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陈小慰. 论翻译的“修辞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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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上海翻译》2022，04期

作者简介：陈小慰，福州大学“嘉锡学者”特聘教授，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修辞与翻译。

摘    要：本文从定义翻译的“修辞语境”入手，探讨其构成以及在翻译过程中的分析与因应机理。论证翻译的“修辞语境”包括了翻译目的(缺失)、特定译文受众、所有可能的制约因素或局限，以及灵活因应、切合特定语境的译文话语设计等，更符合翻译现实，更具解释力和可操作性，也更有利于提高翻译的有效性。通过对“语言语境”“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的评述分析，提出翻译的修辞语境可以成为已有翻译语境观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翻译的修辞语境;翻译语境观;语言语境;文化语境;情景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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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翻译的“修辞语境”(the “rhetorical context” in translation)基于当代修辞概念资源之一的The Rhetorical Situation, 结合翻译学科理论及其实践特点提出。该概念在之前的讨论中有“修辞形势”“修辞情境”“修辞情势”①等译文。作为翻译修辞研究议题之一，本文将采用翻译中的“修辞语境”一说，既为了与西方修辞研究话语有所区分，也为了同翻译研究中高频出现的语境分类概念用语保持相对一致，便于进行对比，旨在引发对翻译“修辞语境”更深入的认识和研究。事实上，该修辞概念的提出者之一劳埃德·比彻(Lloyd Bitzer)在为其定义时，也使用了context一词：“the context in which speakers or writers create rhetorical discourse”(Bitzer, 1968:1)(“说话者或作者创建修辞话语的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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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翻译的“修辞语境”

2.1 关于“修辞语境”

比彻和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都对The Rhetorical Situation这一修辞概念进行过阐述。比彻从“修辞话语的本质是什么?演讲者、听众、话题和场景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 ”等问题出发，就修辞话语产生的形势和某个修辞形势对修辞话语的预期提出这一思想。他认为，修辞话语作为修辞的特性来自于话语产生的环境。修辞是改变现实的一种方式。这种改变并非将能量直接应用于事物，而是通过创建话语来完成，这种话语能够使受众在思想及行为上完全参与(相关形势),反过来又影响和改变现实。就此意义而言，修辞总是具有说服性。(Bitzer, 1968:2-4)它存在于历史、文化和特定话语发生的场景当中，影响着受众接受和理解文本的方式。

比彻将“修辞形势”定义为：“由一系列人物、事件、物体和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组合所呈现出的一种实际存在或潜在的缺失；若能因势而动，通过相应的修辞话语对人的决定或行为加以制约，并进而使缺失产生重大改变，那么该缺失就能完全或部分消除。”(Bitzer, 1968:6)该组合由三个基本成分构成：一是“缺失”(exigence),指“当前存在的一种迫切需要，一种亟待补救的缺憾、一个亟待克服的障碍、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个亟待更正的偏离常规之举”。这种缺失唯有依靠修辞话语才有望得到解决或改善。并非所有的缺失都是修辞形势的组成部分，不能改善的缺失不属于修辞缺失，只能通过话语以外的手段来改善的缺失也与修辞无涉。缺失只有在能够得到积极改善，并且这一改善需要通过话语或借助话语来完成时，才与修辞有关。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缺失可能一次性得到改善，也可能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二是“受众”(audience),修辞受众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有可能被修辞话语影响和打动，另一方面，他们也有能力对改变现实的进程进行干预。三是“修辞局限及制约因素”(rhetorical constraints),指一系列的人物、事件、物体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它们能够制约改变缺失所需的决定和行为而成为修辞形势的一部分。常见的修辞制约因素包括信仰、态度、历史文献、事实、传统、形象、兴趣、动机等等。(Bitzer, 1968: 6-8)具体而言，可以包括历史(如往事、传统等)、民族、当下发生的事件、话语惯例、《圣经》等重要文献或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地理位置、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等等。(Jasinski, 2001:515)换言之，缺失、受众和修辞局限及制约因素是构成修辞形势的三个要素，分别代表亟需通过话语予以改善或解决的缺失、能够被话语影响的人，以及由特定情境中的人、事、物、议题、关系组成的其他因素，它们具有制约决策和参与改善缺失的能力。

