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人类学能做什么？

埃博拉病毒（2013-2016）和寨卡病毒（2015-2016）的爆发，让人们再次认识到：了解疾病传播的社会途径和照护存在的障碍对于疫情防控至关重要。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擅长在地方情景中评估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被认为是应对疫情暴发的重要人员之一。在健康危机中，越来越需要人类学家与流行病学家、临床医生和公卫专业人员合作。因此，本文简单介绍人类学方法，以及在突发公卫事件中如何进行跨学科沟通，并认为社会、心理和体制因素对照护效果有全方面的影响。

一、导论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一直被认为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潜在重要参与者，特别是在疫情应对方面。1996年，哈佛人类学家保罗·法默（Paul Farmer）呼吁建立“突发传染病的批判人类学”——即识别健康危机之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积极塑造健康干预进程。随后一些学者积极响应，用人类学技能来为应对疫情提供支持。

近几年来埃博拉病毒（2013-2016年，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寨卡病毒（2015-2016年，北美、中美和南美、太平洋岛屿、东南亚）和霍乱（2017年，也门）的大规模爆发，让法默的呼吁显得更为紧迫，尤其在了解疾病传播的社会路径和认识各类照护服务面临的障碍方面。过去五年里，人类学家已经证明了他们能够在地方环境中评估这些因素的能力。然而尽管人类学已经在疾病控制方面参与多年，他们在疫情应对方面的角色并未显著变化，社会文化的整合视角在危机干预中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不宜讨论学科分歧。严格说来，工作人员必须主动制定多学科的一个应急方案，来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文简单介绍人类学方法，以及在突发事件中如何应用。本文总结了人类学研究方法和学科优势，概括了如何将人类学家纳入应急机制，以及适当整合后，可以如何显著促进健康、改善社会状况。

二、介绍人类学

1. 什么是人类学？

“人类学是研究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的。”人类学研究人类（以及其他灵长类动物）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人类的遗传、生理和神经基础都一样。在食物、住所、安全、繁衍和社会表达方面，有着同样的基本需求。然而，人们用来满足其需求的环境、机制和互动，大不一样；而且个体和群体之间，在社会、生态和表观遗传（epigenetic）方面的差异也多得出奇。在这些共同的基础之上，人类学考察多样性和差异性。人类学包含很多分支领域，从灵长类学到博物馆人类学。人类学家的共同点是，强调通过整体观（即考虑多个因素）来理解人类社会和生物差异：考虑历史和人类自然环境、社会语境和建筑状况的影响。基于整体观，人类学家的研究主题可能与历史、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卫生专业相重叠。由于强调社会实践，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工作人员最常遇到的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他们研究人类的社会差异：人类行为、习俗、价值体系和观点的差异。其中一些是应用人类学家，他们把人类学方法和知识用到机构或公共环境中解决实际问题。他们也许在大学工作，担任专家顾问，或是应急团队的全职工作人员。

2. 研究方法

就研究方法和数据性质而言，大多数人类学家观点一致。人类学讲究整体观和经验性的；它以可见现实为基础，坚持认为人类行为不能独立于制度关系、生物学或环境之外来考量。个人、社区、制度和环境互相影响；因此，社会现象只能理解为个体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制度和物质文化进行调节。这种整体观依赖于实地研究。人类学家擅长实地研究；这门学科是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

参与观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主要田野研究方法。顾名思义，人类学家同时有两个角色，既是研究对象群体一员，又是观察者。这一立场类似于纪录片记者；两者都在一个群体里扎根，都力求公正、专业和忠实地报道事件。要做参与观察，研究者需要有“老熟人”，并在融入与社区日常活动，几天、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研究者是“透明的”，他们的在场取决于社群的接受程度。在参与观察时，人类学家通常用正式和非正式访谈，也可以根据研究主题进行调查、发问卷或其他方式。观察和描述是核心；人类学家做非常详细的笔记，事无巨细。沉浸式的参与观察，不仅可以理解生活的日常节奏，还让人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长期接触互动。这使得访谈更加深入，并使研究人员可以后续追问、交叉对比。因此，人类学实践是迭代的；研究结果被评估和分析后，修正研究问题，再继续跟进。这一过程使我们能够洞察观念与实践，这是短期访谈或调查方法无法获得的。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物质成果称为民族志，以长篇描述为特征，类似于纪录片的方式提供证据。因此，人类学写作遵循经验逻辑：有理有据，论证来自证据，论断必须参考民族志证据或其他研究来支持。通过有规律的观察和比较，得出的合理结论有助于为临床和公共卫生干预提供证据基础。在“人类学做什么”一节中，谈到了在突发公卫事件中如何做到这一点。

