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5月1号清晨，当早醒的人打开电视时，发现央视多了一套节目。
随着动感的伴奏声响起，荧屏上出现了四个大字——东方时空。
这是一档站在观众的角度上去看待新闻的节目，内容都是最时新又接地气的东西。
有观众说：
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一条扑腾腾的活鱼和一捆绿油油的青菜。
9天后，北京市政府宣布取消了粮票。不知道跟这句话有没有关系。
1993年，在中国发展史上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被称为改革的关键年。
前一年，因为邓公去南方溜达了一圈，说了一番话，中国的改革进程突然加快。《东方时空》的诞生，就是由此引起的。
这一年，中央开了大会，通过了重要决定，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资企业蜂拥而来，这一年就有270亿美元涌进中国。
这一年，诺基亚开始向中国卖手机，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通用在中国制造的第一辆汽车也下了线。
这一年，很多正在憋屈的人，涌起了要突破人生的冲动。他们的命运，就在这年的某一刻发生了变化。
01
在《东方时空》开播的这个夏天，位于首都师范大学南门，北洼路的一套两居室的旧房子里，一个身高一米八四的汉子，正弓着背，趴在桌前码字。
他穿着汗衫和大裤衩，几天不洗澡，身上散发着臭味。头发像一篷杂草，并有着明显的秃顶趋势。有时出门溜达，很多人以为他是外地来打工的。
他的名字叫王小波，立志成为一名大作家，但目前只能当一个坐家。
1988年5月，他的妻子李银河读完博士后回国，进入北大社会学所工作。他没有博士文凭，托妻子的福，被安排到了所里的计算机教室。说白了，就是个看计算机的，相当于网管。
作为编外人员，他每月的工资是130多块钱。正式职工能拿到的福利，比如洗澡票、饭票之类的，他全都没有。好在工作不累，闲了能写小说。
第二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唐人故事秘传》。这书是自费出的，只印了1000多册。卖得不好，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力。
不过，也多亏他出过书，算是有著作的人，1991年，他被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聘用，调到了商学院的会计系，成了一名正式老师。
也是在这一年，他的小说《黄金时代》获得了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拿到了25万新台币的奖金。换算成人民币，近6万块钱，相当于他30年的工资。
《黄金时代》一度被誉为“文艺青年手中的圣经”
之所以能去台湾评奖，主要是受到了台湾大学者许倬云的推荐。80年代，王小波曾随妻子，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跟在这里任教的许教授学过历史。
许教授是胡适的弟子。80年代初的时候，台湾掀起保守派和开放派的论战，他是开放派领袖，被称为“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
他常和小蒋谈笑风生。他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外甥孙，名叫王力宏。
虽然有固定工作，但是王小波的主要兴趣还是写作。拿了奖更让他信心大增，于是便在1992年秋天辞了职，想搞专业写作。这一年，他正好40岁，刚在人大呆了一年半。
当他把决定告诉家人时，母亲很担心：没有了公职，将来如果生了病，可怎么办呢？
王小波的回答是：
如果人总是瞻前顾后，就永远不可能做成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李银河倒是很支持老公，对他说：
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
人生兜兜转转，有时能无心插柳，有时却难以有心栽花。王小波的小说虽然在港台受到重视，但是在大陆却显得离经叛道，没有出版社敢接手。
在邓公南巡后的1993年，当全国都在“大干快上”时，王小波的人生却进入了低谷。为了赚稿费，他只好开始给报刊写起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就是杂文中的名篇。
眼见作品发表困难，职业作家不好当，王小波还去考了个驾照——卡车的驾照，想着混不下去就去开卡车。他还想着到北京的郊区包座荒山，干点第一产业啥的。就像后来的陈佩斯那样。
