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过得真快！我写的第一篇《社企简史》竟然已是四年前。当时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花了8天时间，每天泡在北大，全心投入的写下2万多字的《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简史（2008-2018）》，成为我梳理社企史的开始。也开启了我们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新征程。
写完《社企简史》之后，我将自己对社会企业的研究与理解付诸实践，在2019年正式启用了“社企星球”品牌。从中国社会企业周开始创造，一开始便获得谛恒集团投资，然后参与“互联网+”国际赛道社会企业组筹备，再到参与成思危社会企业奖和创青春大赛社会企业专项筹备，期间小试社会企业投资，参与社企标杆打造，探索三三制社企认证，一边以社企思维实践，一边见证着社会企业的发展。
在2020年的中国社会企业家年会上，我们发布了十年愿景：推动中国社会企业数占总企业数的10%，最晚2035年实现，所有我们又称之为“社企2035计划”。在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需要回首来路，在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我们一起回顾社会企业这十年。
2012年，我该年度创造的最重要项目是“中国公益创业者训练营”，将“未来社会企业家训练营项目”从长沙做到全国7个城市。到2019年时，该项目升级为中国社会企业家训练营，到2022年已累计已经举办26期。当时用的虽然是“公益创业”的词，做的是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事。
我印象深刻的是，2012年在百度指数上还搜不到“社会企业”关键词的指数，但可以搜到“公益创业”指数。而十年后的今天“公益创业”指数数据和十年前没有变化，“社会企业”指数从2018年8月才开始被记录，从一开始被搜录，其数据就一直超过“公益创业”。
你可能会问，那“社会创新”关键词指数数据呢？到现在为止，该词条还没有被百度指数收录。
百度指数“公益创业”和“社会企业”比较
2012年我写了两篇关于社会企业的文章，一篇是《公益创业与社会企业，新的一波创业浪潮》，一篇是《2012不是世界末日，就是社会企业发展的春天》。当年还受邀在KAB年会上做主题分享，讲的题目是：《如何推动公益创业在中国的发展》。里面提到我们的定位是：培养公益创业人才，支持社会企业项目，构建社会创新网络。十年过去，我们的目标始终是构建社会企业发展生态。当年没有做行业年度大事记的梳理，就只能凭借记忆和上网搜索来回顾了。2012年我到成都参加了易社社会企业论坛，见到一批初代青年社会企业家，兴奋不已。易社（ECSEL）是一个早期的社会企业推动平台，资源和背景都很强大，但可惜没有延续下来。易社的雏形产生于2009年。那一年，身为投资人和慈善家的William Schoenfeld先生邀请了11位中国学子参加了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举办的克林顿全球倡议大学峰会。一年之后，Schoenfeld基金会正式启动了易社计划，英文为“ECSEL（Empowering Chinese Social Enterprise Leaders）”。易社在中国每年选出30位社会企业创业者作为扶持对象，这30位社企家也被称为“易社学者”。每位学者会从易社得到价值超过1万美金的全额赞助，前往中美两国顶尖院校及创新机构进行短期跨国交流培训，并获得专业的媒体支持、免费的专家咨询、定制化导师指导、创业投资机会及终身制的社会企业家同伴社区。当时，易社已经支持了超过100位学者，是一个连接比较深的社会企业家社区。我当时有没有申请呢？当然是申请过的，那是还是初出茅庐，各方面也不突出，便没有入选。2012年还有一个跟易社特别像的组织叫SEED，全称叫哈佛大学公民与社会创新种子班。对我来说，这个组织更有吸引力，要知道入选了可以去哈佛学习！我也毫不犹豫的申请了，还不止一次的申请。就像后来南都基金会的银杏伙伴计划，亿方公益基金会的菁莪计划，我都连续申请过，但都落选了。这些计划花的钱都很多，倾向于支持具体的项目，像社企星球这样的平台，其实更需要支持。2012年的SEED招募了30位成员，就这样开启了华丽的第一届，至今已经举办十届青年人才培养项目。虽然我们和现在SEED的运营伙伴有过交流，但一直没有合作过。可能因为他们现在提“社会企业”很少，但对于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培育社会企业人才，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而且SEED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共创项目，最开始是一直没有全职，靠志愿者网络支撑运作。海内外累计近400名机构执行团队志愿者，投入近75000小时的志愿时间。虽然SEED不是社会企业，但社会企业的运营要像SEED学习。2012年，我还参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培训，那便是友成基金会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社会创业教育师资培训班。友成基金会当时有一个非常创新的在高校推动社会创业教育的项目，叫友成创业咖啡。项目负责人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彭天，我和北大、友成都有莫名奇妙的缘分。前面提到的各种计划我都没有入选，但友成的针对社会企业人才培养的项目我都有幸参与。前有友成创业咖啡，后有猎鹰计划。我都比较深的参与其中。当时友成创业咖啡要办社会创业教育师资班，但培训导师还没有定好，我便向彭天推荐了KAB创业教育研究所的刘帆副所长，后来我和彭天一起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请刘帆老师出山。我也因此而参与了这次培训的设计。该师资班第二天用了我的方案，其中“给你五年公益创业”项目创造赛的环节就用到了培训中。将老师们分成了5组，每组都构想出了一个社会企业项目。其中我的湖南老乡周红金的构想“女书咖啡”最后还变成了现实，我成了其中的股东之一，这便是后话了。友成创业咖啡连续做到2017年左右，后面慢慢转向创业教育方向，可惜也是没有延续下来。可能友成的创新项目太多了，但是投入好几年的项目，如果要放弃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延续。毕竟沉淀了相当多的社会资源在里面，如果换一种方式，成立社会企业，自负盈亏，或像SEED招募志愿者联合运营，或者把这部分资产（含品牌和相关资源）投给使命相近的组织。如果回到过去，我会这样建议友成，或者我们自告奋勇的承接下来。2012年，顺德社会创新中心成立。该中心是佛山市顺德区委区政府领导下推动社会创新的法定机构。我与这个机构初创时的缘分深厚，这一年邀请我两次主讲“顺德公益创业特训营”，每期两天，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珍贵的记忆。后来领导换了之后，联系就不知不觉的断了。顺德社会创新中心中心把社会企业理念引入顺德，推动社会企业的本土实践，孵化和培育了一批准社会企业，探索以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新路径。2014年9月，出台了国内首个社会企业标准——《顺德区社会企业培育孵化支援计划》。2015年6月，在国内率先开展社会企业认定工作。2016年6月，中心发布了《顺德区社会企业培育孵化支援计划（修订稿）》，降低社会企业准入门槛并分级制认定。在搜索“2012社会企业”关键词的时候，我首先看到的是“星展银行（中国）2012社会企业高校论坛”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举办，主题为“助力社会企业，共商发展大计”。这两年复旦大学管院又主办了两届“兴泉杯”社会企业创业大赛，回顾十年前的社企高校论坛，可见复旦是非常有社企基因。或许正式因为这样的社企基因，才会出像“乡村笔记”那样的标杆社会企业。
该论坛由星展银行（中国）CEO葛甘牛先生致开幕词，他提出当今全球企业已出现两大融合趋势：一般企业越来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社会企业不断寻求商业生存模式，并呼吁社会各界广泛传播、深入理解社会企业的理念，鼓励推广社会企业家的可贵精神。NPI恩派创始人吕朝做“建立中国社会企业家的支持系统”的主题分享。他认为社会企业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并对中国的社会企业未来之路作了乐观判断，认为社会需求增长，社会问题日益凸显，政府职能转变，民间问责压力下市场垄断逐渐被打破，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履行越来越重要，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契机。星展银行一直是社会企业的重要资助力量。刚刚查阅信息了解到，星展银行还特别推出“社会企业专享账户”，为社会企业量身定制专享账户，助力社会企业成功发展。这一举措值得国内很多银行学习。
星展银行成立了新加坡首家致力于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基金会——星展基金会，成立之后推出社会企业（SE）奖助金计划。到2022年，已支持亚洲地区逾 800 家社会企业，并向 93 家社会企业提供奖励金。2012年，注册于香港的FYSE(青年社会企业家基金会)发布《2012中国社会企业报告》，FYSE致力于激励、对接和加速社会企业家以及对他们产生支持的领域，据介绍说，是亚洲范围内社会企业家的领头人。但百度上已经很难觅其踪影。没有人将《中国社会企业报告》延续做下来真是遗憾。如果每年都有大事记或行业年报，回顾起来就会很省心省力了。该报告开篇提到：“尽管中国社会企业的公众意识在逐渐增强，但公众对于中国社会企业的现状、规模和影响仍知之甚少。为填补这个空缺，FYSE(青年社会企业家基金会)在中国的社会企业家中进行了连续两年的年度调查。其2012年的报告在众多行业专家的辅助下，由安德烈·雷恩(Andrea Lane)编写完成，其中数据来源基于2010/2011冬季和2011/2012冬季收集的两组数据之上：由在线问卷基于52家中国的社会企业收集的有效数据；对行业专家的访问，他们代表了12家扶助社会企业家的组织。”十年过去，公众对社会企业对认知有提升，标识为社会企业的数量有增加，但是整体的影响、规模都还太小。《2012中国社会企业报告》披露的关键性数据如下：63% 社会企业家大多数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中年人士。在本调查中，63%的中国社会企业家都介于31至40岁之间，且所有企业家均拥有本科学历。不仅如此，近半数的社会企业家曾于求学或就职于国外，许多人由此接触并向往社会企业，从而一回国就朝此方向努力。然而，相比2011年的调查，拥有国际背景的社会企业家人数却在减少，可见社会企业正逐渐地本地发源化。42% 中国社会企业中的劳动力，女性占主导地位。在毛泽东宣布“妇女能顶半边天”几十年后的今天，女性占了社会企业家的42%，社会企业中超过70%的劳动力均为女性。