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情，母亲投入真情，父亲用真情回应｜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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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一生的母亲，不是元配却与父亲结成“红宝石婚”
文/潇湘棋客
四月的第一个节气是祭祀列祖列宗、缅怀已故亲人的日子，四月的最后一天，是母亲的忌日，所以，三十四年来的每一个四月，不管是身在老家还是处在异乡，我会比别的失恃者更容易想起母亲——1989年4月30日凌晨，母亲因直肠癌去世。
母亲是一个命苦的人。1929年初冬，母亲出生在老家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五岁丧父十五岁丧母，高小没毕业就辍学了，在家纺纱织布，上山砍柴捡茶籽，随哥嫂务农。
母亲甚至也不是父亲的元配。父亲晚年在回忆录中写道，解放前夕，他“特地从广州回来，奉父母命，凭媒妁言，与她成婚”。而此前，父亲有过短暂的婚史，1943年夏，19岁的父亲曾在老家娶过与他青梅竹马的一名私塾同学，婚后还曾生育一子。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孩子出生仅69天就不幸夭折，元配在抗战胜利两三个月后就病亡了。
1951年夏，父亲考上税务干部后被分配到靠近广东的一个湘南县工作，过了几个月，母亲南下寻夫。“这年10月，她第一次远离家乡，孤身到蓝山”。此后，夫唱妇随，在第二故乡生儿育女。
母亲虽不是父亲的元配，却与父亲孕育了一个大家庭。
如今时常听到生育一个孩子的年轻母亲抱怨带孩子累，生了两个的更是直叹要苦死，我往往觉得难以理解——父母那一代人以及更往上的一代代人，生育五六个孩子是平常事。母亲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生于1950年秋的大姐半岁就因贫病交加而夭折；生于1959年秋的小哥，“他聪明活泼，也只活了两岁多，因突然发病……还未来得及送往医院抢救，途中就倒在我的怀抱里，埋在塔下寺的一堆乱草丛中。翠娥抚尸大哭一场。经过两个子女不幸夭折的沉重打击，她精神受到莫大刺激，多病齐发，长期处于痛苦呻吟中”。
虽然是多病缠身，虽然我出生后母亲几乎独自带着四个孩子（父亲基本是在乡下工作，很少回家），母亲竟还有时间和精力打零工。五六十年代“她除了在街道工厂生产领取那微薄的工资收入外，还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砍柴，开荒种地，捡茶籽，卖冰棒，给人当保姆，或做鞋纳袜底，搓麻线，纺纱织布，轻活重活样样做”，甚至还在家里养猪。1971年8月父亲受错误政策影响，复员带一家五口（大哥1968年冬就作为首批知青下放回了老家）回老家务农时，母亲重操了养猪旧业。
1973年11月，父亲被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带着一家五口重返蓝山（大哥仍旧在老家务农），次年夏秋，母亲又重操卖冰棒旧业。星期天和暑假里，还在读小学的我给母亲帮忙，或以原地固守的“阵地战”或以四面出击的“游击战”方式销售冰棒。深知家里挣钱的艰辛，除非母亲主动开口，哪怕三分钱一根的白糖冰棒，我也从来不会偷吃——除非母亲恩准；若是哪天特别热生意特别好，母亲特别高兴而准许我吃一根五分钱的绿豆冰棒，那更是我的“开心一刻”。
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帮倒忙的时候也是有过的。有一天晚上生意很好，我在冰厂进了冰棒后因急于赶去销售点，把盛放冰棒的簸箕从窗口塞进去时没细看里面的情形，仓促间把十几个准备给顾客打冰水的小碗推倒打碎了，结果自然要照价赔偿，那天白忙十几个小时不说，还倒贴了几毛钱。还有一次，我把冰棒桶的盖旋得太紧，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打不开，后来总算用铁棍撬开了，可是内胆也裂了。
此后的日子，母亲还曾在家里“灵活就业”，从县塑料厂领回脏兮兮的废旧薄膜、凉鞋等，清洗干净后换回一点可怜的加工费。
直到1979年秋我去师范学校读书时，母亲还在经营街道居委会开在我家临街租住房里的日杂百货代销店……
母亲虽不是父亲的元配，却代父亲尽了最大的孝道。
除了下抚小，母亲还要兼及上孝老。我的曾祖母，“由于封建思想意识和旧的传统道德观念比较浓厚，”父亲在回忆录中写道，“祖母没能以公正的态度对待我的父母……引起婆媳不睦，发展到水火不容，从此母亲对祖母的态度是疏而远之……翠娥虽然去了蓝山，内心却常常惦记着家中的几位老人，每年都要回家探望，住上一个时期，给老人们一种精神安慰。
