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子试毒”、用一生做一颗糖丸，他为什么被这么多人铭记
提到顾方舟这个名字，很多人不知道他究竟是何许人也。
但一说起“糖丸”，大多数80后、90后应该都不陌生。
顾方舟就是“糖丸”的发明者，他被大家亲切地叫做“糖丸爷爷”。
“糖丸”的作用是预防脊髓灰质炎。顾方舟带来了糖丸，带走了疾病，他就是一座方舟，载着新中国的孩子，渡过病毒的劫难。
文 | 张艺千
2019年1月，顾方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两句话：“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妻子李以莞在给他的挽联上写道：“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
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的王辰这样评价顾方舟：
“他是协和医学院的顾方舟，是医科院的顾方舟，是国家的顾方舟，是人类的顾方舟。他的功劳和成就，确实可谓功在当代，泽被子孙。”
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地痞滋事、流氓敲诈。
一次有人来勒索时，看着顾方舟恐惧和愤怒的目光，顾方舟的母亲周瑶琴摸着他的头说：
“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当了医生，我们就不用求别人了，都是别人求你救治。”
被母亲抱在怀里的幼年顾方舟
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这也许是母亲唯一能告诉他的话。
但是这句话让他在心中悄悄种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我要争气，我要听妈妈的话，长大后当医生。
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
大学毕业后，顾方舟放弃当一名医生，转而进行病毒学研究，投身于公共卫生事业。
他认为，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20世纪50年代，有一种病在国内流行，那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它可能造成患者程度轻重不等的瘫痪。
这种病多发于7岁以下的儿童，有些孩子可能因此手不能动，有些孩子可能因此不能走路，最严重的情况下患者还可能无法自主呼吸。
一天，一个家长背着瘫痪的孩子过来找顾方舟：“顾大夫，求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还要参加国家建设呢。”
他看到那个家长的眼神马上黯淡下来。
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
那位母亲失望的眼神深深地印在顾方舟的脑海里。他暗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得把国家交给自己的这项任务完成。
1960年春，周恩来总理去缅甸访问，途经昆明，在时任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的陪同下，来到了疫苗生产基地。
当时，顾方舟对正在视察疫苗的周总理说：“周总理，我们的疫苗如果成功生产出来，给全国7岁以下的孩子服用，就可以在这部分人群中消灭脊髓灰质炎！”
周恩来听后，直起身子，认真地问道：“是吗？”
“是的！”顾方舟拍着胸脯说，“我们有信心！”
周恩来开心地笑了，打趣道：“这么一来，你们不就失业了吗？”
顾方舟被总理的情绪感染了，心情放松下来。他说道：“不会啊！这个疾病被消灭了，我们还要研究别的疾病啊！”
周总理拍了拍他的肩膀，赞许道：“好！要有这个志气！”
顾方舟说，他这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消灭我国的脊髓灰质炎。
2000年，时年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
顾方舟领命在身时，不过30多岁；而他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时，竟已74岁。
为了这一天，40多年的岁月里，他殚精竭虑。
脊灰病毒被成功分离出来了，但要到哪里去做实验、投入生产？
顾方舟和7位同事从北京出发，他们选择了云南昆明西郊的玉案山。
这里有一个隐蔽在热带雨林中的猿猴基地，后来这里也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
李以莞回忆，当时的玉案山一片荒芜，科研人员扛着大石头打地基建房子，耗时9个月，一砖一瓦，在这片荒山上为全中国的孩子建起了生产疫苗的基地。
和艰苦的科研条件相比，王辰回忆了当时更为棘手的一个专业问题：当时有两种疫苗——死病毒疫苗和减毒活疫苗。
我国应该采用哪种免疫策略？这是当时医学科学家必须做出的选择。
1959年，顾方舟一行去苏联考察脊灰疫苗的情况时，主张使用“死”“活”疫苗的两派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我国应当选择哪一种免疫策略，没有人能解答。
若决定用死疫苗，虽可以直接投入生产使用，但国内无力生产；若决定用活疫苗，虽然成本只有死疫苗的千分之一，但得回国做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研究。
顾方舟判断，根据我国国情，只能走活疫苗路线。
