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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 我 的 命
梁晓声
一 二○○二年我大二了。 我遭遇了爱情。 某日去上课时，我被一名踏滑板的男生撞着了——通往教学楼的路上行人匆匆，有的同学边走边吃东西。一只尚不会飞的小麻雀不知何时从树上掉在了路上，在学生们的脚步间盲目蹦跳，却少有注意到它的人，谁注意到了，也只不过高抬脚跨过而已。它的妈妈在树上焦急地叫个不停，不时在学子们头顶盘旋，对于这异常的现象也根本没谁注意。我注意到它时，它恰被一只脚踢翻。那一踢使它不动了，居然趴在无数匆匆的脚步之间了。我赶紧快走两步，双手捧起了它，欲将它放到草坪上。 就在那时，踏滑板的男生撞着了我。这是两不怨的事，但他分明想怪我，立刻就要说出一句不中听的话来。当他明白了我在做什么时，又伸展双臂为我挡住别人。 我俩没说话，互相笑笑而已。 我第二次见到他时，他在电梯里，我在电梯外，离电梯十几步远。电梯里的人已经满了，他按住电梯不使梯门关上。我跑过去挤进了电梯，却超重了。我刚要退出电梯，他却抢先离开了，而那时别人按了下键，梯门关上了。 第三次见到他是在校刊的组稿会上，他是编委，我是学生作者。我写了一篇散文《神仙顶记事》，文中自然写到了我的生父、两个姐姐和我外甥。在散文中，我那些亲人只不过是“神仙顶人”——当时我仍不知他们是我的亲人。他是我的责编，点评时说我的散文有“玉质”，堪称“玉散文”。他的过奖之词使我当时很窘。 就这样，我们不再陌生了，也可以说认识得自然而然吧。 后来，在食堂吃饭时，他经常“很巧”地坐在我旁边。 他是计算机专业的，那当年是热门专业。可他是文学爱好者，从不创作，却被认为有评论水平。他是家在贵阳的学生，父亲是省里某厅厅长，据他说他父亲属于那个厅的高配干部，实际享受副省级待遇。那一年我爸已是临江市市长了，而他居然了解到了这一点，还说他父亲知道我父亲这个人。 一日，我俩散步时他说“咱们这一届，干部家庭的学生不多，学习好的也不至于沦落到这样的学校来”。 他这话显然是在说自己，却无意中伤到了我的自尊心。我尽量装出没被伤到的样子，说：“什么样的大学都有才子。” 恋爱使人变傻是流言。起初会使人智慧，深入下去才变傻的。 他听了特高兴，忽然吻了我一下。虽然是在我完全没心理准备下发生的一吻，我却没生气。 我接着也主动吻了他，似乎是那样。否则，在那天我们之间不会有一阵彼此深吻。 二○○二年，中国的一切事都进入了“快速”阶段，爱情也不例外。与民间相比，大学学子们的恋爱过程算挺“悠着”了。在民间，往往互相“中意”的当天就进入实际“步骤”了。不“那样”的理由在年轻人中越来越不成立了。 我中他的意。 他一米八多的个子，算不上是帅哥，却也相貌堂堂。我俩在身高和颜值方面挺般配。爱情使我平淡无奇的大学生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节。我虽然并未被爱情冲得找不到北，但确实也挺享受那种伴着惊喜的缠绵。 他曾用摩托带着我在贵阳的老区新区兜了两次，强调非要由我决定在何处买房子。我又开始对人生有些憧憬了——不是初中时那种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也不是高中时往细了想又会顿时索然因而懒得继续想下去的迷惘，而是一步步特实际特接地气的那种预想，接近于对人生做出的理性规划和设计。 又一日，我与他在经常幽会的地方耳鬓厮磨之际，同宿舍的一名女生找到了我，说我爸将电话打到了校办——我妈住院了。 在临江市立医院急诊抢救室外的长椅上，我见到了我失魂落魄的爸爸。 我爸告诉我，我妈突发胃出血。胃病是她的家族病，但与她前一时期太累了也有关。民盟换届，关于人事安排她必须亲自与市委统战部协商。护校扩建扩招，建一半资金链断了，原定资金到不了位，她又亲自四处求援。于姥姥的死也使她很难过，嘴上不说，暗自伤心。家里没了于姥姥那么一个人，她对家务是玩不转的，却又一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替代之人……妈妈对自己的病大意了，把自己累着了。 护士从病房出来，说妈妈醒了，知道我到了，急着见我。 我进入病房，脸色苍白的妈妈朝我微笑，尽量做出泰然的样子。 我刚在她旁边坐下，她就问：“见到爸爸了？” 我点点头，握住了妈妈的一只手。 