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爱德华鹇百年之谜
越南中部乡村庄严的天主教堂，前殖民时代留下的遗产 © Justin Mott
位于越南中部狭长海岸地带的Thua Luu 村，看起来就是一座普通的京族村庄，带着斗笠的村民脚步匆忙，平静而安逸。唯一与周边格格不入的风景是一座雄伟的法国天主教教堂，坐落于村子外围。精致的铁艺大门刻着修建日期；1894年。
那时还是法属印度支那时期，来到这里的传教士大多拥有良好教育背景，他们为拯救灵魂而来，却往往发现自己已经被救赎。当 Thua Luu 教堂建成一年后，神父让·雷诺德（Jean-Nicolas Renauld）在村庄北部后山采集到4件此前从未见过的鸟类标本。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华美雉类，雄鸟羽毛呈现出闪闪发光的铜蓝绿色，有着一顶蓬松的白色翊羽和一个鲜红的脸蛋，腿部颜色为轻柔的朱红色。雌鸟稍显暗淡些。当它们挥翅欲行时，翅膀末端显现出一种微妙的棕栗色调和金属绿光泽。
雷诺德将这几件标本辗转寄回法国的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在那里，由法国鸟类学家埃米尔·乌斯塔莱（Émile Oustalet）将这种雉禽被命名为爱德华兹鹇（Gennaeus Edwardsi），又称爱氏鹇［后来被重新归类为Lophura edwardsi］，以纪念博物馆馆长米恩·爱德华兹（Alphonse Milne-Edwards）。
河内动物园的一只雄性爱德华鹇，它是野捕个体的直系后裔，现已成为繁殖计划的一部分，用于在野外重新引入该物种。 © Justin Mott
接下来的20多年内，再没有越南之外的人见到过爱氏鹇，它们似乎就这么被遗忘在安南山脉这个角落，直到下一个探险者到来，那就是法国贵族鸟类学家兼探险家让·德拉库尔（Jean Delacour）抵达印度支那。
殖民地的法国人贪婪而野蛮，但同时也深深致力于科学研究事业，认为这是他们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白人的负担”。1922年，当时的安南总督邀请德拉库尔前往印度支那，对殖民地鸟类展开第一次全面调查。作为一个精力充沛且孜孜不倦的学者，德拉库尔先后7次来到今天的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深入当地最偏远地区，探访幽境密林，最终以1931年出版的四卷头巨著《法属印度支那的鸟类》（Les Oiseaux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完成他的发现。
在今越南中部的广治市社（Quang Tri），德拉库尔结识了一位名叫皮耶尔·雅布耶（Pierre Jabouille）的殖民地官员。雅布耶热爱动物学，他带领德拉库尔参观了他的私人鸟舍，其中包括3只活生生的爱氏鹇。从孩提时代起，华美的雉类就成了德拉库尔狂热的追寻目标，他在日记中写道，他被这种鸟“精致的绀蓝色”所吸引。
雅布耶后来参与了德拉库尔的探险活动，他们共同收集了近38000件鸟兽标本，包括140种科学史上从未记录的物种。在安南中部的承天顺化省及广治省的崇山密林中，德拉库尔一共获得了64只爱氏鹇，最南端的采集点位于今天岘港市周围的海云岭（Hai Van Pass）及顺化市附近的白马山脉（Bach Ma rang），爱氏鹇的栖息范围从Thua Luu 村附近的平原丘陵上升到海拔4750英尺的山区森林，当时在原产地并不罕见。德拉库尔写道，这是一种神秘而害羞的物种，常出现在 “潮湿、阴暗、覆盖低矮植被的山坡”。
除了爱氏鹇，德拉库尔远征安南山脉另一项重大收获便是发现了皇鹇。1923年，德拉库尔从当地传教士手中获得一对前所未知的雉类，根据传教士的说法，它们是在广治省北部同广平省交界地带获得。德拉库尔随后将其带回法国的庄园饲养，并随后将其命名为皇鹇（Lophura imperialis），种加词为了纪念当时阮朝皇帝启定帝。
1997年，越南出版纪念皇鹇的邮票
继1929年最后一次探险结束后，德拉库尔回到法国，着手整理最近几年的研究成果，他没有返回印度支那。而爱氏鹇同样再没有人再见到，直到几十年后才涌现一连串零星记录，自2000年以来，没有人在野外看到过这种难以捉摸的珍禽。201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爱氏鹇列为极度濒危（CR），这种华美的雉类是否已经绝灭？对于越南鸟类学家而言，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永远的诱惑，他们是否搜寻过真正的地点？为什么安南山脉其他雉类能够幸存下来，唯独爱氏鹇会消失？如果它真的消失了，他们能否重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野生种群？