显然，在突发公卫事件中，可能没法做长期参与观察；但是，人类学方法很灵活，适应能力强。人类学“借助笔纸”，研究重点可大可小，随着可获得渠道、安全或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通过与关键报道人保持联系，人类学家可以继续研究。这种灵活的参与观察方法如何运用到突发事件中，参见Stellmach的研究。

在需要快速行动的其他情况下，人类学家可以用现有的评估工具，如快速评估法，以及知识、态度和实践测量。在应急团队中，这些评估工具已经用得很好，其强弱项已被普遍认可。它们可以快速生成基线数据，但并不取代基础研究。它们无法解释生物、社会和环境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的影响，需要由深入的人类学方法来解释。快速评估工具从经验教训中加以改进，吸收人类学视角。例如，无国界医生组织开发了快速评估工具，用定性方法评估家庭、社区和结构方面的情况，确保全面了解突发公卫事件中人们有哪些方面可能有潜在危害。

3. 研究伦理

与所有跟人类有关的学科一样，人类学也有一套复杂的研究伦理，内容涉及安全、获取渠道、知情同意、知识产权、匿名与无损害、利益等问题。人类学家工作的关键是社群信任和接受，伦理准则的核心是透明度、协商渠道和自愿知情同意。除了获得审查委员会批准外，知情同意也是一个持续过程，在每天的活动和互动中一再确认。虽然一般会遵守知情同意的正式程序，但人类学研究自带亲密性，研究人员融入了参与者的生命历程，知情同意不等同于表格签字就可以了。相反，无论明不明显，知情同意要求社群持续参与、合作和协作。知情同意来自社会关系，而不是走流程的官僚关系。有鉴于此，人类学家通常不遗余力地尊重研究对象的信任，保护其免受潜在伤害或干扰。一般都会“匿名”，但有些研究对象更喜欢“实名被记下来”，要求归因；研究结果也可以是研究者和研究社群共同署名。

由于跟研究对象群体呆的时间太长，而且从该群体获得研究红利，因此，当资助人与该群体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时，人类学家可能会发现处于两难处境。这种分歧必然会发生在突发公卫事件中。例如，在公卫人员看来，隔离等的激烈措施可能是必要的，但社群会认为“被隔离”是负面的。因此，人类学家可能要在社群不同利益和干预措施之间进行调解，或以其他方式进行指导。面对利益冲突，大多数人类学家坚持主张，伦理准则首先是确保研究参与者的福祉。尽管如何最好实现它，还存有疑问。

三、人类学可以做什么？

前面概述了人类学的一些独特性，并揭示了人类学视角为何在公卫事件中有用。本节探讨如何在实践中实现人类学的潜力，如何将人类学家纳入公卫事件应急响应中，以及可以在哪里发挥特定作用。

广义而言，人类学家根据实时需要和个人特长，可以参与三种不同类型的干预：（1）方案设计和形成性研究；（2）解释、调查和应对；（3）事件分析和事后评估。

1. 方案设计与形成性研究

用Jaffré的话来说，流行病学区分采取行动的轻重缓急，人类学则评估其可能性。也就是说，公卫干预的成败原因，人类学可以提供判断：计划与现实是否一致，以及可能产生的意外。人们饱受疾病折磨，并不是只是病理的，而是病理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的结合，预示、促成或产生了身体疼痛。例如，某些群体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更大风险，以及疾病对家庭教育影响、因病致贫等，民族志可以揭示这些问题。例如，Jaffré调查了西非产妇死亡情况的质性变量，Farmer研究了海地艾滋病毒感染的结构性决定因素，Stevenson调查了加拿大北极地区预防自杀的无效公卫措施。这些关于健康危机的人类学研究都揭示了，当局的计划和业绩之间有差距；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表明，善意但无知的专业干预，如何导致了本可避免的发病率或死亡率。

