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犀牛消亡史 中
前文回顾：安南犀牛消亡史 上
其犀牛如水牛之形，大者有七八百斤，满身无毛，黑色，生鳞甲，纹癞厚皮，蹄有三跲，头有一角，生于鼻梁之中，长者有一尺四五寸。不食草料，惟食刺树刺叶，并食大干木，抛粪如染坊黄栌楂。
——马欢 · 《瀛涯胜览·占城国》（公元1416年）
今天我们知道，越南南部的吉仙国家公园是爪哇犀在亚洲大陆最后的堡垒。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吉仙（Cát Tiên）”对于外界而言都是一个极为陌生的名字。
根据土著传说，“吉仙”的名字源于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当时一位猎人为了躲避水神的报复，误闯进这片美丽的森林，并迎娶了湖边的仙女为妻。吉仙可以说是同奈河的馈赠，作为全境在越南境内的最大河流，同奈河发源于大叻高原上飘落的雨水，干流全长586公里，蜿蜒曲折，流经林同、多农、平福等6个省区，最终在胡志明市注入南中国海。
同奈河流域示意图（红圈内为吉仙地区范围）
相较于其他深邃的热带雨林，吉仙处于同奈平原与中央高原的混合地带，天然植被以高大的热带丛林为主，还有诸多河流泛滥形成的季节湿地，地形起伏，生境多样，也是湄公河下游一片得天独厚的物种宝库。
早在殖民时代，坐落在同奈河下游的西贡（Sài Gòn）即因繁华富饶而闻名于世，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也是整个法属印度支那最重要的港口。但直到20世纪初，同奈河上游流域仍然是一片少有人迹的莽荒之地，浓绿的亚热带森林如同一层绿毯覆盖大地，不时有野象与虎豹出没其间。
吉仙的土著居民为高地民族的麻族（Mạ）和斯丁族（Xtiêng）。作为典型的狩猎民族，斯丁族主要依靠狩猎采集活动为生，以及原始的刀种火耕业，数千年来一直维系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信仰万物有灵。
而麻族很早受到周边农耕民族的影响，迟至15世纪即形成了部族王国和等级社会，生活上高度依赖稻米种植业，并有定居村落。17世纪末，随着法国势力进入交趾支那，一些不愿意接受统治的麻族人沿着同奈河向上游山区迁徙，其中一部分人最终选择在吉仙地区留下。
传统上，斯丁人对犀牛的态度敬畏有加。认为受惊的犀牛能够惊扰祖先灵魂的安息，若有犀牛误闯村寨只会远远的驱逐，而并不敢加以杀害，猎捕犀牛只会在很远离村庄的地方进行。麻族人则认为犀牛是传说中强大的女酋长 Ka Nai的同伴，也是守护麻王国的神灵，一般不会去打扰。
1900年9月在爪哇的万丹附近射杀的犀牛
© Kerkhoven
土著居民相信犀牛拥有一种特殊的强大力量，新鲜犀牛血几乎可以治愈所有疾病，从头痛到肾脏衰竭；犀牛皮则是治疗蛇伤的良药，具有加速伤口愈合的魔力；犀牛角更是最珍贵的物件，也是犀牛全身力量的来源。就连犀牛粪便——制成茶饮后也被认为是一种可以快速恢复精力的强大饮料。
不同于其他终年常绿的热带雨林，吉仙的龙脑香林在每年11月至次年4月的旱季会脱落树叶，借以减少因蒸腾而丧失的水份。树叶脱落后形成的大片开阔的林间空地，允许其他低矮植物在阳光下生长，从而保证爪哇犀在一年四季都能有鲜嫩的绿叶嚼食。
再加上河岸众多季节性湿地，还可以为犀牛提供重要的饮水来源和泥坑场。已知爪哇犀一天中有相当多的时间都在泥坑中度过，泥浴可以保护它们脆弱的皮肤免受丛林毒蚊的叮咬，不必冒险拘束在几处永久性水源周围，从而降低了遭遇天敌的风险。
虽然斯丁猎人也会猎取犀牛，不过他们所使用的弓箭竹矛对犀牛的杀伤力极小，再加上文化上的诸多禁忌，限制了猎捕犀牛的时间和场所。从而保证了几个世纪以来，爪哇犀同斯丁人一直在这片墨绿色的森林内共存共荣。
更重要的是，土著居民所采用的是一种“轮作”制度，不会在一片区域长期停留。随着时间推移，放弃的旧耕地很快就会被野草和灌木覆盖，长出鲜嫩多汁的禾草或小树，并最终恢复为原来的森林生态系统。而此期间，这一类林草镶嵌的空地正是水鹿、赤麂等森林动物钟爱的觅食场所。理论上，合理的轮作制度实际是为爪哇犀创造了一片优质的栖息生境。
吉仙国家公园的白肢野牛，这类生长鲜嫩禾草的林间空地是诸多大型食草动物钟爱的觅食场所 © Tăng A Pẩu
因此，吉仙很早即因盛产犀牛而被周边部落熟知。例如在1900年，法国探险家 Bordeneuve 曾通过一些占婆猎人得知，湄公河下游的“斯丁王国”（Stien country）是整个印度支那最盛产犀牛的地方。虽然探险家本人并没有亲自前往，不过推测其极可能指的是今天的吉仙地区。
