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源水: 我的大姐夫

Original 杨源水文海墨韵 2022-06-25

枣乡纪事

我的大姐夫赵中文，是我最崇敬的亲属。

他，知道我在家中享受特权的真情实况，对我的关爱超过了小我三岁的大外甥。

他，为我在孩子们中间树立绝对的威信。直到现在，不管我说的是否正确，外甥、他们都是洗耳静听。最好的酒，他一定要留给我喝，醉酒后他对家人喝三道四，唯独对我却依旧是言听计从。

他，一生劳苦，为省点口粮除了份内的上河任务外，他有时还主动代替别人出工。为挣点零花钱，他为煤站和机关打煤球，只得在不误生产队出工的情况下起早恋晚。将混筛出的煤沫掺土后和成煤泥，再均匀地摊在地上，用切刀切成小方块放进筛子里，最后摇晃成圆型和*圆型的煤球，这几道工序的劳动强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做完上千斤煤球的报酬只有一两元钱（那时的混砟每斤不到二分钱）。在业余时间创收的力气活中，姐夫还时常在村边深湾里“脱”（制作土坯的俗称）土坯。就近取土加水和成后，再用矩型的模子脱出坯来，修整定型、码起干透后，再以每小车运四五百斤的载重，超负荷地拱（推的俗称）上湾堐上重新码起来。此后，再寻找主顾送到被指定的地方。爬陡坡得依靠搭在后背、双肩两端拴在推车把上的袢绳（用软绳编织的）助力，粗粗的袢绳勒过的部位红肿过后，往往要暴起一层风化塑料薄膜状的白皮。而三十来斤重的一块土坯，在当时只能卖两三分钱（当时的新砖每块才二分几厘钱）。赶上运距远出手大方的“公用”（当时有些县直单位的办公场所、职工住房也修用土坯修补和翻新）时，一块大坯能卖上四五分钱时，姐夫就喜出望外了。可是，一赶上天下大雨淋倒坯码，卖不出的土坯就会化为一堆烂泥，使高强度的劳动化为乌有。

过度的劳累，使他的气管落下了病根。每当我们住在一起的夜间，被他那声声急促的咳嗽声惊醒，我的心里就一阵阵的紧缩和难受。是啊，他那中等偏下的身材和常年的营养不良，怎能经得起一年到头那没完没了的超强度体力劳动，怎能在做完生产队活路之外，再负担起没完没了的“业余”付出啊。说起受累的事儿，姐夫总是说：“庄户人过日子就是受累的命。在卖力上就得个人（自己）给个人过不去。不是逼到一定的劲上，谁也不愿干卖力气的活。”

在我的记忆里，每次在他们家小住时，一般情况下整宿因咳没睡好觉的姐夫，又在全家人还没睡醒时，早早地做好了早饭。姐夫的双手粗糙的非同一般，短粗的手指、手掌上的“岗子”（劳茧的俗称）“摞”着（盖、叠的意思）“岗子”。因时常的手工磨损根本长不出长指甲的十指头，总是“齐鼓达的”（方言齐平的意思），整个手掌真有点与老枣树皮相仿。

在他们村，姐夫管教孩子严厉、说一不二是出名的。曾记得，在我的两个外甥才十来岁时，有一年，连续多时的干旱村边上的海子“翻湾”（水中缺氧鱼类浮出水面）时，姐夫和大姐逮了一些鱼，他就让两个孩子抬着多半桶鱼，步行三十里路送到我们家里。两个孩子开始还行，走出几里路后二外甥就不想走了，大外甥连哄带吓，两个孩子走走停停用了大半天功夫才到了我们家。母亲看到两个孩子红肿的肩膀，一边哭一边骂自己的姑娘心狠。细问起来才知道是姐夫让他俩来的，大外甥说：“老二这小子要不是怕俺爸爸，没走出几里地就耍赖回去了。他知道，跑回去挨打还不如出力往这里来，一路上我都是让着他‘担子头’（力臂长的一方），比俺个人提着来没少出多少力……”正是因为姐夫对儿子的管教严厉，即便是改革开放后，县城内的不少孩子，在五花八门坏风气影响下，歪头打挂（没正形）多起来的时候，我的外甥们都没有染上，充当“街滑子”、“当混混”和吃“霸王饭”的劣习。