她又说：“女儿放心，妈妈的病虽然是家族病，但绝不会遗传给你的。”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说这种话。 “妈，你怎么这么说啊！” 我小声哭了，吻她的手，吻她的脸，说了些她会没事儿的话。 “记住，我给你留下了一封信。我口述，你爸代笔的。你先别急着看，过几天再看也不迟，但也别忘了这事儿。” 当时我哪里能明白，她说“过几天”的意思，其实是“我死以后”。 我又怎么会那么想啊。 妈妈嘱咐过那几句话后，从枕下摸出两件东西——第一件是存折；第二件，还是存折。二○○二年，卡还不是很普遍。 妈妈告诉我，一个折有两万多，是姥姥求人写下遗嘱留给我的，是她一生的积蓄，而妈妈是指定的执行人。另一个存折有将近十万，是妈妈自己为我存的。 “本想凑个整再交给你，现在……妈觉得还是现在交给你好。你都大二了，两年后就毕业了，该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放在自己那儿，用起来更方便……” 妈妈将存折塞在我手里，同时用双手握住我的手。 “妈妈，您这是干什么呀！我不要钱，我要你早点儿好起来，早点儿出院……” 我哭出了声。 而妈妈说：“别哭啊！看，你一哭护士又进来了。快，再亲妈妈一下……” 我就吻她的手，实际上是在用妈妈的手堵我的哭声。 那名护士也是护校毕业的，估计她从没想过有一天她面对的病人会是历届学生都尊敬的校长。 护士她望着我的目光有请求的意味。 我在妈妈额上又吻了一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那年江桥已经建成，公路已经开通，爸爸在市里还有会，直接从医院去会场了。 我独自回到玉县的家，站在除了我再无别人的院子里，第一次感受到了“惴惴不安”是什么滋味。
然而我并没想到妈妈真的会离开我。或者说，我的头脑极度排斥这种想法。 我趴在床上，片刻就睡过去了。 我实在太累了。 那天半夜，我的“校长妈妈”离开了我……三日之内，我的状况确可用“痛不欲生”来形容。人世间最爱我的两位女性先后离我而去，一去永不返回，这使我觉得自己像一只无所依傍的孤雁，对大地和湖沼缺乏信任，丧失了起码的安全感；对广阔的天空更是充满疑虑。“校长妈妈”和于姥姥之于我，不仅仅是呵护我长大的两代亲人，还是足以保佑我命运顺遂的吉祥神。有她们在，不论我的人生遇到怎样的挫折，都不至于惊慌失措，仅仅是品味沮丧而已，安全感却是不受影响的。失去一位，我已觉自己的亲情殿堂断了永难修复的一柱；现在两位都失去了，我的亲情殿堂垮塌了。在别人眼中，我当然已经长大了，我爸就是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我的。但我自己知道，我的心理年龄仍处在习惯了受宠的少女时期。至于我爸，他固然也是爱我的，我却总觉得他的爱有别于“校长妈妈”和于姥姥对我那种细到微处的爱。用他的话说，那三天里，我因悲伤过度，像“活死人”。 他说得没错，我一下子跌入了空前的彷徨无助之境。我所参与的主要的事是妈妈的丧礼。那自然是隆重的，但我却完全记不清是怎样的过程了，连悼词也没听进去。过后我爸告诉我，悼词对我妈的评价“甚高”。 第四天晚上，我爸在书房批阅文件时，我走了进去，终于可以心如止水地坐在他对面了。 我当时奇怪他竟能那么平静地进入了工作状态。 我向他要妈妈留给我的信。我当然没忘那件事。 他装糊涂，问什么信啊？ 在我的坚持下，他只得承认是有那么一封信，但却忘记放在哪儿了，推说几时想起来了、找到了再给我。 我看出那是他的借口，直言我的不信。 他恼火了，拍了桌子，还想摔东西。已将杯子举起，却没真摔在地上。 “我是你父亲！你是我女儿！你失去了妈妈，我失去了妻子，咱俩的悲痛程度是一样的！为什么你不可以理解我一下，为一封信偏偏在这时候坐我对面烦我？！” 他异常激动，脸色都变青了，挥动着的手差点儿落在我头上。 我朝后仰着头，瞪着他态度坚定地一动不动。 我们父女之间第一次发生那么一种情况，当时我的感受是“惊心动魄”。 但他越是那么情绪化，越是适得其反，越使我急于看到信。 最终他妥协了，开了办公桌抽屉的锁，取出信来放在桌角。 “就在这儿看！”他一说完就抓起烟盒到外边去了。 我妈的信大致内容是——关于我不是她亲生女儿这一点，始终是她心中的纠结。但是她认为，如果自己将这一真相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是不对的。