同奈河一带气候炎热，森林茂盛、静止沼泽中携带疟疾的蚊虫十分流行，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官方调查发现当地村民中的疟疾发病率仍有20%之多，更不必说缺医少药的几十年前。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土著斯丁族和后来的麻族以外，其他定居民族对此均望而却步。
同样，疟疾的存在也为吉仙地区的犀牛提供了一种看不见的保障。当地一些年老的村民回忆称，直到20世纪60年代，吉仙森林的犀牛还有很多，一直向西到同福县（Đồng Phú）都有踪迹。
即使到了法国统治以后，吉仙也没有引起殖民者的足够重视，一方面这里水流湍急，河道狭窄，难以开发航运价值；另一方面当地气候又过于湿热，蚊虫肆虐，不像中部高原般清爽宜人， 因此成为被殖民者忽视的遗忘领土。
回顾整个法属印度支那时期，殖民政府只在1936年的土地大调查期间派人前往过吉仙考察。不过可能是畏惧于肆虐的热带疾病，当时的调查员只是乘飞机遥遥环绕一圈，便草草地将吉仙登记为东南亚常见的亚热带沼泽森林，甚至没有亲自踏足地面一步。
不过，这种忽视也保证了吉仙森林长久以来不受外界打扰，成为爪哇犀在整个亚洲大陆最后的领土。
按照1936年6月制定的印度支那狩猎条例规定，任何人只要缴纳40美元的许可证费，就可以合法射杀“2头公象、1头犀牛、5头白肢野牛、6只爪哇野牛和4只野水牛”，大量外邦猎人涌入中南半岛，给当地的大型动物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
据同一时期的法国文献记载，随着高度狩猎压力，交趾支那的犀牛已经从沿海地区消失，主要局限在内陆的边和（Biên Hòa）盆地及周边的罗牙河（La Ngà）流域，且数量极少、颇为罕见。到了三十年代以后，以上地区的犀牛也将彻底消失。
法国人最终从越南的离开是一场狼狈的失败，奠边府战役的惨败预示着持续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终于走到了尽头，于是在日内瓦会议上，越南获得独立。吉仙处于一七线以南，理论上属于越南共和国（即南越）领土，不过南越方面只控制了很短一段时间。
南北越示意图
日内瓦会议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后举行，作为1954年7月21日公布的战后和解的一部分，越南在1956年举行国际监督的自由选举之前被暂时划分为北部和南部，但是选举后来一直没有举行
1955年初，南越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收到线索称，位于西贡东北部一处靠近大叻的“古老森林”内见到众多犀牛的痕迹，随后由森林研究处主任亲自带队前往调查，确认了这些足迹属于爪哇犀，并上报给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请求下一步的调查协助。
这是吉仙的爪哇犀第一次被学界所知——但却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因为不久后随着战争爆发，越共游击队进驻吉仙，炮火硝烟中，外来研究人员再无法到达这片“草木皆兵”的热带丛林。多年阴影下，外界普遍认为越南的犀牛已经在战火中走向消亡。
理论上，除了爪哇犀以外，越南境内应该还有另一种犀牛分布，即体型较小的苏门犀。但关于后者仅有的实物证据只有一件1902年时，职业猎人费尔南德·米勒（Fernand Millet）在芽庄市场上见到售卖的头肩标本。另一则可能的目击报告来自法国鸟类学家让·德拉库尔（Jean Delacour），当他于1922年在越南中部靠近老挝边境的广治省（Quảng Trị）考察时，曾在一次夜晚乘车时遭遇过一头犀牛。据他描述，这头犀牛长着两只角，应该是性情害羞的苏门犀。
以上信息是苏门犀在越南大地主要的分布记录，但不能完全确认，考虑到芽庄作为法属时期的东洋大港，商业贸易十分繁荣，米勒见到的标本极有可能通过贸易从遥远的老挝内陆贩卖而来，而非当地原产。德拉库尔关于犀牛的描述虽然大体正确，但受到夜间观察及道路行车的双重影响，其可信度也要大打折扣。
因此可以认为，即使苏门犀在越南境内有着分布，也应当一种十分边缘化的物种，并不多见。而爪哇犀的分布范围则要广泛许多，从北部的红河三角洲直到最南端的九龙江平原，几乎涵盖绝大部分国土，但由于多年猎杀，到20世纪初，爪哇犀在越南多个地点消失。
越战期间，吉仙由于靠近“胡志明小道”南方终点，也是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越共）活动的频繁区域，为此曾遭受美军橙剂（落叶剂）和常规炸弹的轰炸，迄今仍有部分区域尚未从化学药剂毒害中恢复过来，只有一些低矮的杂草和粗犷的竹林生长。
