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利用捐赠精子生孩子的单身女性是辅助生殖技术业务中增长量最大的客户群体之一。一位新妈妈经历了一段她从没想到过的旅程。我们翻译了本篇长文，欢迎对辅助生殖、单身女性、单身妈妈等话题感兴趣的朋友阅读。
亚历山德拉·科利尔和她的儿子奎因。科利尔说，做他的母亲“感觉完全是遇见了对的人，就像坠入爱河。” 摄影师：PIA JOHNSON
作者 | 亚历山德拉•科利尔(Alexandra Collier)
发表时间 | 2020.11.6
“你确定要我来说吗？”我40多岁的老板隔着办公室和我讲话的时候笑得像个调皮的小学生。下午5点，一股躁动不安的情绪弥漫在这家墨尔本广告公司的空气中，我就在这做广告文案。每个人都希望老板快点把事情宣布完，这样他们就可以直接过周末了。我紧张地对老板点了点头。“嗯，我不太清楚细节，”他尴尬地轻笑着，逐渐过渡到重点，“但是爱丽（亚历山德拉的昵称）怀孕了……” 这句话在空气中停留了一会。现场响起了生硬的掌声和尴尬的笑声。我甚至可以看到人们脑袋上的想法泡泡：“她不是单身吗？！”“不是老板的孩子！”我大声说。房间里充满了笑声，而我保持着僵硬的微笑来掩饰我的窘迫。我最年轻的同事刚过青春期，她径直向我走了过来。“恭喜你，这真是个好消息，”她说。我简直想亲她一口，她是这么的好心。我想，这就是你对出乎意料的孕妇该有的反应。我的同事们不知道的是，我的儿子——他很快就会在我的子宫里颤动——是和一个我从未见过、从未和他说过话、甚至从未见过他照片的男人的精子孕育的。当我独自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并不孤单。实际上，我已经加入了这一不断高涨的浪潮，成为自愿选择成为单身母亲的女性之一。那次科学与法律并不浪漫的结合，让我的孩子拥有了心跳。距离1980年6月墨尔本皇家妇女医院诞生澳大利亚第一个试管婴儿以来，已经过去40年了。坎迪斯·里德(Candice Reed)出生了，他黑曜石般的眼睛在《60分钟》纪录片摄制人员的灯光下眨着，他们记录下了这个“试管”奇迹。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随着生育治疗的普及，一些州立了法，一些州由诊所政策规定，禁止澳大利亚未婚妇女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即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简称ART）。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改变，到2017年，对想要通过捐赠精子组建家庭的单身女性和同性伴侣来说，所有法律障碍都解除了。据说，就在这中间的几年里，使用这项技术的单身女性和同性伴侣大为增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并没有国家数据显示有多少单身女性尝试用辅助生殖技术受孕。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辅助生殖数据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试管受精登记机构，它从这两个国家的90多个生育诊所收集治疗和结果信息。负责管理注册表的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乔治娜·钱伯斯(Georgina Chambers)教授承认，他们直到最近才修改了数据参数，将单身女性和同性伴侣纳入其中，“以反映寻求生育治疗组建家庭的患者类型的日益多样化”。修改参数后的首次年度结果尚未公布，但是根据维多利亚州辅助生殖治疗局（VARTA，由政府拨款提供关于生育治疗的信息，支持和年度统计数据的机构），在该州，单身女性一直是使用捐赠精子受孕人数最多的群体，超过了同性和异性夫妇。“当然没有理由认为维多利亚局的统计数据不能代表整个国家，”拉特伯大学法学院的菲奥娜·凯丽(Fiona Kelly)教授说，她是辅助生殖管理方面的专家。