为寻求最佳答案，让我们穿梭80年岁月，回到德拉库尔的时代，在东南亚的斑驳阳光下，探索常绿森林深处幽暗的秘密。
1930年，当德拉库尔正在克莱尔一处风景秀丽的城堡奋笔疾书完成他的杰作时，法国殖民帝国的统治矛盾正逐步浮出水面。1931年2月10日，驻守安沛的越南士兵，在越南国民党的援助之下，发起反抗。这是法国殖民政府自勤王运动平息以来，在印度支那联邦所面临着的最大规模动乱；
尽管这场运动很快便以法属印支联邦高效率的残酷军事镇压行动告终，但却在殖民地居民心中造成恐慌。顺化的法国民众不仅渴望逃离炎炎夏日的燥热，而且希望远离叛乱的越南士兵。像印度的英国人一样，他们向内陆巍峨的山脉望去，1932年，法国工程师决定在距离顺化40英里的白马山区（Bach Ma rang）建立疗养院。
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站在高处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南中国海，蜿蜒的山路从山脚出发一直延伸到4750英尺高的白马山顶 © Justin Mott
白马山区如今已经成为白马国家公园（Bạch Mã National Park）的一部分，山峰被层层云雾环绕，时而雨水飞溅。随着海拔增加气温渐低——白马的高海拔地区年降雨量可以超过7560㎜。法国人认为白马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地方，风景秀丽、山水奇俊，葱葱郁郁的茂密森林中点缀着一丛丛杜鹃花。高高的山脊自老挝高原发育，一直向东延伸到海岸，白马山脉标志着越南南北动物群的分割，以其鸟类异常丰富而闻名，尤其是羽色华美的陆禽。这里能够找到越南12种雉类中的7种。
接下来的十年里，随着火车通达，白马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永久性定居点，拥有139家别墅及旅馆，甚至包括一个军营。但紧接而来的战争，最终将法国赶出印度支那。白马暂时被遗忘了。
然而这个国家并没有平静太久，不久后法越战争爆发，法国被迫离开印度支那，并承认越南、老挝及柬埔寨为独立国家，越南却飞分为北越（当时国号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与南越（当时国号为“越南国”）两个政治实体，双方以北纬17度线为界分割越南。
白马山区的壮丽风景 © https://huracars.com
战争时期，毗邻一七线非军事区的白马被发现具有极高战略价值，天气晴朗时，从山顶可以一直俯瞰到老挝边境；主要的南北交通公路干线及铁路均通过于此。附近的岘港空军基地是美国军方执行落叶计划“牧场之手行动”（Operation Ranch Hand）的起飞点，这项行动通过使用军机向雨林喷洒橙剂（或称橘剂、落叶剂或枯叶剂），使得林中树叶大量脱落，暴露出北越利用森林的无形优势运输战争物资的通道及游击基地。1962年至1971年的军事行动中，大量橙剂被喷洒在越南土地上。其中安南山脉是飞机的主要目标，因为那里构成了胡志明小道的主要部分。
一个可悲的后果是，当地大量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也被橙剂所消灭。
“牧场之手行动”迄今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仍有部分山林尚未从化学药剂毒害中恢复过来，只有一些低矮的杂草和萎靡的香蕉树生长其间。除了战争造成的伤痕，安南雨林还在被另一重力量悄然破坏；伐垦农业，曾经生长竹林及藤蔓植物的山坡灌丛——雉类最为喜爱的生境类型，如今大多被单调的种植园取代。
越南中部仅剩的几片低地森林正在被迅速砍伐。 © Matt Grainger
德拉库尔之后，再未有人在野外见到这种华美的陆禽。直到60年代以后，才陆续发现零星几只疑似爱氏鹇个体。这些个体尽管从外表上同爱氏鹇十分相似，但其体色更深，尾羽为明显白色而非铜绿色。因此在1975年时，越南动物学家Vo Quy 在其著作《越南鸟类志》中将其作为新种越南鹇.Lophura hatinhensis 描述。此后越南鹇的分类地位被广泛认可，并被当作爱氏鹇的一种近亲。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南亚雨林生物多样性的灾难性损失逐渐引起全球保育组织的注意。历经近半个多世纪动荡，越南、老挝及柬埔寨因战争而支离破碎，野生动物保护并非一个优先选项。但这一切正在开始改变，1991年，越南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老挝和柬埔寨政府也开始关注本国的野生动物资源。接下来的挑战是如何弄清保护区内还有多少物种幸存。
