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谋杀了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

作者：叶曙明  《国会现场1911—1928》江淳编辑

1913年春，国会选举顺利完成。制定宪法的问题，便提升至议事日程的第一位了。斗争性极强的国民党议员，认定袁世凯是敌人，凡事与其对着干，政府说西，他们一定说东；政府说好，他们一定说不好；袁世凯主张先选总统，后定宪法，他们就要反过来，先定宪法，后选总统。很多时候，并非出于坚定的政见，而是为反对而反对。今天一个弹劾案，明天要把国会搬离北京。国会屋檐下，无一日风平浪静。

永远的争吵，让人怀疑国会是个无效率的清议场所。当年有人在上讽刺：“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伙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有人开始不耐烦了。国会刚成立，创办人章士钊就提议，撇开国会，由各省都督推举代表自行组织宪法起草委员会。江苏都督程德全公开支持，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陕西都督张凤翙、福建都督孙道仁等国民党地方大员齐声附和，以为这样可以掌握制宪主动权。

然事实证明，破坏程序者，害人终害己。这时袁世凯正琢磨绕开国会的办法，国民党竟送礼上门。他当即顺水推舟，命令各省推举代表，快快入京。国民党人这才如梦初醒，不顾原先的主张，掉过头来痛斥袁世凯想剥夺国会的制宪权。

3月9日，宋教仁在南京发表对制宪问题的政见。从他的谈话中，流露出对这种现象的担忧，他说：“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定，毋庸纷扰。至于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光明正大之主张，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对人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之民主共和宪法，产生纯粹之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再问诸人。”21（江淳：此序号为注释，略，下同）

袁世凯也有相同的担心，早在国会选举前，他便寄语国民党人：“此后当为全国制定宪法，不当为防闲人制定宪法；当为总统办事地方制定宪法，不当为防制一人制定宪法。”22宋教仁在南京的讲话，对紧张对峙的气氛，颇有缓和作用。袁世凯遍视国民党营中，亦唯有宋教仁是可以坐下来商量事情的人，便诚邀他赴京共商国是。宋教仁欣然从命。

于是，黄兴、唐绍仪、陈其美、邹鲁、王宠惠等国民党人聚集上海，准备共同起草一份政见书，由宋教仁呈送总统。邹鲁说：“对于立法，应坚持约法中主权在民的精神；对于行政，则注重党员在内阁中的作用。”23这与宋教仁的观点，所见略同。

政见书内容大致为：第一，单一国制；第二，责任内阁制；第三，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出，以促责任内阁之成立，其他国务员由总理组织之，不须国会同意；第四，主张省县并为自治团体，有列举立法权，惟不得与中央立法相抵触，至于自治行政之范围则以地方财政、地方实业、地方交通、地方工程、地方学校、慈善公益事业为限。宋教仁的朋友徐血儿追述：“时国会议员多联袂来沪，先生与以商榷政见，复多相合，乃约予为之起草国民党大政见。先生口述，而予则笔录之，三日始成，仅及大纲。先生复略加修改，拟至京时，与本部议决后公布天下。”24

宋教仁的心情似春风微拂，对未来充满期待，准备把政见书亲自送到北京。3月20日，邹鲁先行到南京打点一切，准备迎接宋教仁。时值春分，阳在正东，阴在正西，正是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季节。宋教仁和部分国会议员搭乘沪宁线夜车赴南京，转津浦线北上。晚上10时，黄兴、陈其美等人在车站送行，熙熙攘攘、互道珍重之际，突然从人群中传出一声枪响，众人还没回过神来，只见宋教仁捂着腰部倒下，口中叫道：“有人刺我！”血从指缝汩汩而出。

凶手趁着混乱，一溜烟逃去无踪。同行诸友急忙把宋教仁送到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抢救。街道上一片黑暗。

邹鲁凌晨在南京浦口车站，准备接宋教仁的车，但他等到的是宋教仁遇刺的消息。邹鲁形容那一瞬间的感受：“这像一个晴天霹雳，使我神昏者久之。”他在极度忧郁之中，首先想到的是：政治竞争，不树堂堂正正之旗，而用卑鄙龌龊的手段，这种恶例一开，中国政治，将至不可收拾了。25这也是许多人在听到这个消息时的第一反应。

宋教仁被送入医院后，神志尚清，在病榻上，他嘱咐同志三事：一是把他的书籍捐给南京图书馆；二是请同志抚助其家，善视老母亲；三是要大家继续奋力进行。并口授致袁世凯的电报：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26

