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批评者就是敌对势力吗？

“不透明的权力经常靠强制沉默来维持，而集体沉默则无一例外都是在默认强制权力的合理性。”

越是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就越是难以接受别人的批评。良好的自我感觉会扭曲一个人或群体与他者的关系，阻碍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来源：徐贲《批判性思维的认知与伦理》/江淳编辑）

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被人批评都是一件不爽的事情。他们会觉得被人揭了短，把不想让世人看见的东西故意暴露出来。他们如果觉得被人打了脸，丢了脸面，自然会归咎于批评的“不良动机”，将之视为“恶意攻击”或“敌意”。

其实，批评的动机和意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批评是否合理和真实。只要是揭露真相的批评就是好的批评，再令人不爽也是值得考虑和欢迎的。

然而，现实情况是，人们对于那些试图让他们看到真相的人或意见最常见的反应是，要么忽视，要么敌视。忽视是不拿批评当一回事，再怎么说也是白说。敌视是太拿批评当一回事，一点点都容不得往眼里揉沙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姑且用一句老套话），大多数人就算见到不良现象，也是不批评的，他们对不良现象保持沉默，洁身自好，不愿意被推入“敌对势力”。正因为众人总是在自觉地把不好听的话咽到肚子里去，所以那些打破沉默，偏偏要把话说出来的人才特别让人不爽， 特别遭人白眼。

他们遭人痛恨，不仅是因为他们说了一些众人心里都明白，却又都不敢说出来的话，而且更因为他们的公共行为，本身就是在提醒别人的自私、胆怯和懦弱。人们憎恨批评者，是因为批评者也挑战了他们认为理所应当的沉默。

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维尔（Eviatar Zerubavel）在《房间里的大象》一书里指出，人们保持沉默，成为沉默的同谋，“保护的不只是个人的颜面，也保护整个集体的颜面，因此打破沉默的人通常被认为不仅仅是不得体，事实上，他们经常被伙伴们公开指认为叛徒”。

在那些高度警惕敌对势力的人士眼里，“敌人”是内外有别的。“敌对势力”不仅是指来自外部的批评，而且也是指内部提出的批评。内部的批评者会被视为配合外部敌人的“内奸”。外部敌人干的是污蔑、唱衰和抹黑；而内部敌人干的则是家丑外扬和泄密。

日本有一张传统的“三不猴”图：三个猴子一个捂着眼睛，一个捂着耳朵，一个捂着嘴巴——它们不看、不听、不说。虽然不说是沉默的直接起因，但最后一定要有不看和不听的积极配合。因此，沉默的合谋不仅是不说者的串通，而且也是不看、不听者共同加入的集体合作。

任何一个沉默的合谋都可能被某个潜在的发声者打破。

在美国，有人画了一幅描绘尼克松水门事件的讽刺画，给这“三不猴”图添加了一只猴子。这第四只猴子手拿电话，正在和美国头牌新闻调查记者、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Jack Northman Anderson）通话。

泽鲁巴维尔说，“这张漫画恰切地描摹出这样一股会暗中破坏沉默合谋的社会力量，告诫我们，尽管拒绝面对某些事物的需要非常强烈，但会被同样强烈的揭露真相的愿望所抵消”。

和沉默一样，打破沉默也需要众人的合作。要结束沉默的合谋，不需要等到沉默合作者一个不剩统统消失，只要不沉默的人足够多就可以了。

2017年12月6日，美国《时代周刊》2017 年度人物揭晓，这项殊荣被授予那些敢于“打破沉默”，揭露性骚扰和性虐待的女性。就在前一个星期，美国NBC 电视台“Today”早晨节目王牌主持人麦特·劳尔（Matt Lauer）被女同事指控有“不当性行为”，NBC 接获投诉后将劳尔解雇。

令许多人觉得诧异的是，对劳尔性骚扰的公开指控是头一次，但是，这位在NBC供职长达20年的大牌主持人喜欢“追女人”的癖好，却是圈内人都知道的。为什么直到今天才“东窗事发”呢？ 

