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燕东园40号

   徐泓大姐是北京大学新闻学教授，又是海内外知名的资深记者。近日，完成力作《燕东园左邻右舍》。我有幸先睹为快。

   此书以燕东园为线索，钩沉在此居住过的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群体往事，展示一代士林的非凡经历。徐大姐出生百日，即随父母住进燕东园，迄今已有76载。她是这片历史建筑沧海桑田的见证人。她的讲述，既饱含深情，又有独特见地。

  蒙徐大姐同意，本公号将选择部分章节，请读者朋友分享。

燕东园左邻右舍

（节选之一）

徐泓

   2021年12月底，北京市完成首批历史建筑示范挂牌，包括政协礼堂、民族文化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3栋（座）历史建筑，实现北京历史建筑挂牌“零”的突破。

   北京大学入选挂牌的建筑有燕南园51—66号楼、燕东园21—24号楼、31—37号楼、39号楼、40号楼。满目沧桑的小楼被这标志牌重新照亮。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

   我的父亲徐献瑜，1945年9月燕京大学复校后任数学系主任。

   我出生时家住燕京大学燕南园 59 号。1946年深秋，我家搬进了燕东园40号，那一天正好是我出生后的第一百天，民间的说法“过百天”。从那时至今我一直住在燕东园40号。环顾四周，整个园子里像我这样老资格的住户，可能仅此一家了。

   必须提起笔来，为燕东园这些小楼、为曾经住在楼里那些不应被遗忘的老一辈学者、为发生在楼里那些不应被淹没的往事，留下一份追索与记录了。

   燕南园与燕东园,先后是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的高级住宅区。近百年间，这两个园子里住过任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许多知名的学者教授，文科、理科、工科的都有。

   燕南园在校园里，第二体育馆南侧，建成于1926年。燕东园在东门外，距离校园约有一里地。1927年开始建，1930年大局成型。据老住户说，在园子门里曾有一块石碑，刻着1927奠基。

   燕南园和燕东园都建在高地上，进园子都要上个坡，它们又被称为南大地、东大地。这是老燕京人传统的叫法，到了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撤销，北京大学迁进以后，就逐渐改口了。

  燕南园、燕东园的宿舍绝大多数都是美式乡间别墅型，灰砖小楼，棕红窗框，有阳台，带一个修剪整齐的松柏绿篱围着的小院。每栋楼前钉着一块黑底白字的小木牌，用阿拉伯数字标着楼号。

   两个园子面积不同，燕南园占地48亩，燕东园占地77亩。建筑布局、园艺设计也有差异。若简单地作个比较：燕南园小而幽深，燕东园大而阔朗。

   燕东园的灰砖小楼，被花木簇拥，被绿荫掩映，一年四季都很入画。22栋小楼大体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二层楼共17栋。因各楼内部格局略有差异，面积不等，各楼的形态有所不同。30号小楼体量最大，可算三层楼，在园子里独一无二；也有两两相似的，如39号楼与32号，42号与29号。其它多有千秋。第二种类型是带有较大顶楼的一层楼，也可称为平房，共5栋。

   我家40号，位于桥西，紧靠石桥脚下路北的那个院子，就是带顶楼的一层小楼。在燕东园这种楼型的还有桥东21号、25号，桥西35号、38号。

桥西40号，徐献瑜韩德常夫妇家

   走进我家大门，推开走廊右边的黑色木门，一间二十平米的房间，朝东两个单幅的玻璃窗，朝南一对双玻璃窗。阳光充沛。这是父亲母亲的卧室。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在主卧拍摄的。估计搬家刚一落定，父母就兴冲冲地拿起相机，立此存照，给我留下了这张百日照：

母亲韩德常怀抱出生百日的徐泓，摄于1946年11月

   我家这种带顶楼的房子，有一个讲究的木楼梯，沿着它从一层上到顶楼。一层有客厅、饭厅、卧室、书房、阳光房（我们称它玻璃屋子）、厨房、浴室、洗衣房、下房及若干储藏间。顶楼面积不小，有两间卧室和一个盥洗室。楼顶呈坡型，夏天屋顶的瓦被晒透，楼上会很热。冬天很暖和，春秋天也舒服。小时候我们家一到冬天就搬到楼上住。

徐献瑜韩德常夫妇

   楼内的格局与设施基本西式。客厅、饭厅中间是打通的；客厅墙角有壁炉，上有烟道，通向楼顶的烟囱。小时候听母亲说，圣诞之夜，圣诞老人会骑着扫帚，从烟囱里钻进来，给孩子们送上圣诞礼物。我们也确实在枕边找到过放在一只袜子里的礼物。真的有圣诞老人来过吗？