我是神仙顶人家的女儿，而且我已见过我的生父，就是那位因救我受了伤的“伯伯”。如果我想知道我为什么成了方婉之，最好去问我的生父生母。当然我也可以不问，不受真相的负面影响；不改姓名，继续以玉县的家为家，与我的养父继续生活。 “婉之，你一定要确信，你的子思爸爸和我一样，我们对你都是百分之百视同己出的啊！我不在了，他对你的爱只会比以前更深，而不会有丝毫相反的变化。你怎样决定你与神仙顶的亲人们、和子思爸爸、和玉县这个家的关系，有自己做主的绝对权利。而且你校长妈妈认为，你怎么决定都与道德无关，那真相毕竟已成历史，人的现实生活不应受身世真相的困扰。生父生母也罢，养父养母也罢，都是缘分。缘分的意思就是，或长或短，或续或终，都可顺心性之自然，其他的都不必在意……” 在我印象中，“校长妈妈”是一个理性远多于感性的人。我从那封信的字里行间，看出了她当时向养父口述时是多么的冷静坦然泰然，大约冷静得如同在向下级同志口述领导者的“指示”。 而这一点使我的身世真相加倍地刺激了我——我彻底崩溃了。 后来养父说，他在外边听到了我的一声哀号，像动物的濒死叫声。 他进屋时，我昏倒在地。 那一夜我昏睡在养父母床上，养父彻底未眠，守坐床边直至天明。 他还有一大堆工作必须及时做好，我不应成为他的“拖累”。 在我的强烈要求下，他亲自开了六七个小时的车，下午一两点多将我送回了学校。 我最急于见到的是我男朋友。 我在他宿舍门外堵住了他，他正要去上课。 我已顾不上管他上课不上课了，差不多是将他扯到了我俩往日幽会的地方。那儿有回廊、凉亭和水塘。斯时水塘荷花盛开，赏心悦目，令人心旷神怡。回廊两侧的葡萄藤上，一串串葡萄已由青变紫。而凉亭的四柱上喇叭花散紫翻红，开得尤其热闹，如花亭。在凉亭里，我坐着，他站着，从我手中接过了那封信。 我的“校长妈妈”认为她如果将我的身世真相带到另一个世界是不对的；而我直接认为自己如果不及时将那真相告知那爱我的男生是不道德的。 “及时”在我这儿就是刻不容缓。 有什么“缓”的必要呢？ 我认为没有。 与其由自己欲说还休地相告，莫如让他看信。 那信两页。他看完一遍，又从第一页重看。 我说：“不用看两遍吧？” 他将信放在石桌上，看着我，勉强地但也是古怪地笑着说：“是啊，不用看两遍，这封信写得明明白白，我也没什么看不懂的地方，那其实也就没什么想问你的了。但是我不得不说，这下咱俩关系复杂了，真的很复杂了。你得同意，两个相爱的人的关系，背后也牵扯到两个家庭的关系，是这样吧？现在，我自己做不了主了。没想到会出这么种情况，太意外了，复杂了复杂了，我得去上课了，咱俩的事不妨先冷一下哈……” 他又说了几句什么，我已听不到了。 那时世界变得特静。 在我的注视下，他忽然一转身离开“花亭”，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我没再流泪。我甚至也不伤心，没失落感。 我又一次心如止水。 他叫韩宾，一个普通的人名——我相信我有能力几天后就彻底忘掉这个名字，就像在我头脑中不曾存在过。 我请假从学校去了一次神仙顶。
神仙顶既是地名，也是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的村名。究竟村名在先还是地名在先，没谁说得清楚。
顾名思义，神仙顶在一座山上。那山不是最高的山，它的四面八方几乎都是比它高的山。神仙顶是一处山顶平地，有足球场那么大。因为有平地，所以逐渐有了人家。人家多了以后，就叫村子。实行“公社化”以来，被叫作第二生产队了。所以，说“神仙顶”指的是那里，说“二队”指的也是那里。包围在它四面八方的山顶再无平地，也就再无人家。它是该县最接近县界的一个村，再往山里去，就无人烟了。走二十多里后，就到另一个县的地界了。 十年过去了，村里有了变化——田地里居然生长着果树了；村路是水泥的了；这里那里出现砖瓦房了，砖是青砖而非土砖，瓦不再是小片的鱼鳞瓦了，而是大片的垅形瓦了；有的已盖成，有的正在盖。我见到的大人孩子，穿得也不再破旧了。 多么奇怪啊！