挺过这一年后，日子慢慢就有了好转。到了1994年，就有不少杂志发表他的小说和杂文了。1996年秋天，花城出版社与他签约，决定出版他的“时代三部曲”。
1997年5月13日，新书首发式举行，很快爆红。之后，阅读和研究王小波，成为一个社会热门现象。但是就在一个月前的11日，他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他的巨大声名，全都留在了身后。
特立独行的王小波，也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他在困顿中完成的那些作品，影响了一代人。
02
就在王小波伏案写作的时候，这一年，有个叫沈志华的学者，也在忙着和文字打交道。不过，他呆的地方是俄罗斯的档案馆。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解密前苏联的档案。研究历史的沈志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批重要的资料，提出了“抢档案”的想法。
但是复印档案是要收钱的，一页纸要收一元钱，还必须是美金。沈志华工作的社科院是个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于是他决定自己掏钱去俄罗斯。随身了一箱二锅头。
二锅头不是关键，钱才是关键。沈志华最终花了140万，拿到了这批资料。之后，他又花了7年时间，完成一套34卷的《苏联历史解密档案选编》，是我国编译出版的第一套大型外国专门史资料集。
他自己也写了好多部关于朝鲜战争和冷战历史的专著，成为研究这个领域的绝对权威。
不过，在这之前的沈志华的人生，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倒霉催的。
小时候，他看了一本《科学家谈21世纪》的书，立下了想当科学家的理想。中学他上的是著名的北京四中，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北大清华。
但是生于1950年的他，一毕业刚好赶上文革，大学都关门了，还上个锤子。
他只好入伍，去空军做了一名航空兵，后面还有“地勤”俩字，也就是修飞机的。不过也算与科学家沾点边。因为专业能力强，他很快崭露头角，连师长的飞机都指定让他修。
用他话说：
我要在部队好好干，现在也该混个空军少将、中将了。
就在前途无量时，部队突然宣布让他复员，马上离开军营。他百思不得其解，但必须服从命令。回到地方后，他被分配到发电厂当了一名锅炉工人。
经过多方打听，原来是有人告黑状，说他在文革大串联时杀过人。他找到这个告状者，问他为什么陷害自己。告状的人说：
我不认识你，但为了立功，不得不指认几个人。
沈志华气得不行，但事已至此，只能认命。当了几年工人后，遇上1973年大学又开始招生，他赶快去报了名。
考试成绩下来，他门门第一，数学还考了满分，但是最后却落榜了。因为这一年出了个风云人物——“白卷英雄”张铁生。
张铁生狗屁不会，只考了15分，但他在试卷上写了封信，说自己是忙于农业生产，比那些书呆子强多了。这封信受到了表扬，反倒把他捧成了全国的学习典型。
沈志华就这样被挤掉了，还受到了批判，说他不安心当工人，非要往臭知识分子圈里钻。
回到家，他一把火把书烧了。
经过多次打击后，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鲁迅式的转变：决定放弃科学，研究历史，想弄清楚这社会到底是咋回事，怎么如此是非颠倒。
但得先解决生计问题。沈志华南下做生意，一开始是给老板拎包，后来接触到一批做黄金生意的朋友，跟着贩卖起了黄金。
他从北京进货，然后卖到深圳。一块金砖25公斤，每次背上两三块。一年下来，他运送了半吨的黄金，人送称号“中国头号黄金贩子”。
就这样，沈志华很快成了百万富翁。但是他对学术还是不死心。1991年，他回到北京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出版了一套文白对照版的《资治通鉴》。
因为做生意有经验，懂得营销，他在人民大会堂开新书发布会，当场就卖出去4万套书。要是王小波的书让他来卖，估计早火了。
沈志华还设立了“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专门资助学术著作的出版。迄今，他花了三百多万元，出了80多本书。
一个朋友说他是天生适合搞学问的人，因为他既有钱，又有病。
在中国做学问有两种人：
要不有钱，做学问既花时间收入又少，没钱不行；要不就有病，脑门子里一天到晚就想弄这个，吃糠咽菜他愿意。
老沈，你又有钱又有病，天生就是弄历史的料。
03
在学术圈里，沈志华是生意做得最好的人之一，但是比起真正经营企业的老板，就不是一个档次了。
1993年6月，有一家来自福建的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到了1740万元的资金。这家公司名叫福耀玻璃，掌柜的姓曹，长着一张大方脸，小眼睛周围满是微笑纹，看起来很敦厚。