修辞话语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受到某个状况或形势的触动引发。只要有修辞话语产生，就一定存在修辞形势。对此，比彻有非常形象的比喻：“修辞话语的产生是对修辞形势的回应，就好比答案一定是针对某个问题。修辞形势必须作为修辞话语的必要条件而存在，就像问题必须作为回答的必要条件而存在一样。”“修辞形势”要求修辞者做出“适切的回应”(fitting response),通过“话语的手段”,使受众在思想及行为上有效参与到相关形势之中而成为改变现实的干预力量，而不仅仅是做出反应。基于此，比彻列举了修辞形势的几个基本特征：一是修辞话语因“修辞形势”而存在，修辞者感知到的“形势”相当于一种创作和呈现话语的邀请。二是虽然修辞情境旨在引起反应，但它并非旨在引起任何反应。因此，修辞形势的第二个特点是要求予以适切回应，因势而动。三是既然“修辞形势”要求修辞者做出适切回应，意味着该“修辞形势”必然以某种方式对“适切”有所限定，也即修辞回应必须与特定形势相切合。四是产生修辞话语的缺失以及人、事、物、议题和关系的组合来自现实，是人类经历的历史事实，但修辞形势有真实与虚构之分。五是修辞形势的结构可以简单或复杂，但一定呈现出某种有序性等等。原则上，每一种修辞情境都可发展成为适合进行恰当修辞回应的有利时机。通过对“修辞形势”的学理和案例分析，比彻再次为修辞正名：修辞区别于单纯的说服技巧。作为一门学科，修辞提供原则、概念和过程，使我们在现实中产生有价值的变化，具有哲学上的合理性。(Bitzer, 1968: 4-7, 9-14)

比彻的“修辞形势”论虽然主要涉及历史现实，但他认为修辞植根于特定形势并因“势”而动的基本观点，“作为各种微观具体的修辞案例分析模式”(陈小慰，2013:111),对当今的现实翻译十分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该理论也因此被当代修辞学家赫里克称为“标志着美国修辞理论研究的转折点”(Herrick, 2018:247)。刘亚猛认为，正是Rhetorical Situation“这一组合所含有的一种逼得修辞者和受众非采取行动不可的‘势’,使之与一般意义上的‘rhetorical situation’,即作为修辞行为背景的某一‘事件/人物/情况组合’的‘修辞情景’”(刘亚猛，2004:62)有了截然不同。比彻的“修辞形势”理论很好地阐述了修辞话语产生的过程。修辞形势促使修辞话语产生，修辞话语则是对某个修辞形势的回应，并从中获得其作为修辞的特性。

伯克的The Rhetorical Situation一文(Burke, 2016:263-275)最初发表于1973年。在文中，他扩大了这一概念的范围，认为它并非存在于有限的修辞环境中，而是无所不在，存在于普遍的人类生存环境。人一旦运用语言，便不可避免地进入修辞环境。在这个意义上，伯克将其特点定义为由聚合(congregation)、分离(segregation)与认同(identification)等构成，并认为这些是the rhetorical situation的“关键特性”(Schrag, 1992:124)。在他看来，聚合与分离代表着合作与竞争。与生俱来的分离感存在于所有人的身上，这是修辞的基础，从中产生了用语言来说服，使人们聚合的动机，于是便产生了修辞情景。

