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东——何方口述片段之三

东北一解放，张秀山就找我谈话，要重新安排我的工作。张秀山说，现在鞍钢缺人，让我到鞍钢工作，做什么工作他没有说。他说，你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年轻，那时候我大概二十六、七岁吧；二是懂外文。他说，要搞好这里的建设，将来必须得请苏联专家，所以懂俄文很重要。我坚决不同意。我说，不行。搞个土改，发动个群众，或者是搞搞宣传工作，我还比较熟悉。那时候他比较客气，又说，要不行，你做青年工作怎么样？那时候人们都不愿意做青年工作。共产党里面有两件怪事：一个是人们不愿意做青年工作，一个是不愿意做妇女工作。所有做青年工作的人，都带有勉强性质，比如像韩天石、黄中、荣高棠这些人，都是上面安排非干不可，才上了青年工作这条船的。

这时候已经到一九四九年。这年“五四”的时候，要在北平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在这之前，三月份辽阳开了青年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各省都要去代表团。辽南也要去代表团。张秀山说，你要是不愿意去鞍钢的话，我们马上要派代表团到北平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你去吧。我一想，这个事还不错，可以，非常痛快地答应了。于是就让我率领着一个代表团去北平，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去了。

青年代表大会无非是选主席和几个副主席，选出来的有廖承志、荣高棠、蒋南翔等人，主席是廖承志。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有两套班子，一套是咱们自己的青年团，一套是全国青联。全国青联代表在一起玩儿的时候就找郭兰英、张瑞芳、秦怡等人唱歌。这些人都是青联代表。他们都是有名气的人。

开会我照例去就是了，还领了个警卫员去。都到了北平了，你还带警卫员？人家虽然也允许带，管饭，一切都是公家管，现在看来不怎么妥当。

开完这个会，我又回到东北去了。这时把东北从九个省并成四个省了。辽宁分两个省：一个是辽东省，一个是辽宁省；辽南、辽西这两个省去掉了。辽东省的省会在安东，现在叫丹东；辽宁省的省会在沈阳。东北局也在沈阳。回东北要经过东北局，要汇报啊！东北局管青年工作的青委书记是韩天石。韩天石跟我谈，你现在得做青年工作了。我说，我只是去开个会，开完会，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他说，你做青年工作才能去开会。你还是做青年工作吧。我说，不行，搞青年工作我没兴趣，是不是让我搞别的工作？他说，不行。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结果还是得服从组织分配。我说，不行那就去吧。他说，东北局决定，做青年工作的人不能随便离开岗位。他分配我到辽东去。但是， 他又说，很对不起，辽东已经先去了人，已经有了青委书记杨海波，后来当过国家教委副主任。杨海波先是参加筹备全国青年团的会，回来后被分配到了辽东省，当了省青委书记。韩天石的意思，好像是我受了点委屈。他说，人家先到，已经任命了书记，你去了只能做副书记，这对你也不太公平，你先干着吧。我说，当什么，无所谓。就当了辽东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那时候省里还没有青年团，正在筹备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省委下面有好多委员会，有青年工作委员会，如果成立青年团，就分出去；有工人委员会，如果成立了工会，就分出去；还有妇女工作委员会，成立了妇联，也分出去。成立机构，总要有个筹备阶段。在筹备阶段中，成立了妇联以后，妇委还继续存在。中央的意思就是：妇联是妇联，妇委是妇委。妇委书记是蔡畅或者是邓颖超，那么妇联也可能是她，也可能不是她。青委也是同样的情况。等到成立青年团，我已经离开青委，所以我就不管了。实际上青年工作我没做几天。

那时候，辽东省委书记是张闻天，省长是刘澜波。刘英是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王铮。我给刘澜波当过一次翻译，够出洋相的。1949年十月革命节的时候，我们在安东，省里要招待苏联友人。刘澜波事先也不给我打个招呼，临时叫我给他当翻译。因为有张闻天在场，我心里有点发慌。要不然，我还是可以应付一下的。我先是怎么也不愿意上场，实在推托不过，上去了。刘澜波就说，别管我说些什么，你能说几句就说几句吧！

