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市与意识形态--以上海为例
前言
上海市出入境管理局尊敬的王女士，感谢您申请陆家嘴签证。非常遗憾的通知您，由于您过去三个月内没有City Walk.Gap Hour 及 Camping 记录。另外，我们在Apple Store末查询到您的消费记录并且查到您在蜜雪冰城消费过两杯柠檬水，故此次本签证被拒。
关于上海的问题，其实可以作为现代生存其形式之间的关系，城市为什么越来越不适合生存了？或者说，为什么越大的城市越不适合生存？在《对空间政治的反思》里，列斐伏尔告诉我们：作为居住的空间，城市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城市就没有为人而考虑，城市单纯地是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服务的，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再生产。
作为大都市的上海
首先，众所周知，上海是远东的大都市。在资产阶级的政治体系中，大都市是社会关系的合理化过程所承担的一般形式，紧接着就出现了全部社会关系合理化的阶段，或者说问题，具体可以表现在上海的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上，由于城市被分为了三六九等，不同城市的人也被分为了三六九等，被囊括在这样的城市体系中，这种表现可以从大都市的文化角度进行观察。
本雅明强调：一个大都市的文化，它其实是资本主义统治作为社会结构的更深层时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都市的上海人的高贵文化便成为了一种合理性的存在。因为这样的精神生活，可以被理解为大都市的生活的本身，不存在某个大都市中的个体的存在，超越了大都市类型，超越了大都市的真正发达的精神，也不存在任何不表现心灵生活的大都市。准确的说是大都市是通过一种完全发达的，通过他一切细枝末节，将社会领域成功地整合进自身当中的形式。
大都市表现了心灵的生活和一切理性生活，当精神放弃了单纯和直接的生产关系，他所创造的就不再是城市，而是大都市，至于大都市中的必然是“作为城市的精神--上海文化”而非个体。换句话说就是，个体存在的荣耀在这里屈服于了更高程度的一种荣耀。
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上海人站着出来辟谣，说上海不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上海仍然是这样的，上海从来没有不是以这种方式运行过，因为这就是大都市的精神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无意识的意识形态，人在上海这座大都市城市中的存在类似于集成电路上的电子元件。而总体的文化精神不受单个“上海人”改变。
上海的文化，并不是上海人创造的，因为上海不能简单归属于通常意义上对城市功能的分类，无论是商业城市还是工业城市，或者说消费导向型城市，上海的本质在于成为一个系统，一个多环节的都市系统。
也就是说一种为当代大型资本提供的众包服务，它是一种整体的装配：大量的合格劳动力，组织工业增长的技术储备，完善的金融结构市场结构，以及无所不包的政治权利中心。
简而言之，为了被称为大都市，他必须是一个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系统：资本流通与再生产的城市，大都市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存在。
上海的精神
对于上海人来说，上海人的精神是上海人存在的必要，也是上海这座城市运行的必然。我们在上面说过，这样的精神是为了统治，从而进行资本的再生产，而“上海人的精神”也作为“上海人的共同体”的根基被创造出来。
要明白这里的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是一个辩证的概念。大都市便以“神经生活”与“知性”之间的反题作为基础，这个反题不断地肯定又消解自身， “大都市人格类型建议”出现的心理学基础是神经生活的紧张程度，它来自外部和内部印象的迅速且连续的变换。
请注意，这里我特意使用了神经生活这一词汇，并非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去形容一种与精神生活对立的存在，这种存在是生理上的无意识的，缺乏主动思考的情景，这种情景就是我们要指出的“神经生活”，所以请读者注意一下文章中的“神经”和“精神”。
另外，“知性”作为一种资产阶级的认识的形式，是一种独断的哲学思辨，这就是本文似乎把这个词汇作为一个贬义词使用的依据。“知性”作为资产阶级的思维模型，会将自我的认知结构和面对的现实对照起来，然后把现实作为一种近乎永恒不变的事实去对待。这种思维其实就是现在流行的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
让我们继续来看大都市中的紧张生活。
这种紧张的生活其实来自于大都市的不断自我革新，由于大都市本质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器，因而他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变化，而对于个体的人来说，这种快速的变化使人惶恐。这种惶恐并不是情感的反应，而是知性凭借意识的紧张程度作出的反应，也就是说在大都市，情感不再是社会关系的综合基础，而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再生产。
大都市是一个充满机遇的世界。它增加了刺激的数量，把个体从简单的重复中解放了出来，但这个过程必须严格控制在大都市的意识形态以内。也就是说，人从一个小的牢笼换到了一个更大的牢笼，接受更深层次的奴役，人的神经生活也难以从大都市中的刺激回到“人本身”。