语境一直是西方修辞研究关注的话题。如帕尔曼等认为，各种语言概念只有运用到具体场合才能获得论辩价值，只有具体情势才能使它们获得合适的意义。(Perelman and Olbrechts-Tyteca, 1969: 218)在理查兹看来，大多数词语在从一个语境转移到另一个语境时，其含义会发生变化，方式也多有不同。(Richards, 1965: 11)福斯等生动地将语境比喻为绘画，一种颜色只有在与其他颜色的关系中才有意义，同样，语词的意义只能在文字语境中加以考虑。(Foss et al, 2002:37)词语获得意义的方式揭示了不同人和不同语境对词语“意义”的动态制约。语境决定和形成词的意义，既然每一个人都是具有不同经验的独特实体，每一个人都会把不一样的意义加到同一个词身上。(ibid: 24,27-28; 温科学，2006:135)这些观点突出了语言的“象征力量”,揭示了意义的修辞性质，以及不同人、不同说话意图和不同语境因素对词语“意义”的动态制约。基思·格兰特-戴维(KeithGrant-Davie, 1997:264-265)指出，修辞形势是“各种相互影响因素的集合，正是这些相互影响的因素产生了修辞，而修辞反过来又对其产生影响……它们相互作用，产生并制约着话语”;刘亚猛(2004:4,210)指出，修辞语境使我们得以“产生和确定按语境要求‘该说的话’或该表达的思想”,“修辞效果从来都只能通过修辞参与者和修辞文本在一定的“修辞形势”下的互动而产生”。范·埃默伦(van Eemeren, 2015:62)则认为，修辞之所以具有语境性，是因为修辞话语唯有从产生它的语境中才获得其修辞特性。

2.2 翻译的修辞语境及构成

伯克曾经说过，虽然语言不同，族群不同，但在诸多分歧和差异当中，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都存在the rhetorical situation。(Bizzell & Herzberg, 1990:1)翻译当然也不例外，虽然深究进去，翻译中的修辞语境有其更为复杂的构成。

翻译的修辞语境指一切与翻译行为相关的修辞语境因素。它是翻译活动的基础，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现实翻译文本。它涉及促使翻译行为产生的需求或缺失(翻译目的/意图/目标)、译语受众(通过诱导，有望合作并共同参与消除或改善缺失的对象，往往为隐性存在)及所有与翻译话语选择和产生相关的人、事、物、关系等修辞局限和制约因素，包括原文作者/机构(在非文学领域包括署名和不署名的原文信息发出者)、翻译发起人/委托人、原作、译者、议题、文本类型、特定交际场合和各种关系等。其中原作是体现翻译活动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也是最大的制约因素。所有这些因素构成翻译的修辞语境，翻译的修辞语境以动态性为主要特征，而这一动态性来自翻译修辞行为本身的动态性。翻译作为能够有所作为的生命体，其本身就是动态的、充满活力的。各种因素彼此影响，动态变化，译文选择也必然要因势而动。语境分析一旦离开译文发生的特定动态场合，借用廷德尔(Tindale, 2015:23)的一个比喻，“就好比展板上的蝴蝶——或许五颜六色，却难免了无生气”。因为话语发生的目的、受众、场景及其他相关因素不同，译文话语的选择必然也不同。语境分析时，除了相对固定的语境成分，如语言、文化的一些固有特点，更要关注和考虑特定话语发生场合中的动态因素，所有可能对话语选择产生影响的人、事、物等诸多因素和关系都要纳入分析范围，而不只是文本的语言因素和语言中包含的文化因素。冯友兰(2013:174-175)曾经说，“我们不可以把一名词的内涵，与某个时代的人们所了解的这个名词的外延混淆起来。就外延说，它限于当时的人所掌握的对事实的知识；就内涵说，它是个定义的问题。如古代中国人说‘天下’,意思是想说‘世界’,不过当时对世界的了解还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这里，对翻译选择起制约作用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特定的认知。瞿秋白1923年翻译的《国际歌》歌词中有一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法文internationale如果译为中文，只有两个字“国际”,但因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经过再三琢磨后，瞿秋白最终采用了音译“英德(后改“特”)纳雄耐尔”②。这里制约翻译选择的是在译语语境中的可唱性(直接影响到对译语受众的有效性)。又如，林语堂(2012:215)的中文自勉联“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广为人知，在其本人的英文论著中，我们则看到这样的文字：One mind seeks the learning of ancients and moderns; Two legs straddle the cultures of East and West. (Lin, 1959:63) 中文里是磅礴大气的“评宇宙文章”,英文中却是seeks the learning of ancients and moderns, 显然是汉英说理和情感诉诸方式的不同在起着制约作用，避免comment on universal writings可能引起的不解或误解。而公共场所标识语的翻译制约因素就更多。“请您保管好随身携带物品，不要放在泡池边上、休息沙发、茶几等公共区域”(温泉浴中心),译为：Please Keep Your Belongings with You at All Times.就是考虑到翻译目的、译语受众心理、特定文本类型及其行文惯例、具体使用场合、关联度和可信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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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的修辞语境：分析与因应

