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犀牛消亡史 下
早在1975年，纽约动物学协会的哈维·内斯（Harvey Neese）曾通过秘密渠道得知：老挝南部的几处森林内，仍有少量的爪哇犀幸存，当地人称其为“Het”。
那时老挝的犀牛可能尚未消失，尽管密度极低，不过在多个地方都有发现，包括1974年6月在孔塞敦县的一次大规模猎象活动中，与5头野象一同被驱出森林的2头犀牛。
由于冷战铁幕，任何试图前往印度支那内陆考察的愿望注定只能是梦幻泡影，除了曼谷市场上不时露面的新鲜犀角以外，再没有任何可靠报告。等到90年代以后，当西方学者再一次被允许踏足老挝之际，据当地人反映，最后的犀牛已在多年前被猎杀殆尽。
老挝犀牛的悲剧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东南亚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一个缩影。战争、饥荒，革命与对抗，冷战的阴云无时无刻不笼罩在这片原本平静祥和的大陆，当人的生存都面临危机时，野生动物保护注定只是一种空谈。
90年代初的调查发现，同奈河北岸一片名叫吉禄（Cát Lộc）的国有林场也是犀牛活动的频繁区域，但该地区却并没有受到任何保护。于是在1992年，经林同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指定成立专门的吉禄犀牛保护区。
然而吉禄保护区最初只有7名护林员，却要负责管理整片总面积达306.35平方公里的辽阔森林，保护力度可想而知，直到1996年才成立对应的保护区管理部门。
1992年1月13日，越南政府计划将西吉仙、南吉仙和吉禄等三处省级保护区合并为一个单独的单元管理，即组成为新的“吉仙国家公园”，最初的拟议面积为742.19平方公里，地处四省交界，管理职责由各省人民委员会转交给越南中央农村和农业发展部（MARD）。
该项计划直到1998年才落实，最终划定后的吉仙国家公园范围只有731平方公里，甚至比最初的三个保护区还要小。好在令人欣慰的是，此时护林员终于增加到30名，同时设立了6个护林站用以保护最后的犀牛。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看，尽管乌戎库隆早在1921年即受到荷兰政府的立法保护，但由于偷猎盛行，到1967年时，该地的犀牛种群一度只剩下25只。此后虽然保育力度加强，并严格了盗猎方面的监管，爪哇犀的数量以每年6.2%的速度回升，并在1990年增长到57头，不过就其基因库而言，乌戎库隆种群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未接受过新鲜血液，族群面临着严峻的近亲繁殖危机。
而吉仙国家公园的总面积几乎是乌戎库隆半岛的两倍之多，且相较于多山地的乌戎库隆，吉仙是一片坐落在河谷平原上的热带低地丛林，地形舒缓，溪流密布，有利于犀牛的栖息与繁衍。更重要的是，吉仙犀牛在60年代以前仍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其基因多样性方面无疑比乌戎库隆种群更加丰富。
特别是越南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现代国家，不存在地方分裂势力，其政令可以畅通无阻的由河内中央下达到最偏远的地方，为实现集约化管理提供了先决条件。因此研究人员主张，通过借鉴乌戎库隆和其他犀牛保护区的成功经验，能够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吉仙犀牛的繁荣与增长。
尽管赫卢赫卢韦–印姆弗鲁兹保护区的面积只有2.9万公顷，只有吉仙国家公园的一半不到，但由于密集管理及保护有效，南白犀的数量迅速回升，半个世纪间由20多只增长到600余头，不仅摆脱了濒临灭绝的处境，更进一步扩散到非洲其他区域。
随着吉仙国家公园在1998年正式挂牌成立，国际学界开始了保育行动。当年，IUCN亚洲犀牛专家小组 (AsRSG)与越南各级政府制定了第一项用于保护吉仙犀牛的项目纲要，计划用十年时间初步重建越南爪哇犀的稳定种群，至少将现有栖息地扩大2倍。
●：自90年代以来被目击的犀牛位置
■：自90年代以来发现的犀牛足迹
从地图上看，西吉仙保护区同南吉仙保护区接壤，两者共享一条长长的边界线。但吉禄犀牛保护区却同国家公园主体相隔了一条宽约5公里的长廊，同奈河在这一地区蜿蜒曲折，呈“S”型，构成了国家公园的天然边界。中间区域在70年代以前曾是一片富饶浓绿的热带低地森林，但随后被大量涌入的外来移民占据，生长百年的大树在锯斧声中轰然倒下，鸟兽散去，猕猿逃窜，残存的森林变成稻田和种植园。
尽管三个保护区组成新的国家公园，但却未能弥补重要的栖息地损失，研究人员曾希望利用生态林将吉禄同吉仙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片总面积达10万公顷的巨型保护区。但大量外来人口的存在，无疑使得完成这一目标变得难上加难。