2009年，陷阱相机在位于多乐省的Chu Yang Sin国家公园拍摄的雄性越南大麂 © Viet Nature
随着对残余林地调查的深入，一系列发现使得研究人员极为兴奋。在河静省的武广国家公园，越南林业部联合世界自然基金会探险队偶然发现两种前所未知的哺乳动物；猎犬般大小的越南大麂（Muntiacus vuquangensis）和有着“亚洲独角兽”之称的中南大羚(Pseudoryx nghetinhensis)，后者是50年来该地区发现的第一种大型哺乳动物。尽管越南拥有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群，其中许多直到最近才被首次描述，但发现像中南大羚这样大的动物还是令人相当意外的。
既然能够发现大型新物种，那为何找不到失落已久的爱氏鹇？然后，在1996年，他们找到了。华美的宝蓝色雉鸡再一次出现；前两只个体在白马国家公园内被发现，第三只出现在广治省一个名叫Kreng的小村子。
面向爱氏鹇的搜寻行动愈演愈烈，林业部门将大量海报分发给当地猎人，并许诺提供现金奖励给带来线索的民众。接下来的四年里，广治省收集到20只，承天顺化省收集了5只，广平省收集了1只，几乎全部由当地猎人带来，有些活着，有些死了。其中 Kreng 村发现的雄鸟后来被送往河内动物园，同欧洲动物园归来的雌鸟交配，将宝贵的野生基因传递下去。
轰轰烈烈的野外搜寻行动中有一项收获令所有人惊讶不己；“皇鹇”时隔七十年之后首次发现。
德拉库尔在1924年将这对自安南收集的活禽带回法国饲养。这对亲鸟适应良好，并在第二年开始交配繁殖。然而，其他探险者在野外试图搜寻皇鹇的行动却一直没有成功。据说，法国传教士Meaunier神父已经设法获得了一些个体。但这些个体在运往法国途中死亡。
1938年，着名的鸟类收藏家C. Cordier尝试从越南收购皇鹇，却始终未有收获。尽管此后仍有许多人试图寻找和发现皇鹇，但在此之后的许多年里，由于冷战铁幕，鸟类学家实际上根本无法进入越南的大部分地区考察，因此缺乏关于皇鹇的进一步报告似乎并不是多么引起关注。
而被德拉库尔带往法国的一对亲鸟，尽管在圈养条件下艰难维持了一个细小的人工种群，但由于高度近亲繁殖所导致的基因退化，到1959年时，除了安特卫普动物园饲养的一只雄鸟外，其他所有圈养个体均已死去。
JEAN.DELACOUR
1890-1985
和其他同时代的鸟类学家相比而言；德拉库尔并非一个热衷于标本采集的人，也并不对业余观鸟情有独钟。相反，他是一个孜孜不倦的鸟类收藏家，喜爱饲养各种稀有活禽。除了皇鹇和爱氏鹇，德拉库尔还曾饲养过现已灭绝的粉头鸭，并是少数曾拥有过该种的私人藏家之一，戳这里回顾。
动物园方面曾尝试利用白鹇（L.nycthemera）和爱氏鹇（L. edwardsi）同它交配，并通过逆向育种的方式在杂交后代中重新建立新的人工种群。但由于后代中雌雄比例严重失调，这个想法最终破灭。
就在爱氏鹇重新发现之前，1990年2月28日，位于广平省首府洞海市以北200公里处一片低地森林中，采藤人在检查一处偷猎圈套陷阱时无意间发现一只活生生的的皇鹇，同时被套住的还有两只濒危的成年雄性越南鹇。2000年2月27日，另一只被认为是皇鹇的亚成年雄性个体在广治省达克容县野外获得。
但另一个疑问很快浮现在研究人员眼前；就已知的情况来看，皇鹇、越南鹇及爱氏鹇均为安南山脉特有雉类，且栖息生境与生活习性都十分接近。这样的例子自然界中十分罕见，考虑到狭小的分布区域，三者共享同一片栖息地，不发生任何接触或竞争，从而保持各自物种独立性的可能微乎其微。
1997年时即有科学家提出，皇鹇（L.imperialis）可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物种。最终通过形态学研究、杂交实验和遗传分析等证明，皇鹇实际上是白鹇（L.nycthemera）和爱氏鹇（L. edwardsi）的天然混种，这可以解释野外皇鹇的极端稀有性及长久以来未有发现的原因。
关于越南鹇和爱氏鹇的关系则更加扑朔迷离，根据线粒体基因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两个分类群是彼此关系十分接近，分化历史少于10万年。但近年来一项基于形态学的研究证明，越南鹇所表现出的独特的白色尾羽不过是一种隐形基因突变，而这种突变有时也会出现在圈养爱氏鹇后裔个体中，过度近亲繁殖是导致这种表型的主要作用因素。
美国阿拉巴马动物园的一只雄性爱氏鹇，尾羽夹杂几根白羽，使得它在外表同越南鹇十分相似，这是高度近亲繁殖的后果，约1997年