姐夫多次当着外甥的面向我授权：“你们听好，我和你娘说错了你们能解译（辩驳），唯独你舅说的不管对不对，都不许你们。别看他岁数比你们大不了多少，可他辈份大，是你娘老家的代理人。”姐夫简直是将我抬举到了，拥有绝对权威、是孩子们“最高领袖”的位置。

我一向不敢使用这种特权。有一次，在特殊情况下的试用，还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是，在我进城工作后第二年（1986）的正月初六，我到姐夫家拜年时大姐一见面就掉泪了。大年节下，一定是遇上了过不去的事情，在我的追问下大姐说是大外甥无意中惹着了她。我饭也没顾上吃，就找到了已经快三十岁的大外甥。我对他说：“过午到你娘那里，让她打你一顿。直到她打得累了、笑了为止。”说完，没容外甥说一句话我就回了大姐家，告诉大姐下午一定给她出气。结果，那天下午儿子已经十来岁大外甥，直挺挺地跪在大姐的面前，原原本本地学说了我的那几句话，大姐抡起条帚疙瘩打了几下，就会心的笑了。

事后，姐夫开玩笑地对大姐说：“往后，孩子们有么让你过不去的事，就找你兄弟，他办事比我高在。”其实，大姐也知道孩子们真怕的是爸爸，而我只不过是也在为他行使“父权”、在年节下替他当了一次“黑脸包公”而已。

1986年春天，我惹大姐生气直到她离家出走，在寻找大姐的过程中，我理直气壮地向孩子们说：“你娘是我气跑的，三长两短我负全部责任。”话是这么说，真出了事我又能负担得起什么。可是，姐夫和孩子们只是含着泪慌慌张张地四处寻找，连一句埋怨我的话都没有说。大姐患病住院时，三外甥媳妇将大姐随身放在内衣里的现金、存单全部交给了我的女人。她们说：“娘若有个好歹的话，她的钱财只有俺舅和你，才能代表她做全权的处理。”听到隔位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我和妻子感到十分的欣慰。

一次，我在县影院门口看到二外甥帽子戴的不正当，就对他说：“嫌帽盖碍事的话，回家把他拆下来再到外面来。”直吓得他端正之后，连电影没看就灰溜溜地走了。同行的几个伙伴追上他问清原委后，一起来到我的面前解释说是他们闹玩时，由其中的一个有意给他弄歪的。我这才方知是自己错怪了外甥。好多年之后，二外甥对我说：“从您那次说了我之后，到哪里去我也要先正一正自己的帽盖，已经成了习惯。”我问他：“当时你为么不解译呢？”他苦笑着说：“你忘了俺爸爸是咋着跟俺们交代的了吗………”听罢，我无言了。

1989年，继母、岳母相继病危，在外出看病和治丧期间，我和妻子只得舍下两个孩子让他们代管。大姐出于自己家一大帮孩子已经难于应付，试想解译的话还没说出口，姐夫便大包大揽地说：“你们放心走吧，孩子的事我们会处理好的。”已经懂事的儿子后来直说：“俺伯伯比俺大姑还疼人………”