不仅如此，随着人为干扰活动不断加剧，甚至连保护区内的爪哇犀活动区域也在逐年减少。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年到1999年的十年间，90%以上的犀牛范围消失不见，构成国家公园的三大片区中，南吉仙和西吉仙已不见踪影，只剩下吉禄保护区尚有最后的希望。
吉禄在地形上属于中央高原的余脉，虽然最高处海拔仅有659米，但地形颇为险峻，特别是东部和北部发生过火山活动的地区，被大块而平坦的玄武岩覆盖，难以通行。而隔河相对的吉仙片区则属于典型的热带低地冲积平原，地形以低矮缓和的丘陵为特征，最高处只有372米。
核心区内发现的犀牛足印 © WWF
我们不知道南吉仙保护区的犀牛去了哪里，是否它们渡过现已被村落和农田层层包围的同奈河，回到尚且安全的吉禄森林？还是踏过祖辈们曾穿行的森林小径，巧妙地躲过无数陷阱枪口，最终在一个无人所知的角落里静静离世？亦或是最坏的后果——所有犀牛在国家公园成立前夕被闻讯赶来的持枪猎人屠戮殆尽，无一幸存？
来自当地村民报告的信息显示，1988年7月在南吉仙保护区外围的蒲钦湿地（Bàu Chim），曾有一头雌犀躲在农田外围的高草丛中偷偷生产。一些年老的居民回忆，这类事例已经几十多年没有发生，因此吸引了一个村庄的村民前去围观。等被发现后，这头犀牛妈妈很快带着幼崽回到幽深的丛林深处，只留下两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一般而言，犀牛很少会出现在森林边缘，更不必说靠近人类村落。尤其是生产这种大事，雌犀一般会选择最安全的角落迎接幼崽的诞生。这一反常情况是否代表了一个极可怕的情形——随着驻守部队撤离，仅剩的护林员难以守护如此大面积的森林。南吉仙保护区仿佛一处无人看管的宝库，吸引众多危险分子，原本的栖息地也不再安全，导致犀牛妈妈不得不前往危险的森林边缘产仔。
至少通过官方通报我们可知，上世纪90年代初，吉仙国家公园曾经历过一段极为混乱的时期。从1987年至1991年间，仅林同省吉仙县就有31843立方米的原木被合法砍伐，其中近85%以上都是生长了几十年的大型原木，私自盗伐的木料更是数不胜数。推测同一时期非法贸易的野味量也高达15吨，至少有4头犀牛因犀角被猎杀。
胡志明市鸟市上出售的橙颈山鹧鸪（2016年）
橙颈山鹧鸪（Arborophila davidi）为越南南部低地丛林的特有物种，分布狭窄，数量稀少，自1927年以来一直消失在学界视野，直到1991年6月在吉仙国家公园被重新发现。目前推测橙颈山鹧鸪的全球总数不超过1000只，同样受到栖息地破坏与人为狩猎的双重威胁，上图中的个体即捕捉自南吉仙保护区，后以180万越南盾（约500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
发生在南吉仙保护区的悲剧仿佛是整个越南犀牛命运的预演，只是当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如前文所述，吉仙的爪哇犀种群是这一物种在亚洲大陆的最后遗存，对正面临着瓶颈危机的乌戎库隆而言也是一个特别良机，受到了国际学界和非政府环保组织的特别关注。
1998年5月，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向越南政府提供了一项价值1300万美元的“吉仙国家公园综合保护与发展计划（CTNPCP）”，该项目旨在通过培训护林员与森林警察，开展社区活动和教育项目，实现对吉仙国家公园及其邻近森林生物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并提高生活在周边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吉仙国家公园以拥有越南境内密度最高的水鹿和白肢野牛种群而著称，尤其是后者，整个越南野外仅剩不到300头，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生活在吉仙。除白肢野牛以外，历史上还曾有过一种爪哇野牛分布，但由于盗猎及栖息地破坏等因素，爪哇野牛已先后从吉禄（1995年）和南吉仙（1998年）绝迹。
毋庸置疑，所有保育项目中，极度濒危的爪哇犀都被列为旗舰物种而倍加关注，犀牛的形象也作为主体出现在吉仙国家公园的官方logo中，体现出越南政府的重视态度。
2001年11月10日，吉仙国家公园被正式确定为全球第411个，也是越南第二个国际生物圈保护区。2005年8月4日，公园内的蒲筲（Bau Sau）湿地列入拉姆萨尔公约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成为越南自1989年以来首个入选的重要湿地。2011年，吉仙更是被越南政府上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望成为全球第24个自然-文化双重遗产。
尽管诸多荣誉加身，然而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吉仙国家公园正面临着一场日趋严峻的过剩危机，这场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公园周边愈发密集的人口，以及公园内部越来越频繁的人为干扰。