NGO开始商业化。由于收入的短缺和机构性的挑战，越来越多的NGO正着手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转变。然而，由于往往许多组织在努力成为社会企业的途中还是回退到依赖于捐赠的状态上，很多中国专家也对NGO成功转变为可自力更生的社会企业的能力发出了质疑。他们更倾向于相信最有前途的中国社会企业将诞生于商业部门，但在中国的商业领域，这些或已诞生了的企业可能还并不知道社会企业的概念。63% 社会企业仅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运营。63%的社会企业在单个城市或村镇范围内运营，13%在单个省内运营，17%达到了全国程度，8%在国际范围内运营，而这8%中通常是将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销售，而不是在国际间推行其服务。2/3的被调查社会企业将其总部设于北京或上海，因为这两地能让企业家接触到大储备的人才、财政资金和交际网络，并更接近省级和区级以上的、思想较开放的政府机构。66% 机构注册难和缺乏良好的机构管理是主要的绊脚石。由于本报告中的社会企业在中国仍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目前还没有明细的相应法规，他们只能遵循现有的法律框架。这给社会企业带来了诸多困难，但同时也为他们在选择法定形态上提供了自由，供选的广泛形式包括商业公司、农业合作社和社会福利企业(SWE)等等。事实上确实如此，调查中66%的社会企业均注册为公司，20%为NGO，而其余14%则根本没有进行注册。54% 幼龄化反映了社会企业概念的近期热度。54%的社会企业于过去3年中成立，38%的企业成立超过5年，数量比2011年增长了15个百分点。而另一方面，处于初期的社会企业则为数不多，成立两年内和成立3至5年内的企业数量都在减少。研究显示，一大部分社会企业都无法完成由初期成立到组织成型的成熟转变。71% 由于成立未久，社会企业仍然受限于自身的规模和经济影响力。71%的受访企业年收入低于50万元人民币，甚至成熟的社会企业也停留在低水平的收入阶段。例如，调查中只有两家社会企业收获高于1000万人民币的营业额。受访企业平均创造了7个就业职位和2个志愿者岗位。第一份《中国社会企业报告》出来之后，2013年第一份中国社会企业白皮书也出炉了。召集人为壹基金前秘书长、永真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人周惟彦。报告由上海财经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21 世纪社会创新研究中心、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政策与实践学院共同撰写完成。这篇报告的出世填补了社会企业白皮书的空白，在社会企业行业里有重要影响力。读完这篇报告，笔者认为最大的亮点在于尝试对社会企业的本土化作出创新的界定。由于社会企业定义较为模糊，社会企业在各个地区都没有统一的法律注册形式。潜在的社会企业有的可能并不称自己为“社会企业”，而有些并不是“社会企业”的企业却热衷给自己贴上“社会企业”的牌子，这成为社会企业发展最大的障碍之一。为了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需要有本土化的定义。报告里提到社会企业定义的三个要素：“目标设定”、“运营模式”和“利润分享方式”。“目标设定”是指企业的主要目标、使命是什么; 企业所存在的主要动机是什么。“运营模式”是指企业采取了何种经营的手段以实 现其设定的目标。“利润分享方式”是指企业如若盈利，其利润如何分配、最终流向哪里。该报告在结语中提到：“虽然社会企业的概念和作用在全球范围还存在争议，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是其意义是深远的。理想的社会，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是社会企业: 为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为社会创造有意义的价值，不给环境造成破坏。但是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使得商业这种本来中性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行为变得利弊共存，甚至弊大于利。社会企业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兴起，也许代表着人类对商业企业制度的反思和变革。中国经过过去三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虽然物质财富有一定的积累，但是却严重破坏了社会价值观，也带来贫富差距加大，环境破坏等恶果。社会企业虽然不是万灵药，但是至少提供了一条了创造物质财富与平衡社会和环境代价的新思路，在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是极具倡导和实践意义的。我们期待借此报告，使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社会企业，共同推进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2013年，研究界进一步助力社会企业的发展。由华中师范大学减贫与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办、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社会企业评论（2013年卷总第1期）》，可惜的是也就只出了这一期。了不起的是，如果把这一期的研究成果用于实践，那也将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期杂志的内容有：黄承伟、覃志敏的《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研究述评》，时立荣、徐美美的《企业型社会企业的理论模式》，郭虹的《社会企业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推动》，杨光飞的《社会企业如何“叫好”又“叫座”？——来自格莱珉银行的启示》，余晓敏的《社会企业的治理研究：国际比较与中国模式》，刘小霞的《港台社会企业实践及对大陆社会企业发展的启示》，兰小林、刘人瑜、庄天慧等的《贫困地区发展社会企业的路径研究》。2013年12月9日，浩盈投资在上海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投资论坛。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社会投资论坛－商业促进社会企业与公益事业的发展"。有超过300名的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公益和慈善界领袖、商业精英、专业投资家、社会企业从业者，和基金会组织、非政府组织等齐聚一堂，共同交流，理念碰撞。上海市民政局原局长马伊里做《公益与慈善发展的新趋势-商业与投资促进社会发展》的第一主题演讲，曹氏基金会主席曹慰德做《个人觉悟与市场经济-通往和谐社会的思想之旅》的第二主题演讲。论坛还专门设置“社会企业的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分会场，特别讨论“中国社会企业投资的未来”。我在自己微博上搜索“2013社会企业”的时候，搜到发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解决社会问题呼唤发展社会企业》，我转在了自己的微博上并提到魏朝阳。这才发现我在2013年就想联系他，只是当时缘分不够，只是隔空线上单向的打了招呼。到2022年的现在，“社企湘军”已经基本成型。《解决社会问题呼唤发展社会企业》这篇文章，题目很好，内容精炼，时隔十年之后再读，都没有过时。文章提到“发展社会企业，可以在不增加国家财政负担的前提下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应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根据我国实际促进社会企业发展。”具体举措提到：“明确社会企业的法律地位；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为社会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规制社会企业的经营目标。” 文章是这样总结的：“从国际经验看，社会企业需要根据其财务表现衡量经营状况，但利润不是社会企业的主要目标，社会企业必须把增进社会利益作为基本目标，比如以显著的正外部性提供公共产品、混合产品或私人产品等。因此，社会企业应把实现社会使命或解决社会问题作为成功的标志。”我当时为什么微博上联系魏朝阳？作为一位有觉悟的企业家，富基集团董事长魏朝阳响应了时代呼唤，立下了一个“做一个伟大的社会企业”的大愿。他对发展社会企业情有独钟，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成绩。2013年湖南日报报道了他的社会企业探索之路。2011年4月，魏朝阳捐资800万元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企业——湖南温馨置业有限公司，将公益思想与企业运营相结合，把简单的输血型救助打造成造血型公益。他提出了社会企业五项基本运营准则：第一，股东自愿不享受分红和利润分配；第二，以追求社会价值为主要目的，净利润的50%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投资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剩余用于企业再生产；第三，持续“造血”，持续公益：通过市场化运作创造效益，使公司具有“造血”功能，能够持续开展公益事业；第四，健全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主动申请政府对公司经营所得的利润和利润用途进行审计、监督，实现健康发展；最后一点，公司充分发挥员工的主人翁作用，发挥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的作用，依法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公司员工享受与企业发展相协调的不断增长的工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11年6月10日，望城区委、区政府下发《关于湖南温馨置业有限公司请求创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企业的批复》，同意批准温馨置业有限公司作为社会企业试点单位，将社会企业的探索和实践推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有可能是政府部门下发的第一个社会企业相关的文件。恰巧是在雷锋之乡这块道德高地上成长壮大起来，更赋予了它特殊和与众不同的精神内涵。