宋教仁延至3月22日伤重不治，年仅32岁。据报道，宋教仁临终时，“已不能语，惟以目四瞩，周视故人，依依难舍。黄兴见状心痛，于是附耳呼曰：‘钝初，你放心去吧！’宋遂气绝，众皆痛哭失声。”27

消息传到北京，还在总统府里等候宋教仁的袁世凯，惊愕失色。据黄远庸记述袁世凯的反应：“袁总统于二十一日得宋被刺消息，大为惊诧。至二十二日午后四时，袁方午睡初起，秘书等走告宋逝消息，袁愕然曰：‘有此事乎？’即命拿电报来。及捧电报至，则陈贻范一电，黄克强一电，江孔殷一电。袁愕然曰：‘确矣，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宋遁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28

国民党方面派了谷钟秀、张耀曾、李肇甫三位议员去见袁世凯。据国民党元老李根源记述，当议员们见到袁世凯时，“袁形神恍惚，即知必事先知情”。29表情恍惚也可以成为事先知情的证据，这种推理方式，十分惊人。

袁世凯一面命令江苏督军程德全全力缉凶，一面拟优恤令。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通告：“本党代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出殡之日，执绋者数以千计，沿途人山人海，由国民党人吴铁城乘马前导，缓辔而行，气氛极其悲愤凝重。

宋教仁之死，对社会造成极大的震撼，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上谣言蜂起，有说袁世凯是凶案的嫌疑人，有说梁启超是嫌疑人。梁启超3月25日给女儿的信中提到：“宋氏之死，敌党总疑是政敌之所为，声言必报复，其所指目之人第一为元，第二则我云。”30

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身亡。1913年3月20日夜，宋教仁自上海北上，至车站检票处被暗杀，在国基未固、民福不增之时，含恨死去。

这真是咄咄怪事。说袁世凯是嫌疑人尚可理解，但扯到一介书生梁启超头上，则莫名其妙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放出这些谣言的人，是把袁、梁同视为仇敌。环顾政坛，就只有原来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了。

袁世凯是一位君主立宪的鼓吹者，他最需要的是制定一部对总统有利的宪法，而不是在宪还没立时，就把立宪者杀掉。当时邀请宋教仁上京，是指望他化解国民党的敌意，很难想象，他会在这个时候杀宋。

梁启超更不可能成为凶手了，他一心要和宋教仁在国会里一争高下，现在对手骤然消失，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他写了一篇，表达对中国政治的失望：“吾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异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31民主党干事长汤化龙，同样悲痛难抑，亲撰一副长达六十余字的挽联，内含真挚沉痛的感情，为人传诵一时：

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

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经上海当局认真追查，发现杀宋教仁的幕后指挥者，乃江苏巡查总长应桂馨。此人是陈其美密友。陈、应都是在上海滩混的青帮分子，反清时代，陈其美经常在应家留宿，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天大的事，只要闲话一句，对方总会帮忙。辛亥革命后，应桂馨在陈其美手下担任谍报科科长，孙文从海外回国，应桂馨被陈其美派去接待和保卫孙文。孙文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即由应桂馨组织卫队，护驾随行，并任南京总统府庶务科长。梁启超也怀疑陈其美与宋案的神秘关联，他在信中说：“刺宋之人，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

再往下追查，竟牵扯到内阁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官员，江苏省辖下的上海地方检察厅，两次发出传票，要求国务总理到厅作供，赵秉钧都避居于北京团城，称病不到，亦不视事。舆论于是喧腾，直指政府身上有屎。邹鲁在国会严词质问：“赵总理等为中华民国人民，宋案发生，又在中华民国国内，上海检察厅既依法律票传赵总理等，赵总理等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要求总理在三日内作出答复。32上海的称赞邹鲁为“捋虎须的议员”。赵秉钧心慌意乱，私下请日本公使和英国公使帮他摆平此事，但都被婉拒，只好请假躲了起来。

应桂馨落网后，巡捕顺着荷花摸到藕，把凶手武士英缉捕归案，引渡到华界，关押在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军营中，那里是陈其美的军队，戒备森严。当时举国关注宋案，国民党更是严阵以待，袁政府要派人潜入军营，灭武士英的口，几无可能，而武士英偏偏在预审前一晚，在班房里被人毒毙，而且查不到凶手。谁有这样的本事，在高度戒备的青帮地盘中出入自如，取人性命？几个月后，连应桂馨也奇迹般逃出监狱，鸿飞冥冥。个中蹊跷，成了宋案最大的疑点之一。