但三年前，曹掌柜差点就撂手不干了。他看了本书《弘一大法师李叔同》，触动很大，还反复读了三遍。他觉得每天应付红尘破事太累，挣钱也没啥意思。
于是，他爬上老家福清县的石竹山，要到庙里出家当和尚。
消息一传出，吓坏了当地的领导。福耀玻璃是他一手打造的，要是走了，这么大的摊子怎么办？
曹掌柜的生意是从1984年取得突破的，也就是沈志华老师出狱的同一年。这年6月，他去武夷山游玩，在旅游服务区看到一根拐杖挺漂亮，便买下来准备送给母亲。
坐车的时候，司机一再提醒他，可要把拐杖拿好了，千万别把玻璃给碰到了，不然赔不起。
此时的他已经是福清县玻璃厂的厂长了，在他的管理下，厂子办的有声有色，主做水表玻璃，每年能盈利几十万元。这在八十年代初可不得了。
曹掌柜不差钱，见司机这么小心，有点好奇，便问他为啥。司机说，这汽车玻璃太贵了，一旦坏了就不好换。
那时候汽车玻璃都是外国产的，价格很贵，也缺货。比如一辆马自达汽车，换一块前挡风玻璃要6000元，若加急的话，修车店能涨到8000元。
所以，走在街上，经常能看到车窗的玻璃是用胶纸糊着的。有的是没钱，舍不得换新的，有的是换不到。
曹掌柜一听，意识到这是一个利润丰厚的空白市场，商机无限。回去后，他就开始干起来，购买图纸和高端设备，投入了汽车玻璃的生产。
他的一块玻璃只卖2000块，很快抢占了市场。但相比起六七百块的成本，依然是暴利。到了1989年，福耀的年产值达到5000万元，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所以，领导怎么能放他出家呢，赶紧上山劝说，甚至还惊动了省委省政府的人。大家齐声说：老曹，你可不能就这样撒手呀。
曹掌柜对佛虔诚，铁了心要皈依，根本听不进去。领导只好见招拆招，请出了庙里的老和尚，让他去劝说。
老和尚双手合十，镇定地说：
曹总，您今生有佛报却无佛缘，静下心，好好地回去办企业吧，别动这个念了。
曹掌柜内心很失落，但既然自己信任的高僧都这么讲了，也只好算了。
一心向佛的“玻璃大王”曹德旺
下山后，他开始考虑公司的前途。一个银行行长建议他将公司做上市，这样可以利用股民的资产，对公司的健康发展有利。
那时候，公司不是想上市就上市，必须要经过国家允许。福建省当时分到了一个名额，曹掌柜向省里申请，就给了他。
一开始进展很顺利，1600万的原始股卖的不错，很多单位和个人都认购了。但处在转型期的老百姓容易受各种信息干扰，比如经常出现的抢购潮，就是缺少判断力，害怕受伤害。
这不，没多久，社会上传出一条谣言，说曹掌柜推动公司上市，其实是想卷款跑路。很多认购股票的人听到后，纷纷要求退股。
但是股价已经从一块五涨到了两块五。曹掌柜不得不通过借高利贷的方式来回购股票，买下了400多万股。
最后还是求助于银行，才还清了高利贷。公司也终于在1993年成功上市，当天股价报收40元，是原始股的30多倍。
曹掌柜总共手持500万股，身价一下飙到了两个亿。在如今某些老王的眼里，这只是两个小目标，在那时可就是大富翁了。
他花了六七千万元，在省会福州打造了一座豪宅，占地6000多平方米。家里有16位管家，都是美女。豪宅的门口摆着一只巨大的貔貅，屋子里挂着他最喜欢的字——《陋室铭》。
石竹山上的庙门，就此离曹掌柜越来越远。
04
也是在1993年6月，当曹掌柜的玻璃厂风光无限的时候，位于北京西边八里庄的玲珑塔，正召开一个特殊的会议。
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会议的主题是环保问题，并且是由一家叫“自然之友”的民间组织搞的。那时候的很多人都不知道“环保”是啥概念——钱还赚不到呢，哪顾得上环境。
“自然之友”按照类似传销的模式，通过朋友带朋友，最后聚集了82人到场。他们在玲珑塔下共同探讨环保话题，史称“玲珑塔聚会”。
这个组织虽然并不有名，但是创建人却大有来头。他的名字来自北宋建筑家李诫，父母希望他也能做个建筑学家。
凭这个名字，就知道父母的文化海拔。
他的名字叫梁从诫，老爸是梁思成，老妈林徽因，爷爷是梁启超。
结果，他没当成建筑学家。1950年，他报考清华建筑系时，因为两分之差落榜了。
梁思成当时就在建筑系当主任，但并没有救儿子。其实，也因为这层特殊的关系，不好通融。梁从诫只好去了北大历史系，改学历史。
毕业后，梁从诫当了一名历史老师。文革中，父亲梁思成受到批判，他也受到牵连，名字变成了“梁三子”——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
他被下放到江西的干校劳动改造，一呆就是9年，直到1978年才回到北京。这时候他已经快50岁的人了，别人叫他“学者”，他不接受，说：
当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做了几年研究生，正值‘反右’、‘大跃进’，基本上没有正经读书。既无专业又无专著，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专家、学者？