反倒是推进奴役的动力，是上文所说的知性的燃料，大都市的知性与神经生活并不存在矛盾，实际上神经生活是知性的条件，没有这样的刺激，就没有办法控制大都市的进化，大都市的系统处于这种刺激的内部，因而当刺激被接收发展和理解时，刺激本身就成为了理性。
由此我们获得了从功能方面对大都市另外一种诠释，它将个体消解为一种特定的标签，又严格的按照它们的构成，将其重新整合为精神化的全面过程，而这个整合的过程就是大都市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的再生产。
从主体角度来看，上海的精神是一个欲望躁动不安的心理想象世界，人们并不关心自己真实生活的处境或真实的需要，而只是担心自己害怕会被流行时尚所抛弃，经济上的窘困是可以容忍的，被排除在流行文化之外是不能被接受了，在互联网上也有类似这种情况的更极端的一种表述，每个冲浪网民都在尽自己所能，收集流行的梗图和口癖，为“梗百科”之类的账号提供播放量。
对于上海日常生活之中个体来讲，控制社会的主导力量不再是古典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或理性意识形态，而是被大都市意识形态精神所控制的消费观念与大都市的时尚体系。
消费社会的到来会导致这种符号显著的增强，人们对于消费符号的无条件跪拜在经济社会中是合理的，因为对消费符号的复制与追捧是最小成本的“潮流”。通过对这样的符号的复制和顶礼膜拜，产生了上海作为大都市的精神。
“上海人群体”就是被这样构建出来，而被这种精神所产生出来的群体，其实是作为资产阶级城市机器的“狗腿子”，帮忙管理治理，并指导社会关系，而他们自身的价值是上海这座城市所赋予他们的，因为在大都市中，不存在本质统一的社会现实结构，不存在共同的历史，不存在进步与发展的理想和价值目标，不存在统一的自觉的阶级意识，有的只有流行符号和文化无意识，因此，上海“人”已经死去，而赋予他们价值的，而让他们继续存活的意义就是这座城市的“精神”。
知性的系统
城市的知性系统，它的历史构成就是货币市场经济--齐美尔《货币哲学》
货币经济同知性的统治他们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种抽象既来自于个体性又来自于被给予性（无论是客观的还是超越的)他在决定了这种经济的同时，还同时也就决定了这种知性的统治。
在大都市的意识形态机器中，在这样的力量面前，一切人际关系的事物都将被淘汰，人的存在和商品一样，作为一个巨型系统内的可计量的单位而存在，一切存在着的关系都必须能够被理性所衡量。系统的运行要排除一切风险要素，才能高效的再生产。
货币经济将经济关系形式化，他令使用价值超越化，正如知性令直接的刺激和印象质量超越化一样，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发现知性同货币经济在大都市中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大都市如何成为交换的场所，生产的场所，还有价值流通的场所。整个循环也因此变得清晰：神经生活对应于用交换价值，向使用价值连续不断的更新，也就是说它对应于交换价值，成为实在价值的必然案例。
由于实在是不好概括的形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里就以中产阶级和奢侈品的关系来举例说明一下前文的阐述，如有遗漏欢迎资产阶级的读者后台私信告诉我。
就单纯使用价值来讲，拼多多买菜包和lv包不存在显著区别，lv的高昂定价来自于lv对于持有者权利金钱的象征，低使用价值和高昂售价形成了一种反差，这种反差在社交场合中提供的情绪和话题反而支撑了高昂售价，商场里lv包的标价就成为了他的价值，反差带来的刺激也就构成了上海人的神经生活。所以lv包的售价和购入并非一种非理性行为，市场经济下的博弈为奢侈品赋予了价值。所以低收入群体花费对于他们显著的一笔钱购买高仿奢侈品，实际上是获得身份符号，从而获取一种生活方式。
而绝大部分上海人，就是处于这种购买奢侈品的中产阶级和购买高仿货的年轻女孩中间，处于“上海精神”之中，通过奢侈品，数码产品，潮牌这一系列的资本主义符号，进行自身生存意义的再生产。
在这里，作为市场经济的知性，反过来使用价值的外观中抽象出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过程中抽取出货币，从而正确的反映了商品本身，也就是说它再一次产生了交易，而上海的内部足以让这一切循环进行下去：它使所有这些实例具有交互作用的功能。
大多数必须设定一种运动中的神经生活，因为这样才能保证它的再生产，我们打开小红书就可以看到，上海人每天早餐喝一杯香醇的咖啡，下午茶吃几块精致的甜点，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因为这就是大都市设定的神经生活，而一旦停止了这样的神经生活，大都市的精神也就不复存在，上海人也就丧失了精神。
神经生活是大都市资本再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也要意识到只有当知性化了的刺激对现实中的行为的指导起效时，大都市精神化才得以完成，人们才能保证个体的自主性并不存在于精神化之外，而这一点的反应还可以在小红书上关于网红流行产品的体验都展现在一种大都市居民的口吻之下就可以看出。
虽然说刺激性因素是再生产的必需，但这个产品必须要在那种最明显的“行为癖好”(一种精神的符号性)下手，这归功于抽象和计算的形式所具有的优先地位，而这就是大都市的产物。