十年后我第二次来到神仙顶，居然准确记起了我的生父何永旺家的方向。 何永旺——不，我该说我的生父，那年六十多岁。具体六十几我不清楚，反正必定六十多岁了，看去比实际年龄更老，比当年更瘦小了，背也微驼了，头发稀少，完全是个没留胡须的小老头了。 他坐在竹凳上，正在搓玉米。一抬头看到我，表情漠然地问：“找谁家？” 我说：“我是方婉之。” “不认识。”他站了起来，不再看我，双手撑腰左摇右晃。 我又说：“十年前你因为救我，脚被扎伤了。” 他的身子不再摇晃，看着我，结结巴巴地说：“啊，忆起来了，你……当年……你是……方校长的那个……女儿？……” 他用一只手比着我当年的身高。 我说：“现在我已经知道，她是我的养母，我也本该姓何……” 他伸出的手缩不回去了，就那么驼着他的背，半张着嘴，被定身法瞬间定住似的僵在我眼前了。 他背后，十年前那个我进去过一次的家几乎完全破败了，窗不像窗门不像门的，快塌了。门前的地倒是用碎石铺过了，想来雨天不至于多么泥泞了。看来，他的两个女婿并没置他这位老丈人于不顾，但也尚无能力助他对那破家进行翻建。 一只刚下了蛋的老母鸡从破家里闲庭信步地“踱”出来，咯咯叫了一阵，啄食簸箕里的玉米粒。 老母鸡使我生父缓过神了。显然，我的出现使他又难堪又恓惶，还有几分生气。他跺了下脚，指责地说：“已经那样了，你倒是想怎么样嘛！那样对你不好？你犯得着来问我的罪吗？你给我听着，我不会在你面前认罪的，我也没什么罪可认的！……” 他有他的理，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 换位思考，他的指责并非强词夺理。而我若真说什么问罪的话，确实接近不识好歹，无理取闹。 但我不是来问罪的。 事实上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到神仙顶来，有点儿身不由己、鬼使神差地就来了。 我平静地说：“我没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想来看看……” 我想说的是“想来看看你们”，但“你们”两个字到了嘴边又被我咽回去了——我虽不是来问罪的，却也不是来寻找亲情的，“想来看看”最能表明我的目的——“想来看看”而已。 “那……那就……进屋吧……” 他的语气缓和了，只剩难堪了。 我朝他那——也可以说是我那破家看了一眼，摇摇头，平静得令自己都不解地问：“她呢？” 他反问：“谁？” “生下我的人。” 话一出口，连我自己也感到说得太冷。 “死了。你小时候来不是也没见到？那时就死了一年多了……” 他的话也变得异常平静了，平静得漠然，丝毫没有挑理的意味，只是在实话实说地回答问题。 我觉得，我的心像被针尖轻轻扎了一下，并没疼的感觉，而是一种本能的器官反应。 “那……我想看看大姐二姐……” 我有两个姐，这是“校长妈妈”在信中告诉我的。那信使我回忆起，十年前我来到神仙顶时见过的两个“古怪”女人，我判断她们定是我的大姐、二姐无疑。 是的，我想知道她俩现在怎样了？确切地说，是想知道她俩活得怎样。 血亲真是厉害的关系。“打断骨头连着筋”这种形容太恰当了。 如果说我第二次来到神仙顶有什么隐约潜在的目的，那么看看俩姐活得怎么样了便是。 他犹豫了一下，可能觉得我的“要求”一点儿都不过分吧，低声说：“行。” 于是，我的生父何永旺在前边不快不慢地走，我在数步之后跟随着，去看我的大姐何小芹和二姐何小菊。我和他保持着那种距离走在路上，如果别人见到了，绝不会想到我们是父女，甚至也不会想到他是在为我带路。 只有毫不相关的两个人才一前一后那样子各走各的。 他没回过头。 我也没想赶上他。 我大姐家在建房子。四个男人一个女人都在忙。那女人在搬砖，满衣襟都是砖红。四个男人有的在拌水泥，有的在砌墙，有的在安窗框。 我立刻就判断出，那女人是我大姐。她也比十年前瘦多了，面容憔悴，神情木讷，半点儿俊美的影子也没有了。看来她的病确实使她变笨了，连搬砖的活也干不好了。别人搬砖都是胳膊下垂，双手托着最底下的砖，她却端盘子似的端着一摞砖，这就使最上边的那块砖快碰到她下巴了，使自己的头不得不朝后仰了——她就那么瞪着我呆住了。 节选自《当代》2021年1月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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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校长妈妈”的离世，牵出了“我”的身世之谜，爱情的夭折和对养父的不理解，迫使我中断了大学学业，远赴深圳，成为工地上帮厨的打工妹，在各种煎熬中，一点点成长，一点点认识人生和自己的命。作品勾勒出早期深圳人真实的人生轨迹和精神轨迹，巧妙地把个人命运和城市发展、社会变迁融为一体，写出了一个试图驾驭自己命运的女性的倔强、冲动、行动及思考。点下面节目链接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