凯丽指出，加入网上支持论坛的女性呈爆炸式增长，比如“澳大利亚自主选择单身的母亲”Facebook小组（超过1700名成员）；媒体频繁发表关于单身母亲的文章；医生汇报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患者接受怀孕治疗，这都代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我的生育医生凯特·斯特恩(Kate Stern)，来自墨尔本试管婴儿公司，她是一位精力充沛、有着金红色的头发的女士。当我和她谈起这件事时，她语气坚决地说:“单身女性对组建家庭的需求越来越大。”“女性不准备再等待。”2016年底，我有望建立一个如孩子简笔画中一般的家庭：妈妈、爸爸和宝贝。那时候我和我交往了五年的美国男友戴夫住在纽约。我们是在剧院的排练室相识的，在那部剧的幕后结缘。我是剧作家，他是音效设计师；创造力和技术专长的完美结合。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们住在布鲁克林一栋赤褐色砂石公寓楼的三楼，就是那种纽约的情侣们会一起住的公寓。但我们不是为了公寓才来的。他一个非常让人安心的人，他睡觉的时候还会甜甜地笑。但在我们交往两年之后，一切都变了，我35岁了——对很多女性来说，35岁是一个神奇的数字，没有家庭的问题突然成为焦点。但戴夫比我小七岁，他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我们开始约会的时，年龄差距就是一个症结，但是他非常坚定，并且有着超过了他年龄的成熟，所以我也从心所欲了。我被迷住了，我们过着迷人的纽约生活。他希望我们的关系继续这样下去，而我想进入新的人生阶段。这种分歧的紧张感开始侵蚀我们，所以我们做了所有纽约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我们咨询了心理治疗师。如果你有一台延时相机，你就可以在跟随着我们度过最后一个在纽约的闷热夏天。我们在早上7点的心理咨询结束后出门工作。我们穿过前景公园明亮的绿色棒球场往家走，那里的孩子们戴着小小的棒球手套。我们在黄昏时分，绕着街区转，去我们最喜欢的小酒馆，喝着冰镇啤酒……所有这些时刻，我们一直在谈论着同样的话题：我们该不该要孩子?他温和地解释说，他不是反对要孩子，他只是还没有准备好。他还没有准备好减少他一次要花几个月的跨州巡演。他还没有准备好离开他在纽约蓬勃发展的事业，搬到离我家（遥远的澳大利亚墨尔本）更近的地方来寻求家人的育儿支持。“现在还不行。”他说。我想，“那什么时候才行？” 因为那时我37岁了。就算不刻意去看，我也不由得越来越多地关注到那些关于生育的标题党文章。就是那种责备女性放弃母亲身份直到为时已晚的文章；就是那种从来没有提到是男人不愿做父亲的文章。这是一种特殊的折磨：爱上一个掌握着你想要的生活的大门钥匙，却不给你开门的人。最终，我再也无法忍受他的优柔寡断。于是，2016年9月的一个早晨，我在床上翻了个身，面对着戴夫。“如果你做不到，现在就告诉我。”他没有说话，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让我头晕目眩。感觉就像冰水在我的胸膛里上升。“我很抱歉，”他说。“我们不能继续下去了。”在他洗澡的时候，我把一些衣服塞进包里，然后坐火车离开了，去了我朋友在威廉斯堡附近的公寓。突然间，我成了这个大城市里的单身女孩，在这个良人难觅的年代。在我朋友狭窄的书房里，我睡在一张折叠床上，盯着低矮的天花板，思考着我的未来。我在纽约住了10年了，疲惫而心碎。我哭着打电话给妈妈，告诉她我分手的事。我们的母女关系即使在最好的时候也很复杂——我们彼此映照着对方的固执。在狂怒的泪水中，我怒斥戴夫，并宣称我可能会自己生一个孩子。她对我的痛苦表示同情，但对单亲妈妈的主意不屑一顾：“独自生孩子的女性只考虑自己，没考虑过孩子。”“所以，什么意思，你生我就是出于利他主义吗？！”我厉声回答。她则指出她嫁给了我的父亲，大多数人仍然认为这才是抚养孩子的理想环境。十一月的寒意袭来，我沿着东河慢跑。自从希拉里·克林顿在本月早些时候的总统大选中失利以来，这座城市就笼罩着一层灰色的阴影。我发现这和我的悲伤难以区分。分手三个月后，随着圣诞节的临近，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该离开纽约了。回到墨尔本，夏日的热浪把我整个人都烤得回神了。在家乡的生活中，我觉得我想要的一切都变得可能，包括一个人组建家庭。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但独自抚养孩子的庞杂工作让我感到畏惧。