与姐夫同村的三姐，一辈子没经历过大事，三姐夫也因患病落下了遇事犯愁的病根。在生产队干个被明确指派的农活还可以，自做主张干什么事也很怵头。加上他们不会处理人际关系，生产责任制分田之后，耕地播种、收拉打轧的事，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每逢麦收三夏和大秋收播，三姐夫就被怕他犯病的父母接走“躲事”去了。无奈的三姐唯一的本事，就是坐到大姐家啼哭。过日子信心较强的大姐知道三姐的意图，总是没有好气地数落妹夫和他的家人不负责任。而对挤占自己家中的劳动力，替他们一家出工出力很不情愿。习惯了这种情形的姐夫总是绷着脸批评三姐：“光知道哭，有么事说明白不就完了。”最终，他总是先放下自己家中的农活，先带领外甥们将三姐家的农活干完。看到晒干扬净的小麦和耕播挺当的农田，三姐总是破涕为笑。说是，请姐夫和外甥们到她家吃顿饭，而姐夫总是苦笑着说：“行了，行了，快给他姨夫捎信回来吧。就说活全干完了。你家的饭就免了吧，往后有话好好说，哭哭啼啼的样子让你家已经记事的孩子看不起你。”而大姐又总是面带怒气地责怪三姐：“你们可得心里有数，你大哥为给你家起五更扬麦子，脸和脖子全让毒蚊子咬烂了，要不是穿长袖的袄裤，胳膊腿也得咬烂。”是啊，当时大姐家的房子是建起在酒厂后面三面环水的“庙台子”上。酒厂排出的污水湾里长满了芦苇，由污水滋养出的大蚊子又大又多。麦收时一过下午的五点，耐不住寂寞的蚊子就会从芦苇中飞出，扑头盖脸地往人身上落、往屋里钻。人们只得放下木杈、扫帚躲进设置了几道“纱网”的屋里，再喷“敌敌畏”灭掉潜入蚊敌之后，才能在农药很浓的空间里休息片刻。当药味散尽时，无孔不入的蚊子又会结伙而来，无奈之下还喷药。气管串病的姐夫受不了药气的——就只得躲进另外的屋里，或穿上长袖衣裤摇着蒲扇驱蚊，或干脆躲进蚊帐不与蚊敌们治气。

我儿子半周岁多点（1979年）的麦季，我按照农村“送筐子”的习惯，携妻带子驮着两个装满自制面食的筐子，来到了大姐家之后就住下了。天一晚我们就躲进了蚊帐，怎奈孩子大便，我就将孩子抱出蚊帐“把”（让小孩排便的俗称）他，谁知大便还没排出，孩子就拼命地哭闹起来。姐夫大声说：“是不是让蚊子咬着了？”我这才注意到傍晚灭过蚊的外间屋里又进来了好多，抚摸孩子的屁股已被毒蚊咬起了好多疙瘩。姐夫心痛地说：“小孩子在蚊帐里拉尿事，让他挨这顿咬值得吗？”看他那关心妻侄的样子，已经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女。

生活困难时期，姐夫曾为我们家干农活小住过一段时间，亲们近支（当地对家族疏近的俗称）的叔伯们对他十分热情，这一切他全记在了心里。灾荒过后由于部分农产品市场的开放，县城居民的日子变得好过了起来。我们那一带棉区的土纺土织的布品，也在偷偷摸摸地流入进了县城的集日市场。我们村步行近三十里路，来城里卖布品的人们，怕市场管理人员没收、冲公。不敢随身带着现货在“黑市”叫卖，就得将现货放到亲友家中，大姐家就在市场附近自然就成了乡亲们的落脚之处。集日里，大姐要忙于他自己被称之这“投机倒把”的生意，接待乡亲们的任务就落到了姐夫的头上。当年，城边子上的居民大都要靠小生意维持生计，集日不出工干农活就成了干部群众心照不宣的习俗。有时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出工，也是等检查的一过去人们便溜之大吉了。因此，一般情况下姐夫都能在“逢二排七”的，全天候地在家照顾我们村的乡亲。赶上布品滞销或管理严格，卖不出钱来的乡亲们连吃饭也没有着落时，姐夫就“实拉实拽”地留乡亲们住下吃饭。几个“近门子”的叔叔回家后总是要到我们家，让父母转达他们的感激之情，并赞扬姐夫说：“咱这大姑娘女婿真好，真实着（落）……”父母只是随和着说：“这孩子心田是好，他没忘在咱们家时，你们对他的好处。”叔叔接着话茬说：“俺们那时对他只是说几句客气话的事，可他对俺们是实打实地招待啊！”为此，我们家只要有么事，叔叔伯伯们都心甘情愿地出面帮忙。在我深知姐夫也为我们家，在村里了好人缘创造了条件的同时，也使我较早地品味到了“滴水之恩应涌泉相报”的有形内涵。