战争对越南环境的影响十分深远。1944年时，越南全境大约有44%的土地被浓厚富饶的森林覆盖，但这一数字到1991年下降至17%，意味着三分之一的森林在短短半个世纪间消失了。不过与战火造成的直接损失相比，由战争导致的一系列后续影响则更为深远。
“与美国旷日持久的战争给越南遗留下一个令人不快的遗产，那就是步枪和弹药几乎随手可得。”国际大象保护基金会的Charles Santiapillai教授评论道。
据北越游击队员陈玉庆（Trần Ngọc Khánh）称，他和战友们曾在南吉仙见到14头犀牛的集群，还有一次多达20头。爪哇犀虽然是独居动物，但需要摄取盐分以获取必须的营养，一片含盐的天然盐场通常成为周边所有犀牛的社交平台。
他们可能偶然发现了隐秘的盐场，才能撞见如此多的个体。不过当时并没有野生动物保护的概念，所以陈玉庆痛快的承认，他和同伴一次射杀了其中4只犀牛。
列尤择山（Gunung Leuser）国家公园的苏门犀 天然矿物质有助于维持犀牛的消化系统平衡，理论上每个月至少需要补充一次 © Leuser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陈玉庆没有透露犀角的流向。战火燃烧的岁月里，犀角和象牙等硬通货是贫苦的游击队员仅有的额外津贴。据了解，当时一根犀角在西贡的收购价高达2000美元，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都是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财富。
上世纪60年代前往战区采访越共南方局的几位中国记者回忆，在途经著名的胡志明小道时，曾食用过包括亚洲象、长臂猿、水鹿、穿山甲、黄猄、刺猬、鹿、四脚蛇等多种野味。长年战争对丛林肉的需求导致大量野生动物遭到猎杀，而有些猎杀甚至只是为了给无聊的士兵取乐。
同奈省林业局的阮国清（Nguyễn Quốc Thanh）经过调查和访问认为，1952年至1976年间，驻扎在吉仙的越共士兵至少杀死了17头犀牛。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物种也在战火中走向消亡，例如越南已知的最后一头马来鳄，1967年在吉仙以东的林同省被南越士兵用手榴弹炸鱼时杀死。
不同于法属殖民时代对枪支弹药的严格管控，随着战争白热化，大量武器流入民间，原本只能设置简单陷阱的贫苦猎人骤然间拥有了全球最先进的武器，特殊改造的装甲车用于砍伐丛林，机关枪取代了传统的十字弩和吹管，一些原本难以获得的大型猎物突然变得唾手可得。当战争结束后，林牛、野水牛、印支豚鹿和坡鹿等诸多物种已经在越南境内覆灭。
历史上马来鳄曾广泛分布于北至岭南的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但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猎杀，目前马来鳄仅限于克拉地峡以南的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1967年射杀于林同省的马来鳄也是该种在中南半岛最后的记录
虽然爪哇犀艰难地挺过战争最激烈的岁月，但也承受了巨大损失。据一些斯丁族长老回忆，上世纪60年代，一部分土著猎人开始为西贡等大城市的经销商提供猎物，他们对森林更加熟悉，也更能敏锐地追踪到雨林中转瞬即逝的痕迹。
对当地居民的访问得知，从1957年到1991年间，仅仅在吉仙地区就至少有39头犀牛被当地猎人杀死。据记载，1962年在小江省福龙县［今属平福省］北部射杀的犀牛，其角以50万南越盾的价格出售，按当时的购买力相当于50两黄金。
一头犀牛的价格等于普通农民近20年的收入，无怪乎在唾手可得的巨额利益面前，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选择接受。无论南越的土著猎人还是北越的游击队员，全都不约而同的守护着这一共同的秘密，从没有对外界透露过犀牛的存在。
西贡市鸟瞰图（1955年）
© Raymond Cauchetier
时间进入到1975年，随着越共发动春季攻势，南越政府在内忧外患下黯然倒台。同年4月30日，西贡解放、次年7月，两越统一、由北越主导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并定都河内。
1978年7月7日，越南政府下发第360/TTg号决议，要求在同奈河以南的同奈省新富县划出约35000公顷的土地建立南吉仙（Nam Cát Tiên）自然保护区并展开造林工作，这是吉仙国家公园最初的开端。
不过必须指出，越南统一之初，吉仙等前南越游击区仍隶属于国防部管理，由当地军区负责并指派部队驻扎，即使保护区成立后也是如此，并没有组建相应的管理委员会，直到1986年所有守备军队才全盘撤出。
美军士兵在越南作宠物饲养的幼年鼷鹿（1960年代）
© Krohn Photos.