我推测与伴侣一起承担这项“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肯定会更容易一些。“别担心，你会遇到合适的人的。”我的朋友告诉我。随着2017年的到来，我确实遇到了一些人。我注册了各种约会软件。我在瑜伽课上和男人搭讪。朋友们帮我安排约会。我开始把约会当成一份工作，就像我的大多数异性恋单身女友一样；她们才华横溢，但对伴侣关系的期望却是跛着脚、摇摇晃晃地走着下坡路。我把一系列可能的对象循环了一遍。有喜欢酗酒的受伤的离婚男士，有边界不清的躁郁症男士，还有一个被心理医生限制约会时间的恐旷症患者。有好几个阳痿的高个子男人，还有个自恋的医生——他要么嗜睡症发作，要么就得吃药或处于极度无聊的状态——他在我们第二次约会的时候就笔直地坐着睡着了好几个小时。说句公道话，这些人中的许多人都很好。有些人可能很愿意和我组成家庭。我并不是在寻找一个完美的人。但我意识到，在我38岁快到40岁的时候，我想要孩子的愿望，正迫使我考虑把一生，或者至少18年的养育未成年孩子的时间，花在一个我并不真想和他在一起的男人身上。更不用提那个根本的秘密：没有人会告诉那些学会了梦想着婚姻的女孩：有一个伴侣并不能保证一生幸福。根据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的数据，几乎一半以离婚告终的婚姻中的夫妇都有还不满18岁的孩子。离婚会让父母陷入一系列的分歧：资产、财务、朋友和监护权。或者，就像一个离婚的朋友在一次晚宴上痛苦地低声对我说的那样，“和一个男人生孩子的问题在于，如果你们分手了，你的余生都必须和你的前任见面。”美国作家麦克尼科尔(Glynnis MacNicol)在她2019年的回忆录《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一本关于选择不生育的单身生活的书中，写到一个快40岁的女人想找到一起生育的终身伴侣会是一个不可能的算式：“如果我遇到了一个人……在结婚之前需要花多长时间去了解对方——一年似乎比较合理——然后还要留下足够的时间——也许六个月？——来备孕？”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这一计算会变得更加紧迫，也更加不可行。一个星期就结婚，婚后第二天早上就怀孕？……我们不可能让这些数字不断往后叠加。我不能超越我自己的生物钟。”就像麦克尼科尔和我周围的许多女人一样，我的爱情生活与我的生育时间表不同步。我不得不向每一个约会对象身上施加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每一段刚刚萌芽的关系都感觉需要加速，朝着一种虚假的亲密关系发展。我和我的朋友们不只是跛行，我们是突击队员在泥泞中全速爬行，头顶上枪声不断，我们喃喃自语，互相鼓励：“不，真的，我很满意，他有些问题，但他很棒。”
在约会的潮起潮落中，我觉得开始辅助受孕的探索不会有什么坏处。所以在2017年，我预约了一位生育专家，开始了一系列的测试。血液测试来测量激素水平，用超声波检查卵泡，还有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检查我的子宫是否有炎症。（“这就是生孩子的感觉，但更糟，”医生一边笑一边刮着我的里面。）我通过了要求的警方检查和儿童保护令检查，这两项针对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女性的措施最近才废除。我开始了我的两个强制辅导课程中的第一个。当我告诉辅导员我最新的处在萌芽期的恋爱关系时，她建议：“为什么不先把你的卵子冷冻起来？”但我知道，选择冻卵非常昂贵（包括药物在内起价约7000美元，也没有医疗保险报销），而且未来能否怀孕也没有保障。与此同时，我也简单地调查了对单身妈妈的看法。我经常听到“自私”这个词。单亲妈妈很自私。或者，更糟糕的词：绝望。是和我有问题的潜在男友要孩子，还是我独立要一个孩子？一个朋友把我的困境描述为“在两坨屎里选一个更香的”。我参加了一个由维多利亚辅助生殖治疗局(VARTA)举办的名为“是时候告诉你了”的研讨会，研讨会上罗列了许多如何面对捐精生下的孩子的策略，从讨论他们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和我认识的许多单身妈妈一样，我也会计算：我的预算（可以负担），我的睡眠（肯定会失眠），看着我的孩子成长和学习（会有深远的收获），我父母的反应（消极的但也可以转化为积极的）。