与三面环海，只有一条狭长而多山的地峡与主岛相连的乌戎库隆半岛不同，吉仙国家公园坐落在湄公河下游的同奈平原——这是东南亚，乃至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场所之一。
曾几何时，得益于沼泽中弥漫的疟疾及多年战争，吉仙侥幸成为越南低地最后一片未经大规模破坏的原始常绿林，而其他类似的生境大多已被淹没在村庄和农田的汪洋大海中。但无论如何，吉仙国家公园注定也要面对这场不会缺席的人口回归。
20世纪60年代的报告显示，吉仙地区几乎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野，直到80年代末，乔治夏勒称南吉仙保护区内并不存在定居村落，只有一些零星的部落猎人。但随着新经济区政策以后，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吉仙平原，截止2000年，共有9456人生活在保护区范围内，而在保护区外围的缓冲地带则生活着多达18.8万人口。
栖息地损失被认为是导致犀牛濒危的重要原因之一。为此，WWF 提出了一项价值345万美元的村落搬迁计划，并得到荷兰政府的资金支持。该项目原本计划从当地社区手中购买约5100公顷的被占用土地，特别是从最重要的核心区（RCA）外围搬迁 4个村落到国家公园以外安置，最终实现保护区的无人化，尽量减少各种非自然因素对犀牛活动的干预。
同奈省森林警察正在检查南吉仙保护区内发现的偷猎者窝棚
诚然，移民安置项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从最终结果来看，这一花费数百万美元的计划却没有取得预期成果；即没有显著改善犀牛的栖息生境，也没有起到降低人为干扰强度的目地。原计划搬迁的4个村落中只有2个同意拆迁程序，另外2个迟迟不肯达成补偿协定。
究其根本，越南方面并没有强制收回所有国家公园内违规开垦的土地，而是允许农民返回耕种，再加上咖啡和腰果等价格在国际市场的持续走高。据统计，仍有多达65%的移民家庭选择使用补偿金在保护区外围地带定居，购买更多的土地种植经济作物，继续维持着对国家公园的高度压力。
更为糟糕的是，环保组织关于人口压力可能的担心恰好给了当地政府以重新划界的理由；越南方面声称，由于最初划界不当，导致大量人口滞留国家公园内，严重影响了保护区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因此需要基于生物多样性和社会经济现实进行重新划界，以促进国家公园边界合理化。
考虑到附带条件是越南政府承诺将搬迁所有保护区内的定居村落，国际捐助者勉强同意了重划界计划，并提供了相关协助。但令环保组织始料未及的是，2003年3月公示的划界方案中，越南政府预计拨出多达10%的土地用以安置移民。毫无疑问，一旦这些保护地脱离法律保护，必然使得大规模开发活动更加容易。
虽然经过国际组织调停，最终没有如此多的土地划拨出去，但调整后的国家公园面积只剩下705.48平方公里。特别是最重要的吉禄犀牛保护区，划界后由3.06万公顷减少至2.69万公顷，直接丧失了约12%的面积，原本承诺的搬迁计划也不见眉目。
与缩水的保护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快速扩张的农业用地。1987年，吉禄犀牛保护区所在的吉仙县耕地总面积只有0.38万公顷，截止至2006年，这一数字已增长到1.15万公顷，意味着不到20年间，全县耕地面积至少增长了近3倍之多。
出于担心密集的人口压力会带来盗猎等不利影响，早在 CTNPCP 项目执行之初，WWF 即要求吉仙国家公园成立两个专门的犀牛巡逻与监测小队，由6名专职护林员和3名当地村民组成，同时得到了南非犀牛专家在培训和装备上的支持。
最初几年间，犀牛巡逻队每个月至少有10天时间在犀牛活动最频繁的核心区（RCA）内巡逻，有效遏制住了偷猎现象。但在2003年以后，由于国家公园声称这种高强度的人为巡逻会对犀牛活动造成“严重干扰”，于是停止了在核心区内的日常巡逻，转而在保护区周边重要进出道路进行巡查，犀牛巡逻队规模也缩减到只有3个护林员组成的小组。
当CTNPCP 项目于2004年6月顺利结束后，WWF 认为项目总体上是令人满意的，鉴于吉仙国家公园已初步具备了保护犀牛的技术和能力，因此将主导权移交给越南方面，WWF不再参与实地管理，转而在技术协助和资金资助上提供支持。
尽管如此，WWF并没有彻底退出越南爪哇犀保育工作，而且与吉仙国家公园合作项目基础上，又拨款资助了另一个平行的保护项目。该项目于2005年启动，专门用于监测和保护吉禄庇护所内的爪哇犀种群，计划通过资助当地巡逻队，安置移民村庄，减少人犀接触等行动，2年内将犀牛核心区（RCA）的范围扩展到1.5万公顷。
由于综合项目于2004年结束后，WWF不再派遣办事处长驻吉仙，而是由当地巡逻队负责。或许是缺乏监督的缘故，新的巡逻工作越发懈怠。尽管他们经常声称遇到犀牛脚印和粪便，但没有采集过对应的石膏印迹或粪便样本，大雨泥泞的雨季时也不再组织日常巡逻。种种奇怪的迹象不由得让WWF对其忠诚度产生高度怀疑。