1954年春，得知祖母久病在床，她便带上两岁的兆丰回到祖母身边，为她延医治病，煎汤熬药，端屎端尿，换洗衣衫，直到1955年正月去世……”曾祖母弥留之际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不已。“翠娥目睹此状，也感到十分难过。她想祖母大人一定是在盼望长孙回来给她送终，急忙抱着兆丰跪在老人床前叩头表态，劝老人安心休息，路途遥远，孙儿一时回不了，她愿代丈夫尽一片孝心，办好后事，送老归山。祖母听后，这才闭目长逝。翠娥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披麻执杖，为祖母操办丧事，四处张罗，借钱借米，并从她的表哥赵辛生的商店借来几匹白布，把丧事办得熨熨帖帖，为我尽了孝，街邻莫不称赞，姑母也夸奖她。”
父亲继续写道：“翠娥不仅对年迈祖母遵守诺言，尽了她一片孝心，待我的双亲也是照顾得体贴周到，关怀备至。1959年是公社化后的第一年，自然灾害比较严重，她怕父母在家里挨饥受饿，赶回老家接两老来蓝山安度晚年。父亲因耳聋不便，只接来了老母，并把她的粮食户口迁入了县城。母亲到了蓝山，心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尚未娶亲的弟弟和年迈的父亲。一年以后，翠娥又送母回家。到1969年，她怕母亲在家孤独寂寞，再次把老人接来照顾。”
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母亲都要操心，因而积劳成疾，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母亲有多种疾病——头痛、胃痛、腰痛、关节炎、痔疮等，又因母亲习惯看中医，她成了街坊邻里间有名的“药罐子”。夏秋卖冰棒的日子里，母亲总会随身带着十滴水、人丹等，额头、脖子、后颈、手臂上刮痧留下的一道道紫红印长久都不会消失。她还会请人或自己用土办法拔火罐。
我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母亲又病了，饭也不吃，躺在自己的床上，她见我靠在床边傻傻地盯着她，就对我说：“兰崽，妈妈可能会死了，你爸爸很可能买不起棺材，哪么（怎么）办呢？”我吓了一跳，死人的形象在的我脑海里显得多么可怕啊！我哭了，叫她别死，然而母亲固执地坚持说她活不久了，并且继续用伤感的语气追问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想了一阵，脱口说道：“那就用草席包起来埋在床底下，到时候我想看了就挖出来看看……”母亲憔悴的脸上现出苦笑，她轻叹一口气说——“你这蠢崽哟……”
母亲虽不是父亲的元配，却与父亲营造了“红宝石婚”。
因都是贫寒家庭，且大概还有续弦因素，父亲与母亲“婚礼是在极其简易、朴素的原则下进行的，没有大操大办、请客送礼、摆酒设宴，只是夫妻对拜三拜”……
西式婚礼的核心信条——"无论富贵贫穷，无论健康疾病，无论人生的顺境逆境，在对方最需要你的时候，你能不离不弃终身不离开直到永远吗?”父母更是一无所知，但他们却都不约而同地践行了。
由于上世纪40年代有过两度从军的经历，父亲参加工作后在历次运动中都成了“活靶子”——“三反”“五反”中第一批参加学习班，在四周墙上贴满“你的问题彻底交代了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标语的屋里“深刻反省”；1957年5月，接受组织对每个干部进行的“一次审查”；1964年12月向党支部递上交心书，检讨“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运动中政治立场不稳等问题……母亲从未疏远父亲半分。即使在60年代后半期父亲因所谓历史问题惨遭批斗、70年代初父亲带全家回老家务农的时候，贫农成分的母亲都从来没有流露过半点要与他划清界线分道扬镳的想法，“总是从多方面给我精神安慰，鼓励我坚定生活信念”。
“在四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她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患难时更是照顾得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她患多种疾病，仍不断为我上街选购适合口味的菜肴，下厨为我烹饪。后来她卧床不起，还在关心我的生活。一天镇上逢场，我没有上街买菜，她满脸愁云，无限忧伤地对我说：‘你也该学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今日赶场我有病未去，你也不上街？’语重心长，说得我无言以对。每年冬季未到，她就给我预备好棉鞋长袜。1989年病故后，女儿还在她的衣箱中发现没有做完的布鞋底，其中大部分是为我准备的，鞋底线都还剩下几大件，也是她一根根亲手搓成的。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都表明她对我的一片爱心。”字里行间，是父亲深深的感激之情。
