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线命运阚治东：资本市场30年，何计身后评 | IIR
文 | 子筠 Victor编辑 | 白曼出品：机构投资者评论转载授权、商务合作等请联系后台
在中国30多年的资本市场上，闯荡多年的阚治东，当之无愧证券业、创投业的拓荒者。有人称他为证券“教父”，有人曾同他分庭抗礼。生于上海滩，去北大荒插队，赴日本留学，在广深落过户... 人生如K线，他一览江山的不同地貌，也几度游走在悬崖边缘。
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阚治东，对政府，他要独立运作；对企业，他要利润；如此终于争到当时国内几乎最好的打工环境，也让这个国有创投公司深创投放开手脚，有机会炼成“中国创投的领头羊”。
资本市场人来人去如走马，旋转之门来来往往过客常见常新。K线人生塑就了他极端敏锐的直觉和务实的处事哲学，如今，阚治东的江湖名声渐渐远去。虽争议一直不离其右，但起落的人生，不得不说，一部分是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的牺牲品，也是拓荒者的必经之路，何计身后评。
从上交所、深交所成立算起，中国证券市场轻舟已过30年。从一片荒芜，到杂草丛生，再回归有序，好的制度环境能使恶人为善，坏的环境能使好人为恶，市场不留恋谁，又何曾偏袒谁。下个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基底，何尝不会是如今这代资本市场制度制定者、参与者的写照。
混沌初开
他不是“海归”派，不是华侨精英，甚至没读科班大学，却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史绕不开的话题。1952年生于上海的阚治东，初中毕业后背着家里报名去了北大荒，在高寒之地，整整待了九年。1979年回到上海，进入上海人民银行工作，1987年被全国青联选派，赴日研修一年证券。
上海西康路101号，是中国改革开放后证券市场的起点，也是30多岁阚治东迈入证券生涯的起跑线。
1984年工商银行建立不久，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开始尝试通过旗下信托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发展证券业务。作为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阚治东主管证券业务（1986年，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有两个证券营业部，静安营业部和虹口营业部）。1986年9月，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开业第一天，代理卖出小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公司发行的股票1000多股。
1986年冬，人民大会堂迎来一位华尔街大亨——纽交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邓公接受了他赠予的纽交所证章，范尔霖也得到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赠送的一张小飞乐股票（1984年7月，天桥百货完成股份制改造，成为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天桥百货的“股票”类似“债券”，有“五年还本、每年5.4%利息外加分红”的条款。1984年10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由飞乐电声总厂发起设立，并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申请发行股票。小飞乐一开始就以规范的股份制企业的要求来进行转制、设计股票，成为中国大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股票；当年11月14日，正式由银行向社会公开发行）。
“你们有个纽约股票交易所，我们中国也可以试试嘛。”
那时，不但没有证券交易所，我们还没有证监会、没有证券公司。股票的发行、流通，全部在银行手中，申请股票发行需中国人民银行批复。
1988年，发生了很多事。万国证券（由上海信托等10家股东筹资3500万元，管金生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总裁）、申银证券（脱胎于人行上海分行）、海通证券（脱胎于交通银行）先后成立；1988年9月8日，国家体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体改办在北京万寿宾馆组织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刚从纽交所辞职回国的王波明（1980年与哥哥王东明一起出国留学，198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法学硕士，曾任职纽交所）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最具影响力的成果，是确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张晓彬、高西庆、陈大刚、王波明等人，共同参与编写了《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一批“海归”，借鉴国外所学，初步构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框架。