翻译的修辞语境将翻译行为的发生视为各种因素相互影响的集合。正是这些相互影响的因素产生了翻译(修辞),而翻译(修辞)反过来又对其产生影响。它们相互作用，产生并制约译文话语。换言之，译文话语受修辞语境激发，同时又必须适应修辞语境，诱导受众产生预期反应。译者需要对从原文到译文的修辞语境进行分析，以确定与特定翻译活动相关的缺失、受众、修辞制约因素及改善缺失的可用资源。对翻译修辞语境的分析和灵活因应是提高翻译质量的根本。

翻译修辞语境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对翻译总体目标的分析，也即促使翻译行为发生的需求或缺失，涉及为什么翻译的思考；二是对预期潜在译文受众的分析，包括他们具有什么本质特点?他们可能存在哪些局限和预期?三是对翻译修辞制约因素的分析，翻译中的修辞制约因素指整个翻译过程(译前、译中、译后)中可能影响翻译有效性的因素，是最难精确定义的部分，因为它们可能涉及人、事、物、关系等各种处于变化之中的不同因素。译者需要考虑哪些相关因素可能对所涉文本的翻译产生具体影响，任何可能影响具体翻译选择的因素，如参与者、原作、语言、文化、价值观、信仰、思维、行事方式、经济基础、历史文献、话语行文惯例、地理位置、社会状况、话题、文本类型、时间、地域以及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都包括其中。

作为从原文到译文的特殊的跨语言跨文化修辞实践活动，翻译的修辞语境分析和因应必然始于对原作修辞语境因素的分析，这一分析能够帮助译者更好地认识译文的修辞语境。译者应从考虑以下问题出发，例如：原文本产生的环境；作者创作文本的意图；旨在针对谁做什么，以什么名义，支持或反对什么；涉及哪些社会关系，使用了哪些象征手段和修辞资源等。在此基础上，译者需要清楚了解译文的“修辞语境”,诸如为什么要翻译某个文本(解决哪些缺失) 翻译发起者/委托人是谁，意图是什么? 他们对所涉话题持何种态度? 翻译话语发生的场景，文本的语气和基调是什么? 译语受众是谁，旨在让文本对译语受众产生何种影响? 信息发出者与译者和受众的关系? 如何才能基于受众的特点，以最好的方式传达原文信息? 采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有益于建立翻译话语与受众的相关性，使其感觉言之有理? 是否需要做策略性增补来支撑原文秉持的主张? 基于受众的价值观和信仰，应该诉诸哪些情感因素才能使译文发挥作用? 原文信息发出者采用什么策略来实现其预期目标? 随着译语修辞语境因素的变化，译者应采取哪些策略等等。译者通过认真思考这些因素，精心设计翻译话语，有助于有效应对这些问题，诱导受众积极参与到改善缺失的进程中来。在回应翻译“修辞语境”的过程当中，文本实际上经历了再语境化的过程，“因势而动”的译文话语起到了消除或改善原有缺失，有助于实现翻译预期目的的作用。

关于目的、受众、修辞制约因素的整体语境概念和分析对有效做出翻译选择至关重要，尤其对现实世界中的翻译。翻译修辞不等同于成功说服译语受众，相反，莫如说它更强调基于对翻译修辞语境的分析，考虑如何有效设计译文话语/信息，孜孜以求对方理解、认同、合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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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语境：对已有翻译语境理论的有益补充

在翻译研究中，“语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议题，现有研究主要有“语言语境”“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之分。其中，“语言语境” 和“文化语境”有时也称为“语言性语境”“非语言性语境”等。

