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道人的大西南 | 二湘空间
思想的碰撞 民声的回鸣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大西南生活散记
文/斯加
一
五八年秋，我由同济大学铁路系毕业，分配至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局址贵阳)，开启了出学校后的“大西南之旅”。
到二局后，接触的第一项工程是川黔线的重点——烏江大桥工程。大桥的主管工程师姓张，解放前重大土木系毕业，性格平和，语言谨慎。这是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后，磨炼成的老知识分子共性。当时，烏江大桥巳工程过半，正处紧张施工阶段，但不久就面临钢筋水泥短缺的局面，工程也只能时停时续。
初到贵州时，感觉当地的农副产品特便宜，鸡三毛钱一斤，蛋三毛钱十个。食堂里天天有板栗烧鸡、红烧肉、炒鸡蛋、白斩鸡等供应，而且价格低廉。但不久，农村中开始刮起共产风，办起公社食堂，杀猪宰鸭，“吃飯不要钱”，“快步进入共产主义”……，见此情景，我預感到我们吃鸡吃鸭的日子长不了啦！果然，到那年年底巳很难买到鸡和蛋了。
我们的队部设在烏江大桥的北端，要去南岸的桥隧工地，须搭乘摆渡船过江。队里包有一条渡船，负责我们的往返接送。第一次乘木船渡江还真有些害怕，好在老艄公很有经验，有惊无险。由于江水湍急，过江时要斜迎着水流逆流而上，过江心后才逐渐调整船头缓缓靠岸。渡过几次后也就习以为常了。
六零年后，周围农村巳是险象环生；飢荒、疾病逐渐蔓延，不时有餓死人的传闻。我们是吃皇粮的队伍，还不致挨饿，但限量供应，而且绝大部分是玉米等粗粮。副食供应更是短缺，“三月不知肉味”，偶尔搞到点腊肉，有人便高兴得手舞足蹈：“老子今天要打牙祭囉！”二局的四川人特多。
六一年，由于国民经济的极度困难，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压缩基建投资，川黔线下马势在必行。局里果断地将原先的六个工程处压为一个工程处，定名为“第一工程处”(实际上是唯一的工程处)，期待日后东山再起时，可以续编“第二、第三……”。五、六万人的队伍，要压缩到一万人左右，难度可以想见。
二
六三年后，国民经济开始出现复苏。
一面是国内经济的逐渐复苏，另一面则是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不仅有美国的对华封锁，更有中苏的交恶。面对美苏双重压力，战略西移又被提到日程上来。一批沿海的工厂企业计划内迁，云贵川三省成为大三线建设的大后方基地，而铁路建设又是大三线建设的先行。当时的云贵川，相互间没有一条可以沟通的铁路，要使其连成一体，第一步必须修建川黔(贵阳至重庆)、贵昆(贵阳至昆明)铁路；第二步则修建成昆(成都至昆明)铁路。于是，中央决定川黔、贵昆重新上马；铁道部作出相应部署，调动所属各工程局的力量，支援西南。二局也因此时来运转，由原来缩减后仅存一万多人的队伍，像滚雪球似地迅速膨胀，到六六年成昆线大会战时，己发展成拥有十四个工程处、近十六万人的厐大施工队伍了。
我在六四年调一处机关施工技术科。施工科是机关第一大科，全科三十余人，内分施工组、设计组、预算组，外加调度室及工程试验室。在政工干部眼中，这是个情况复杂、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
我初来乍到，除地亩员小刘外，所见都是陌生面孔。科长带着我一一引见，初次见面，给我印象较深的有两个人：高工和吕工。高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热情，见面时紧握着我的手，连说“欢迎欢迎”；吕则较矝持，握手时还说了声“多指教”，我忙回说“不敢当”。