文革中后期，姐夫入了党。并在多年任小队长的资历基础上，当选为大队长（后为村主任）。尽管他身居城区的关巷里，可他没有半点邻村干部的洋气和作派，土里土气的衣着打扮多少年就一个样子，村里有什么事他不计报酬带头实干。我跟他开玩笑说：“当官了，这行头该换换了。”他总是笑着对我说：“在两巷子里，谁不认得我赵中文啊。穿金戴银还不也是个不在品的小村官吗？只要能为乡亲（村民）办点实事就足够了。”在他任职期间，他们村为满足村民浇地的需要，在村西北挖出了本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水库、购置了小型拖拉机，还以补贴的形式，鼓励数十多户村民先期“团购”了电视机。他个人也积极响应驻地党委关于“共产党员要带头致富”的号召，他开始是教育孩子凭卖力气耕种土地，后来又引导和支持孩子们务工经商，做合法的服装生意，在全村成了第一个“十万元户”（姐夫称“有水份”），并获得了一辆名牌自行车的奖励。

饮茶喝酒，是姐夫多年形成的习惯。那时候酒很廉价，加上酒厂就在家门口的优势，他去“打（买）”九毛一斤的散酒，都是酒厂领导人特别关照经办员工，向他提供属于“特供”的上等佳品。喝起来比当年该厂最贵的“原瓶”高梁大曲还要香醇可口。没客人时，他饭前要喝上二两，用他的话说是为着解乏、压咳嗽，有客人他就会陪客人喝个一醉方休。我独身一人进城上班后，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一家人吃饭前，我们便早已单独在里屋的木柜上开了局，没什么事时就放开大喝一气。有时候在大姐的唠叨、甚至敲盆敲碗的警示中，我们也是照样喝个大醉往坑上一倒，睡醒后补上顿饭才抬走人。

2008年正月初一的下午，我和妻子应酬完邻居们的相互拜年之后，到大姐家去拜年。姐夫看到我们二人去给他拜年十分高兴，热情地给我们沏茶倒水，喝一碗倒一碗地伺候着我们。他那弯着腰吃力起身的样子，我们都不不忍心喝了。次日，我们在给父母、岳母上完坟后就在岳父家住下了。由于，饮酒过量昏睡中没有听到手机的响声。醒来后按未接电话的号码打回去，才知道是姐夫得急病住院了。赶到病房时，我看到被病痛折磨的姐夫已经变了模样。他抓着我的手说：“兄弟啊，我这次的病不轻，痛得受不了。你得找找医院当官的，叫他们给我快快止住痛啊！”于是，我赶忙找了院长，在他的关照下选了最好的医师、用了最好的药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转到了省城医院。正月十九日，我带着儿子到省立医院去看望他时，看到手术之后面色和精神均已转好的姐夫后，我们两个人紧抓着双手非常激动。他告诉我，全好了这一两天就回家。就在次日已办完出院手续时，他却发生了脑意外。经抢救没有当即被阎王带走，总算是带着气于正月二十三的下午回到了自己的家中。奄奄一息的姐夫见到大姐和一大家亲人后，的泪水涌出了已经没有气力睁开的眼窝……

当天晚上，这位与我交往五十多年、亲戚朋友、乡里乡亲公认的好人、才过上好日子时间不长的姐夫，就安祥地走了。当时，我觉得天空都变了颜色，岁月也变了颜色……

痛心之余，我专门撰写了题为《岁月的颜色》的小诗稿。

《岁月的顏色》

用顏色

给岁月的时段定性

我一向

只是旁观旁听

股票涨跌

红色、黑色……

是星期×色

之前的俗称

交易图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