“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母亲投入真情，父亲用真情回应。我在母亲肚子里折腾几昼夜出生以后几个月，父亲“看到她每生一次孩子如此痛苦，身体越来越瘦弱多病，我不能为此失去她而遗恨终身，最后横下一条心，于1963年8月走进县人民医院，做了结扎手术。”
要知道，那个时候主动做男性绝育手术的，极其少见。更糟的是，父亲不幸遇到了一个庸医，“他视力差，技术不熟，手术时间拖得很长，以致伤口瘀血肿胀，行走不便，手术基本失败，我被迫再次住院达一个多月，身体受到极大伤害，引来腰骨发痛的后果。”即使这样，父亲一辈子都没有流露出对当年选择绝育的半点悔意。
母亲身体一向不好，有时难免影响情绪，会抱怨父亲无论在城里还是乡下都只顾工作不顾家里，每当这时，父亲就会赔笑脸，轻言细语地跟母亲解释，耐心劝她别生气。我感觉父亲对于母亲的包容与对我和哥哥姐姐的严厉，判若两人。我一点也不怀疑，即使父亲50年代成为税务所副所长、全县出席地区税务系统三代表之一，个人史上最风光的时候，他在母亲面前也会是低眉顺眼的。
1973年父亲重返第二故乡后再也没有被派到乡下工作，那以后直至1988年回老家定居，每当母亲身体出现大的不适时，基本是父亲推出单位配发给他的“公务用车”送母亲去医院，不是骑而是推，估计是担心稍快一点的话弱不禁风的母亲会摔下来，我和小哥偶尔也用单车推过母亲去医院，近则里多路远则三四里路，我们都感到吃力，更不用说已白发苍苍的父亲了。
母亲从事最后一份职业——为居委会经营代销店的时候，父亲下班回家后也积极帮忙照看。母亲记账算账有些吃力，而这恰恰是父亲的特长，他算盘打得飞快，处理这样的小财务更是小菜一碟——他称得上全县税务系统数一数二的业务能手。
1988年9月，继我调回老家工作十余天后，父亲和母亲从第二故乡回到老家乡下，租住于二叔腾出来的一间屋子。母亲在这里痛苦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其实母亲在8月初就已出现明显病症，腹泻与便秘交替出现，还便血，只是被医生要么误判为痢疾要么误判为痔疮，延误了对症下药。等到10月份进市医院检查，母亲才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父亲“几次请求主治医生为她动手术，把癌割去，但由于她过于虚弱而被婉拒”……
痛苦中也有短暂的快乐时光。
按老家风俗，做花甲等大寿以虚岁论。那年11月，母亲生日那天，父亲“为她的寿诞高兴，儿女们也齐来为自己的母亲庆贺生日，摆设宴席，还请来农村电影放映队放映了几场电影为她祝寿。这天傍晚天气晴好，我陪她坐在放映机前，她显得特别兴奋，面带微笑，目不转睛地看着银幕，这是她劳苦一生的最幸福享受，日盼夜盼，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1989年春节后不久，翠娥的病情急转直下。农历二月十九，兆丰再次把母亲接回县城，在中医院住了四天，仍未止住她晚期癌症的剧痛，只好又回乡下。从三月初一起，病情日渐恶化，粒米不进，连平时最爱吃的苹果也不吃了。大小便也不能下床，要我跟在床前服侍或桂香为她端屎端尿。一天早上桂香因照顾她，累得晕倒在她的脚跟前，惊醒了她，结果娘抱女，女抱娘，两人不禁抱头痛哭了一场，我也不禁泪流不止。”
照顾病重母亲的重任，主要落在了父亲肩上。我与大哥通常都只能在周末到四十里外的乡下看望奄奄一息的母亲。母亲见到我，常叫我给她抚摸一下肚皮，说是那样可以缓解一下疼痛。我摸着母亲已没多少肉了却又鼓胀的肚子，想到离自己住过十个月的地方不远处有一个恶魔在作孽，我却无能为力，不禁悲愤交加，心乱如麻……
母亲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去世前两天，她向我发出沉痛的呼声，好似在向老天爷‘求援’，她说哪怕是给她再留在人间两三年的时间都好。”“她还握着我的手一再叮嘱，要我为兆兰成家，否则死不瞑目。”
竟然，一语成谶！虽然我在母亲走后次年就成了家，外孙女也将在今年母亲节前一天满三周岁，母亲却真是在父亲孤零零的陪伴中睁着眼睛离开人世的。
1989年4月29日，我和大哥因等从第二故乡赶回的小哥，没像往常一样回乡下，小哥到我的住处时已是晚上，没有车开往乡下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大哥先接到了小叔徒步到镇邮电所打来的电话，再打电话把噩耗告诉了两个弟弟……
父亲在回忆录里记下了令我和哥哥姐姐悲痛欲绝、后悔终身的一幕——
“……连她最心爱的女儿桂香守在她身边一个多月，形影不离，去世前五天偏又听信医生的话回到了蓝山，等她得到消息再回来时，她的母亲已睡在了棺材里，但还不甘心离开自己的儿女，是桂香回来后，喊了几声娘，手抚她的眼皮，翠娥才把眼睛闭上……”
这一天，距母亲与父亲的“红宝石婚”纪念日，只有五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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