不仅开启社会企业投资的实践，魏朝阳还积极进行社会企业的理论研究，他与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成立社会企业研究小组，对“社会企业运作模式”进行专项课题研究，主笔《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企业法制化进程》理论文章，刊发在《湖南日报》上。2013年成立湖南朝阳公益基金会，2020年在湖南社科院成立社会企业研究中心，2021年出版《社会企业发展理论与实践报告》，在《湖南日报》上发表《发展社会企业 壮大公益事业》。魏朝阳的社会企业实践，代表着已经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主动在向社会企业方向转型与探索。2022年4月27日，北京大成企业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在京发布了《走向共同富裕：民营企业向社会企业转变研究》。书中提到“正在兴起的新型社会企业的产生、发展与成熟，必将深刻改变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在属性和运行机制，深刻改变中国企业的微观基础结构;必将推动企业股东、管理人员、普通员工以及其他企业利益相关方在共同富裕与协同发展道路上携手前进。对这种新型社会企业的实践、理论和政策进行探讨研究，具有很重要的经济与社会意义。”回到2013年，我当时策划了一个重要的IP活动，叫中国公益创业周。当时将这个活动定位为：公益创业领域的“中国好声音”，方案里就写到将论坛定位为中国社会企业界的“达沃斯论坛”，中国本土的“斯科尔社会企业论坛”等。到了2019年，这个项目变成了“中国社会企业周”，到2022年已经连续举办四届。在武汉、长沙、大连等举办城市社会企业周，社企周已成为社会企业行业的重要活动品牌。2020中国社会企业家年会
2014年社会企业行业最重磅的大事件当属由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先生和残友集团创办人郑卫宁先生共同倡议，16家机构联合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这16家机构是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恩熠影响力投资基金、中国公益研究院、北京光华慈善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北京联益慈善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社会企业研究中心、育公益创投、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圆恩空间、增爱公益基金会、郑卫宁慈善基金会等。本次论坛的16家发起机构涵盖了从投资到学术到实践的方方面面，堪称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界的一次高规格跨界合作。论坛联盟主席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先生表示，论坛最重要的工作是确立一个全方位的价值体系，并按照这种价值体系整合社会资源，付诸实践通过跨界合作、培训、倡导、投资等等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确保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在正确方向上的健康发展。虽然目前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还存在种种问题和困境，但是这些深层次问题都不能单靠任一方单枪匹马解决，而是要有企业、投资者、政府、民众多方良性联动才可能产出的结果。跨界联合与融合也正是这个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存在的长远意义所在。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力图打造中国自己的最高规格社会企业论坛，促进跨界交流合作，推动行业整体发展，构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成为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行业的类协会式网络，成为行业生态系统的积极构建者。该论坛的成立，标志着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投资在中国的发展正在从萌芽期进入市场构建期。论坛将从政策、人才、资本、支持性服务和社会认知五个方面推动整个市场的构建。论坛的架构为保证论坛长期平稳运行奠定基础，最高决策单位为组委会，执行机构为秘书处，并下设议题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两个专业委员会分别承担论坛的智囊和研究指导职能。值得关注的是论坛本身也计划以社会企业方式运作，以赞助、捐赠、论坛自营收入等来覆盖论坛成本。启动资金由组委会共同投入，逐年减少，计划用三年时间实现论坛的可持续运作。2015年6月，首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年会于深圳顺利举行。本次年会有超过80位海内外演讲嘉宾、超过400位嘉宾已经注册参会，“社企论坛”一出场便是大陆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投资盛会。论坛发起人徐永光老师做《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中国趋势》，他总结中国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将出现四大发展模式与趋势：民非+公司的双轮驱动模式、政府+民间的公私合作模式、公益基金+私人资本的多元投资模式、公平+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渗透着社会主义理想的、主张公平+效率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他还追问了一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不更应该成为社会企业发展的乐土吗?2016年6月，第二届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CSEIF）年会在京举行。本次年会以“寻找中国社会企业”为主题，100多位业内人士围绕中国在教育、养老、医疗、扶贫、残障群体就业等方面众多社会议题进行主题讨论。中国扶贫基金会刘文奎做《社会企业，让社会更美好》的主题分享。谈到“社会企业和私人企业，或者商业企业有什么不同？”这个话题，他认为，“从资本属性上，私人企业是由私人投资，积累的是私人资本，可以分红。社会企业最根本的不同是由社会投资，最后积累的是社会资本。跟私人不同，社会资本是要解决社会问题，用于社会投资。”“从业务范围看，私人企业可以说法无禁止则可为。但是社会企业不同，法律有禁止的当然不能干，法律即使没有禁止，也还有一些底线，底线应该定在不产生新的社会问题，这要比一般商业企业要求高。比如新的环境污染，比如现在的一些互联网企业，集中了很多资源之后，把一些本来公众有的就业机会给剥夺了。你要反思，是不是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从成功的标准来看，私人企业以利润为最高目标，有的时候为了利润会牺牲公众利益，这是由资本的属性决定。而社会企业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最高目标，有的时候会牺牲利润。”2017年6月，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2017年年会在北京举行，此次年会以“社会创业家精神引领新时代文明”为主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近千位嘉宾，包括众多社会企业家及近百位跨界演讲者，围绕社会企业领域发展中的热点话题展开思想碰撞与交流。该年会设有主论坛、8个分论坛，还增加了“中国社会企业奖”颁奖环节。该奖项定位为具有国际领先理念、面向中国社会企业的最高奖项，旨在表彰和鼓励以创新的商业模式、大规模系统化地解决中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的企业。中和农信获得年度社会企业奖，禹闳投资获得年度社会投资奖。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社企论坛轮值主席彭艳妮致辞中表示，社会企业的内核是社会创业家精神，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就是要构建一个良好的生态，有利于发掘、连接、培育和支持具有社会创业家精神的人，支持他们用各种创新的办法为世界带来正向改变。2018年，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年会在深圳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影响力投资助力脱贫攻坚。年会揭晓了“创未来·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奖”，从200份申请中评选出入围机构14家。其中，北京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水滴筹)最终摘得“年度社会企业奖”，“年度女性社会企业家奖”则授予了“分享收获”社区支持农业项目创始人石嫣。闭幕式上，徐永光宣布：下一届论坛正式改名为 “中国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论坛”。2019年，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年会在成都举办，本届年会的主题：科技赋能、资本助力、商业向善。最受关注的“年度社会企业奖”由杭州老爸评测科技有限公司摘得，“最具投资价值社企奖”由北京正在关怀科技有限公司获得，成都奥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获“最具发展潜力社企奖”、浙江庆渔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科技创新社企奖”，“社会企业黑马奖”由北京悠贝成长科技有限公司、善益生（北京）健康管理有限公司获得。“年度青年社会企业家奖”和“年度女性社会企业家奖”分别由北京众维亿家健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李祥进和中岳美华益美（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苏苏获得。从2019年开始，马翔宇担任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总裁，“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奖”更名为“向光奖”。