我思考作为一个单身母亲会如何影响我的艺术家生涯，思考最大的未知：我未来孩子的幸福。当我无休止地计算这些数字时，我想知道：所有的数字相加到底能不能得到一个结果？不知不觉，2018年就到了。我39岁了，回到墨尔本两年后，我仍然在原地打转。所以我决定去看看一群陌生人是怎么成为单亲妈妈的。我从不伦瑞克北边低层排房的家中，骑自行车到里士满绿树成荫的内城街道上，那里大约有20个女人围坐在刮着穿堂风的教堂大厅里。这个互助小组在维多利亚辅助生殖技术局的帮助下，每年举行六次，成员包括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怀孕的单身女性，以及像我一样正在考虑加入她们的人。妈妈们带着婴儿和蹒跚学步的孩子站在大厅的一端，她们的孩子们咿呀学语地哭闹。在另一端是我们其他人。今天会议的主题是约会。我们围成一圈开始发言。许多人说，她们没有时间或兴趣约会：她们的生活忙碌而有意义，她们只对能给家庭增添一些东西的伴侣感兴趣。一位笑容灿烂、有着讽刺幽默感、穿着破洞牛仔裤的黑发女子说，她进行第一轮匿名人工授精时也正好开始了一段新恋情。虽然她的爱人热情地支持她的怀孕计划，但她不知道如何在她试图人工怀孕的情况下，让这段关系自然发展。我紧张地说：“我很难打消要和伴侣一起生孩子的念头。”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场上好像比北极还冷。终于，一位怀里抱着婴儿的女性坚定而亲切地说：“你只是还没准备好。”
37岁的墨尔本妈妈萨马拉·霍奇森带着儿子洛基。她说：放弃对传统家庭的幻想“为所有我没有考虑过的新故事带来了机会”。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萨马拉，她通过自己在美国的前商业伙伴认识了一名男子，用他捐赠的精子生下了一个孩子。有一天，她在电话里向我解释，在决定独自生活之前，她是如何苦恼地面对她从出生以来一直被灌输的这些传统叙事（爱情-婚姻-小孩）的。“一旦我把悲伤发泄出来，”她说，“我从未考虑过的这些新叙事自会找到出路。”在支持会议之后，我遇到了一些人。其实是一连串的人：三个完全陌生的人，我们一起挤在暖气旁。我们继续聊天，漫步在街上，决定一起去吃早午餐。其中一个人已经是单身母亲了；另外两人正在尝试怀孕。越过早午餐盘子里的鸡蛋，我倾诉着我的恐惧。我该如何应对家人的忧虑？单身母亲会给我贴上“找不到伴侣的终极失败者”标签吗？我能独自承受怀孕和抚养孩子的压力吗？我们一起咯咯嘲笑那些针对单身母亲的该死的批评。我们向彼此承认自己“渴望婴儿”，并成立了一个以婴儿表情符号为标题的聊天群。后来天开始下雨了，其中一位女士提议把我的自行车扔进她的吉普车里。她开车送我回家，我想，也许我并不孤单。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些女性成为了我摇摆不定的天平上的砝码——在我做出选择的道路上，她们让我能勇往直前。当我优柔寡断时，我意识到自己很清楚一件事：我想要个孩子。尽其所能，我相信我将成为一个有爱的母亲，并且能够给我的孩子美好的生活。虽然我的父母很担心，但我知道他们也渴望要个外孙。正如我的新朋友们指出的那样，我的父母需要时间来调整——现实生活中婴儿的到来，将与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所以，当一长串“潜在男友”中最新的一个承认，他并不想再要孩子时，我只是短暂地崩溃了一下。我意识到我是在为未来家庭的梦想而悲伤，而不是为了和他在一起的生活。那就是我觉悟的时刻。虽然我的浪漫未来可以等待，但在我39岁的时候，冷酷无情的生理事实意味着，生孩子这件事不能再等待了。像任何父母一样，我永远都不会准备好。但我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一旦我做了决定，就好像我已去到一个不同的大陆——离开“浪漫爱幻想”之地，那种幻想中，我未出生孩子的父亲就是我的灵魂伴侣。而我现在开始了一个不需要男人批准或允许的未来。我花了350美元进入我的试管婴儿诊所的精子库。由于我还不到40岁，没有不孕症的迹象，我必须从宫内受精（IUI）开始尝试，即通过一根导管将精子送入我的子宫。在受精前，我将经历为期两周的自我注射促卵泡激素。精子捐赠者是按照受精程序来分类的——我要寻找IUI捐赠者（快速游动的精子），而不是IVF捐赠者的精子，后者不需要同样的速度（在体外受精程序中，精子在有盖培养皿中很容易与卵子结合）。