尽管爱氏鹇的分类关系暂时被理清，再一次，如同一辆全速前进的火车，短时间呼啸穿过重重高山密林，却终有停站的时刻。2000年3月，广治省林业部门从当地猎人手里没收了一只雄性爱氏鹇，转交海陵县救护中心饲养，这只个体在不久后死亡。所有人都不会意料到，这一次将是最后一次有人在野外看到爱氏鹇·Lophura edwardsi 。
爱氏鹇长期以来的神匿并不意味着野外保育工作的结束；数千只红外相机仍然被隐蔽安放在保护区各个角落，期待某个时刻记录到爱氏鹇从旁经过的剪影。但主要矛盾已经换了一个方向；既然极有可能已经没有任何野生种群幸存，那为何不能将爱氏鹇带回荒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及私人鸟舍中拥有大量圈养个体，完全可以选择其中血统较为纯净个体进行野放。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在广治省偏远西南角找到一片名为Khe Nuoc Trong的低地热带雨林，面积接近2万亩，可以作为野放个体的新家。
研究人员称之为“爱德华兹鹇回归项目”，建设计划将于2018年初开始。
荷兰 Dierenpark Zie动物园的一只越南鹇
越南鹇在科学史上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物种，最早在1964年发现，后于1975年被描述命名。野外记录个体不足50羽，且至少有22羽发现时已死亡。
圈养种群起源于1990年，当时河内动物园从当地猎人处收集获得6只自野捕个体（四只雄性和两只雌性）。据报道，这些个体是在广平省明化县捕获，但不幸并没有更多细节。其中两只雄鸟和一只雌鸟不久后因受伤过重而死去。
1991年，河内动物园另外购买了一只雌鸟。这样就拥有两对亲鸟进行圈养繁殖，接下来的7年间，河内动物园通过这两对亲鸟及其后代中共孵化出近50只幼鸟。1996年，第一对越南鹇被出口到法国的里昂动物园，并于次年开始繁殖。这一对的后代被分散到欧洲各地动物园，从而建立了欧洲圈养种群。
事情上，尽管越南鹇可能实际上只是爱氏鹇的同物异名，但为了保持遗传基因的多样性，人工圈养条件下，通常将越南鹇和爱氏鹇作为两个谱系管理
但就目前来看，非法狩猎仍然是越南野生动物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尤其是近年来随着越南经济高速发展，使得大量基础设施兴建，几乎立刻像披萨刀一样将偏远地区森林切成小块碎片，对已经承受高度狩猎压力的物种而言基因交流变得更加困难。更为糟糕的是，交通网的完善让猎人更容易进入森林及市场。
一些猎人只是贫穷的村民，他们希望为饥饿的家人提供肉食。更大的问题来自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一个十分讽刺的现实是，像中南大羚及爪哇犀这样的稀有物种，如同黑暗中一盏闪烁的明灯，对于任何想偷猎它们的人来说都是如此。经济腾飞的东亚，社会上充斥着大量浮躁而滚烫的现金，任何被认为具有药用或养生价值的东西，都成为黑市孜孜不倦的目标。此外，随着越南旅游业的发展，对于具有异国情调的野味需求量大增。再加上执法不严，大多数保护区最近城镇的餐馆里都能看到野味出售。
2010年4月29日，越南最后一头爪哇犀被发现死于吉仙国家公园内，它死于射杀，腿部中弹，犀角被盗猎者砍走。 © WWF
研究人员并不幻想再引入计划会很容易，对于圈养个体而言，通常需要三代左右时间才能掌握如何筑巢、如何育雏、如何躲避掠食动物的侵害等问题。好在由世界雉鸡保育协会（WPA）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开发的“雉类再引入”详细方案已被用于恢复印度、巴基斯坦及中国的角雉种群，并正用于努力恢复马来西亚的绿孔雀。越南科学家们相信爱氏鹇项目也将会成功。
最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必须为野放项目挑选合适的个体，又一次将故事带回德拉库尔。
动物园在人工条件下圈养繁殖爱氏鹇并将其放归野外将会是一个长达百年的传奇故事，过程中充满了挫折。如果最终取得成功，那要感谢德拉库尔，这位热情洋溢的法国探索者与其他伟大的鸟类学家最大区别在于他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收集并圈养各种珍禽的热情。“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对伊甸园这个人间天堂的故事很感兴趣……我一直梦想着重建它。”
克莱尔动物园，德拉库尔的幻想伊甸园，他将梦想投射到现实的产物 © 法语维基共享