而这样的产物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继续巩固，让(或试图让)社会本身形成一个坚固的整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通过机构的策略和行动，通过文化、意识形态，日益深刻地影响它的元素和成员。之后，作为整体的社会让社会成员屈服于精神的要求(当然是按照机构的目标、利益和角度做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很多上海人想逃离上海，之前很流行的逃离北上广的网络热潮就是如此，因此又催生出了一种贩卖田园牧歌式生活的网红商品，最著名的就是李子柒，一个体面的清新美丽的优雅农妇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表演另一种淳朴天然的精致生活，而这种精致生活又的确是大都市的。
而这点当然又表现出了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不需要表现出对于事物使用价值的关注的程度，在大都市里，商品经济是如此发达，但又是如此的匮乏，以至于人们爆发出了一种如前文所描述的“厌倦”，这种厌倦是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有些朴素的反思，但同时也是一种符号的优越，而他刚好暴露出了大都市中弥漫着一种虚假的生活上的多元化。
这种持续的神经刺激与对快乐的追求最终是从其客体的特定个性之中被完全抽出来的经验：“任何一个人都不比其他的更受大都市偏爱”。
在这里人揭露了他作为交换价值的历史本质，而且他的确在大都市是被当做成这样的，单纯的消费行为同一切商品的等价性处于一种被认为接近永恒的存在中，在这个过程中，享乐本身也丧失了：人同事物的关系被彻底的知性化了。
精神化与商品化在厌倦态度中合二为一：凭借这一态度，上海最终创造了他自己的城市类型，它的一般结构最终变成了社会现实与文化现实。
货币在这个实例中发现了它最本真的承载：人，在此刻。我们终于意识到了，在大都市中，事物和人已经取得了商品的地位，普遍的等价性通过都市人的情绪所表现，但这种情绪又何尝不是一种市场经济无所不能的产物呢？
对于神经生活的专注似乎主导了厌倦的经验但这并没有开启新的神话，反而又成为了人新的需求，又为市场提供了新的“资本神话”。一轮又一轮的自称比之前更新颖的商业模式，连续不断地在这座大都市开启，接连影响着越来越远的人们。
这其实就是消费关系的再生产，这样的大都市日常生活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赖以扩张的新领域。
到这里我们看出了，大都市的市场，似乎是以人为本的，经过供给侧改革的，为了人们实际的需要而进行生产。
这样的经过了由计算专门化所创造的人格需求，看似人类的价值回到了主体，但我们不要忘记，这样的需求仍然是可以追溯到大都市的精神的，个体化的精神在大都市中已然消失殆尽，而被替换成了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机器所控制的人群（商品），而人群就是在这样的内化运动中被流通，从而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过程。
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到空间的再生产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作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最高形态与核心形态就是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进一步发展为“空间的生产”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物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极高度发展，最终演化成“空间本身”。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就是这样的模板，真正达到了生产关系本身再生产的程度，马克思当年的就已经认识到：
“资本按照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用时间消灭空间”
他其实就已经感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必然要突破物的生产限制，而寻求一种社会关系所生产出的社会空间本身中实现自我的无限繁殖，而这个社会生产的社会空间本身就是大都市，为什么资本主义仍然在运转？
就是因为他通过大都市向其他地区输送一种意识形态，从而占领其他空间。这就是通过占有空间来产生空间。
在这里马克思所谓的资本主义再生产，主要不是物的再生产也不是量的扩大再生产，而是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一个不断地超越地理空间限制而实现空间的自我生产过程，也就是说，上海在不断扩大其意识形态影响，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的居民能够接受从上海输入的文化，又或者网上最近流行起来的星巴克和citywalk这种上海相关梗。在此刻上海的空间生产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物质利益追求范围，开始向更高处的那个更伟大的机器演化。
然后大都市成为了更彻底的牢笼，然后人的个体的存在结束了，然后人的神经生活只能作为大都市的精神的一部分存在。大都市中差异五花八门，景观化的自立自主的“文化实体”散布其中，这些东西是作为“大都市精神”的人群，人群被刺激的感官所引导，从而进行无意识的再生产，而“大都市”此刻终于成为了“大都会”，完成了他的“权力意志”，不够我们也无需为“上海人”的消逝感到悲哀，毕竟，城市精神已经与脚下的这片土地，街道，高楼，人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永远不会分开。属于上海人的自豪和骄傲仍然会无休止的在这里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