数据库上只有10个本地IUI捐赠者供我选择。在澳大利亚，捐精是无偿的，所以捐精者的数量很低，一些诊所还要排队等候。一个IUI周期的基本成本约为2000美元。这还没有算上精子（本地精子花费了我1647美元），也没有算上专业预约和其他检查。国际捐赠的精子——来自美国——更贵（2100美元左右）。当然，我可以选择使用朋友的精子——一个“已知的捐赠者”。已知的捐赠者需要为双方分别或一起接受培训咨询（通过这个过程的授精费用接近2000美元）。但是，用朋友的精子要孩子，对我来说就像一场伪婚姻，有着复杂的法律和情感后果，我想要自主地做父母的自由。我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反复登录捐赠者数据库。每个捐赠者都提供他们的病史、特征（眼睛的颜色、头发、种族、体型）和给孩子的一封信。没有照片——我搜索的时候，诊所还没有引进捐赠人婴儿时期的照片。虽然捐赠者的名字没有公布，但一旦孩子满18岁，捐赠者必须同意将自己的信息向孩子公开。在维多利亚州，捐赠者怀上的孩子的生理父亲或母亲也可以在孩子成年之前申请了解捐赠者的详细信息。我一遍又一遍地读捐赠者的信。如果那里有一辆购物车，我会把男人拖进去，然后连续几天把他们留在那里。“您的精子支付尚未完成！”我想象营销邮件会这样写。最后，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里，我重新登录，发现在某人的详细资料旁边有一面闪闪发光的“新捐赠者”的标识。我读了他的资料，注意到他不是囊性纤维化的基因承载者（我是）。而且他看起足够善良，足够健康，强壮，也足够体贴周到。我还在等什么?我永远都不用看着这个男人吃早餐，不用看他把嘴张的老大。他不会在我们第一次约会时告诉我他的“生活十分动荡”，也不会跟我念叨生酮饮食能治疗抑郁。我的手指悬停在“选择这个捐赠者”按钮上。我深吸一口气，按下了鼠标。网站立即就禁止我再进行其他搜寻。我有两个月的时间和这个捐赠者（的精子）开始生育治疗。要是现代约会有这么简单就好了。在单身妈妈支持会议后的四个月，在40度的酷暑中，我穿上了一件橙色碎花的短背心裙——我约会时经常穿的那件——开车去我的生育诊所。灰色的候诊室墙壁下方排满了空椅子，扬声器里播放着微弱的流行乐。感觉好像整个城市都空了，都去了海边，我是这个城市唯一的单身女性，是唯一一个疯狂到想在一月初人工怀孕的人。在一个过于健谈的护士的引导下，我填完了知情同意书，然后，我走了进空调开得很足的试管婴儿室。生育专家凯特·斯特恩穿着蓝色工作服蹦蹦跳跳地走进房间。在整个过程中，她那顽强的乐观精神简直是天赐之物。“我们绝对要把这事干成，”她在早期的一次会面时说，“低头，振作起来！”而今天，她笑了。“精子看起来不错。”我想象着显微镜下的精子，疯狂地扭动着身体寻找卵子。对精子来说，目的才是一切；过程无关紧要。我躺下，张开双腿，让她将一根充满精子的狭窄导管插入我的子宫。一阵寒冷疼痛的痉挛冲刷着我的身体。然后就结束了。“希望这就完事，以后不用再见到你了。”她向我保证，没有必要一直躺着；精子可以在前进的道路上对抗重力。尽管如此，我认为我的钱应该物有所值，所以我迷信地躺在我的小车上，防止任何一滴流出去。我的车座不能放倒，只好把头靠在车门上，手刹压在背上，双脚挤在副驾驶一侧。我躺在那里，尽可能一动不动地坚持了15分钟。透过停车场的窗户，我看到一对从妇产科医院出来的夫妇，小心翼翼地把熟睡中的新生儿抱进车里，这将是他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开车回家。
我记得克里斯汀·伊斯坎德里安的小说《最母亲》（Motherest）中有一句话，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主角生孩子：“我再也不会孤单了。” 图:斯科特·布朗