我和张闻天原来只有一面之交，并不了解他。张闻天在辽东大概没有什么人可以交谈吧，后来他发现和我可以交谈。

可以交谈的原因有两条，其中一条是因为我懂俄文。他总想找个人看看，有些什么俄文书、俄文报纸或是用俄文发表了什么文章。他这个人喜欢知识分子，喜欢文化。我嘛，是个杂家。他说什么我都有话说。他说文艺怎么领导，我就跟他说我对文艺的了解；他说要审查剧本，我就跟他说我觉得什么剧本可用；他说审查电影，我就跟他说我看过的电影。张闻天有一个晚饭后和刘英一起散步的习惯。每天吃完晚饭，路过我住的地方，向窗口一叫，我就出来了。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1959年我因张闻天的问题受到牵连为止。

我当了青委副书记后不久,要开人民代表会了，张闻天说，你不是搞了一次讲座吗？你给人民代表会讲一次。我们还一起到各个县、各地农村去看一看人民代表会召开的情况，然后由我回来写。我写出来的文章一天一篇，在报上连载。 以后又出了小册子。张闻天文化修养比较高，在这方面抓得比较紧。比如省委机关报《辽东大众》，他每天晚上都要看一遍清样，然后他给我送一份，让我看完提出意见来，他再看。

有一次他去做报告，把我叫住说，你去记录一下，记录完了，把它整理出来发表。我当然服从命令跟他去了。张闻天的报告主要谈群众路线。张闻天认为，所谓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进行工作的一个方法，而这个方法连唐太宗都可以采取，就是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周朝时，人家就采风了。实际上群众路线就是从采风来的，派些人下去，编一些顺口溜。实际上就是了解民情，然后根据这些民情制定政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群众路线有什么了不得？只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他还认为，民主不只是手段，还是目的。所以把群众路线提得那么高没意思。我把他的讲话整理出来，在辽东省委机关报《辽东大众》一天一篇地登了出来，用的是省委宣传部的名义。《张闻天文集》中还收了几篇。这篇文章连载，后来出了一本小册子，叫《群众路线问题讲座》。张闻天从此就抓住我不放了。后来，他觉得我做青委工作是人才的浪费，就对我说，算了，你不要搞青委工作了，别占人家那个地盘了。我就调到省委宣传部当了科长。

那时候省委宣传部有两个科，一个叫宣传科，一个叫教育科。教育科管包括小学、中学在内的学校教育。科长是从东丰调去的一个县委书记。宣传科就是管所有的宣传工作。我在宣传科，一方面张闻天要写点东西，让我起草；一方面有很多杂事也是宣传科管。

比如过年的时候，各个县都要拿来一些剧本审查。咱们各县都有文工团，都要演戏。老戏不行了，要演新戏。让我们审剧本，我哪儿能看得过来呀！好家伙，那么多的县！

那时还没有新电影，国民党时期的电影哪些好，哪些坏，哪些能演，哪些不能演，也说不清楚。电影院要开门，要吃饭，群众要看电影，这问题怎么解决呢？领导说，你负责审查一下，只要不是反共的，无害就行。

戏剧也是一样，京戏能不能唱？话剧要演些什么？文工团搞些什么？我管的白山艺校、白山文工团那些人和我很熟，常有来往，像演员田成仁、刘庆棠等人，当时都是我的部下。

中苏友好协会也叫我管。

一会儿又要成立文委，为将来成立文联做准备。我说，我搞不了，我对文化也不懂啊。张闻天说，什么不懂？马列主义一通百通。咱们就是靠马列主义管，都归你管上吧。我肩上的担子越压越重。