1989年3月，“联办”正式成立。成立后主导了四件事：主持并参与深圳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系统，1990年12月5日正式运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1992年正式成立）的设计、创办或组建。
1990年，朱市长邀请“联办”到浦东筹划股票交易所，当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12月1日，同样为了抢“第一”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2月1日试开张），曾在新疆服过兵役，上海财经毕业的尉文渊担任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
上天入地，拓荒救火，金刚不坏身
90年代草创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上海的申银、万国、海通，三马车竞争激烈，拳来脚去，但管金生领导下的万国证券一直稳居第一（起步只有3500万元资本金，短短6年发展成资产规模数十亿的综合性券商，并在新加坡、伦敦开设分公司；1994年，万国证券A股交易占上交所总成交量22%，B股则达到50%，当年上市的上海12只B股中8只由万国证券作国内主承销商）。
1992年，上交所推出国债期货市场，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1995年2月23日）爆发，上交所叫停最后8分钟交易，万国巨亏数十亿。法语专业、比利时留学背景的管金生和他带领下的上海先驱万国证券时代结束，负有监管责任的尉文渊后也离任上交所，只有阚治东当时在香港出差，躲过一劫，还意外收获“大红包”：申银与万国合并。
申银与万国的合并是阚治东主动向领导层提的。这是他在日本进修金融证券时从日本野村证券习来的经验。合并后的申银万国确立了在证券市场龙头老大的地位，阚治东也出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第一届常务理事，上海证券业协会第一任会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理事会副理事长，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等职，是全国唯一一个在两个交易所都担任理事的证券公司负责人。
那时不光券商在争霸，每家公司都把“中国的美林，中国的野村”作为自己的目标；1993年后，上海、深圳两地也在角逐证券市场。
1999年，阚治东受深圳市政府之邀，成为深创投第一任总裁。他在任的三年时间，深创投确立了行业地位，实现利润2.5亿元（与深创投相反的是，当时刚刚兴起的大批本土创投纷纷面临倒闭）。
2002年，阚治东一过5年禁市期就再次临危受命，到已经大范围爆发信用危机的南方证券“救火”。然而千疮百孔的南方证券“火”没扑灭，隔年（2003年12月）阚治东离任，还因涉嫌在南方证券操纵股价被捕入狱20天（南方证券2005年破产清算，后建银投资宣布以3.5亿元接手南方证券74家营业部和投资业务，9月成立中投证券；中投证券又于2017年被中金公司合并）。
在监狱的20天，阚治东想必忆起了曾经“瑜亮之争”的管金生，也遇见了一众证券公司“老人”，如原南方证券的刘波、大鹏证券的徐卫国等。风波平息后(2007年5月初，阚治东案件被撤诉)，他从此诀别二级市场，开启体制外创业，重回创投，成立东方汇富。
阚式哲学：以时间，换空间
北大荒是锻炼人的地方，阚治东很多的人生在那里流淌；插队的经历留给他的不仅是“农口”的经验和履历，还有很多做事的方式。
阚治东所在的大队一直受媒体关注，是“科研排”，那就必须冲在一线搞“嫁接苹果”；当时很多农业专业的人没做到，阚治东去农科中心挨个调研，一点点试，不懂专业，几年却还真把种拿出来了。
深创投设立时，16亿资本金基本一次到位，企业的投资则是分期进行，趴在账上一大笔钱，而当时银行年息0.99％, 还不及国债高。
天生的资本家总讲究“资本腾挪术”，有钱不让它去生钱简直是莫大的侮辱。而阚治东的想法是，作为一家刚成立的企业，首要目标是赢得股东的信任、支持，以便生存下去，然后才有机会考虑如何把业务做大。当初深圳市长李子彬挨家挨户化缘而来的深创投（深圳市政府出资5亿元，从社会募资2亿元），想得到股东的持续支持，恐怕没有比马上见分红更有效的方式（深创投1999年盈利2000余万，年底（营业刚3个月）即分红，2000年又盈利近1亿）。
“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闲着的资金拿来让它生钱。”于是他并未将钱一股脑儿投向孵化器阶段的项目，而是投到了已经产生一定收益的公司，甚至参与起了新股的发行认购和法人股配售。这带来很多“不务正业”的质疑，但也使深创投进入令人羡慕的正螺旋循环：有了利润不但能吸引人才（深创投在深圳招募到很多博士、硕士，很早也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股东们也坐不住纷纷要求增资，而且有了人才和资金基础，投资也“更大胆”，难度大的早期项目，也更敢出手。
对政府，他要独立运作（在受邀为深创投掌舵时，阚治东就和大股东深圳市政府讨价还价：深创投的运作必须严格按照商业原则独立展开。深圳市政府的态度也非常开明，双方达成四句话的君子协定：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按经济规律办事、向国际惯例靠拢。最关键且是可操作的一个条件是，深圳市政府承诺对创新投做到“不塞项目不塞人”），对企业，他要利润；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阚治东终于争到当时国内几乎最好的打工环境，也让这个国有创投公司放开手脚，有机会炼成“中国创投的领头羊”。
