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谈哈耶克：不止是自由的卫士，还告诉我们智慧的开端
▲ 哈耶克与杨小凯
杨小凯谈哈耶克：不止是自由的卫士，还告诉我们智慧的开端
文：杨小凯
汇编：先知书店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写道：“拥有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没有武装的先知都灭亡了。”在他看来，决定历史进程的是暴力。
然而，“拥有武装的先知”还是先知吗？纵观人类历史，暴力是短暂的，唯有思想才是永恒的。先知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思想。
哈耶克思想对人类历史的影响，便是以上这段话最好的注脚。
杨小凯说：“哈耶克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能会与孔子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一样深远而无孔不入。
我是一个有一套独特经济思想的人，对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从没有崇拜感，对其中几位，还觉得他们是很难值此获此殊荣的，而且我是个对科学方法有嗜好的人，对那些非数学的思想从来不重视。
哈耶克是一个从不用数学模型的经济学家，但我读了他的著作后，有一种强烈的相见恨晚、非常欣赏的感觉。
我自己也讲不清为什么会有这种从来没有的感觉，但我相信，大多数人读了他的书，对世界的看法会产生深入骨髓的变化。”
▍人类社会是自发形成的
而非设计出来的
哈耶克对20世纪的乌托邦主义思想的批判，与大多数人的批判思路很不一样。今天大多数对乌托邦主义进行批评的中国人，多是从乌托邦主义实行以后经济效率不高着眼的。而哈耶克对乌托邦主义批判的着眼点却是制度形成的机制。
▲1974年瑞典国王致哈耶克的诺奖颁奖词：自亚当·斯密以来，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道德哲学家(点击图片一键收藏哈耶克作品集)
哈耶克认为，自由社会的制度是一种自发的过程，从没有人有意去设计整个社会制度。因此，这种制度的形成是千万人互相竞争、互相作用的结果，所以这种自发形成的制度包含了所有人所知道的互不相同的信息，而竞争过程也使人无法垄断制度设计和形成机制，因而无法利用这种垄断来损人利己，所以信息的合成过程会将信息传递中的歪曲降到最小。
而乌托邦主义制度是世上第一个由某些思想家为社会总体设计的一种制度，它不是自发地在一个竞争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包含的信息量受某个思想家所知信息局限，不可能是亿万人交互作用、将不同的信息综合使用的。
可见一个自由的社会与一个乌托邦主义国家的差别，一是在自由社会中，制度和秩序是自发形成的，不可能由少数思想家设计。二是自由社会中的制度都是一些游戏规则，人们只对游戏规则是否公正做判断。
而乌托邦主义社会的特点是，事先规定了谁应该是胜者，什么应该是社会追求的具体目标。因此在乌托邦主义制度下，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将他们的欲望强加于其他人。试想想，一场球赛如果在未赛前就预定了谁是胜利者，这还有何公平竞争可言？
▲哈耶克：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扫码一键收藏哈耶克作品集）
自由社会中并没有“一定要消灭乌托邦主义制度”或是“必须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定，只有一些基本的竞争规则。制度的自发发展是基于规则公平的共识，至于是乌托邦主义、或资本主义、或其他制度获胜，是一个无人能预料的事。
我读哈耶克的书之前就有一个想法，乌托邦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差别并不是计划与无计划的差别。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计划经济比乌托邦主义中还多，例如，麦当劳的经营中就有总部对各连锁店的很多指令性计划。
但根本的差别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自愿自发的，而乌托邦主义社会中的计划是强制形成。
当时我并未读哈耶克的书，但看了他的书后才发觉，他的思想涵盖了我的想法，细想起来，我大概是看了弗里德曼等人的书，间接受了哈耶克思想的影响。再看其他学者的文章讲到：乌托邦主义经济是看得见的手，所以当这种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时，人们不会自愿地接受市场的惩罚，因而造成改革的困难。
这些思想都是哈耶克首创的。
哈耶克指出，在一个自由经济中，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所以强制执行游戏规则就会十分有效，输了的人无法不认输，因为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没法与之辩论，也无法抗拒它的惩罚，受罚人也无法责怪任何他人。
▲市场对投机者的惩罚：2008年金融泡沫破裂，以雷曼兄弟为代表的大批企业破产
但乌托邦主义制度却有只看得见的手来执行奖惩，失败者总会有办法找政府，抱怨奖罚不公平，或不合理。因此，游戏规则无法强制执行，或曰预算约束总是软的。在这种环境中，公平竞争的游戏是无法玩起来的。
▍人滥用理性会导致巨大的灾难
受科学革命的鼓舞，人类大大低估了社会、人性的复杂，滥用科学，自以为可以穷尽规律、掌控命运——这种致命的自负，带来了深重的乌托邦灾难。
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中写道，人类永远无法达到全知全能，个人永远处于无知状态。因此，必须制止对科学和理性的滥用，唯有依靠个人自发决策的市场分工，才能充分利用最稀缺的资源：知识。
哈耶克的这一思想，与经济学界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主流学派南辕北辙。以麻省理工学院为代表的所谓科学方法派，强调数学方法的应用。
于是，很多这个学派的著名经济学家，往往热衷于用数学模型来证明“市场失灵”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另外一些以经济理性为号召的经济学家，以数学模型来证明看不见的手的优越。