1959年12月，经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我国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组长。
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在临床试验中，顾方舟和同事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
冒着瘫痪的危险，顾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
一周过去后，顾方舟的各项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不过，大多成人本身就对脊灰病毒具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种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
望着已经进展至此的科研，顾方舟咬了咬牙，决定拿自己的儿子做试验。
他不敢让妻子知道这件事，只能偷偷给孩子服用疫苗，独自承担可能丧子的巨大压力。
但纸里包不住火，妻子还是得知了这一消息。
她问顾方舟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顾方舟只好小心地承认了。
让他欣慰和感动的是，妻子不但没有怪罪他，还宽慰他：“儿子一定会平安的。”
李以莞说：“如果不过这一关，疫苗就不能投入生产，所以必须走这一步。我当时还不知道，过了几天，他说给儿子服用了疫苗，我虽然没有怪他，但还是有点后怕，因为这个病会终身致残，没有治疗办法。”
在顾方舟的感召下，同事们也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了疫苗。这些初为人父母的年轻人，可能度过了一生中最煎熬的10天。
这是一个赌上孩子一生幸福的决定。
顾方舟白天专注地盯着孩子，晚上守在孩子的床前，盯着他安然入梦。孩子的每一个喷嚏、每一声咳嗽，都让他心惊胆战。
“孩子还好吧？”成为顾方舟和同事们每天心照不宣的问候。
令人庆幸与振奋的是，测试期慢慢过去了。
面对孩子们一张张依然灿烂的笑脸，顾方舟和同事们喜极而泣、相拥庆祝：努力没白费，疫苗是安全的！
试生产成功后，全国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
怎样才能制造出运输方便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然想到，为什么不把疫苗做成糖丸呢？
带着这样的问题，顾方舟和研究团队一起在1962年成功改进剂型，将脊灰疫苗做成一颗颗固体糖丸。
如果说之前的疫苗研制还是复制，样本来自国外，那么，糖丸就完全是顾方舟等人的原创，是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中国版本。
这种剂型的改进，是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之路的创举。自此之后，糖丸疫苗陪伴了几代中国人。
糖丸疫苗的灵感来自滚元宵，只是为了保护疫苗活性，配方里头有些讲究。
这在顾方舟眼里算不上什么高超的技术，但是恰恰由于这样的改变，疫苗才能够被推广到农村。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检验。
很快，闻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问世了。
除了好吃，糖丸疫苗也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证活疫苗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在家用冰箱中可保存两个月，大大方便了疫苗的推广。
为了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运输的“土办法”：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运输。
糖丸疫苗，一举解决了当时液体疫苗的冷藏保存问题和浪费问题，使疫苗迅速被推广到中国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让糖丸疫苗迅速走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
1965年，脊髓灰质炎发病率开始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持续下降。
此后，顾方舟继续从事脊髓灰质炎的研究。
自1994年9月在湖北省发现最后一例患者起，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顾方舟对妻子说：“咱们这几十年没白辛苦，我可以跟所有人说，我尽力了，你们的孩子再也不会得这个病了。”
顾方舟离开了，但是糖丸一直在，糖丸的味道也一直在。
有人说：“这可能是小时候最甜的回忆。”也有人说：“谢谢您，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糖丸。”
2019年度“感动中国”颁奖词如是评价顾方舟：
舍己幼，为人之幼，这不是残酷，是医者大仁。为一大事来，成一大事去。功业凝成糖丸一粒，是治病灵丹，更是拳拳赤子心。你就是一座方舟，载着新中国的孩子，渡过病毒的劫难。
你小时候吃过糖丸疫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