当德拉库尔10岁时，他的父亲为他建造了第一座鸟舍。17岁时，德拉库尔亲自设计了一种特殊的笼舍，以圈养如棕尾虹雉及角雉这样的美丽雉鸡。23岁时，他将其扩展成一个非凡的饲养场，在那里，他写道；“访客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微型幻想世界。”
但就像越南受落叶剂蹂躏的森林，德拉库尔的梦想世界也被战争摧毁；1918年，他的家族庄园在一战炮火中沦为瓦砾，所有收藏四散一空，战争也杀死了他唯一的兄弟。战争结束后，德拉库尔在诺曼底连绵起伏的丘陵中找到了一个新家：一座始建于14世纪的哥特式庄园——位于滨海塞纳省的克莱尔古堡。
在克莱尔，德拉库尔收集了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为多样的雉类收藏，包括在安南山脉找到的28只活体爱氏鹇，收集于1924年至1930年之间。一些圈养条件下出生的后代将会前往其他私人饲养者手中，最终繁衍成为今天超过1000只个体的圈养种群，令人不可思议。而很快战争再次爆发。1940年，城堡遭到德军两次轰炸，战后德拉库尔从美国归来，他最终将克莱尔恢复了昔日的辉煌，今天仍然存在。
英国 格洛斯特郡 的Birdland公园，一只雄性爱氏鹇在呼唤其他同伴 © Joe Angseesing
1994年，河内动物园首次从英国引回4对圈养个体，三年后， Kreng 村猎人误捕的野生雄鸟被送往河内，园方尝试将它与圈养个体繁殖。至2015年这只雄鸟死去时，河内动物园已经保存下这只野生雄鸟的宝贵基因。为加强基因库多样性，同年河内动物园还从布拉格动物园引进4只圈养个体。但经过多年繁衍，圈养爱氏鹇血统早已不存粹，谱系中混杂有大量来自白鹇及蓝腹鹇的基因。
无论如何，没有人愿意放弃爱氏鹇仍存在于某个雨林深处的想法。野外研究人员认为野外的爱氏鹇仍然存在，因为栖息地还在。雉类对低质量生境的容忍度极强，能够适应破碎化生境。既然越南所有其他雉类都能够生存，那么为何单单是爱氏鹇消亡呢？这是一个难解的谜团，但我相信它就在那儿，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静静的凝望。
注：本文编译于《In Search of the Stunning—and Possibly Extinct—Edwards's Pheasant》一文
内容略有删改。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参考文献
Hennache, A., Rasmussen, P., Lucchini, V., Rimondi, S. & Randi, E. (2003) Hybrid origin of the Imperial Pheasant Lophura imperialis (Delacour & Jabouille, 1924) demonstrated by morphology, hybrid experiments and DNA analyses
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1) Threatened birds of Asia: the BirdLife International Red Data Book. Cambridge, UK: BirdLife International.
ALAIN HENNACHE, ETTORE RANDI and VITTORIO LUCCHIN(1999) Genetic diversity, phylogenetic relationships and conservation of Edwards's Pheasant Lophura edwardsi
Alexander Agassiz Professor, Emeritus,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02138 USA IN MEMORIAM: JEAN (THEODORE) DELACOUR
Edwards's Pheasant from Vietnam ：Critically endangered and possibly extinct in the wild
Studbook for the Edwards' Lophriru edivardsi pheasant in captivity
油炸酥味玉米香肠
微信号：zoolog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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