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一流大学捐赠基金资产配置全景报告(下篇)(附中国大学教育基金GP配置全名单) | 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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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市场概览
中国高校教育基金会，是指由高等院校以推动和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为目的、经国家批准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其成立须经国家或省市一级民政部门登记，并接受登记主管部门以及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领导。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形式的正式运作比美国晚100余年（美国，耶鲁大学1890年）。20世纪80年代初，爱国华侨、港澳同胞以基金捐赠形式支持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如邵逸夫教育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等。1994年，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是国内最早在大陆正式注册成立的大学教育基金会。随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教育基金会相继成立。
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资金来源包括政府专项拨款，个人、社会团体捐赠及基金会本身的投资收益等。基金会资金的支出，从支出结构看，主要包括公益资助项目费用、执行项目的成本及基金会组织募捐的费用（不包括基金会专职工人员的工资福利基金会日常办公的行政开支）。从支出类别看，主要用于建设和完善学校的设备设施、为学生提供各种形式奖助学金、为学科和科研项目发展及学术交流提供经费支持、引进高水平人才、对在教学和科研中有突出贡献的教职工进行奖励等。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用于从事章程规定的公益事业支出（公益支出最低比例：MAE），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10%”。因此，高校基金会募集资金的用途具有一定限定性。
自2004 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后，我国高校基金会实现发展，据统计，截至2017年12月6日，成建制的全国高校基金会已达527家，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等省份数量较多，基于中国社会组织网的数据统计，接近90%的大学(学院)教育基金会发起单位是普通本科公办院校，6.78%的大学(学院)教育基金会由民办本科学校发起，余下部分大学(学院)教育基金会由独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院校及高职院校发起（《中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报告(2018)》）。
鉴于无权威统一的统计口径，IIR研究院基于工商信息查询（大学教育基金会剔除已废止、注销，非大学、非基金会建制等），截至目前（2020年5月30日），大学教育基金会数量465家，远低于美国大学捐赠基金数量。据外部第三方数据及排名，截至2018年底，高校教育基金累计规模超过5亿元规模仅15家，虽然近两年高校捐赠较为活跃，单年捐赠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高校也仅为48家（艾瑞深数据），大学教育基金会概要情况如下：
综合各类数据并对比美国大学捐赠基金情况，可看出，我国公立大学为绝对主流，高校教育基金参差不齐，除第一阶梯一流大学外，单一高校教育基金规模非常小、筹资困难，财政教育经费仍占高校经费最大比例。普通高校教育基金会主要以支出奖助学金、基础建设、科研经费、教研奖励为主，系统化考虑资产配置、具有投资行为的高校数量少，投资收益有限，更无法如美国大学捐赠基金，自投资收益给予高校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推动大学发展。
中国一流大学教育基金会资产配置业务
对于拥有更好品牌与校友资源的中国一流大学而言，近两年捐赠渠道及规模均有较快发展，同时，基金会同样应管理好基金，运用投资市场和投资工具，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IIR研究院基于不同口径数据及排名，逐一梳理了规模较大、运作相对成熟、有投资行为的大学教育基金会，其作为LP参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配置情况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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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IIR研究院整理发现，目前我国大学教育基金涉及股权投资配置部分，主要呈现以下几类模式及特点：
1. 清华作为起步最早、发展最成熟的大学教育基金，基金捐赠源已实现多元化（不仅仅是本校校友作为主要人群捐赠，外校人员捐赠也极多）、基金也已具备较强管理及配置能力。配置阶段、领域实现分散，早中期及晚期基金，细分行业基金、产业孵化均有涉足；
2. 更多大学教育基金以主要参与本校校友投资人设立的基金为主，如上海交大出资红杉、武汉大学出资珞珈创投等；也有部分高校在响应“双创”的背景下，运用自有资金成立创业投资平台，如复旦大学成立上海复旦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大学成立浙江大学创新创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但已不属于教育基金领域；
3. 不同高校FOF及直投比例配置有一定差异，如同济大学于2017年110周年校庆时由同济大学校友会、同济大学教育发展基金及同济校友联合发起同济校友基金，成立上海石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新成立的市场化运作母基金，基金无历史包袱，活跃配置了各领域表现头部的GP，可成为参考样本；而南开大学过往直投为主，近年转招募外部管理人进行投资；
4. 部分捐赠规模靠前的高校在资产配置方面发展仍相对缓慢，资金管理保值增值功效并未显现；