2020年10月，以“重启美好生活”为主题的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以下简称“社企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年会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由两场主论坛、十场分论坛、两场路演、一场颁奖典礼和向光晚宴四部分构成，来自全球的学界、商界、投资界、公益界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和实践者围绕主题进行了深入碰撞和交流。2021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2021创享盛典在线上成功举行。七岁的社企论坛年会将从今年起，升级为以“重塑商业与资本的使命”为主题的年度创享盛典，引领未来新经济浪潮。社企论坛的出现为整个社会企业行业氛围的营造、社会企业的公众认知普及、标杆社会企业影响力的放大、社会影响力投资网络的建设等做出了重大贡献。时间来到2015年。1月28日，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第六届“北大—阳光公益年度论坛”，主办方发布了“2014年中国社会发展十大事件”。其中，“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以解决社会问题成为公益创新新思路”这一标志性事件，成为与会专家争议和探讨最激烈的话题。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总结2014年社会企业几大看点时，预测2015年或迎中国大陆的社会企业元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把副秘书长崔昕认为，其实社会企业实践在中国一直存在，如上世纪70-80年代为解决年轻人就业兴办的街道工厂、大集体企业等，现在只是有了新的“社会企业”概念。如今要解决的东西更多了，比如环保的问题，比如整体扶贫的问题。“而一个具体的社会企业，其投资人意愿一定是会自觉自愿为社会服务，争取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样机构才有发展，影响才能扩大。”中国扶贫基金会从1996年起在农村贫困地区开展小额信贷扶贫试点项目，2009年其小额信贷项目成功转型为中和农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门负责实施小额信贷项目的社会企业。何道峰介绍，他在小额信贷做了19年，刚开始就是一个公益项目，想给农村妇女提供贷款，帮助她们成长，这是一种扶贫方式。但后来发现，按照公益的路子这条路很难走通，而完全靠捐赠只能带来一个暂时性的进步，改变不了她们自身能力。2009年以后，项目转成了公司，2014年放款达到了28.7亿，服务农户25万户，这些对象全都是贫困农村妇女。“当时我们只能利用市场化的方式存活下来。现在扶贫基金会是公司化的运作，引进了很多大企业股东。但我们保证扶贫基金会占60%以上的股权，分红和资产的增值依然用于公益。而且我们只给贫困农户贷款，不给富人贷款，保证社会性。把握了这两点，一定是社会企业”，何道峰说，他们的宗旨是以市场化方式做着扶贫的事，任何投资人进来必须先认可这一条。白澄宇认为，中国公益领域现在刚刚起步，他认为如果说要发展社会企业、社会投资，可能更多的是要依赖商业机构。而作为社会投资和社会企业的研究和推动者，大家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帮助商业机构开展社会投资或社会企业项目，利用他们的力量来更多实现社会目标，让商业活动更具有社会性和社会影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瑞军称，2014年台湾把它们叫做社会企业元年，2015年应该是大陆的中国社会企业元年，会有一些大的动作，除了业界的前沿实践，还需要学界专家的共同推动。“我们现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社会企业的认证标准，认证标准会有两种，可以分红也可以不分红。第二个我们在做影响力评估指标的构建，影响力的工具开发。社会影响力非常难测，但是这件事不做，就无法说清数亿钱的去处，所以，我们真的已经在路上了。”进入2015年，社会企业发展确实进入新阶段。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出现了“社会企业认证”。2015年，佛山市顺德区在全国率先认证和发展社会企业，此后深圳市、成都市、北京市等地也纷纷推出支持政策，有力促进了社会企业发展。经过地方多年探索，各种社会企业支持机构和平台不断出现，我国社会企业在认证倡导、政策支持、培育孵化、行业构建等方面均已初步成型。根据中国慈展会和社会企业认定平台（CSECC）的数据，2015年全国仅有7家经过认证的社会企业，2017年、2018年分别达到106家、109家，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涉及15个行业领域。2018年8月，北京市首次发布北京社会企业认证办法，创造了社会企业认证的“北京模式”。2022年8月，北京社工委民政局发布《北京市社会企业认定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告，文件中利润分配要求年度35%以上的税后利润用于投入公益事业或企业自身发展。截至2022年，经CSECC社企认定平台认定的社会企业共有593家，遍布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涉及环保、养老、教育等16个社会领域及19类特定人群。目前，国内做社会企业认定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国内第一家以开展社会企业认证并提供社会企业孵化服务为主要业务的非营利性机构——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中心。2016年，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与微型金融研究中心、电子科技大学慈善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深圳市中国慈展会发展中心、深圳市社创星社会企业发展中心、成都共益社会企业认证中心联合发起创设发起社会企业认定平台（CSECC），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社会企业认定平台。主要面向全国开展社会企业认定工作。包括社会企业标准制定、认定评估、政策咨询、智库研究、培育孵化、产品对接、品牌传播与影响力投资。CSECC社会企业认定平台希望推动中国1%的企业成为社会企业，并通过认定、咨询、孵化、赋能、传播、产品对接与影响力投资等1+6服务为各类政府部门提供社会企业咨询认定服务，支持各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开展社会创新，转型社会企业，推动社会组织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服务基金会与影响力投资机构参与社会企业发展。谈到为什么要发展社会企业，社创星理事长、成都社会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夏璇在《社会企业在中国发展的几点实践思考》一文中用一句话总结：“发展社会企业，助推共同富裕，实现伟大复兴”。这篇文章还提到了由天府（四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与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成都共益社会企业认证中心联合共建的“社会企业板”。天府社企板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企业开始进入主流金融资本市场的视野。是社会企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事件。虽然社企认证的执行机构主要是社创星，但北京、成都、顺德等各地的社会企业认定标准并不一样。甚至地方的标准和CSECC社会企业认定平台的标准也不一样。比如，在成都社会企业认定的对象不包括社会组织，但在CSECC平台又可以将社会组织认定为社会企业。为了更好的壮大社会企业力量，创新社会企业认证，同样定位为社会企业综合服务平台的社企星球集团于2021年正式提出了“三三制社会企业”，2022年9月23日，正式发布《SEP社会企业认定指南》，中国第一个面向全球的社企认定模式出炉，同时也成为中国第二家社会企业认定平台。2016年的社会企业行业开始有了行业大事记的整理，由善达网推出。比较重要的里程碑事件，除了“中国社会企业奖”评选的启动，还有友成基金会牵头的中国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的成立。联盟关注的重点领域是教育、健康、环境、养老、公共安全、反贫困等。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首任主席、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王平女士认为，由于缺乏协同创新的平台和机制，在解决社会痛点问题上，政府、市场以及社会组织三大板块取得一定成效，但面临的挑战依然非常严峻。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搭建了一个打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跨界平台，将为解决社会痛点问题，进行体制机制上的创新。社投盟使命有三：一是倡导社会价值理念，二是建立社会价值评价标准，三是打造社会价值投资生态。目前的品牌项目有：发现中国义利99、中国社创独角兽、中国社创号等。关于社会价值投资，还有一种说法是“影响力投资”。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一书中，在第十三章“时代与创新”中专门提到了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书中对“影响力投资”的定义为：“旨在创造超越财政收益的积极影响的投资”。“为此，除了管理财政风险和经济收益外，还需管理该企业在社会和环境方面的表现。投资者包括传统的公益基金会、商业企业或金融机构以及身价较高的个人”。“这种模式的资本投资者是这样一批人：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在唯利是图和无偿捐赠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谋求营利与公益兼顾的方式。”影响力投资主要目标是为了改善社会底层的民生或者通过投资行为实现正面的社会和环境效应。 影响力投资的最终受益人群是“金字塔底端”（BoP：base of the pyramid）。2009年，J.P.