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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陈凯歌“调教”演员,突然被圈粉了

阿敏 读者人物 2020-09-03



不管是综艺导师,还是片场导演,陈凯歌有着文人的敏感和对艺术的独到理解,并能用直击人心的语言叙述出来。他一直都不是凭空蹦出来的开山怪才,他的才情与诗性,他对东方文化的钟爱,都有迹可循。


文 | 阿敏
编辑 | Anita


陈凯歌在综艺《演员请就位》中一针见血的点评最近被大众热议。有观众说,听陈凯歌的点评,是一种享受。


节目中,明道、陈若轩表演了《破冰行动》经典桥段,赵薇和郭敬明都指出了两人表演存在缺陷,但是没有进行具体指导。


而陈凯歌不仅上前指导,还点明了陈若轩情感震撼不充分,再次进行现场表演后,陈若轩有了很大的改变,参赛演员无不惊叹陈凯歌的点评和指导水平之高。


在电影感悟和表达上,陈凯歌有着自身独特的见解。每一场表演的点评,他都没有一句废话,每句都是一击中的,让演员瞬间知道了自己的短板。
 
网上有个关于“你为什么对陈凯歌‘黑’不起来了”的帖子,其中有个高赞回答:


“大概是因为看过太多作秀、利益抱团,现在能做到公平公正的人,大多是那些有着足够底气和自信,也能独立思考的人。


他是痴情于“讲戏”的知识分子,也是沉迷于反射人性本质的批判大师。他本志在文学,却阴差阳错终成电影儒将。不是所有的导演都能成为陈凯歌。


陈凯歌出生在一个文艺家庭,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导演陈怀皑,母亲是知名编剧,从小衣食无忧的他自小与北京电影厂编剧、美术指导等人打交道,熏陶出了他对东方审美痴情般的执着。


1977年恢复高考后,陈凯歌报名北大中文系却被刷掉,因为自身数理化不好,转而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命运眷顾,那年电影学院扩招,陈凯歌过了复试,考进了电影学院78级。

这个原本想当文人墨客的陈凯歌,从此就与电影阴差阳错地焊接在了一起。


毕业后,陈凯歌心里一直藏着表达东方审美的欲望,从执导《黄土地》开始,他就一直在为描绘出自己的“东方画卷”而努力。


电影《无极》中,陈凯歌以西方魔幻理念和构思,搭建出了专属于他的东方美学世界。影片中把虚幻世界和现实场景相结合构筑出的“无极世界”,空宁静美的“镜花水月”,都令人陶醉。


电影《妖猫传》更是陈凯歌的一场极乐幻梦,构筑了陈凯歌的梦回大唐。李白作诗,贵妃起舞,李龟年唱曲,唐玄宗伐鼓,牡丹怒放,烟花迸发,永生难忘的美梦。

每一帧的画面都建立在极致的对称美学基础上,整部影片呈现出朦胧与虚幻之美。


尽管影片褒贬不一,但是他的东方幻梦终于在电影中成真。他对浪漫主义、文人情结、赤子之心的痴情,在盛唐之梦中都展现地淋漓尽致。懂他的人,与他一同入梦。不懂他的人,终究是不懂。


他有着少年般强有力的心脏,带着这样一颗少年心,关怀着世界微小的变化,迎着不理解的目光,用自己的方式不断抗争。这种相互胶着的方式,也许才构成陈凯歌眼中的自由。


80年代时,陈凯歌曾说过一句话:
“我对自己今后的创作一点也不惶惑,我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继续拍我想拍的电影,我相信这样做对人民是有益的。有一天,人们会说:‘陈凯歌,我们感谢你。’”

陈凯歌的批判性思维是在少年时养成的,他一生忏悔的,是他对父亲的批斗。


1966年,“文革动乱”,陈凯歌父亲陈怀皑由于以前是国民党,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年仅13岁的陈凯歌,受人怂恿,为了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便上台“揭发”并推搡了自己的父亲。