在方案设计阶段，这些观点至关重要，在形成性研究方面，亦可作出具体贡献。形成性研究是靶向的，旨在实现特定结果，为卫生方案规划提供信息。一般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形成方案策略和交流。至关重要的一点是，研究小组得合作，确保概念、设计和分析都有定量和定性数据。例如，在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无国界医生以实际行动证明，将各种研究结果结合，确定健康区域，审查监测质量，更好地与社群的后续家庭沟通。

缺乏重要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时，如缺乏公民或公共卫生登记处，人类学家、流行病学家与其他人合作，追踪发病率和死亡率。一个新例子是，专家们结合定性和定量方法，用非正式和官方报告进行三方剖析，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暴力的流行病学”）的暴力死亡人数做纵向分析，跟踪了整个地区致命武力的时间和地理趋势。37个跨学科小组访问多个信息流，包括定性和定量信息流。理想情况下，最终将本地知识纳入有效的地方应急机制中。

因此，人类学家可以协助加速公卫应急响应的规划和设计。他们的专业知识帮助制定符合当地社会状况的措施，更容易被受影响群体及时采纳。人类学可以帮助风险评估、社区参与、沟通和健康信息传递，帮助了解应急方案的本地认知程度和接受情况。后者尤其重要，确保应急响应及时，回应社区需求和认知，支持对受影响社群的问责。应当指出的是，在方案设计阶段，这些调查至关重要，后续以迭代的方式继续，调整方案、重新聚焦主流问题。

将人类学纳入规划阶段，发挥了人类学家在应急响应方面的突出优势：高度关注当地情况，运用自下而上的分析评估方法。

2. 解释、调查和应对

在突发事件中，“解释”，也许是人类学首先被想到的任务：在国际应急响应时，人类学家来解释当地习惯规范是怎样的。然而，许多人类学家会认为这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公卫干预时，所援引的“文化”一词往往带有负面含义（文化被视作阻碍卫生）。人们常常将人类学家视作“文化阐释者”、“翻译”或“掮客”，是雇来的侦查员，带领团队绕过文化障碍。

这个问题体现在很多层面。公卫干预通常跟随现有的权力关系。受突发公卫事件影响的群众，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个体的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悬殊，是历史、不平等甚至是被剥削、社会、经济和政府关系的产物。这些因素同时又预测和导致了当下的公卫事件。因此，一些看似不合理的行为，以前往往被说成是文化、迷信和无知，实际上是对历史和现在不平等的一种积极反抗。

权力悬殊、历史和社会复杂性，使“文化阐释”这个概念不够充分，而且是有缺陷的。因为理解别人如何考虑和决定，不只是字面翻译。西药疗效并不总是明显的，也不是被普遍接受，而且土著居民的思想，常常没有对等的英语概念。

在西非，埃博拉病毒暴发的前几个月里，应急工作人员低估了社群对该疾病的认知和传统的葬礼仪式。应急策略集中在如何科学证明病毒传播和控制。埃博拉病毒的“知识政治”是，专业知识有等级：应急人员只介绍医学知识，没有尝试了解当地人的观点和历史。换言之，应急人员认为，基于精准医学知识的行动就足以对付埃博拉病毒，也就是隔离措施和迅速、无传染的埋葬。强制执行这些措施，加上对社群传统文化的污名化，两者造成严重后果。一方面，人们无法照顾濒死的亲人；另一方面，人们害怕被隔离，选择逃回家乡。社群不信任政府的干预措施，他们把病人藏起来，偷偷埋葬尸体。本已空前规模的疫情，进一步恶化。当社群的想法被结合到安全照护和传统埋葬方式中时，这一问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在解决这个矛盾中，人类学家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充当联系人，让卫生官员与社群或国家关键人物互相接触。更重要的是，人类学家关注历史因素、聆听叙述，了解当地人与应急工作人员之间预设错位。考虑到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现实，社区参与是关键。