   我家这间客厅、饭厅1950年代在北大数学力学系的老教授中还挺有点名气，那时丁石孙先生（1984——1989年北京大学校长）还是个年轻人，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担任系里民盟小组负责人，他后来多次说过： 

   我的兵都是教授呀!有江泽涵、段学复、徐献瑜、吴光磊、程民德、胡祖炽等, 一共七八个人呢! 民盟本身有个系统, 但在系里由共产党管。当时民盟的主要活动是学习苏联。而系里年纪大一点的民盟成员认为苏联并不怎么样。我作为小组长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开会说服大家要学习苏联。因是民主党派，大家畅所欲言，气氛轻松热烈。徐献瑜教授住燕东园40号，客厅宽敞，大家就在那里开会。加之徐家大师傅菜做得特别出色，有时会后众人美餐一顿，堪称锦上添花。

丁石孙

    我对家里的窗户和窗帘印象极深。燕东园小楼的玻璃窗是上下推拉的，上半部为一横两竖的格子窗，下半部是整扇的玻璃。但不论向上推，还是向下拉，都只能开一半窗。配有钢丝纱窗，配有卷轴式的纸质窗帘，一面深绿，一面浅棕，典型的美国建筑风格。这次写作时，窗户成为我识别一些老照片是否在燕东园拍摄的标志性细节。

兄弟姐妹在家门口台阶上合影，自左至右为老三徐澂、老大徐泓、老四徐浩、老二徐溶

   我家门前有三级花岗岩砌的台阶。上了台阶，打开两扇对开的纱门，还有一间过渡的小房间，然后再打开一扇纱门，才是带有井字格玻璃窗的正门，红木质地，圆圆的黄铜把手，70年来不知有多少双手转动过它，至今它仍然闪光发亮。据说燕东园各楼所有的这些五金构件，和燕京大学校内全部建筑一样，当年都是司徒雷登要求从美国进口的，地板、门窗使用的主要木料也是从美国进口的红松。

   对我家这扇红木质地、黄铜把手的正门，中国科学院院士杨芙清也有印象。她1955年从北大数力系本科毕业，留校分配到新建的计算数学专业攻读研究生。

        徐献瑜和杨芙清 

   她的导师正是我的父亲：

   第一次拜见导师是在北大燕东园40号，一座掩隐在绿树丛中、小桥旁的小楼中。带着期望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我敲开了门，一位高高身材，清瘦的老师，带着亲切的微笑打开了那扇带有纱门的单扇户门，他牵着我的手，带我走进明亮宽敞的客厅中，好像长辈牵着孩子的手一样，一股暖流消除了我的不安，我像回到了家中。

    她也记得我们：先生家孩子很多，当然都比我小，很热闹，在这个家中我不觉得拘束。而我们对她的印象是1959年她从苏联留学归来了：家里来了一位穿布拉吉漂亮的大姐姐，梳着两条大辫子。

   燕东园各家小楼还带着一个小小的后院，从这里可直接进后门，就到了厨房和洗衣房。厨房有一个中间两个灶眼、右边带烤箱的烧煤球的大灶，大灶的左边还连着一个小锅炉，供应楼下楼上盥洗室所用的热水。

   最意思的是洗衣房，单独一间，在北窗下有两个连着的大洗衣池，水泥砌的台子，高度及大人的腰间，一左一右各放一个大水缸。小时候我们喜欢踮起脚尖扒着池边，看里边是否有冷水镇着的西瓜，或者等待下厨房上蒸锅的螃蟹。

   我家院子里栽种了一大片草莓，一畦一畦的，院子里的水龙头按时沿着畦梗灌溉，一看就是有行家里手在伺弄。原来搬进燕东园40号以后，父亲就把单身时为他做饭的张贵请到家里来，继续做大师傅。张贵四十多岁，家住西山冷泉，不知何时学得一手烹饪功夫，中西餐都会做。他就是丁石孙先生夸赞的“徐家大师傅”。张贵到我们家以后，不仅掌勺，还把一些粗活儿都包了，再有闲暇，他就除草整地，收拾出一个菜园子，除了搭架的黄瓜、豆角、西红柿，他还种起当时并不多见的草莓。

徐献瑜夫妇和六个子女合影

   张贵很喜欢小孩，自己没有，收养了一个亲戚的孩子叫丁柱子。张贵来我家不久，我的弟弟妹妹相继降生：老二徐溶生于1948年7月，老三徐澂生于1950年3月，老四徐浩生于1951年9月，家里瞬间人丁兴旺。张贵一人忙不过来，就把老婆也从冷泉接来，夫妻两人一起在我家打工。不知为什么，我们对张贵直呼大名，却称他的老伴为 “张奶奶”，她扎着绑腿，面相比张贵老不少，也喜欢孩子，一心一意地带着我们。我们小时候和张贵张奶奶比和父母更亲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