摩根、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于2009年共同创办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IIN)，英文全称为：“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其任务是“建立机制、组织活动以及开展培训和研究，以扩大这一特殊行业的规模、增进其效应，并设定影响力报告和投资标准”。它发起了一个投资者理事会，成员由资产拥有者、基金管理者、进行影响力投资的公益基金会和家庭、有关的金融服务公司以及作为投资对象的社会企业等代表组成，相当于搭建了一个交流经验并取得合作的平台。从社会价值投资联盟（CASVI）的战略规划来看，对标的应该是GIIN。“社会价值投资”与“影响力投资”，做的是一回事，二者各有千秋。社投盟对社会价值投资有独特的解释，认为，社会价值不仅仅是“影响力”，而是一个内外兼顾的概念。“社会价值投资是一个关注人心的概念，关注人价值取向的概念，它回到了人本身，跟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更接近。”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认为，社投盟的精神是“为善去恶，义利天下”，当中的含义不仅仅是改变社会，更包括对自身价值目标的重新塑造，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回到内心的追求。我在考虑用哪个词的时候，反复比较还是觉得与国际无缝对接的话语体系最好，我2014年开始用“影响力投资”一词，并正式将“益创家”品牌界定为：“益创家影响力投资”。然而其实在当时，“社会价值投资”因为友成的推动，媒体上的报道更多。2015年我曾想过在益创五周年年会上倡议发起成立“中国影响力投资网络”（CIIN）,英文全称为：“China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一则因为时机不成熟，二则因为需要全身心投入到“世界创客大会”的创造中，这个构想便只存在于文字中。终于到2019年中国社会企业周时，我们趁势发起“中国影响力投资百人会”（CIIN100），后来因为“影响力投资”越来越泛化，不再完全只投向社会企业，我们便于2021年8月2日中国社会企业节年会上，正式将“中国影响力投资百人会”更名为“中国社会企业投资百人会”。2022年4月，中国影响力投资网络（China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 CIIN）正式启动。由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发起，旨在凝聚中国最有格局和远见的行业领航机构，凭借前瞻视野和创新精神，探索向善之道和创变之术。
2017年社会企业行业的年度大事件当属“两光之争”。2017年8月，徐永光出版新书《公益向右，商业向左：社会企业与社会影响力投资》，继续为社会企业的发展鼓与呼。如果没有读过此书，不了解社会企业光谱图，会误认为讲左派、右派之类。实际上在这个光谱图中，公益组织在左边，商业企业在右边，“公益向右，商业向左”代表他们的运动方向，事实上都是在向中间靠拢，处于中间的位置就是“社会企业”。2017年9月14日，与徐永光相交二十余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撰“檄文”《驳“永光”谬论》，称其否认人的利他性，颠覆了公益的本质。两人的论战引发大讨论，这便是“两光之争”。徐永光老师的本意是要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康晓光老师反复在强调的是公益慈善的价值。争论的本质是如何处理好商业和公益的关系问题，争论的根源就是“社会企业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问题。这个问题回答好了，能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回答得不好，“社会企业”将成为一个尴尬的词。举一个最大的分歧来说，徐永光老师说摩拜是社会企业的典范，康晓光老师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康在“檄文”中写到：“要区别企业、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只能从动机入手，不能从结果入手。”“说结果，任何一个合法的盈利的企业，都为社会作出了积极贡献。就此而言，企业、社会企业、非营利组织、公益组织没有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动机或存在的目的，例如企业为所有者自己谋利益，公益组织为社会谋利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摩拜是企业，而不是社会企业。如果摩拜这样的还在亏损的企业可以是社会企业的典范，那么所有盈利的合法企业就都是无与伦比的社会企业了。”他还谈了几句个人观察所得，让人印象深刻：“最热衷于社会企业的人，有一些是做企业做不成，做公益不甘心，偏偏又想名利双收的人。他们的如意算盘是，搞个社会企业，既能以公益之名无偿地获得资源，又能像企业所有者那样将组织的资产据为己有，既然博取美名，又能个人发财，两头通吃，何乐不为。永光鼓吹的’一边做公益，一边赚钱’就是这类人的小算盘。理所当然地，永光谬论得到了他们的热烈响应。”康晓光老师一针见血的指出当下“社会企业”认知的症结。他继续强调：不要把提供社会服务的企业误认为社会企业。提供社会服务的，既有“以为股东牟利为目的”的企业，也有“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的社会企业。摩拜入围“中国社会企业奖”七个月后，美团点评创始人王兴公开宣称企业发展的全新阶段将是“社会企业”。贝壳找房创始人左晖明确表示，贝壳要打造成“不是单纯追求盈利，而是要做解决行业痛点和消费者诉求的社会企业。”2018年10月，康晓光老师发起“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两光”都有主题分享。其中康晓光老师发表题为《义利之辩》的主旨发言。他的核心观点是：公益商业化、政商合流阉割公益，被滥用的社会企业是其“抓手”。他在演讲中说：“作为鼓励社会创新的态度，作为筹集公益资源的新渠道，作为引导商业资源向公益靠拢的努力，作为公益行动主体多元化的新发展，社会企业值得充分肯定。在我的心目中，正当的社会企业运动，应当是商业向善的潮流，而不是公益向商业靠拢的潮流；是公益引领商业的结果，而不是商业影响公益的结果。然而，在当下中国，社会企业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在发挥消极的作用，而且后者更为突出。”徐永光老师的分享主题是《公益创投与混合金融催化社会创新》。演讲的核心在于推动影响力投资的发展，具体谈社会企业的内容少了许多。他提到南都基金会要向一家老牌基金会凯洛格基金会学习其混合金融投资模式，打造公益创投-混合金融价值链。让笔者印象深的是引用了《庄子》的“混沌”的故事。“公益创投和混合金融，令公益与商业的边界趋于模糊，这个模糊地带正是社会创新的精妙之处，活力空间，混沌所在。”“公益混合金融混合了资助、奖励、优惠贷款、市场条件下的贷款和影响力投资，尽管处于公益商业的模糊地带，但多元投资，初心不变，目标清晰，结果为王——一切基于基金会的公益使命，一切基于公益投资的有效性，一切基于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为此，还举了重庆两江环保组织、亲近母语、乐朗乐读等三个案例。研讨会期间，徐永光老师朋友圈转发康晓光老师讲稿称：“今天晓光在论坛的观点，我大部分赞成。” “两光之争”到这里看上去已经结束，而实际的结果是关于社企的定义大家已经不敢再深入讨论下去了。2018年社企论坛结束后，“公益资本论”创始人黎宇琳老师写了一篇文章《社企论坛的冷观察：关于社企定义的争论消失了》。文中提到：“在过往几届社企论坛上，关于社企定义的争论一直是论坛的主要看点，第三届于北京举行社企论坛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就是在’中国社会企业认证之路’的分论坛上，台上4位专家3位明确反对论坛执委会主席徐永光关于摩拜是社会企业的观点。其中有争论，有思辨，让人感到一种明显的张力。但在今年，这种张力似乎消失了。关于社企定义的问题几乎无人讨论，即便有学者偶尔提及，也没有什么人附和。一位连续跟踪社企论坛的媒体同行说，以往，嘉宾上台时要先说明一下，我为什么是个社会企业，但在今年，这种感觉就变成了：我认为我是一个社会企业，主持人也认为我是一个社会企业，所以我毫无疑问是一个社会企业。”黎老师还举了个例子，北京纵情向前科技有限公司（水滴筹）今年摘得两项社企大奖，一个是“年度社会企业奖”，一个是“医疗及大健康奖”，若是在去年，估计会引起很大的争议：一个纯商业公司怎么就是社企了？如何确保其社会目标不漂移？但在今年，相关的质疑声音几乎听不到了。黎老师说：“不是业界已经达成了共识，比较大的可能是因为此前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讨论不下去了。”徐永光老师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热忱值得肯定，康晓光老师对社会企业发展现状的批判也非常深刻。我们可否不讨论社会企业的本质而想推动社企运动的继续向前发展？当然不能。正是“两光之争”促使我去梳理社会企业发展的历史，写下了《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简史（2008-2018）》，开启了“重新定义社会企业”的新征程。除了两光之争，2017年社会企业行业还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大事件，那就是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的成立。在成立大会上，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志阳说，“创业型社会将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在未来的创业型社会中，社会创新和社会创业是最重要的创业手段之一；众创空间成为主要载体和加速器；影响力投资将成为主要的金融工具；分享经济将成为社会最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创业文化将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土壤。这五点值得大家关注，将构成创业型社会最重要的支柱。”2018年，发起举办首届中国社会创业研究论坛。刘志阳教授做《社会创业研究与发展现状》的主题分享。他总结了社会创业研究中心成立之后开展的工作：一是建设社会企业数据库。中心研究团队精心设计了社会创业调查问卷，组织完成了300多份社会企业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形成了2017年社会企业数据库，2018年将继续推进大中华区社会企业跟踪调查工作。二是建设社会创业文献库。由中心研究团队在汇集多篇经典社会创业文献基础上，编著的《社会创业研究文献与前沿》一书将在年内出版。三是建设社会创业案例库。中心研究团队与上百家社会企业负责人保持经常性沟通与联系，已收集、调研完成多家社会企业案例，下一步将整理形成《社会创业案例丛书》。四是举办社会创业学术会议和研究工作坊。中心联合《研究与发展管理》等学术期刊已举办了多期社会创业学术工作坊，吸引了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深圳大学等多所大学专家学者积极参与。2018年7月底中心与《管理世界》杂志联合举办中国社会创业研究论坛；五是举办“40-40”社会创客评选。2017年11月由中心联合多家单位发起并举办了全国创业周40岁以下40个社会创客评选活动，该活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社会创业家的风采，活动被光明日报、经济日报、解放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广泛报道。2019年举办第二届中国社会创业研究论坛暨第四届社会创业家颁奖典礼。大会评选出深圳联谛信息无障碍梁振宇、北京中科卓望郁卫星、深圳爱乡宝郑捷、上海登龙云合刘璇、深圳游猪生态朱清、青岛桃花源代成毅、绘乡计划陈如洁等15位优秀社会创业家，以表彰他们在社会创业领域的卓越贡献。2021年举办第三届中国社会创业研究论坛暨第四届社会创业家颁奖典礼。本届论坛成果丰富，规模空前。论坛首次颁发了由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联合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社会创业专委会发起的2021年度中国社会创业优秀研究成果奖和《2021中国社会创业研究报告》。同时还发起成立了社会创新创业30人论坛。