我被分在施工组，高是我的直接领导。科内的人际关系，后来小刘向我作了详尽的介绍，他是消息灵通人士，很少有他不知道的事。他告诉我，吕是江苏无锡人，毕业于上海交大，抗战时期入川，在营造厂当工程师，老板看中他的才气，把女儿嫁给他，并出资送他赴美深造。解放初期成渝铁路开工时，受聘任铁道部基建总局成都分局的副局长，他持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反右运动时被划为右派，从副分局长降为工程师，工资也由二百二十元减为一百一十元。当时一般工人的工资仅三、四十元，因此在有些人眼中，他降薪后仍属“高薪阶层”。他在科内设计组工作，为人也变得低调，但仍会不自觉地透出些孤傲的性格。高也是江苏人，大专学历，参加过成渝、宝成铁路的施工，有一定的施工经验，为人争强好胜，在科内与吕暗中角力，文人相轻。科长姓蔡，川大土木系毕业，他在调度室上班，说是科长，实际上平日只管一个调度室。对高、吕二人的内斗，他当然知情，但并不揷手，因为哪一边都不好得罪。
能够左右高、吕二人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总工程师潘。潘是浙江人，高等专科学校毕业，有多年的施工管理经验，为人处事圆润通达；高、吕二人的矛盾，到他那里都能一一化解。他善用人所长，以充分发挥其潜能。在技术人员中，口碑颇不错；在处领导的心目中，更是个不可或缺的参谋。
当时，贵昆线己动工，一处机关也从贵阳搬迁至六枝，承接六枝车站及邻近数十公里的桥、隧及路基土石方工程，计划在六五年底建成通车。任务重，工期紧，施工科必须根据通车要求，迅速提出施工组织设计，以便及早下达施工任务。高对我口述了他的安排方案，具体工作则交由我办理。
高对我的工作很满意，欣赏我的办事效率。通常他只需向我交代一下任务，我都能按他的意图迅速完成。我们的经常业务是下现场，了解施工进展情况和协调解决存在的问题。一般都由潘和高带领乘中吉普下去，早出晚归。
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左”的思潮又开始回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口号声又起。政治处开始“狠抓职工政治思想教育”，机关党总支规定除周六晚上外，其余晚上都是政治学习时间，“雷打不动”。这是一周中最无奈、最难熬的时刻，如坐针毡，却又不得不坐。他们所持的理论是：人的大脑不可能是空白的，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就会乘虚而入；因此，“必须紧绷阶级斗争这根弦，不可放松”。
终于等到了放松的时刻，那就是周六的晚上和周日的白天。这时的施工科，一扫政治学习时的沉闷气氛，开始了热烈的牌局。施工科只兴一种牌——桥牌。进施工科前我不曾学过桥牌，开始时只作壁上观，渐渐地对它产生了兴趣。吕是科内桥牌第一高手，其余几位老工程师，水平都一般，而且叫牌的套路与他也不甚相合，因此苦于没有找到配合默契的“搭子”，见我看得很专注，便有意培养我做他的“搭子”。他给了我一份自己编写的叫牌法则，这是他多年摸索出来的经验总结。他以表格形式列出“开叫”和“应叫”的条件，以及如何通过叫牌的过程，了解“搭子”的牌型与大致点数，他叫我有空时揣摩一下。我认真地边看边思索，茅塞顿开。后来，他叫我试着与他配合，我按他表格中的思路应对，居然屡战屡胜，于是，他便锁定我做他的搭档。新调来的处党委刘书记也爱打桥牌，只是政工干部中极少有人会打，他听说吕是高手，周末晚上便常打电话叫吕过去，当时我们的牌局正浓，吕放下电话后一脸的无奈，嘟哝着：“陪太子攻书，没劲。”他的清高毛病又来了。
工程的关键时刻，一个隧道工程队却遇到了难题：导洞开挖中頂部碰到了溶洞。溶洞中充满了泥沙等填充物，设计院在地质勘探时不曾发现这个溶洞，现在如何办？清坍吧，不知洞有多高多深；不清吧，又如何能继续前行？现场主管工程师束手无策，便向处里求助，潘带领施工组去现场，局施工处闻讯亦派工程师来协助处理方案，但都想不出一个能确保安全的万全之策。这时，潘想起了吕，迅即派车把吕接了来。吕查看现场后，提出一个“花拱支撑、步步为营”的施工方案。简单地说就是在溶洞的填充体中，沿拱顶外围纵向打入小钢轨，再用特制的钢质花拱支撑住小钢轨，开挖一点，支撑一点，浇灌一点，步步为营。由于以击入小钢轨为前导，少量开挖是在花拱支护下进行的，所以能确保施工安全。大家研究后都认为可行。方案既定，迅即分头行动。回处后，吕把花拱架的具体要求向我作了交代，让我立即绘制加工图，交修配厂连夜加班制作。