5. 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中科院12个分院之一，前身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育基金会虽暂无配置，但中国科学院旗下国科控股，为成立18年之久的成熟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其作为LP参与数十家头部GP。当然鉴于院校性质不同，不做过多比较；
6. 突破不同高校边界，获得多家高校基金出资频率最高的机构有鼎晖投资、弘毅投资，这可能得益于其人民币基金管理较长的历史经验及规范专业的募投体系。
总之，我国目前大学教育基金总体发展依旧为起步阶段，规模小、运作管理并不成熟，缺乏专业团队，并未形成长期的资产配置理念。
国内高校教育基金会现状总结及建议
教育捐赠占据慈善捐赠领域半壁江山。高等教育的财务供需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正是基于高校财务的供需矛盾，在众多高校“双一流”建设过程中，作为新兴起的财务供给方，大学教育基金会不仅可成为财政资金主体来源的有益补充，适当减少高校对财政资金、学费收入的依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学发展自主性、动态性与预算刚性的矛盾。基于IIR研究院对于中美两国高校的梳理研究，给出如下总结及建议：
1．我国高校社会捐赠资金筹资规模及预算占比仍极低
2018年，全美高校捐赠基金规模累计超过6000亿美金，2018年单年各界向高校捐赠额约467亿美金，其中约26%来自校友捐赠。美国高校筹款2-8现象明显，筹款前三的大学年度筹款均超10亿美金（到账资金）。捐赠基金贡献方面，普林斯顿大学2018年度总预算收入（折合人民币约140亿）中63%资金来自于捐赠及投资收入，而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捐助（占预算收入）比例低于1%，大约在0.5%-0.7%之间，不论从筹资规模、预算占比等方面，我国教育基金会与美国相比还相距甚远。
事实上，华人富有家族不乏众多给国外一流大学捐赠的案例，如王嘉廉于2000年向纽约州大石溪分校（杨振宁执教37年）捐赠4000万美元、雅虎杨致远2007年给斯坦福大学捐赠7500万美元、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2010年向耶鲁大学捐赠888万美元、恒隆陈启宗（晨兴创投主席）兄弟2014年向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向南加州大学捐款2000万美元、SOHO潘石屹于2014年向哈佛大学捐款1500万美元（用于资助在美求学的中国贫困家庭学生）、阿里蔡崇信于2016年向耶鲁大学捐赠3000万美元、2016年陈天桥夫妇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捐赠1.15亿美元（用于脑科学研究）；近年来，众多成功的企业家纷纷开始转向国内，向国内知名大学及母校捐款（参考图11列表）。
我国应鼓励高校通过市场化方式，自发实现层级分化，社会捐赠及资源将自发配置给优秀的高校品牌及基金管理人。
2. 应重视高校教育基金的投资功能
近两年我国高校教育基金规模（尤其是社会捐赠规模）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就更加重要。《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高校教育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实现基金的持续健康发展。这要求各大高校一方面应重视高校品牌、减少财政拨款的依赖，注重基金筹资及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应重视基金保值增值。
而目前，我国高校基金会投资机制仍不成熟，投资目标不明确、投资策略不清晰、投资管理结构不合理，缺少专业团队；资产配置方面，与西方国家广泛涉猎的股票、债券、私募股权、房地产、另类投资等广泛领域相比，我国高校教育基金会属于学校职能机构，大多依附于高校行政体系，投资模式集中体现为投资机构非专业化与投资方向单一化，如局限于存入银行和购买债券等，一定程度上造成资金闲置，限制了保值增值。
3. 应借鉴国外优秀大学捐赠基金经验，重视并加强基金治理
一方面应学习国外优秀大学捐赠基金，加强信息披露（我国很多高校教育基金会并无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一方面，应对国内教育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实行更有效的激励机制。
在美国，基金会通常会成立专门的投资部门或投资公司，聘请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制定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同时委托专业机构对投资进行运作。国外公益机构从捐款中直接列支项目运行费用和行政管理经费是很普遍的做法。而在我国，国务院1988年颁布施行的基金会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办公费用，在基金利息等收入中开支。2004年我国《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而在团队筹款、投资、项目管理等方面，通过创新构建定位准确、功能明晰、结构合理、有序的新型治理模式，以持续吸引教育捐赠，提升高校卓越发展的能力。
4. 结合自身情况，构建专业投资体系，合理配置资产，提升资产收益
各大学教育基金会应结合自身情况，搭建专业团队，制定合理的资产配置策略，优选合格基金管理人，实现分散投资，提升资产收益（可参见IIR研究院报告（上篇）- 关于美国一流大学捐赠基金模式的研究分析）。
5. 适应时代及趋势，完善及优化基金会评价体系及相关政策
基金会的评价体系也是制约当前大学教育基金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确立基金治理能力衡量标准与指标体系，才能进一步明确大学教育基金会的优化方向，推动大学教育基金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另外，大量中国资金捐助国外大学事件，事实上也反应出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政策及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应在法律制度、税收政策、社会公益及捐赠文化等方面继续付出努力。
当然，我国大学教育基金会及制度改革应结合我国国情、发展阶段、高等教育体制及各高校自身情况综合考虑，不应盲目照搬拷贝，应顺应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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