由于国民党大造舆论，矛头多指向政府，政府也发表声明反击，指国民党的陈其美才是最大嫌疑人。声明说，宋教仁是国民党中的“亲袁派”，陈其美日嗾其徒，在宋教仁与黄兴之间，不断挑起谁当总理、谁当总统之争，以离间宋、黄关系。而应桂馨是陈其美的旧部。陈其美假借应、武二人之手杀宋，再移祸过东吴，指控政府，企图一石数鸟。声明还说武士英在法庭已经招供，但陈其美以20万元贿通法庭，把供词悉数抽改。

陈其美与宋教仁都是昔日的革命党人，也是南社成员。按当年南社规矩，品行文学两优，且得社友三人以上介绍，始得入社。足见陈其美也不是一个只会卖烟土、开娼寮的黑帮分子，他也有一肚子墨水。

一年后，宋教仁入葬闸北公园，于右任为宋墓题写铭词：“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细细玩味，文中仿佛别有深意。那时国民党早就公开指责宋案是袁政府所为，并发动了二次革命，何以仍感觉无法“直笔”，只能无奈地“期之良史”呢？战争都发动了，还担心“直笔人戮”乎？于右任所忧虑的这个“人”究竟是谁？

说梁启超有嫌疑，太过离谱，连造他谣的人也不好意思再提了，但袁世凯与陈其美，却一直是众矢之的。“二次革命”时，上海检察厅的许多档案，都为陈其美部下所毁，于是人们怀疑这是“销毁证据”。国民党说凶手是袁世凯，袁世凯说凶手是陈其美，双方言之凿凿，但又拿不出铁证，竟至于事隔百年，是耶非耶，仍争议不休。难怪于右任有“质诸天地”之叹了。

武昌首义以来，宋教仁为南北和平奔走努力，厥功尤伟，堪称“百世一人，千载一时”。但人生之悲在于，太平本是先生定，不许先生见太平。谭人凤叹息：“昔在东京与日者谈星命，曾以三十年太平宰辅许君，方谓造物生才，既生之，必相之，当不至于死也。孰知星命杳无凭，天道暗难问。”33此时此刻，重提三十年太平宰辅的旧话，似有无限欷歔。但宋教仁做不成太平宰辅，又是谁之过？谭人凤自己当年也是动辄要解散参议院的人之一，因果的链条，看似庞杂无序，其实环环相扣，连接着每一个人、每一件事。

宋教仁遭刺之日，恰是基督教的耶稣受难日。黄沙滚滚，苍天冥冥，仿佛有不可思议的安排。宋教仁的一生，就好像里保罗说的那一番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让历史记住，中国有那么一个人，1913年，为宪政而死。

现代的政治领袖，恒有两大类型：一为革命型，一为经理型。孙文属于革命型领袖，宋教仁则是革命型领袖与经理型领袖的混合体，如果顺利嬗递，在他之后，中国政坛或将会由新一代全经理型领袖接班，中国或有望走上民主宪政之路。可惜，宋教仁之死，革命型领袖重返舞台，意味着许多弯路势必要走，许多事情又要从头再来。

史家丁中江把宋教仁归为彗星型政治明星，他说：“这一类型的政治明星，在天空放出异彩，可是闪亮得快，消失得也快，在世界上只是昙花一现。”34令人长叹不已，是谁令彗星陨落？是谁令昙花凋谢？拉开历史的距离来看，当不难发现，中国宪政进程，其实早在辛亥革命时，已告中断。宋教仁、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不过是想把断掉的线重新接上，但最后统统归于失败。千古奇冤，英雄恨意！

人们恒言，如果当时国民党坚持用法律手段解决，遵循宋教仁定下“先问诸法，再问诸人”的原则，而不是立即发动武装革命，中国将迎来真正的法治时代。但这个可能性几乎为零。宋案只是因果链条里的一环，这颗棋子的落下，是前面几步棋决定的；而当这颗棋子落下时，后面的几步棋，也已经定好了。

宋案发生时，孙文正在日本，3月25日他火速赶回上海，于当天召开党内高干会议，孙文斩钉截铁地说：“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35

天启杀机，地启杀机，人启杀机，本来阴间多云的政治舞台，突然一片晦暗了。

宋教仁去世时，孙文曾撰写了一副极沉雄严凝的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现在，制定宪法的时间终于到了。（编辑微信：jc65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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