经过五年的发展，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国内社会创业研究的领跑者2018年是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标志事件就是成都出台《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成为全国首个从市级层面以政府发文形式推动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的城市。成都也开始被业内人士称作“社企之都”。社企成都的崛起，是社会企业过去十年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事件。从此，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不再只是民间机构的事。《意见》所称的社会企业，是指经企业登记机关登记注册，以协助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治理、服务于弱势和特殊群体或社区利益为宗旨和首要目标，以创新商业模式、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手段，所得盈利按照其社会目标再投入自身业务、所在社区或公益事业，且社会目标持续稳定的特定企业类型。社会企业兼具社会、经济双重属性。坚持社会属性，提供优质社会服务，满足社会迫切需求，社会企业才有存在的社会价值。创新商业模式，按照市场机制运作，实现合理盈利，社会企业才有生存的基础和持续发展的能力。成都发展社会企业的政策一开始就明确是“企业登记机关登记注册”，这个定位意义重大。在此之前，发展社会企业的主流是公益组织的转型，社会企业认证中也有不少是社会组织。但成都社企的认证，从开始到现在都是只有企业可以认证。这既是成都特色，其实也开启了中国式社会企业的先河。我是非常赞成将“社会企业”就定义为企业的。国外讲的社会企业，英文是Social enterprise，但中文语境下的社会企业和Social enterprise不能完全一样。enterprise翻译成中文又有“事业”的意思，而在中文语境里，企业是一个很具象的词。这就决定着“社会企业”一开始就应该很具象，很明确，而不是总去看西方的social enterprise是怎么样，我们就该是怎么样。而要回到中文语境下“社会企业”的本来面目。那就是，社会企业它就应该是企业。民办非企业不是公众认知的可以企业登记机关登记注册的企业，基金会、社团组织都不是企业登记机关登记注册的企业，他们都只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这些公益组织都不是企业，那又怎能认证成为“社会企业”呢？这样将概念模糊化之后，公众就搞不清楚社会企业的本质。概念难以达成共识，行动就容易瞻前顾后。过去十年发展社会企业的最大障碍，正是概念的混乱，导致共识达不成。没有共识，就会变成各说各的“社会企业”。成都政策的出台让“社会企业”概念逐步清晰起来。四年过去，成都政府出台的《意见》依然是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范本。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对推动成都社会企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已经调往吉林省工作。社会发展史必须重重的记下范锐平、成都社治委团队的功绩。范锐平2022年6月出任吉林省总工会主席，不知道是否已经在琢磨“发挥工会作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事，但如果把这两者关系理顺并打通。将会是一个超越发展成都社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为什么呢？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家社会企业，便是由当时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会）创办的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合作社事业的起点，也是社会企业事业的起点。这刚好发生在100年前。工会工作的创新，只有回到源头来，才会找到力量。100年前的工会经济工作抓手是合作社，现在应当是社会企业。目前，将工会与社会企业相结合，还只能看到“北京石景山区总工会探索将社会企业植入社区”的探索，这一领域大有可为。我们再回到成都社会企业发展，2018年出台《意见》之后，武侯区、金牛区、成华区等纷纷出台区级的社会企业扶持政策。2021年11月，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所称“社会企业”，是指“经企业登记机关登记注册，以协助解决社会问题、改善社会治理、服务特定群体或社区利益为宗旨和首要目标，以创新商业模式、市场化运作为主要手段，所得部分盈利按照其社会目标再投入自身业务、所在社区或公益事业，且社会目标持续稳定的特定法人主体。”《办法》在第五章“构建生态系统”中，重点提到了“社区社会企业”：“支持有条件的社区以特别法人身份创办社区社会企业，充分挖掘社区资源禀赋，围绕社区治理、居民需要，开展社会企业项目经营。完善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的促进措施和监管办法，支持社区社会企业运用市场机制，以合资、合作等方式引进社会企业或社会企业项目，打造社会企业聚集型社区。通过举办社会企业推介会等方式，推动社会企业产品和服务落地社区。”从此发展社区社会企业成为成都社企的亮点。保守估计，仅社区社会企业的数量就已经超过了500家。为推动社区社会企业的研究与实践，社企星球2022年5月在成都举办“成都社区社会企业研究三十人论坛”，主题为“发展社会企业，壮大社区经济”。9月在长沙举办“长沙社区社会企业三十人论坛”，主题为“给社区社会企业插上科技的翅膀”，论坛上正式提出“社企物业”模型。成都的社企政策确实好，但也有不足，从过去4年社会企业的增长速度来看，是非常缓慢的，后来还出现了主动摘牌的社会企业。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对社会企业的理解上。成都社企成在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那便是社区治理。但它的局限性也在于发展社会企业没有突破社区治理。尽管突破了民政部门的框架，但没有更进一步成长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组织创新。既然社会企业本质是企业，在制定扶持政策的时候就不要突出“奖励”，奖励是扶持公益组织的逻辑。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最好的方式是投资。奖励也可以用，但一定是针对于少数示范和标杆社企，以扩大社会企业的影响力。但不能凡认证为社会企业就给奖励，那样一方面政府的资金有限，另一方面，容易出现一些伪社会企业就出来了。劣币驱逐良币，真社会企业就不愿与之为伍了。未来，成都应该成立社会企业产业发展基金，运营社会公共资产，再以“资金+社会资产”的方式投向有需要的社会企业。随着社会投资注入，便完成社会资产的锁定。企业要拿这样的投资，就要必须转型成为社会企业才有机会。这样自然就能转型出一批批的社会企业来。而社会企业因为拿的不是奖励金、捐赠金，在运营时也会更加考虑投入产出比，这样的社会企业也会更加市场化，更有竞争力。当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变了，整个社会企业政策的制定逻辑也就随之改变了。如果说成都的社会企业政策开了先河，那么2022年北京出台《关于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意见》则又是一个重要里程碑。文件中，我读到的重要一句就是：“鼓励党员创设或加入社会企业。”为什么要鼓励党员创设或加入社会企业？除了“充分发挥社会企业党组织政治引领作用，确保社会企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充分发挥社会企业中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促进社会企业良性发展。”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发展社会企业本身就是党建工作的生动实践。将党建与社会企业发展进一步融合，会成为未来的趋势。回到马克思，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社会企业的大本大源，或许能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企业的发展开辟一个新境界。我所能查到的关于“社会企业”一词的描述来自《资本论》第三卷，原句是：“以社会化生产方法为基础并以生产手段和劳动力的社会累积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直接相结合的诸个人的资本）的形态，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它的企业，也以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资格，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限界之内，把和私人所有的资本，实行扬弃。”社会化生产方法为基础产生的应该是社会企业，而不是私人企业。这里才是为什么要发展社会企业的理论上的大本大源。