有鉴于此，当新一轮的资助在2007年1月到期后，WWF 不再开展其他保育项目，而是与吉仙国家公园保持合作，由越南方面任命一名专门的犀牛保护官，并在IUCN亚洲犀牛专家小组的指导下，监督巡逻队的日常。
WWF 可能下意识的认为他们的越南同行一样忠实可靠，但事实的最终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
2009年7月，WWF 与越南方面在一项新的巡逻协定上达成一致，吉仙国家公园将派遣巡逻队在吉禄西部重要的核心区（RCA）内执行每个月不低于21日的巡逻指标，而国际组织则负责提供相关的资金支持。作为附加条件之一，吉仙需要每个月将包括GPS信号在内的相关数据提供给WWF。
但 WWF 收到的后期数据显示，实际上没有一个月的巡逻指标达到要求，前三个月的巡逻日期分别只有16天、9天和9天。从第四个月开始，吉仙方面不再提供GPS信号数据，转而提交了一些巡逻日志等其他证据，声称进行了达标的巡逻。
到2010年3月，WWF通过其他渠道获悉，犀牛领地内的实际巡逻量已降为0。于是在下一个月，WWF派遣团队亲自监督了巡逻队的日常，以确保达到每月21天的协定要求。
经过商定后，WWF与吉仙国家公园管理委员会最终达成谅解，只要越南方面按照最初约定，每月在犀牛核心区（RCA）内执行不低于21天的日常巡逻，并将相关数据提交给WWF，相关资助就可继续到账。
尽管WWF 如此低声下气，但自4月以后，仍没有收到过来自越南的最新数据，于是经多次交涉无果后，巡逻协定不得不在6月底提前终止。
与此同时，更为糟糕的是，原计划于2006年完成的村落搬迁计划也迟迟不见进展。最终只有2个村落同意拆迁程序，越南政府和世界银行的双重领导，导致搬迁过程极为缓慢，且决策往往互相冲突，另外两个村庄在补偿方案上产生分歧，不断坐地加价，要求提高补偿额度。
面对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严峻利益冲突，吉仙犀牛的未来显得极为渺茫。为此，越南农村和农业发展部于2007年在河内召开了第一届“越南犀牛保护研讨会”，期望在会议上达成关于下一步行动的一致意见。
出席各方包括越南国家、省级和地方的代表，以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国际鸟盟（BirdLife）、亚洲犀牛基金会（ARP）等国际非政府环保组织。
自1998年吉仙国家公园成立以来，野外栖息地没有增加，犀牛数量也没有增长。与会各方唇枪舌战，互相指责，关于吉禄犀牛保护区内最后两个未搬迁的土著村落由此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
国际学界普遍认为，为保护最后的犀牛种群，异地安置相关村落非常有必要，如若不行，将吉禄境内所剩无几的爪哇犀带到南吉仙的想法也可以纳入考虑，后者的面积更大，栖息地质量也相对更佳，且由于生态旅游的发展，南吉仙保护区的盗猎盗伐现象得到极大遏制，是实现迁地保护的理想环境。总之，考虑到目前越南爪哇犀的极端稀有，最后的庇护所内绝不应该出现任何人类活动，反之亦然。
如果允许两个村落继续留在吉禄保护区内，那么结果可能只有一个——过度人为干扰导致国家公园的完整性与有效性大打折扣，亚洲大陆最后的爪哇犀保护区名存实亡。
很显然，与会各方并没有就这一问题达成共识，WWF 等环保组织极力主张重新安置方案，或者较次的选项——将犀牛迁往南吉仙保护区，无论如何，犀牛和人类都不应该出现在同一片区域。然而此时越南政府的态度却表现的模棱两可，即不支持村落搬迁项目，也不同意冒风险移动犀牛。
事实上，越南方面也有着自己的小心思，与国际学界倡导的搬迁计划不同，越南代表很快提出了自己的第三方案，用八个字来概括——“顺其自然 无为而治”。通俗点来说，就是什么也不改变，仅仅只是维持现状，希望两个土著村庄能够在留在保护区的基础上，做到与犀牛之间的“和谐共处”。
与会的国际学者对此大感惊讶，随后指出，这一荒谬的想法无疑是一种天方夜谭。实地考察表明，由于村落规模的持续扩大，自1993年以来，再未有犀牛出现在吉禄保护区东半部分，随着仅剩的分布地也越来越频繁地受到人为干扰的影响，改变现有格局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抉择。
但越南政府丝毫不为所动。仔细思考，做出这种选择其实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时越南政府正承受着国际社会关于同化少数民族文化的指责，而这两个未搬迁的村落恰好以土著的斯丁族为主。随着东南亚生态旅游的兴起，每年有大量国际游客造访吉仙国家公园，当地政府希望借助这两个土著村落为窗口，对外宣传越南国家的民族政策。
再加上多年来吉仙国家公园一直宣称的犀牛“0”盗猎率，带给越南政府过于盲目乐观的自信，或许使得河内方面认为，即使存在一定程度的人为干扰，也不会对犀牛造成严重影响，因此默许了这种行为。
总之，2007年的会议上，越南政府一改初衷，坚持让两个土著村落留在对犀牛至关重要的吉禄保护区里，并辩称，既然国家公园是在土著民族的传统领地上建成，那么原住居民就应该享有居住权力。只不过讽刺的是，按照《越南国家公园法》，这种行为却是明令禁止的。