暴乱、谣言、拒绝服务、不服从以及其他“非理性”反应，往往根源于种族主义、边缘化或剥削的关系。突发事件面前，人类学可以帮助现场应急小组更容易地吸收有关知识，包括社群对疾病的认知，做事情的优先顺序和一些影响因素。社群中，多元信仰和信仰改变都更明显。因此概念和方法就转变了：团队与参与者一起努力，而不是单方面费力。应急工作小组从患者或社群的角度去记录和理解，注重人道主义语境中健康的社会政治层面，超越传统的公卫方法。人类学与公卫专家、流行病学家一起，在当地产生和传播的知识，帮助缩小社会认知差距。

3. 事件分析和事后评估

埃博拉病毒暴发期间，人类学家和其他专家建立了国际研究合作关系，包括应对埃博拉突发事件的人类学倡议和应对埃博拉病毒的人类学平台。通过使用网络技术实时合作，打造参与、互动和迭代的论坛，可以实时“调动地方研究”和知识，分析、建议和技术咨询。此外，一个人类学博客持续分析疫情传播和发展，而研究期刊则能快速在线发布社会分析文章。

随着突发公卫事件的进展，这些实时、跨国研究合作展示了快速、众包的社会科学分析颇有潜力：学术方法、数据和理论可用于指导行动、政策制定或宣传。

这将人类学转化为一种资源。它不是公卫的工具，而是公卫的一面镜子。人类学分析帮助揭示公卫实践和方案设计中的偏见；它也可以评估结果。人类学分析也帮助我们理解，应急响应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落实到特定区域和条件。对于从业者和机构而言，无论是否参与正式评估，它都是战略远见的潜在资源。

四、人类学的弱项

虽然专业的人类学家可以凸显价值，改善对突发公卫事件的应急响应，但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学可能没有用，或者不是优先选择。这些情况包括紧急和极端危机，例如，在大规模伤亡灾难发生后的头几个小时，病人的康复、分流和外科护理是最优先的。还包括极端不安全的情况；如果某种情形对卫生人员来说是不安全的，那么对人类学家也一样。正如健康运动有管理不善、误用或被滥用的情况，人类学知识用得不好，或违反研究伦理，可能会伤害认知，并造成心理或身体伤害。滥用或歪曲人类学，无视专业行为操守，可能对个人和健康干预造成实际后果。因此，只有通过适当的目标、现实的职权范围和专业精神，才能在突发公卫事件中发挥人类学的潜力。

五、结论

最近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危机，已将社会文化知识纳入应急响应机制。由于聚焦日常生活、地方知识和民族志方法，人类学家在这方面的付出是符合逻辑的。此外，虽然本文重点关注突发公卫事件，但本文讨论的许多人类学资源，也可用于非突发后的健康干预。

本文简单介绍了人类学方法和视角，通过说明在突发健康危机中人类学家可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来协调学科目标。本文总结了人类学以前如何参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并设想未来可能有哪些用处。通过展示在突发行动中人类学家如何工作，协助各个机构，本文突出了临床和公卫干预中，隐秘的社会因素也很有用。

      致谢略。参考文献略。

原文标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人类学：人类学可以做什么？

翻译：石甜

译者注：前天无意中看到这篇文章，与通讯作者Darryl Stellmach联系授权翻译。Darryl Stellmach回信表示，该文章遵循CC-BY-NC协议，可在非商业平台上发布。收到回复后，为了赶时间对当下情况有所帮助，译者用翻译软件翻译了底稿后再逐字校对，希望可以供大家交流。为了阅读方便，译文删掉了全部引注。欢迎转发，若有其他用途，请与译者联系。原文出处：Stellmach D., Beshar I, Bedford J. et al. 2018. Anthropology in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What Is Anthropology Good For?, BMJ Global Health. 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