总的来说，如果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创业，就应该办成社会企业。如此，我们的党员不就更应该冲在创设社会企业的第一线了吗？当然，光讲马克思提的“社会企业”还不够，怎样用全球社会企业的浪潮来讲述“社会企业”发展的故事就变得尤为重要。为此，我2019年又专门写了《全球社会企业发展概览》。梳理完全球社会企业发展概况，我在最后一部分对“中国社会企业将走向何方？”做了一个总结。一方面要回归国际化的“社会企业”共识，一方面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情，亦即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当时我在检索“社会企业”相关论文的时候，无意间读到一篇1965年的论文，题为《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以利润为纲》。我仿若发现了“新大陆”，然后又读到1987年《中国劳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特征》，作者蒋一苇先生将社会主义企业归纳为四点：“第一 , 社会主义企业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劳动者可以是企业的全部所有者, 也可以是企业的局部所有者。除了少数特殊部门外, 劳动者又是企业的集体经营者, 具有直接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利与义务, 成为企业的主体。第二, 社会主义企业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全面物质利益原则。劳动者的收入首先取决于集体劳动的成果，其次取决于个人的劳动贡献。劳动者既是企业的生产者, 又是企业的所有者和集体经营者, 除了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成果外,还要通过分红等形式，从物质利益上关心企业的经营效益和生产资料的损益。第三，社会主义企业的劳动集体是‘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个别劳动者与劳动集体相互选择 , 结成平等的伙伴关系。个别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流动, 是个别劳动者与劳动集体相互选择的行为, 不存在劳动力买卖的雇佣关系。第四，社会主义企业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在职工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劳动集体是法人企业的主体, 厂长(经理) 是法人的代表。以上特征可以概括为‘职工主体论’。企业的全体劳动者, 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体, 不是企业的客体 , 这是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的根本区别。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主体作用, 将是社会主义企业优胜于资本主义企业的力量源泉。”从蒋一苇先生整理的“社会主义企业”的这几点特征来说，与“社会企业”的基本原则是有许多相似之处的，比如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以共同利益为重，不以利润为纲，劳动者结合成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在职工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集中的经理负责制等。这些内涵与欧洲社会企业类型中的劳工公司、集体利益合作社、社会合作社、社会目的企业等，太像了。可见，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企业和社会主义社会企业从根本出发点上是不同的。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企业”处有可能找到交汇点。当我自认为找到社会企业的大本大源之后，就开启了社企星球的实践。怎么做呢？从传播推动开始，于是就有了中国社会企业周。然后又再做了中国新兴社会企业发展峰会、中国社会企业家年会、中国社会企业节、全球社会企业投资节等活动。因为社企星球投资人曾总同时是成思危基金常务理事，刚好成思危基金2020年要新设立一个“成思危社会企业奖”，经过曾总的推荐，我们很荣幸的参加到“成思危社会企业奖”的筹备中。2020年起，成思危基金与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合作，在中国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会上新增“成思危社会企业发展青年论坛”。第一届论坛的主题是“发展社会企业，共创美好世界”，主要探讨如何推动中国的社会企业发展。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出席活动为“成思危社会企业奖”获奖项目颁奖并发表讲话。他表示论坛的成功举办拓展了中国青年创新创业的内涵、必将有力促进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提出促进社会企业发展要抓住三个关键点：一是精准定位，聚焦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致力于社会服务公益化发展；二是彰显功能，发展社会企业可弥补社会公共服务的不足、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扩大就业；三是打造生态，要加强对社会企业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加强宣传引导和氛围营造、加强关键要素有效支撑、加强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成思危基金理事长成卓认为论坛的成功举办，将鼓励更多的青年企业家投身于社会企业事业，促进对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实践探索、理论创新与政策完善，推动形成共建、共享、共荣、共治的社会企业生态系统。上海登龙云合建筑设计、深圳绿色影响力信息咨询、广东开太平信息科技三家公司获得了“成思危社会企业奖”，甘肃伊禾城商贸、北京一起科技两家企业获得了“成思危社会企业提名奖”。2020年底成思危基金和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召集了近30位社会企业行业专家，在民建中央召开了“社会企业发展提案研讨会”。与会的社企专家们分别从产、学、研三方面探讨了社会企业的实践与思考。会议形成了一整套建议，包括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各方面配套政策、大力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开展社会企业课程及师资培训、加强社会企业国际交流等。民建中央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加快社会企业发展》的提案，提交给了2021年的全国政协会议，引起了较大反响。2021年恰逢建党百年，是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的开局之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一年。面向新时代新征程，展望国家和民族发展美好前景，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奋力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的动员令。在这样一个新征程开启的关键节点，第二届成思危社会企业发展青年论坛的主题定为“迈向社会企业新时代”。对于迈向新征程的创青春大赛而言，也做出了重大的调整与创新，首次增设社会企业专项赛道，为推动新时代的社会企业发展助力。第八届“创青春”大赛由共青团中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安徽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围绕科技创新、乡村振兴、互联网、社会企业4个领域展开。社会企业专项是成思危基金倡议新增的赛道，评选在教科文卫体、生态环境、扶贫济困、社区发展、慈善金融等领域，运用可持续的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促进不同成长阶段的优秀社会企业成长及创意实践。第二届“成思危社会企业奖”比首届扩大了评选范围，按社会企业赛道所划分的成长组、初创组、创新组，优中选优，分别奖励具有持续性、发展性和探索性的社会企业。自启动申报以来，共有2227个项目报名参赛，有830个项目进入初赛，75个项目进入半决赛，36个项目进入决赛。经过三轮严格的评审，以上16个项目脱颖而出。2022年，第九届“创青春”大赛社会企业专项决赛暨综合交流活动将在辽宁大连举办。第二届社会企业专项总共有近5000个项目报名参赛，共1040个项目进入初赛，164个项目晋级半决赛，72个项目晋级决赛。相比2021年，报名项目数和进入最终决赛项目数都翻倍增长。
为了办好社会企业专项，组委会还举办了五场“创青春社会企业特训营”，以及在大连、武汉、长沙等地举办了多场社会企业周活动，营造社会企业氛围，连接社会企业资源，助力社会企业成长。我从2019年开始，每年都会梳理行业大事记，已经连续更新了三年。从2022年9月开始，社企星球团队又开启了“社企周报”的梳理，总的说来，社会企业行业热度持续提升。社企星球正逐步成长为社企行业的重要推动者。先后打造了中国社会企业周、“中国社会企业家论坛（年会）”、“中国乡村振兴百人论坛”、“中国社会企业地图”、“社企说”、“社企十三邀”、“社企十二访”、“中国社会企业500评选”、社企青年U35榜单、大学生社会企业50强评选等活动。新创了中国社会企业网、社会企业孵化器联盟、同修学园&社企学社、中国社会企业家训练营、中国社会企业博物馆、社会企业研究三十人论坛、社企青年、社企校园、社企村乡建、社企物业等创新项目，组建了中国社会企业投资百人会，已基本构建起一个小社会企业生态。随着《SEP社会企业认定指南》的发布，标志着社企认定行业再多出一个选择。从2012到2022，社会企业发展完成了从0到1的积累，现在正是处在蓄势待发的阶段。接下来极有可能迎来裂变式发展阶段。从全球面临的各种挑战与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来说，发展社会企业都是最佳选择。相比过去十年，未来十年将充满更多的“不确定”。但发展社会企业将会是我们国家未来数十年最大的确定性方向。因为我们国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从2021年即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并拉开了共同富裕的新时代。