由于会谈陷入僵局，任何计划都得不到双方的一致认可。最终国际保育组织做出让步，承认了越南农村和农业发展部基于几项附加措施的保护项目。
这些附加条件包括5个主要方面，分别是；
② 由吉仙国家公园指派一名专门的工作人员为犀牛保护官，负责同国际组织协调合作
③ 加强社区教育，促进当地村民参与犀牛保护，努力改善人兽关系
④ 封闭保护区几条不必要的道路，尽量减少对犀牛及其栖息地的干扰
⑤ 两个土著村庄被允许留在保护区内，但所有新移民将全部撤出，并且国家公园内将再不允许发展新的农业用地
国际学界认为研讨会的结果差强人意，并没有将至关重要的定居点清除出保护区，但总体上勉强可以接受。WWF也承诺将派遣一位长期人员，以协助计划实施。
WWF的森林护卫队正在策划巡逻路线
© Thanh The Vinh / WWF-Vietnam
但最终，所有这些设想只有一项得以落实，那就是吉仙国家公园任命了一名专门负责的犀牛保护官，其他相关承诺——包括封路、巡逻队、限制人口增长等措施全都停在纸面，从未走向实际。
事实证明，允许两个村落留在保护区内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因为在后续过程中，盗猎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发生过当地村民纠结团伙，手持砍刀与其他武器围攻保护站，要求释放此前被森林警察逮捕的3名盗猎嫌疑犯等的恶性案件。
国际NGO组织可能认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主权国家，一个自上到下、律法严明的整体，而没有看到越南内部各个地方、各个派别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链条和关系网络。
吉仙国家公园横跨三个省份，地处四省交界，直接由越南中央农村和农业发展部管理。但由于国家公园总部设置在同奈省境内的南吉仙保护区，因此同奈省通常比林同省和平福省获得更多资助。而犀牛最重要的吉禄保护区却全部位于林同省境内，保护项目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林同省的利益。
林同省是越南最大的茶叶生产地，该省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农林牧渔业，2011年的越南省级竞争力指数（PCI）中，林同省在全部63个省份中排名第61名，可见其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省份。
由于林同省更加贫穷，当犀牛保护同经济发展相冲突时，更关心短期的经济利益。因此在2007年会议结束以后，林同省政府仍一意孤行的建设了几条连接保护区内村庄的新道路，几乎将最后的犀牛保护区分成两半，约四分之一的范围就此沦为“孤岛”。
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在越南中央与地方，林同省与同奈省，国际组织与官方代表的不断交锋与拉锯中白白消耗，与此同时，吉仙犀牛的命运正变的愈发黯淡、愈发渺茫。
好在2007年的国际会议至少在一个方面达成一致——无论越南学者还是国际组织都认为，目前对野外犀牛的了解太过匮乏，有鉴于此，必须尽快对吉仙国家公园内爪哇犀的现状和种群结构展开全面调查，以便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提供相关证据支撑。
新的调查于2009年10月27日启动，由 WWF 主导，从美国带来了两只专门培训的搜寻犬用以协助搜寻。经过半年多艰难的野外工作，研究人员一共搜集到了22份犀粪样本，随后送往加拿大女王大学进行DNA分析。
结果使所有人震惊，来自2004年至2006年间由犀牛巡逻队收集的粪便显示，当时至少有2头犀牛生活在吉仙，而2009年以后收集这22份样本却全部属于同一只个体——意味着吉仙国家公园野外可能只剩下一头犀牛游荡，而此前越南方面推测还有5-6只犀牛幸存。
还没等所有人消化完这一讯息，另一则爆炸性消息从越南传来，2010年4月下旬，林同省吉仙县家园社（Xã Gia Viễn）辖区内，有当地居民报告发现一具死亡犀牛的骸骨。
公园最初声称这头犀牛死于自然原因，但显然这一说法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很快，WWF 通过相熟的护林员获悉，犀牛尸体上存在着极为明显的盗猎痕迹。其犀角被粗暴的砍下，头颅与身体分离，整个遗骸呈现一种怪异的形态，这绝不是自然因素能够造成。
果不其然，随后的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从左前肢骨中发现了一枚子弹，表明这只犀牛实际上死于非法盗猎——而非越南方面声称的自然死亡。