“既担当了身前事，又何计身后评。”
资本市场人来人去如走马，旋转之门来来往往过客常见常新。过去从事证券行业的那批老人，很多后来都转行从事了股权投资。申银万国的前总裁冯国荣创办了上海源恺投资，阚治东半个“患难兄弟”尉文渊创办了新盟（曾投资华锐风电、新盟旗下还曾有公关顾问公司），就医保释的管金生也在2016年创办了自己的上海九颂山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不过，也有人没那么幸运。曾经的南方黑马君安证券创始人张国庆以“虚假注资”和“非法逃汇”等罪名判刑3年，海通证券汤仁荣后被降职副总，离开海通后淡出证券市场，而“327国债期货”事件的主角们，更是化作一团迷离往事，无人再愿意提起。
从上交所、深交所成立算起，中国证券市场轻舟已过30年。从一片荒芜，到杂草丛生，再回归有序，好的制度环境能使恶人为善，坏的环境能使好人为恶，市场不留恋谁，又何曾偏袒谁。
阚治东在券业达到人生顶峰，也跌落人生最谷底。如果二级市场的回马枪不是南方证券，他可能会如中金中信一样，推动和见证券商直投时代的崛起；而他中途染指创投，二度再折回时（2005年8月，东方现代产业投资管理公司在深圳成立，注册资本只有3000万元），创投业已是另一番天地。
如今东方汇富管理规模也已超300亿人民币，项目包括华锐风电、顺风光电、华风科技、我武生物等，如约给LP带去过回报，华锐风电更被业界视为登峰之作。但华锐风电后来的急转直下也让阚治东饱受争议，投资乐视也是败笔。而因“北大荒”情怀与一众黑河老知青共同出资、还拉上亲家黄怀吉（涉足地产行业，上海吉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起重注的中兴牧业，没逃脱“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魔咒，更是一地鸡毛，无奈之境让人备感苦涩。
人生如K线，他一览江山的不同地貌，也几度游走在悬崖边缘。如今，阚治东已从东方汇富退去，站在其子阚家鸣身后（奇成投资），继续投资之路。起落的K线人生，不得不说，一部分是证券市场制度不完善的牺牲品，也是拓荒者的必经之路。
证券业格局如他所料，如今兼并收购（阚治东一直认为，券商合并是一种趋势），兜兜转转，排列组合；证券投资业务重装上阵，回归舞台，而创投机构上市的号角也再次被深圳唤起（1月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关于促进深圳股权投资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的通知，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其中提到探索优秀股权投资管理机构上市的制度安排，打响国内探索创投机构上市的第一枪）。下个资本市场三十年的基底，又何尝不会是如今这代资本市场制度制定者、参与者的写照。
“证券老人”回首语录
我虽然被称为国内证券业、创投业的拓荒者，但走过的路并不平坦，有巨大的成功，也有严重的挫折，甚至有过两次致命的打击，但我还是走过来了，并被认为在中国资本市场和创业投资市场上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有媒体总结我们这批人成功的原因，得出了“这批人是从北大荒熬出来的”结论。我想，这主要是指北大荒的岁月带给这批人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吧。
我有幸亲身参与了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各个发展阶段的工作，经历了其中大大小小的事件，目睹了证券市场内在的、外露的、正面的、反面的、美好的、丑陋的种种现象。期间，我看过一家又一家新的证券机构出现，也看过一批证券公司受到重击甚至倒下。
有人称我们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悲情英雄，也有人称我们是最早进入中国证券领域的旗帜性人物，还有人说我们仅仅是一个时代的过客。旗帜性人物也好，过客也好，俱已成为往事，但至少，我们走过的弯路，可以为现在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而我们的成功之处，也可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参考。
没有中国这样一个股票市场，国有企业就很难发展到今天，这就是正面的效应；还有一个负面效应，就是所谓的赌场说。为什么赌，还不是为了赢利？但如果谁要否定证券市场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就是不现实了。中国的创业投资和创业板同样存在正面和负面效应，你要想发展自己，必然要承受这些负面效应。收入与风险是相匹配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肯定是对应的，这是不可能避免的，也绝对避免不了。所以我们尽可能多知道和了解负面效应，加强这方面的防范措施，就可以使这些问题少出现一点。
媒体给了我很多的称号，除了“证券教父”，还有“三大猛人”、“挣钱机器”等等。还有叫我"阚二毛"的，说我炒股票比较谨慎，挣二毛钱就跑。这不符合事实，我从来都是管公司，不管股票具体怎么操作。申银确实谨慎，但是当年最挣钱。今天我用什么称呼呢？我们肯定是很早期就参与了证券市场，对我个人而言，80年代就参与了。所以我们这批人，叫“证券老人”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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