到2035年的远景目标则是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企业不是从第三次分配做文章，它恰恰是从第一次分配开始就注重公平。社会企业的“资产锁定”、“分红限定”、“社会使命优先”、“不基于资本所有权的决策权力”、“共创者当家作主”等特点，体现了它是“联合劳动”的生产，必然决定着“共同富裕”的分配。社会企业是一种“共有的、共治的、共享的”新型组织形式，它是“社会的企业”，“靠社会的企业”，“为（第四声）社会的企业”。身处2022年，回忘过去十年，展望未来十年，对于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我有如下的预测：第一，全球对社会企业以立法支持的国家有俄罗斯、英国、美国、韩国、意大利、比利时、葡萄牙、芬兰、越南、菲律宾、南非等20多个国家。中国的社会企业发展已经具备进入政策议程的现实条件。在社会企业迈入新时代的当下，为了继续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从立法上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将是一个必然的结果，《社会企业促进法》之类的立法实践在未来十年有大概率会变成现实。第二，关于社会企业的大共识形成。对于“社会企业”的名词解释，将逐步形成较为统一的概念和标准。“中国式社会企业”应满足的条件大概率将包括以下几点：利益相关者参与社会企业管理；具备社会企业章程；以服务社会为经营目标，1/3以上股权锁定为社会资产等。第三，未来将有可能成立国家层面的社会企业委员会，或社会企业局。以制定社会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规划，明确未来社会企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地方政府也可以设置相应管理部门，可参考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设立的社队企业局。也类似当下设置的乡村振兴局，各社会企业局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负责统筹社会企业的发展。这可能会成为“中国式社会企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第四，对社会企业的注册登记、税收优惠、财政支持等问题将有专门的说明。具体包括社会企业的设立，资质要求，章程备案，登记程序等。目前公司注册类型有：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企业、外商独资公司、个人独资企业等，未来在注册公司类别中或还可以加入“社会企业”的选项，规定社会企业的注册条件、程序和相关条款。在税收方面，地方政府将探索制定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同时政府还将探索设立对社会企业的财政支持项目，包括社会企业奖励支持计划，人力成本支持计划，工作岗位设立补助，启动费用支持等。第五，社会企业的党建工作将变得更加重要。中国共产党有创建社会企业的优良传统，社会企业的事业，既是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本质上也是党的事业。将党建工作融入社会企业日常管理服务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会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和政治核心作用。创办社会企业，也将成为有觉悟的共产党人在经济工作方面的第一选择。第六、越来越多的高校、社会科学院将设立社会企业研究中心，越来越多的学者将投身社会企业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将成为指导社会企业实践的理论基石。而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将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实践成果。同时，社会企业理论还将推动中国合作社和集体经济、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区块链产业和元宇宙产业等向一个真正“共有、共治、共享”的方向发展，而不是被资本所绑架及异化。第七，社会企业的宣传推广将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社会企业将成为中国对外的一张名片，可以与“一带一路”战略相结合，对外输出“中国式社会企业”理念，利用东西方最大、最优共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未来有可能设置“国家社会企业奖”、“国家社会企业日”、“全国社会企业周”等活动，同时还将举办全球社会企业峰会，全球社会企业大赛，全球社会企业博览会等活动。吸纳社会企业家群体进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国青联等组织，从多维度扩大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影响力，提升公众对社会企业的认知度。第八，社会企业将真正成为一个行业，并形成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机制。如成立“中国社会企业协会”、“中国社会企业家俱乐部”之类的行业组织，通过问责和社会监督不断提升公众参与意识，形成“共有、共治、共享”的社会企业运营机制，确保社会企业的使命不漂移。通过定期开展的社会企业评估评比，奖优罚劣，提升社会企业的公开透明度，获取社会各界的认同。公众对“中国社会企业五百强”的关注度将不输给财富五百强。因为社会企业的发展，同时意味着公共权益的增大，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第九，未来十年将逐步出现社会企业转型的浪潮，社会力量投资创办社会企业的高潮。城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社会团体、公益基金会、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和个人都将成为积极创办社会企业的新型主体。政府直接举办的社会公益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大概率将转变为社会企业而非商业企业，继续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各级政府大概率会根据“城投基金”模式，相应的设立“社会企业投资引导基金”。同时，各地将纷纷成立社会企业支持中心枢纽机构、社会企业孵化器、社会企业培训机构，将如同双创时代的众创空间各地开花。此外，国家层面的“社企银行”、“社会企业交易所”也极有可能出现。第十，社会企业成为青年人就业的新选择，退休人士积极养老的新探索。社会企业员工的能力建设，弘扬“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让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工作和生活，将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实践。未来十年，或者2035年以前，社会企业领域就业人数占比、GDP占比，社会企业数占总企业数比重都有望突破10%，中国将成为全球社会企业第一大国。基于以上的预测，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社会企业传播的投入，这便是我写《社会企业这十年》一文的原因。重新定义社会企业，建立深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深入社会企业的实践，构建社会企业发展生态，形成社会企业研究的中国范式、中国标准和中国贡献。让社会企业逐步成为主流的话语体系，让社会企业转型成为热门的时髦话题，让社会企业成为实践共同富裕的最佳路径！“汲天下智，涌社企潮”，让这场正在澎湃的社会企业浪潮来得更猛烈些吧！发展社会企业，实现共同富裕，促进充分就业，共创美好世界！刘玄奇，《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简史（2008-2018）》，益创家，2018年刘玄奇，《全球社会企业发展概览》，益创家，2019年斯晓夫、刘志阳等，《社会创业理论与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李健，《社会企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戴维·伯恩斯坦著，吴士宏译：《如何改变世界》，新星出版社，2006年鄢一龙、白钢等，《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资中筠，《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演变》，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厉以宁，《关于社会企业的发展问题》，节选自《厉以宁：中国道路和人口老龄化的就业对策》，商务印书馆，2018年英国社会企业联盟SEUK2017：《商业的未来：社会企业现状调研》朱健刚，《社会企业在当代中国的阶段定位与价值取向》，《社会科学辑刊》李健，《创造社会企业生态系统: 泰国发展社会企业的经验和启示》宋厚亮 ，《尤努斯的“社会企业帝国”》，《中国慈善家》，2015年；陈雅丽，《社会企业的培育与发展:英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社会工作，2014年，第三期郑胜分，《欧美社会企业发展及其在台湾应用之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学系博士论文，2005年。金仁仙 《韩国社会企业发展现状、评价及其经验借鉴》，《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王名、朱晓红《社会企业论纲》，载于《中国非营利评论》2010年第2期格里高利·迪斯《培育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中国向世界显示影响力的黄金契机》，《21世纪经济报道》2010年蒋一苇《社会主义企业的基本特征》，《中国劳动科学》，1987年钟志竞、贡仲林，《社会主义企业不能以利润为纲》，《学术月刊》，1965年张晓萌，《国外社会企业发展动态》，《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6年郑夏蕾，《中美社会企业法律规制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科学.经济.社会，2015年俞祖成，《日本社会企业政策的概况及启示》，《中国社会报》，2015年余晓敏、丁开杰，《社会企业发展路径:国际比较及中国经验》，《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