随着盗猎犀牛的消息广泛传播，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使得国际保育界大为惊异，考虑到越南爪哇犀的极端稀有，任何一只个体的非正常死亡都是不可承受的。9月初，一个来自剑桥大学、WWF、USFWS等机构的多国专家组成联合小组抵达越南，他们将对盗猎犀牛的尸骸详细分析，试图追查真凶，还原真相。
没想到刚一抵达越南，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便令专家组措不及防。吉仙国家公园声称，由于博物馆工作人员缺乏经验，误对盗猎犀牛骸骨进行了氢氧化钙处理，因此呈现在专家组面前已经是经脱色漂白后的样本，再难提取到更多原始信息，导致后续的调查活动变的难上加难。
无奈之下，国际小组只得跋涉数公里，来到最初事发地考察，但除了确定犀牛死亡前曾遭受长时期痛苦以外，也没有其他收获。最终，揭开犀牛死亡真相，似乎只能凭借那枚结束它生命的子弹。
这枚子弹在发现后即上交给林同省警察局，由胡志明市犯罪科学研究所负责鉴定，结果显示这枚子弹的直径为7.62mm x 39mm，通常用于7.62毫米口径军用枪，如AK-47，CKC步枪等。
子弹并没有直接结束它的生命，而是让它在缓慢的痛苦中逝去。偷猎者原本想射击心脏，结果只射偏左前肢——但这对犀牛而言也足够致命，它们的体型太大了，仅凭三只腿跛行是无法支撑全身重量，历经数周的挣扎与伤痛后，最终只有轰然倒下。
国际专家本想继续追查下去，至少也应对相关负责人人问责处理，但越南方面强硬的打断这一进程，声称由于子弹生锈，没有足够的依据来追踪具体来源，因此调查行动被迫截止。
越南犀牛灭绝前最后的活体影像之一 © WWF
尸检结果表明，这是一头非常年轻的个体，估计死时只有15至25岁，正值生育的黄金年龄，但它可能从未抚养过自己的幼崽，因为当它诞生时，延续几十万年的安南犀牛血脉即将断绝，它也许是这数百万平方公里辽阔疆域内出生的最后一头爪哇犀。
2011年10月25日，世界自然基金会与国际犀牛保护基金会联合发布声明，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之一，爪哇犀已经在越南境内灭绝。这则声明同时被视作安南亚种的讣告，因为其他地区的犀牛也已不复存在。
越南国内对此看法不一，前越南科学院生态与生物资源研究所所长邓辉黄（Đặng Huy Huỳnh）认为，吉仙犀牛的灭绝是一场巨大的悲剧，国际组织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帮助，而越南本国要承担绝大部分责任。而林同省农村和农业发展司司长范文安（Phạm Văn Án）则强烈反对，他认为仅仅只是一段时间没有发现犀牛踪迹，就声称爪哇犀已在越南灭绝无疑是一件不负责任的行为。
事实最终将证明范司长的错误。来自实验室的DNA监测表明，被盗犀牛与此前WWF收集的犀牛粪便属于同一个体，也是亚洲大陆已知的最后一头爪哇犀，再也不会有另一头犀牛出现在红外相机的镜头里，也再没有另一个胆小的灵魂自由地游荡在越南野外，越南已永远的失去了爪哇犀这一物种。
尽管越南方面一再否认，但偷猎无疑一直是困扰吉仙国家公园的主要问题，平均每年国家公园都要发现清理2万多个狩猎陷阱。来自印度尼西亚的野外研究表明，独居的爪哇犀会用粪便和尿液标记领地。但在吉仙，犀牛却像家猫一样发展出一种“埋粪”习性，犀粪很少暴露在空气中，而是被小心翼翼的用土块和落叶埋上。犀牛粪便如此隐蔽，以至于在2009年的调查中，WWF不得不借助美国引进2只搜寻犬来协助寻找。
这可能是高度盗猎压力导致犀牛习性改变的一个明显例子，敏感的爪哇犀或许意识到，粪便等痕迹会让手持猎枪的偷猎者更容易找到它们。于是在严峻的生存危机面前，吉仙犀牛很快改变了这种延续数万年的习性。
吉仙国家公园声称，自1988年以来，保护区再没有发现过一例犀牛盗猎事件。他们下意识的忽视了这一事件，即自1998年以来，保护区同样没有发现过自然死亡的犀牛尸体。
吉仙的主要食腐动物如细嘴兀鹫、黑兀鹫等，早在越战期间即因人为投毒而灭绝。而印支虎等大型猛兽自上世纪90年代以后也没有发现记录。除人类以外，国家公园内并不存在对爪哇犀构成威胁的天敌，理论上发现天然死亡的犀牛尸骸应当并不困难。
柬埔寨的“兀鹫餐厅”
最可能的答案是，偷猎者常常先于护林员发现犀牛，虽然爪哇犀体型较大，但在茫茫林海中抹去相关痕迹并不困难，否则难以解释为何乔治夏勒在90年代初见到的众多犀牛却仿佛人间蒸发一般，不留一点痕迹。
例如2008年3月，吉仙当局收到消息称在森林内部有一头犀牛陷入狩猎陷阱，但由于数天搜查始终没有发现任何痕迹，这件事情最终不了了之，如今想来，这可能是公园内最后两头活着的犀牛之一，然而一切最终还是无力回天。
很多情况下，地方猎人比研究人员更了解一片区域的物种组成，或许盗猎者已经意识到他们追踪的目标如此珍贵，不仅是越南本土——也是整个中南半岛最后的犀牛，此后再也没有犀牛值得盗猎，也不必担心暴露的犀牛尸体会引起外界注意。于是砍下犀角之后，偷猎者毫不留情的将这头犀牛暴尸荒野，扬长而去。
依据现有信息判断，越南最后一头犀牛的死亡时间大约为2010年1月末到2月初，恰好处在WWF 主导的第一次吉仙犀牛野外普查期间，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森林的一侧，搜寻犬的叫声牵引着研究人员艰难地穿过一片热带泥泞，虽然冒着水蛭和暴雨的侵扰，但一想到这是为了保育事业，年轻的队员觉得仿佛浑身充满力量。