接受人工授精两周后，我坐在办公室的淋浴间里——这是办公室里唯一的私人场所——双手在颤抖。我刚刚挂断了与生育诊所护士的电话，她轻描淡写地说：“你很可能怀孕了。”我需要第二天再做一次血液测试来确定，但我升高的激素水平是一个极好的迹象。这不是我想象中故事发展的样子（没想到这么顺利）。我早就得到过警告。34岁的艾玛是悉尼南部的一名摄影师，她每天都在拍摄新生儿，同时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三年来，她一直试图通过捐赠的精子怀孕，但都没有成功。有一天我们交谈时，她滔滔不绝地说出了一份令人心碎的清单：一个破裂了的精子瓶、一次异位妊娠、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47个卵子被取出后无一存活、一个输卵管脱落，还有两次试管受精，结果都是一样的：9周时发现胎儿没有心跳。像艾玛这样的故事到处都是。我的生育医生告诉我，在39岁这个年纪，每个周期通过人工授精受孕的几率只有15%到18%。我忍不住感到一丝内疚，因为我的子宫居然一次就成功了，战胜了机率。在我怀孕期间，我对独处的焦虑与日俱增。我飞往纽约去看我自己写的音乐剧的演出。在从机场出来的出租车里，司机看到了我怀孕的肚子，问我丈夫在哪里。“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笑着说，立刻觉得不那么孤单了。回到墨尔本后，我雇了一位助产士，她陪我参加静心冥想分娩(hypnobirthing)课程。尽管我们周围都是情侣，但我并不感到孤单。2019年9月，我的羊水在周六晚上11点破了，我弟弟开车送我去医院，并且在候诊室等了我一夜。在产房里，我身边围着三个女人：我的私人助产士、实习助产士和医院助产士。“你能行，你能行！”每次宫缩时，她们都会激动地说。我觉得自己前所未有地活在当下，毫不孤单。当我把儿子从两腿之间拉出来，把这个小巧滑溜的奇迹贴在我胸前时，我想起了克里斯汀·伊斯坎德里安(Kristen Iskandrian)的小说《最母亲》（Motherest）中的一句话，讲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主角生孩子：“我再也不会孤单了。”我的父母来了，邀请我和我亲爱的儿子（我给他起名“奎因”）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给我们做饭，关爱、照顾我们。我们最后在父母家呆了四个月。有几天，我发现我父母盯着摇篮里的奎因，他们的脸上带着温柔的宠爱。奎因可能没有父亲，但他的生活中有两个重要的男性：舅舅和姥爷。他的舅舅每周来看望他一次，带他去散步，做晚餐，洗澡和睡前讲故事。他的姥爷经常会过来，带着奎因去公园，组装玩具和小床，换灯泡，与此同时不停地和他亲爱的孙子交谈。当我因为加班忙碌的时候，我妈妈和我的朋友们会带来食物，帮我推着婴儿车里的宝宝在社区散步。“我们很开心你做成了这件事，”当我问妈妈她现在对我的选择有什么感受时，她说，“奎因是我们见过的最美好的事物。”当我第一次向奎因解释他是通过捐精怀孕的宝宝时，用了非常简单的语言，就像VARTA鼓励的那样。（“妈妈太爱你了，所以去看了医生，医生从一个好人那里得到了他的一部分……”）我讲完故事之后看向他。他都快睡着了。我会继续告诉他这个故事，等他准备好了，我也会支持他联系捐赠者，如果他想这么做的话。当然，独自抚养孩子会非常累，但原因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就像住在墨尔本北部的单亲妈妈杰西卡对我解释的那样：“最让我焦虑和筋疲力尽的，不是日常的家务，而是独自做决定。”让孩子睡觉、吃饭，洗一大堆衣服，这些都很难，但相比起来更难的是去判断“孩子是太热还是太冷?”，或者更深入地，“那是高兴的叫喊还是焦虑的叫喊？他正在经历存在的焦虑吗？”这种纠结，她解释说，是因为“没有人能和你一起凭直觉感知”。最近墨尔本因疫情封锁，使单身父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缩小了我们抚养孩子所需的社群支持。但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感觉不那么孤独了，因为我有一个充满深情、充满欢乐的男孩，他的小手总是向我伸出来。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正推着奎因在公园里转，指着鸭子。他们一回到我家后门，我儿子就会马上找到我的身影，并咧嘴露出大大的笑容。如果不用那些甜腻的陈词滥调，我该如何来描述这一年，以及作为他母亲的点滴幸福？这真的令人狂喜。这是一场醉人的体验。这让我的眼睛发酸。这是一种迷幻的激情，与这个我用自己的血肉编织的人生活在一起。这感觉完全是“遇见了对的人”，就像坠入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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