其实早在南吉仙保护区成立的次年（1979年），就有一个同奈省林业局的调查组在南吉仙附近发现了至少3头犀牛活动的痕迹。但奇怪的是，这一重要讯息却没有层层上报到河内的中央林业部，而是被当地驻军隐瞒，使得越南爪哇犀的保护工作生生错过了最宝贵的十年。
1986年，前越南科学院生态与生物资源研究所所长邓辉黄（Đặng Huy Huỳnh）在著作中指出，自独立以来，整个越南境内只有三起关于犀牛的记录。分别是1964年在山罗省观察到的足迹、1978年在多乐省多明县（Đắk Mil）附近见到的犀牛尸体以及1962年发生在小江省福龙县附近的一例狩猎记录。
可见直到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越南政府——或者说至少越南学界对吉仙犀牛的存在仍毫不知情。
两越统一后，为了尽管消化南越土地，河内政府推行了一项“新经济区方案”，从1975年至1980年间，超过100万北越移民来到以前隶属于越南共和国的南部和中部地区。又将约75万至100多万的前南越居民迁移到无人居住的山区森林，使其开荒扩土，自力更生。
吉仙国家公园外围被走私者砍伐的森林
© DĐ/Pháp luật TP.HCM
现吉仙国家公园及其周边的地区有多处被划为新经济区，虽然保护区及驻军的存在阻挡了新移民进入森林深处的脚步，但大量外来人口迁入，仍导致周边大片宝贵的低地森林被毁，特别是沿同奈河分布的重要湿地，许多被开垦为稻田和腰果种植园。
尽管1986年8月9日又提出规划小江省［今属平福省］境内的西吉仙（Tây Cát Tiên）为保护区，但无法阻止外来移民沿着同奈河谷将富饶的原始森林一片片砍伐殆尽。
从前，犀牛经常趁着月色渡过湍急的同奈河，定期在吉禄与吉仙之间迁徙，相对而言，吉仙的栖息地质量更高，但吉禄有着对犀牛而言至关重要的矿盐。但连接两个重要栖息地的森林走廊却在80年代以后彻底断绝，迫使爪哇犀不得不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
1986年12月的越共六大会议上，决定将党的中心工作逐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革新开放”政策。同年，一头犀牛在南吉仙保护区外围的马沱江（Mã Đà）源头一带被当地猎人射杀，那时它正准备穿越同奈河，其角、皮、骨等随后被两名猎人保存以作药用。
革新政策一方面允许越南经济自由化，农民可以自由地决定种植的作物，而不再由国家统一指导，商贩也可以自由的出售产品，跳过了合作社这一中间环节，私营市场由此遍地开花。
从长远来看，商业自由化导致的野味贸易盛行，开启了越南作为全球最大野味消费国之一的历史，同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刺激了对自然资源的更多需求，更加速了对剩余森林的掠夺。
1993年 越南妇女沿街售卖老虎骨架
不过从积极的意义而言，开放政策允许越南学者直接同外国同行接触，而不再仅限于同一阵营的内部交流，来自西方国家的研究者终于机会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从前的越南贫穷而封闭，生态环境被视作一种可利用资源，而非需要保护的对象，但这一切正发生改变。
由世界自然基金会（WWF）资助的“印度支那林牛”计划（1985年）象征着越南国家保育战略的开始。次年，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起草了越战后的第一份国际保护协定，要求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展开更多合作。国际NGO组织也大力支持，给印支三国带去了先进的技术和资金援助。1991年，越南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老挝和柬埔寨政府也开始各自关注本国的野生动物资源。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弄清保护区内还有多少物种幸存。