此方案在施工中获得成功，在前行了数十米后，终于安全穿过溶洞区，恢复了正常的施工。这个“花拱支撑法”，后来被收入《隧道施工手册》。这是吕的首创，若是在今天，大概可以申请个人专利的了，但在当时，吕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满足了。
不久后，潘交给我一项任务：写一份隧道连续月百米成洞的施工经验总结。
当时，有个隧道工程队连续数月创造了月百米成洞的好成绩，处里觉得应该及时总结推广。月百米成洞在今天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的设备条件下确属不易。该隧道的技术主管是同济六一年的毕业生，算是我的“师弟”，所以我找到他时，他很配合，对我所提问题，一一作了回答。该隧道施工期间，我曾去过多次，大致情况我是了解的，找他的目的只是想进一步核实一些数字，避免失实。
施工总结写好后，交给了潘。潘阅后又交给了处长，这项任务是他交办的。处长姓徐，是南下干部，初中文化，头脑灵活。转业至二局后，从基层做起，一步一步升迁至工程处长。他务实干练，懂业务，在二局的众多处长中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看了我写的这份总结后对潘说：“今天看到一篇难得的好文章，是谁写的？”因为此前他看过的总结，写的人为了要“突出政治”，套话、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让人看了一头雾水，根本起不到借鉴的作用。我这份总结，摒弃了政治术语，釆取实事求是的叙述方法，用事实和数字，阐述了达到百米成洞的具体措施。这很合徐的行事风格，他对潘说：“以后有这类总结仍叫他办好了。”潘当时并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我也不知道徐曾看过这份总结，只是感到打那以后，徐见到我时，常露出善意的微笑，有时还主动招呼我一下，这在以前是少有的事。
吕在处理隧道溶洞施工中是立了功的，平常埋头工作，处党委刘书记有意要解决他的右派摘帽问题，徐也赞同。但以何为首的政治处却拖着迟迟不予办理，惹得刘大为光火：“人家都是快退休的人了，你们还想让他戴着帽子进棺材吗？”这样，政治处才呈报批准了吕的摘帽问题。
工程临近尾声，我也有了较多的空闲。有天在《人民日报》副刋上读到赵樸初的一篇文章：《某公三哭》。他用词赋的形式嘲讽美、苏，令人拍案叫绝。当时正值越战时期，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暗中使力，支持北越，捷报频传；美国则深陷泥潭，进退两难。我兴之所至，便模仿赵的笔调，写了一篇《约翰逊自叹》，约翰逊是肯尼迪被剌后上台的美国总统。
文章写成后，自我感觉良好，便投寄给《西南铁道建设报》，很快获刊出。
贵昆线的工程到六五年底时已基本完工。下一个工程——成昆线将是一场更坚巨的硬仗。人员开始分批向成昆线转移。从贵阳出发，取道重庆和成都。当时川黔线已先期开通，当列车驶经乌江大桥时，我打开车窗，想看看当年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但只片刻时间，就一闪而过了。
（未完待续）
斯加：浙江温岭人，少时随父母迁居上海。毕业于同济大学铁路系。高级工程师，上海铁路局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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