这是他记忆中始终难以磨平的伤痕。


他在自传《少年凯歌》中这样写道,“人到十三岁,自以为对这个世界已相当重要,而世界才刚刚准备原谅你的幼稚。


他出生于1952年,亲身经历并见证过“大跃进饥荒”、“文化大革命”、“知青下乡”等中国运动的起端与沉落。


虽然他早已被父亲原谅,但少年时的阴冷回忆也被拉长、放大,这使他一直思考着人性、世界、自由的宏大命题,并尝试用宏大叙事手法突出自己独特的思考。

他一边接受着中国文化的熏陶,一边用批判性思维对中国文化进行哲学式反思。


《少年凯歌》中,他写道,“当一个孩子当众把他的父亲一点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所以在执导的首部影片《黄土地》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命题。影片中,女主自幼长在山中,偶遇“山外”的红军,心中萌发理想主义,她渴望走出大山,摆脱小脚女的绝望轮回。但她的生命却淹没在了黄土文化中。


《荆轲刺秦王》是一部具有黑泽明水平的史诗片,也是陈凯歌最好的作品之一。


它以俯瞰的视角,展现了嬴政的内心是如何受到外界影响,由纯真变为邪恶肮脏。


当嬴政得知到,吕不韦才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自己的王室血统并非“根正苗红”时,他的内心遭受到巨大的煎熬。


正如少年凯歌一样,周围所有的声音,都在不断警示他,应该与父亲“划清界限”。


陈凯歌亲自扮演吕不韦,以传达自己对父亲的愧疚与哀思,在影片中,嬴政选择弑父,用同流合污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清白”。


之后的《梅兰芳》,陈凯歌用一个“纸枷锁”,暗喻中国人的思想与创造力常常被某种无形的统治力量所禁锢。


他让邱如白批判京戏,实则是在批判当下的中国电影及许多创作者的固化思维方式——
“京戏(电影)里处处都是规矩,京戏里头的人都是不自由的。他们让人拿笼子给套起来了。而真的好戏,应该有好些个活生生的人物,他们不再完全按照书的模式做戏,更不按书的模式做人。是得带着人生,打破人生的规矩。



 
《孩子王》是对文化缺失的反思,《霸王别姬》更是对一个时代强有力的呐喊。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场峰会上,陈凯歌演讲道:“眼下的中国电影,大部分还是披着中国外衣的好莱坞式电影。他具有第五代导演的共性,对电影语言的开拓充满好奇心和期待。”


托尔斯泰曾经如此形容艺术:“艺术不是技艺,它是艺术家体验了的感情的传达。”放到陈凯歌身上,放到这个经历过新中国诸多苦难的中年知识份子身上,《霸王别姬》无疑是他半生苦乐的考场。


冯小刚说过:“在电影演员里,陈道明读书最多,是一名儒将。而陈凯歌和他一样,是电影导演里的儒将。”


没有后来的恣肆,在诸多控制下的才华与一个时代的苦闷,他得到了最恰如其分的展示。


有人说陈凯歌江郎才尽,再也导不出好作品。


但他却深知,时间才是打磨好作品的前提条件。


从《黄土地》、《孩子王》,再到《霸王别姬》、《梅兰芳》,陈凯歌一直在寻找人性背后的现实,发出对时代的思考。他无需证明自己是否江郎才尽,因为时间会印证出好作品的光辉。


65岁的陈凯歌,依然在探索实践,保持着对艺术的敬畏与追求,不断地在电影中表达宏大的命题,引人发省。


采访中,他提到:
“(我们应该)回头看看自己走的这几步。大家都认为非常兴旺的情况下,有没有危险?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一个数字来决定?
我们中国电影的发展,总是要不断地升级。最后到了说西方电影的强国,不能小看中国电影。还是要看电影中有没有需要让人尊重的东西。”


在《演员请就位》的点评中, 他总是不慌不忙,掷地有声。他似乎有种天赋,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不要什么。


不管是综艺导师,还是片场导演,陈凯歌有文人的敏感和对艺术的独到理解,并能用直击人心的语言叙述出来,这是陈凯歌的魅力所在。
 
他一直都不是凭空蹦出来的开山怪才,他的才情与诗性,他对东方文化的钟爱,都有迹可循,代表着一种传承和责任。


时至今日,他依然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儿,指导演员也好,编写剧本也罢,他一直在为电影奉献自己,并且将持续到余生。

作者:阿敏。读者人物原创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愿以写作追求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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