这主要是因为名人、要人的性骚扰行为，在美国正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以前被认为只是男人的风流小事，现在被视为严重的错误，甚至犯罪行为。沉默可以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也可以是一种犯罪共谋。先前对劳尔“追女人”保持沉默的人也许是给他面子。现在她们不再沉默，是因为对事情的错误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所以行为也就发生了改变。

人们在不同的事情上保持沉默，造成的伤害后果是不同的，沉默者和当事人的感受也会完全不同。

在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里，伊万·伊里奇快要死了：

“最折磨他的是欺骗，是谎言。不知为什么，他周围的人都同样认为，他只不过是病了，不会死的。所以，他只需保持安静，接受治疗，然后好事就会发生了。但他知道，照他们说的去做，不会有什么结果，到头来是受更痛苦的罪，然后死掉。这种欺骗折磨着伊万·伊里奇——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和他都知道的事情，而是要对他的病情说谎，并且希望和强迫他参与这个谎言。”

沉默和欺骗的共谋有它的社会作用，那就是在坏事发生时，让人们仍然可以保持一团和气，避免出现令人难以应对的尴尬和窘迫。有时这无伤大雅，有时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但是，看似无害的共同沉默与犯罪的恶性共谋，却是有着相同的社会心理机制：出于某种大家心照不宣的原因，对有些事情避而不谈或视而不见，这样的默契是一种集体性的自我欺骗。

这种沉默在职业人士中尤其常见——他们都是有涵养和“拎得清”的人，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像没文化的人那样“大嘴巴”。

美国医生的毒瘾问题就是职业人士一直用沉默掩盖着的一个公开秘密。麻醉师威廉·法莱（William Farley）是“医生戒毒计划”的负责人，他自己以前就有药瘾，长达十年之久。他不仅饮酒上瘾，而且还离不开一种叫“带尔眠”（Dalmane）的抗焦虑药，要是三小时不用这个药品，手就颤抖不停，打静脉针的时候把病人都吓坏了。

他的药瘾非常明显：穿着邋遢，脾气暴躁，眼睛又红又肿。但是，法莱说，他有一个保护，那就是，“我的医生同事们都一致对此缄口不言。他们知道我一定是出了毛病，但就是没有人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医生之间忌讳谈论与药瘾有关的事情。

忌讳其实是一种社会性欺骗，忌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划出一个个可能令人糟心、令人不快，或者置人于险境的禁忌圈子，忌讳的圈子有大有小，包纳的人员也多有不同。

打破忌讳的往往是“不懂事”的圈外人。《皇帝的新衣》里唯一说实话的就是那个不懂事的孩子。

圈内人加入沉默的共谋与自身利益有关。美国心理学家丹尼尔·古尔曼在《必要的谎言，简明的真相》一书里讲述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他一位刑事律师朋友告诉他，警官们在法庭上说谎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在涉及毒品案件的时候。这位朋友就算知道警官在说谎，但因为那样便于他办案，也就眼开眼闭，默认了事。

古尔曼问他，那么法官知道吗？朋友说，法官也许会怀疑警官没说实话，但是，法官和警官是熟人，抬头不见低头见。法官与被告人只是在法庭上才相见，所以做出相信警官的样子，办案就少些麻烦。

古尔曼问，那么好人是否会被冤枉呢？他朋友说，有可能吧。古尔曼认为，如果法官和刑事律师对警官证词的真伪保持沉默，造成冤案，那么他们就是共犯。

不透明的权力经常靠强制沉默来维持，而集体沉默则无一例外都是在默认强制权力的合理性。

上司对下属的性骚扰和性侵犯是一种凭借权力的犯罪行为，对此，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了明确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受害者有了公开控告的勇气。她们一旦先打破沉默，集体沉默也就变得难以维持，也让对性侵犯的“不哑忍”和“零容忍”渐渐成为今天公共生活的新规范。

编者按：徐贲 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Disenchanted Democracy、《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学做“精明的公民”》。（编辑微信：jc65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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