之后，他创办了一家杂志，名叫《百科知识》，是一本科普杂志，相当于现在的百度百科。那时候，许多西方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潮都是通过这本杂志传播出来的。
因为经常接触科学，梁从诫对环保也就有了意识。邓公南巡后，经济起飞，各地乡镇企业涌起，到处都是小五金、小皮革厂，垃圾污染很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经常给他讲这些事情。
也是在这个时候，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不研究历史，要搞环保了。他想按照国际惯例，名正言顺地成立一个环保组织。为此筹集了300元注册费，每天骑上自行车，一个部门一个部门跑。
但是都被拒绝了，没人能听懂他在说什么。他只好以“中国文化书院”的名义，设了一个绿色文化分院，又称“自然之友”。办公室就设在自己家里，工作不收报酬。这年，他60岁。
梁从诫的这个行为，很像他的父母保卫北京城墙的举动。
当年，听说城墙要拆，梁思成说：“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割掉我的一层皮！”
林徽因直接闯进了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两人大吵一顿。
彭市长是革命家出身，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一张“底牌”，说这是最高指示。
林徽因只好退一步，建议把城墙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这样，市民既可以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的味道。男女也好有个谈恋爱约会的地方嘛。
但最终，一万句话顶不过一句话，墙还是拆了。林徽因为此愤怒痛苦，1955年就去世了。
林徽因最终的标签，是“建筑师”
梁从诫的环保意识，多少受到父母的影响。他自己身体力行，每天骑自行车出行。当时他还是政协委员，有一次去政协礼堂开会，门卫把他拦住不让进，直到他掏出委员证，才放行。
1997年，他在政协会议上交了一个提案，建议把首钢逐步迁出北京，以保护首都的空气环境。这可是个大工程，提案并没有激起多大反馈。
2004年的时候，他又提出了这个事，这一次受到了重视。因为在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了，可不能让外国人看到天空雾蒙蒙的。于是，2005年首钢搬迁正式启动，到2010年基本完成。
发展到今天，“自然之友”在全国的会员超过两万人，而且孵化出了好多的民间环保组织。从2006年开始，它每年还出版一本《中国环境发展报告》绿皮书，成为中国环境变化态势的重要记录。
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去世，他留下遗嘱，要把自己葬在一片树林里，继续保护大自然。
当年祖父梁启超领导维新变法，被慈禧追捕；父母保护城墙不成，空留叹息。对于家族的命运，梁从诫有一句话：
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失败者。
05
在生前，梁从诫亲眼见证的一个历史瞬间，改变了好多人的命运。
1980年夏天，美国大英百科全书代表团来华访问，受到邓公的接见，正担任《百科知识》主编的梁从诫被派去做翻译。
访华团里有一位九十多岁的女编辑，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邓公听说后很兴奋，用他不达标的川普口音说：
咱们是同事喽，都是打仗的！现在失业了，没仗可打了，但还是和平好！
梁从诫把这话翻译给女编辑听，她大吃一惊，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她不理解的是：我怎么会跟他是同事，真是不可思议。
之后的几年，邓公的判断越来越明确：
世界大战50年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主题，于是开始推行裁军计划。
这个政策影响到了上百万人的命运。其中包括一位在沈阳军区服役的军医，名叫娄丹。
娄丹当时是微生物和免疫研究室的主任，在部队的级别已经是技术少将了。他带着11个部下，研究细菌免疫。
他在期刊上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题目的画风都是这样的高冷：
《蛋白质肽的微管SDS-聚丙烯酰胺微管凝胶电泳》
《质粒图谱分析在细菌性痢疾爆发菌株鉴定中的应用》
《黄芪多糖对LAK细胞毒的增强作用》......