最烦的是看电影，一天看四、五个片子，故事都乱了套，谁和谁连在一起都搞不清。

还有唱戏的，如孟小冬的妹妹孟幼冬。孟小冬是著名的须生，了不得的人物，后来嫁给了杜月笙。孟幼冬没有孟小冬有名，但也相当有名。旧艺人一般都抽大烟。孟幼冬也抽大烟。我问张闻天，孟幼冬名气很大，但是她抽大烟怎么办呢？他说，叫她先抽着，慢慢戒嘛。张闻天确实水平高。

全东北解放了，安定了下来。我们那里有一个白山艺术学校，也有一个白山文工团，校长是白鹰。张闻天对文工团有兴趣，让我管文工团，我就认识了文工团的跳舞演员于颖。我在辽东省委还小有名气，她对我也很有意思。对于颖，当时杨海波、张闻天等人都同意，我也打算就在那儿安家落户，于是就结婚了。

于颖当年只有二十多岁，跳舞很有天赋。张闻天就说，把她送到朝鲜，和崔承喜去学舞蹈。朝鲜的崔承喜是全世界著名的舞蹈家，与乌兰诺娃几乎齐名。一个是搞芭蕾舞的，一个是搞民族舞的。崔承喜办了一个崔承喜舞蹈学校。后来，崔承喜全家都被金日成枪毙了。罪名是他们要往南朝鲜跑。她丈夫是朝鲜的文化部长。她的女儿安圣姬也是有名的舞蹈家，长得很好看，跳舞也很好，也一齐枪毙了。安圣姬在苏联学过芭蕾舞，我们驻苏联大使馆举行招待会，她参加时总会现场表演一番。

于颖跟崔承喜学了一段时间舞蹈，我就随张闻天调到联合国代表团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外交工作是怎么回事，以为要是出国走了，哪一年回来，没个边儿。想起来，苦恼得不行，就提出想把爱人于颖带走。组织上也同意，就给她发了电报。朝鲜那边也没办法，就把于颖放了回来。于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和我们糊里糊涂地上了火车，向北京进发了。

到了北京，我们住在中南海里。于颖是比较重视业务的，还想继续学她的舞蹈。李伯钊那个时候是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管戏剧、舞蹈这类事。刘英一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把于颖送进去学跳舞了。我们这个代表团一直没动，一直在北京，因为国民党还在联合国，我们去不了，这样就闲了下来。于是，我们开始学点英文啊，写点文章啊，编点书什么的。当时张闻天给我的任务就是写一篇帝国主义侵华史，我就忙乎这个。这时，发生了一点变动。于颖提出不愿意去国外，她要跳舞。她怕到了外国，跳不成舞了。我说，那你就学学打字吧。她说，我是跳舞的，让我打字？坚决不干。她说舞蹈是不能闲下来的，必须得连续搞，她无论如何不能停止她的业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不通，只好与她友好分手了。于颖是东北丹东人。她离开我时，她的家人都坚决反对，家里人和文工团的人都骂她，说她一到北京来就变了。她很委屈。谁批评她，她就不理谁，和谁断绝关系。我对她倒是比较理解。我知道她不是因为看不起我，或者是另外有了别人，只是个业务问题，而业务问题我也不懂。现在我们对外交工作了解了，其实那时候，她完全可以留在国内，或在国内继续学舞蹈，或者到苏联或其他国家学舞蹈，都可以。可那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搞外交是怎么回事。我和她结婚大概就一年多时间，也没有孩子，因为她要跳舞。联合国代表团还没散伙，我们就离婚了。后来我是光杆一人去的莫斯科。

于颖后来是个很有名的舞蹈演员。她自己跳舞跳得很好，还能编舞、编剧。有名的《白蛇传》就是她搞的。她也经常出国，到过印度和其他地方。当时周恩来都知道她。有一次在北京饭店跳舞时，周恩来就问过：今天于颖怎么没来呀？周恩来对文艺界很熟，像郭兰英等唱歌、跳舞的演员他都熟。我在电视上还看到过介绍她和陈爱莲编演舞剧《红楼梦》的节目。

后来我从苏联回来，我们的友好关系一直保持着。她来过我们家，关系很友好。她又结婚以后，才不再到我们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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