奈达和泰伯的语境观认为，语境指“词语使用的总体环境，包括文化语境和语言语境”。其中，“语言语境又包括句法语境和语义语境。语境的作用之一就是为每个词选择一个恰当的意思，从而避免话语中的歧义”;而“文化语境作为语境的一部分，既包括交际行为发生其中的整体文化，也包括交际的特定非语言环境”。他们还同时对“语境一致性”和“言语一致性”进行了分析和区分，认为：语境一致性是指“将源语翻译成最适合各个语境的语言，而不是在所有语境中使用相同的表达”。而文化语境由于涉及纷繁不同的世界观，多样化特点突出。因此，翻译过程中，“为了保留内容，原文在语法和词汇上的形式结构模式，通常必须在译文中更大范围地予以改变”。语境起着调节作用，即“把所需信息放在语境中，以使接受者明白其意”。(Nida and Taber, 1982: 6,199, 203)在后来的著作中，奈达对语境作了细分，归纳了9类语境，包括横向组合语境(syntagmatic contexts)指语言成分的前后搭配；纵向聚合语境(paradigmatic contexts)指词汇在同一聚合体中与其它相关词汇之间的关系，如上下义关系；文化价值语境(contexts involving cultural values)涉及不同文化价值观，包括社会行为规范、社会阶层、地位、知识、情感等；为引发关注而倾向彻底改变意义的语境(contexts that favor radical shifts in meaning so as to attract attention),如比喻性表达；源文本语境(the context of a source text)指互文文本；话语受众语境(the audience of a discourse as context)用于突出强调某个意义；话语中不同角色和环境作为使用不同语域的语境(different characters and circumstances in a discourse as contexts for different language registers);文本模糊内容作为象征性语言语境(the imprecise content of a text as the context for symbolic language);以及文本内容作为语音符号语境(the content of a text as a context for phonetic symbolism)等。(Nida, 2001: 33-40)可以看出，以上阐述可归于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类别下的细分。

语言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分类在中外翻译大家的论述中常常论及。例如，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乔治·斯坦纳(Steiner, 1975:19)在其论著After Babel—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通天塔——语言与翻译的种种问题》)中论及汉英翻译问题时认为：“……对译者来说，语法书和字典在翻译时并无多大用处，唯有语境，唯有完全意义上的语言和文化语境，能使语义确定。”王佐良提出上下文决定词义，但上下文不只是语言问题的观点。他说，“说话是一种社会行为，上下文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社会场合或情境，正是它决定了词义。”他同时还指出，词义与用词者的意图不可分离；一个词不仅有直接的、表面的、字典上的意义，还有内涵的、情感的、牵涉许多联想的意义。(王佐良，1979:127-128)

另外一个有影响的翻译语境思想为“情景语境”(context of situation),由朱莉安·豪斯在其1997年出版的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 Model Revisited(《翻译质量评估模式反思》)一书中提出。该语境观基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创、后经弗斯、戴尔·海姆斯和韩礼德等加以进一步研究拓展的“情景语境”概念，并根据翻译特点进行阐发。她将“情景语境”定义为“包括参与者、参与者行为、行为效果以及其他情景语境特点”的即时环境，并引用韩礼德之语：“所有的情景语境都包含于文本之中。”(House, 1997:37 )在后来的研究中，她进一步强调了最广泛意义上的翻译语境，将权力关系、冲突的情境、伦理问题以及参与翻译行为的作者、译者、读者等均纳入其中，提出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文本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种言外因素和条件的影响。正是这种“‘内在的’语言-文本因素与‘外在的’语言之外语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使翻译成为错综复杂的现象”;“不仅是一种语言行为，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 (House, 2015:2-3)。她认为，Context最初的字面意就是“伴随文本”(Con-text),自然就超越了说写内容。她提出更具有即时性的“情景语境”说，强调翻译中需要考虑的因素还包括：作者是谁，什么时间写的，出于什么原因，针对谁而写，当下的读者是谁，目的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反过来又会影响文本的书写、解释、阅读和使用。情景语境本身嵌入在更大的社会文化世界中。而所有这些情景语境分析，是“结合文内和情景现象，为了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建立功能对等”(ibid: 4, 26-27)。