哈耶克的思想与这类想法都不同。他强调对经济理性的迷信可能导致经济制度的失败。他指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对什么叫理性，什么叫非理性，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判断，或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世上很多从常理看来非理性的行为，也许对人类社会的知识做出贡献。
例如，很多破产的企业，就为成功的企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每一个成功的芯片企业前面，都有无数个殉道的企业
我们最好放弃对经济理性的追求，承认自己对经济理性的无知，因而只是追求游戏规则的公平，接受这些游戏规则下出现的东西，不论其是理性、还是非理性。
我是一个热衷于数学模型，和科学方法的经济学家。但凭我的直感，我觉得哈耶克的非数学的经济思想，比现有最好的经济数学模型深刻得多。也许数学模型经过几代人的积累之后，我们能用非常复杂高深的数学工具严格证明哈耶克的假想。
遗憾的是，现在用数学模型最纯熟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我看来是思想相当浅薄的一批人。更为可惜的是，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这样一个从浅薄到高深的渐进和积累过程。
我是企图用数学来证明哈耶克思想的人。我曾用一个数学模型证明，完全理性的行为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可能不能通过各种组织实验（包括试验不是最有效的组织）发现最有效的组织。因此，在知识不足的情况下，某些非理性行为有可能有助于社会发现最有效的组织。
此外，我还用一个模型证明，市场制度的功能并不是让所有人分享所有信息；恰恰相反，市场制度会促进专业化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因而使得人们不需要知道其他专业的知识，但却能享受所有专业部门的产品。
市场的功能在于，当每人只知道整个社会的信息的极少一部分时，人们却能充分利用这所有部分信息的集合。这正是哈耶克思想精髓之一。
按这种思想，如果某个人或政府声称能获得整个社会的信息，因而看出了“市场失灵”，进而加以纠正，此人必是过分狂妄，对市场的功能毫无所知。
▍信仰是滥用理性的解毒剂
哈耶克对宗教的看法以及对迷信人类理性和崇拜科学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有启发意义。哈耶克认为历史上能生存下来的制度都不是来自于社会科学和人类的理性，而是来自宗教和意识形态。
宗教和意识形态不是理性的，但它决定了人的行为准则，决定了人们处理相互关系的游戏规则，意识形态也提供了遵守一定游戏规则的承诺机制。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各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会使最有利于自发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在社会流传和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胜出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追随者并不是凭理性选择宗教，正如母亲爱孩子不是凭理性一样。但在社会演化过程中，不爱孩子的母亲就会因后代死亡率高而绝种，不利于自发社会秩序扩张的宗教和意识形态也会灭绝。因此，历史上长期能生存发展的宗教，虽不是基于理性，但却是形成有效制度的基础。
▍预言成真的先知：杨小凯与哈耶克
杨小凯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对经济学界和思想界的影响，犹如哈耶克对20世纪历史，以及人类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之影响。但是，与哈耶克相比，杨小凯显得更加的悲壮。
哈耶克７５岁时获得诺奖，９３岁时与世长辞。与哈耶克不同的是，杨小凯开创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生前最后两年，杨小凯两度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成为距离诺奖最近的华人经济学家。然而几乎同时他被确诊肺癌晚期，并于2004年7月7日逝世，年仅56岁。
▲杨小凯之墓
哈耶克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人类永远无法摆脱乌托邦主义的诅咒，强大的政府将来一定会有计划地减少人口，以减少资源的消耗。
杨小凯也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尤其对祖国的命运。据妻子吴小娟回忆，杨小凯在澳洲的最后几年，早上总是抱着电视痛哭，因为他经常梦见中国在打仗。
预言成真的两大先知——哈耶克在1940年代预言苏联计划体制必然崩溃，半个世纪后苏东剧变，历史证明了他伟大的预见性；而他在上世纪70年代“货币的非国家化”的预言，如今也被一步步验证——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正在崛起，不断挑战政府垄断的法币体系。
而杨小凯“后发劣势”的预言，在20年前曾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却不幸预言成真。
就在杨小凯去世前的两年，他意识到，脱离文化与信仰的土壤，认为仅仅依靠制度转型就能包治百病，是肤浅的，信仰才是制度的第一因。
至此，杨小凯跳出了“唯制度论”，完成了“自由的信仰——自由的个人——自由的秩序——自由的制度”的伟大思考，这必将成为未来变革的思想资源。遗憾的是，这一点还远远没有被人们广泛地思考和讨论。
先知注定是孤独的，这成就了先知的伟大，却也成为时代的不幸。一百年来，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口，中国都错过了机遇。而杨小凯用他短暂的一生，回答了萦绕在每个中国人心头的世纪追问——“中国往何处去”：
注：本文根据杨小凯教授的文章汇编而成，标题为编者所加，并做了适当的技术处理。赞赏小编，收藏杨小凯一生的思想精华，站在智者的肩膀上看清未来，可识别二维码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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