而在森林另一侧，越南最后一头犀牛正孤零零的死去，身后不远处，身穿迷彩服的猎人从隐蔽处走出，腰间别着一把锋利的斧头，当他将斧头高高扬起，正欲砍下时，锋芒间闪出一张利益熏心的面孔。同一片天空，同一处森林，保护与偷猎在这一点上奇妙的交汇。
1828年11月17日采集于孟加拉国南部孙德尔本斯红树林的爪哇犀印度亚种标本，现藏于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可见雌犀几乎完全不长角 © Jan Robovský,
尸检结果表明，这是一头年轻的雌犀，一般而言，雌性爪哇犀很多并不长角，鼻尖部只有略微的鼓起。或许它是一头不幸长着犀角的雌犀，因此被偷猎团伙盯上。当然更有可能的是，这只是一头普通的雌犀，有着普通的犀角，但仅仅是这几厘米大小的起伏，也足够让贪得无厌的犯罪分子不放过一点活口。
毕竟，匹夫无罪，怀璧为罪
考虑到犀角的极高经济价值，对野外犀牛的保护必须借助严密且执行有效的法律体系为保障，否则难以遏制贪婪的盗猎团伙。而在越南这样一个利益链条错综复杂的人脉社会，根深蒂固的人情关系体现的淋漓尽致，很难对当地偷猎现象实行有效控制。
2009年至2018年的10年间，全球各地查获走私的犀角数量，可见越南已快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大犀角消费国 © IUCN 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IUCN SSC) African and Asian Rhino Specialist Groups and TRAFFIC
吉仙国家公园主任陈文城（Trần Văn Thành）说，仅2011年前三个季度就累计发现了多达250起偷猎行为，查获对象包括2只红原鸡、15只鼷鹿、1只椰子狸和3只黑腿白臀叶猴等在内的大量濒危物种，但最终只有3例偷猎事件提起诉讼。他坦率的承认“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人进入国家公园”
历史上除了极南部的九龙江平原以外，绿孔雀曾遍及越南各省，被誉为“印度支那最常见的雉类”之一。但由于栖息地破坏以及过度猎杀，自1991年以后，该国已知的绿孔雀分布点仅剩吉仙国家公园和濒临柬埔寨边界的若顿国家公园等2处，吉仙是绿孔雀这一物种在越南内陆的最后希望所在［详情请参见这里］
鉴于参与盗猎事件的大多为周边村民，森林法律经常得不到有效执行，甚至一些官员也亲自参与其中，例如2005年曝光的一起匪夷所思的事件中，包括胡志明市工业发展局局长于青龙（Vo Thanh Long）和平福省边防长官阮越容（Nguyen Viet Dung）在内的4名高官，驾驶汽车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多乐省亚索（Ea Sô）自然保护区深处，并用军队枪支射杀了两头珍贵的白肢野牛，当被发现时，甚至公然向巡逻队开枪。
截止2011年，吉仙国家公园总面积为713.5平方公里，周边生活着多达38个公社和18万居民，其中至少有1万人或多或少的依赖着森林资源，而保护区一共只有130名护林员，基本上难以控制严峻的盗猎现象。吉仙国家公园主任陈文城认为，平均只有十分之一的盗猎案件能被发现。
然而，实际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严峻许多。2005年至2007年间一项由法国全球环境基金会［FGEF］资助的针对越南中南部爪哇野牛种群现状的长期调查显示，历时三年的野外调查里，研究人员从未在保护区内遭遇过护林员巡逻，似乎国家公园的一切只停留在“纸面”，政府的低薪导致护林员的积极性不高，从而默许了腐败和渎职的存在。
甚至护林员之间也存在着与盗猎者勾结的现象，绝不是耸人听闻。2011年8月23日，同奈省地方法院宣判了一起盗伐案件，嫌疑犯是一名曾为吉仙国家公园工作的何姓护林员，他利用职务之便，伙同他人非法盗伐了价值2亿越南盾的珍贵树木，造成了极大损失。其结果是，在吉仙国家公园，没有一寸土地能够长期有效地受到保护。
有鉴于此，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当面对 WWF 加强犀牛栖息地巡逻的请求时，吉仙国家公园却表现的兴致不高，推三阻四，甚至设法糊弄。以至于最后的爪哇犀种群几乎在无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一个倒在枪口下。除此之外，其他一些生活在吉仙国家公园境内的濒危物种境况同样不容乐观。
1990年1月：南吉仙的蒲筲湿地记录到一只罕见的白翅栖鸭，这是该种在越南内陆最近一次出现
1991年6月：3只极度濒危的白肩黑鹮出现在同奈省境内的 Đắc Lua湿地，为近30年来越南仅有的2笔记录之一，此后再无任何发现
1995年：南吉仙保护区附近听到的两次咆哮声是印支虎在当地最后的回响
1996年：整个同奈河流域最后一次记录到野生暹罗鳄——但证据却是吉仙国家公园内一具被当地猎人杀死的尸体