随着对残余森林的调查深入，一系列新发现使得研究人员十分兴奋。首先是1992年在河静省的武广国家公园，越南林业部联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探险队偶然发现两种前所未知的哺乳动物；猎犬般大小的越南大麂（Muntiacus vuquangensis）和有着“亚洲独角兽”之称的中南大羚(Pseudoryx nghetinhensis)，后者是50年来发现的第一种大型哺乳动物。随后在印度支那的其他地方，国际联合考察队又先后重新找到了爱氏鹇［1996年］、毛鼻水獭［2000年］、越南疣猪［1995年］等一大批被认为消失多年的失落物种。
爱氏鹇为越南中部山区的特有物种，自1929年以来再没人见过，直到1996年在古都顺化附近的白马国家公园重新发现，不过野生种群自2000年3月以后再度消失，现有圈养种群为1924年至1930年间由法国鸟类学家德拉库尔带到欧洲的28只活体爱氏鹇的后代［详情请参考这里］
吉仙的爪哇犀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外界发现。自80年代以后，生活在保护区附近的新移民经常报道见到一种奇怪的动物脚印，他们认为这可能代表着某种未知的大型动物，一度引起群众恐慌。但省政府和保护区方面却毫不在意，即没有安慰受惊群众，也没有派人调查，而是选择封锁消息，丝毫没有让外界得知。
多年来，爪哇犀的存在被驻守军队视为最大秘密，犀角已经成为军方私有财产，绝不容许他人染指。另有少量犀牛在保护区边缘被周边村民射杀，包括1982年发生在吉仙县东部与保禄县（今属达得县）接壤森林的狩猎事件和1984年在保护区北部一处水源地被射杀的个体。理论上，犀牛受到越南法律保护，但所有偷猎案件均被牢牢隐瞒，天高皇帝远的河内当局自然无从得知。
不过这一切情况正悄然发生改变。随着越南政府在1986年决心贯彻革新开放政策，同一年，军队改革，盘踞南吉仙二十多年的驻守军队终于撤出，将森林还给保护区。也正是在同一时期，为了改善越南的国际形象，越南政府决定将南吉仙保护区申报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MAB），并将毗邻的小江省境内约5000公顷的商业采伐区设立为西吉仙保护区，同时邀请了一批专家学者前去考察。
1988年11月，一名斯丁族猎人在保护区以北的同奈河畔猎得一头成年雌犀，当他将犀牛角带到镇上试图出售时，恰好被林同省森林保护司工作人员发现并报警逮捕。随后盗猎犀牛的遗骸被小心翼翼的运往河内，交由越南林业部收藏。
与此同时，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CS）正策划同河内大学在相邻的小江省展开一次联合野生动物调查，听闻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将爪哇犀列为目标物种。
事发仅仅两个多月后，由著名学者乔治·夏勒带队的WCS 国际项目组抵达越南，在为期数周的小江省东部野生动物调查中，国际联合考察队先后从当地人手中见到了一些犀牛制品，包括一件长4㎝的犀角和精心保存的犀牛皮。
从这些证据推断，越南爪哇犀的分布可能比此前所预期的广阔许多，包括小江省东部在内的大片地区都可能是其潜在分布地。
2005年12月，吉仙国家公园拍到的一头爪哇犀 © WWF
借此机会，乔治夏勒向越南政府申请，前往最初发现犀牛的区域展开一次初步调查。尽管河内当局十分谨慎，只批准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考察期，但这项计划之外的调查行动仍然可以用“收获满满”来形容。
当时划定的调查区域是小江省与林同省交界处约15公里长的同奈河干流，以及邻近的马沱江（Mã Đà）上游流域。通过实地调查和对当地村民的访问，乔治.夏勒推测至少有10-15头犀牛生活在这片总面积超过7.5万公顷的苍莽林区，还有巡逻队员报告称见过带崽的雌犀。
吉仙森林的总面积几乎是乌戎库隆半岛（约3.8万公顷）的两倍之多，且栖息地质量明显高于后者，诸多发现意味着越南森林仍然具有很大潜力。乔治夏勒由此成为第一位系统调查越南爪哇犀状况的学者
亚洲大陆的爪哇犀不仅没有灭绝，而且似乎仍在繁殖。这一消息很快在世界各地传播，震惊了全球保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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