从上述简要回溯，我们看到，从语言语境、文化语境到情景语境，翻译的语境观早已超越对文本内部单纯语言关系的关注，而是从语言处于说写者的生活和文化之中这一认识出发，延伸至除了语言本身上下文之外的整个社会环境、文化、信仰、参加者的身份和历史、参加者的关系等。所有这些都构成翻译语境需要考虑的一部分。它们的共性在于，主要围绕语言翻译的角度切入，从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功能对等出发，关注译文语言研究，着重语言与其使用环境的关系，突出语境在理解、确定和表达语义方面所起的作用。这一语境是静态的、不可改变的。如豪斯所言，“翻译只能让读者接触到已经存在的信息，这是一个不变的事实”(House, 2015:3)。

相较之下，翻译的“修辞语境”充分考虑到原文和译文面对两个完全不同的“修辞语境”,各自需要改善的缺失(特定预期目的和动机意图)、受众和制约因素往往迥异这一现实，将需要借助翻译消除或改善的缺失、通过积极诱导有望参与这一过程的译文受众以及涵盖面更广的局限和制约因素纳入其中，并强调因势而动的译文选择，可以成为翻译语境观的有益补充。因为单从语言层面看或许原文的确是固定的，但是，如果把某一特定翻译行为发生的目的、受众、时间、地点、场合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因素均纳入考虑范围，那些看似静态固定的原文文字以及背后的相关环境在译语语境中便都具有了因人、因事、因地、因时的动态性，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并有可能对译语受众产生全新动态的知识信息。换言之，翻译修辞存在于由目的、受众、各种制约关系要素构成的整体语境当中，随着从源语到译语语境的改变，所有看似静态的原文因素都发生了动态改变，处理上肯定不能只是静态的语言转换。它虽然不可避免地涉及相对静态背景因素，但更多是基于特定“修辞语境”,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各种条件关系因素的权衡博弈。不同的目的和受众是最大的改变因素，而相同的物质所指，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社会里，可能引发完全不同的象征联想和情感反应。这一点在注重运用译文话语促进跨文化人类社会良性互动的翻译修辞中尤其重要。与此同时，翻译的“修辞语境”还为我们更好地运用翻译规范提供了符合现实的操作依据。对“修辞语境”的充分关注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根据特定语境，灵活运用翻译规范。

综上，翻译的修辞语境具有以下特点：1、展示了译文话语产生、选择和呈现的过程，引发译者对翻译中不断变化、涉及广泛的修辞语境因素加以关注，而不只是静态的语言本身、文化背景因素或相对有限的情景语境；2、清晰了翻译话语的本质，以及译者与原作信息发出者、翻译目的、翻译受众、译文话语、话题和场合之间等的互动关系；3、将更多与特定翻译活动相关的动态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从更全面和动态的角度认识翻译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4、修辞语境不仅帮助我们确定意义和有效传达意义，还是评估翻译质量富有说服力的依据之一。如刘亚猛所言，“翻译质量作为一个概念具有内在的模糊性、争议性及不确定性；翻译质量评估是一个受语境绑定、以阐释为先导并承载着价值的动态过程”(刘亚猛，2018:16);5、翻译的修辞语境分析包括了“翻译的特定目的、特定受众、语言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场景因素、以及其他所有可能制约特定翻译选择的人、事、物、关系等”(陈小慰，2021:4),同时要求做出切合特定语境的译文话语设计。它更符合真实翻译活动中复杂多变的现实，更具解释力和可操作性，也更有利于提高翻译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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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语境的生成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翻译发生在现实世界两个存在巨大差异的语境当中，事关人类之间如何运用语言象征相互影响、诱导合作，其动态性更加突出。任何仅从语言表面看似模糊、争议、不确定的思想、情感、事件，只要在现实世界中发生，围绕特定目的，面对特定受众，考虑特定修辞制约因素，就不再是虚无缥缈、难以捉摸和无法确定的。就此而言，翻译的修辞语境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因势而动，做出切合特定修辞语境的翻译选择，更好地改善人类关系，促进理解与合作。、

注释

1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三联书店，2004:62;陈小慰.翻译与修辞新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108.

2 “尊前谈笑人依旧——瞿秋白影像记忆”,凤凰卫视中文台.[2017-08-14] (2021-02-20).

本文编辑：语言学通讯 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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