1998年：南吉仙保护区内最后一次发现爪哇野牛
2000年2月：赤颈鹤最近一次出现在吉仙国家公园，当时有两只个体飞过同奈河
2010年4月：越南野外最后一头爪哇犀在吉禄保护区被发现惨遭盗猎
2020年：据调查显示，整个吉仙国家公园野外只剩下21头亚洲象和不到100只的白肢野牛
吉仙经常被寄希望于比照那些成功的犀牛保护区，如卡齐兰加（Kaziranga）和奇特旺（Chitwan）。以上地点都曾经历过一段偷猎盛行的至暗时代，但得益于多年来的严格执法，保护区又重新变成了野生动植物的天堂。
尼泊尔林业部在奇特旺国家公园附近收缴的虎皮和雪豹皮，估计价值超过75万美元
例如全球犀牛密度最高的保护区——卡齐兰加，超过700名巡逻队员每天日夜不息的巡逻在430平方公里的国家公园，平均每人只负责0.7平方公里。相比之下，尽管越南国家立法规定，每5平方公里设置1名护林员，但实际上很少有保护区能达到这种密度，吉禄犀牛保护区只有26名工作人员，却要巡逻300多平方公里的森林，平均每人要负责11.5平方公里，巡逻压力几乎是印度同行的十倍之多。
而这一切的背后，则要归功于严密的保护政策；任何人只要被发现非法闯入卡齐兰加范围，巡逻队员即有权开枪射杀，且免收法律处罚。如此强有力的铁腕措施之下，卡齐兰加的犀牛很快得以不受打扰的稳定增长。2015年时，国家公园内被击毙的盗猎者甚至比被盗猎的犀牛还多；当年一共有23名盗猎者丧生，只有17只犀牛遇害
事实上，爪哇犀对生境要求的并不挑剔。据印度尼西亚犀牛基金会（YABI）在2015年初做的一项实验表明，随着将乌戎库隆外围一片面积约78公顷的林区进行生境修复处理后， 这一区域很快成为周边犀牛活动的核心，多达9头爪哇犀经常在该地觅食及泥浴 ，占全球已知总数的15％之多。
以此推算，面积701公顷的吉仙国家公园至少能够容纳一个数百只的爪哇犀种群。但遗憾的是，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吉仙并没有如人类希望般，成为爪哇犀这一物种的增长点，反而见证了新世纪以来，亚洲大陆第一个完全灭绝的大型动物。
或许从一开始，国际学界对吉仙犀牛的估计就过于乐观，导致相应的保护行动远远落后。已知吉仙国家公园内最近一次记录到幼崽诞生是在1993年，此后多次红外相机调查只确定了雌性犀牛的影像，而最重要的雄犀却迟迟没有露面。
© WWF
不由得令人怀疑，是否由于更大的犀角，雄犀率先成为偷猎团伙第一波消灭的对象。理论上，当多年未记录到吉仙野外爪哇犀自然繁殖的证据时，研究人员就应当意识到情况不妙。此时应该做的是尽可能对剩余群体展开调查，至少应该确定是否还有潜在的雄性个体存在。
然而国际学界却对此几乎毫不知情，即使所有证据均指向一种极可怕的后果时，仍寄希望于自然恢复为主，导致直到2009年末才展开第一次全面的系统调查。此时此刻，吉仙的犀牛已经彻底走到了种群的尽头。
国际犀牛保护基金会的苏西·埃利斯（Susie Ellis）说“这一事件使我们感到在乌戎库隆的行动更加紧迫。我们需要确保越南犀牛的悲惨结局不会在印度尼西亚重演。”
如果说越南犀牛的灭绝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那么这场悲剧的发生与每一个角色都息息相关：无论是贪婪的偷猎团伙，看似无辜的土著居民，还是短视的越南政府，渎职的护林团队，以及薄弱的执法环节，与姗姗来迟的保护项目，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亚洲大陆最后的爪哇犀族群无可挽回的滑向了灭绝的深渊。
中国是一个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同时也是面临着物种灭绝危机最为紧迫的国家之一，根据2019年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1956 年以来，全国已经建立了2750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147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陆地面积的15%。而在这一连串漂亮的数字之下，却是大多数保护区正面临着岌岌可危的现实。盗猎、伐木、开矿、水电建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严峻冲突也无时无刻不在我们的土地上发生。
我们并不知道，类似的悲剧还将以何种形式继续上演。
E 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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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囿志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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