战争打不起来了，捣腾细菌没必要了，就需要进行转型。
1984年，当沈志华出狱做生意、曹掌柜踏足汽车玻璃行业时，娄丹参加了全军首届生物工程技术学习班，是中国最早接触基因工程的一批人。
那时候，中国得肝炎的人比例很高，军队征兵体检时，不能招有肝病的，害怕传染。于是，他就把治疗肝炎作为基因工程技术开发的第一个目标，决定研发干扰素。
几年后，药是研发出来了，但是要拿到药号，还必须有自己的工厂，否则只能转让技术。
娄丹一直在思索的是：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必须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能力，降低成本，才能让更多的患者有能力接受治疗。
应该使干扰素能像青霉素一样，让普通百姓都用得起。
于是，娄丹选择创业。1993年，他带领团队，创建了沈阳三生药业有限公司。
决定经商那年，他已经58岁，要去挑战从一个医生到一个老板的身份转变问题。有人做了个统计，说知识分子下海，60%到70%都失败了。
娄丹对自己倒是很有信心：
我觉得办企业，最重要的是，应该有点创新精神。正好我是做科研工作的，我本身一辈子用一种科学态度做事，所以这一点我不成问题，创新精神不成问题。
当然，娄丹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一个儿子，叫娄竞，继承了他的医学追求，1989年去了美国学生物制药。就在父亲创业这年，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又去了美国卫生总署做博士后研究。
在公众场合，娄竞不喜欢别人叫他“娄总”，更喜欢“Dr.”。这也是华尔街的媒体对他的称谓，彰显出他所拥有的学术背景。
在他的带领下，公司花了10多年时间，研究成功了一种名叫特比澳的药，学名叫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全球独家，可用于癌症患者化疗后血小板减少。
在研制这种药的过程中，三生贷款一个多亿，光临床试验就做了足足4年。现在，这种药是中国血小板减少症治疗领域的老大，每年都能卖10多亿。
2007年，三生制药在纳斯达克上市，成为第一家走出国门的生物制药企业，创下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在美股市场IPO的最大融资规模。这时候，才把研究特比澳的债还上。
但是，美国资本市场对当时中国的生物研发企业一直不看好。上市五年，三生制药的业绩增长了5倍，但是公司的股价却长期处于横盘状态，不涨不跌，半死不活的。
无奈之下，三生制药在2013年退市，当时市值3.4亿美元。两年后，公司转战港股上市，市值当天就冲到了230亿港元，相当于29亿美元，是两年前的8倍多。
中国的企业，没有点韧劲，走不到这一步。
当年公司刚起步时，药物上市的文号还没出来，市场上就有了仿冒品。一查，光是娄丹同一个小区就有四家。
当他找到造假药者去理论时，他们哈哈一笑说：
你们吃肉我们喝汤么！只有在你们的药批准前我们才能赚大钱呀。
06
同样是1993年的夏天，5月28日至6月20日，首届世界女排大奖赛在香港举行。中国队的姑娘们打进了总决赛，但最终以0比3输给了古巴队，惜败。
十二年前，在第三届世界杯排球赛上，中国队首次夺得冠军，并且提前了一轮。最后一战和日本队的比赛对成绩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日本队却穷追猛打，气势非常可怕。
到了决胜局，日本队以15：14领先，教练袁伟民急了，冲着队员大声吼叫：
拿了冠军却输给日本，价值完全不同。不拿下这场比赛，你们会永远后悔！
最后，中国队以17:15拿下最后一局，总比分3:2，七战全胜。
这是中国女排走向辉煌的开始。后来，她们又连夺几个大赛冠军，包括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当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远远没有今天的自信。女排的“三连冠”“五连冠”被当做国家振兴的标志，还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女排精神”，激励了无数人。
主力扣球手郎平连续获得世锦赛、奥运会、世界杯三大赛的最佳球员称号，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马拉多纳”。
那些年，只要有兴奋、热烈的场面，吃瓜群众们总会呼喊一句口号。这句口号听起来很悲壮，甚至想不到是出自一场排球比赛：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五连冠时期的队员们纷纷退役，中国女排也进入了一段低沉期。
尤其是1992的巴塞罗那奥运会，可谓女排历史的至暗时刻。在小组赛出线的关键一战，中国队在这次参赛的八支球队中名列第七，创造了历史的最差战绩。
就像被隔壁老王欺负了一样，举国都震惊了。有位大领导，还亲自给袁伟民打电话，让他过问一下这事。老袁也不知道如何说，毕竟都是自己的得意弟子。
直到2003年，在第九届女排世界杯上，中国队才再次夺得冠军。
当天，新华网发了一篇评论文章，里面写道：
老女排带给国人的精神激励和示范效应已远远超越了体育范畴，而成为全民族的财富。
但，今晚不会是一个不眠之夜，不会有彻夜的狂欢和喧闹的游行......
一个久违的世界冠军已不再也无须承载20年前的社会重责。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最终都会回到原点。
2016年，郎平带领的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获得冠军。而前几天，2018女排世锦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惜败，获得季军。
而国人对于这项赛事的关注，再也不像八十年代那么狂热了。不管是欢呼还是惋惜，都表现得很淡定，很正常。
体育回到常态化，这是时代和民族心理进化的结果。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机遇，也塑造了不同的英雄。他们走的路是各异的，但共同点都在于，为了突破人生，做出了坚定的选择和坚毅的努力。
就像1993年上映的一部电影，讲述两个唱戏的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获得了戛纳金棕榈奖，成了绝世经典，里面有这样一句台词：
自古人生一世，需有一技之长，
我辈既务斯业，便当专心用功，
以后名扬四海，根据全在年轻。
人生就像一场球赛
永远无法预料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一部短片送给你
纪念那些看女排比赛的岁月
永不放弃
你 就是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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