单功能为全功能，包括发布新闻、宣传思想，反映民意，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变封闭为开放；变指令性为服务性；变灌输的方式为交流的方式。推动了八十年代新闻生态的改善。
他从中宣部新闻局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到香港工作了一段，还主编过《民主与法制》，创办过展望出版社。他晚年最辉煌的一笔，是1993年受东方文化研究会之命，领衔创办《东方》杂志。本来，会长韩天石希望他办的是弘扬东方文化的学术刊物。他先后聘请李大同、朱正琳、梁晓燕担纲编务，把杂志办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关怀现实，立足思想界前沿，开文化风气之先的重镇。秦晖等一批中年学者在这个平台上亮相，成为公共领域亮点。钟沛璋主持《东方》虽然只有三年多时间，但这本杂志凝聚的作者群，影响力一直持续至今。
我们和钟沛璋相识是1996年。当时邢小群系列采访曾经被打成右派，在改革开放中再创辉煌的知识分子，钟老是她计划采访的对象。此前我和钟老没有见过面，但在《东方》发表过两篇文章。我们与钟老电话联系，他爽快地邀请我们到他家畅叙。一见面，他就说：“这次我到福建去，参观了邓拓纪念馆，看到了邓拓自杀前写的遗书，给他夫人丁一岚写的信，给北京市委的信，信的最后，高呼三个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的一生都在为探索一条光明的路而奋斗，但这条路走得很艰难。挨整的时间我们是完全正确的吗？不，挨整时，我们有的思想也是很左的。他的开场白，一下子就打动了我们。后来，小群写成文章《钟沛璋其人》，在方方主编的《今日名流》发表。
那次见面时，钟老对我说，你和谢泳合作的《文革中的民间思想概观》一文很好，可惜没有谈到王申酉。1996年是文革30年，《东方》策划了“文革三十年祭”专题，从不同角度组织了八篇反思文革的文章，我们这篇是其中之一。这个专题后来没有面世。这期杂志也成为《东方》停刊整顿的口实，钟老不得不辞去《东方》社长兼总编辑之职。
钟老向我提出王申酉的问题，让我开始留意这个名字。不久邵燕祥先生介绍我认识了《人民日报》资深记者金凤。当年她曾经对王申酉事件进行过深入采访，手里保存着王申酉的珍贵遗作。我读了之后，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这样一位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驱，31岁就被夺去了生命，成为当代思想殉道者。由于王申酉的遗作没有出版，他的事迹也没有广泛宣传，所以国人对王申酉多感陌生。于是，我和金凤商量，重新编辑《王申酉文集》。这也是金凤多年未了的夙愿。当时，我请钟老为此书写一篇序言。钟老很快写成。但书稿在国内联系了多家出版社，最后都功亏一篑。2002年，终于在王建国帮助下，由高文出版社付梓。出书后，钟老还介绍我拜访了力促王申酉平反的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
与此同时，钟老自编一本文集《一个老共产党人的世纪思索》，亦由高文出版社出版。他请李锐老写了一序，同时邀我写一序。我以《钟老的心愿》为题，写成一序，表达对钟老的理解。他对民主宪政的向往，言犹在耳。
后来，我们与钟老还有一些交往。钟老为编书的事，和我通过电话。有些选题，他仍然想操作，无奈已力不从心。钟老夫人陈敏去世后，他搬到燕郊居住。离开了北京，和过去的朋友们交往就困难了。2015年，《炎黄春秋》举行新春茶话会，钟老赶来参加，我和他寒暄了几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告别鼠年之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读书》前主编沈昌文先生和《东方》前总编辑钟沛璋先生接踵辞世。回想1993年到1996年间，《读书》和《东方》可谓中国思想界的双璧。那种新见迭出激动人心的盛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念及此，不亦悲乎？
钟沛璋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