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劳重新理解生活世界 | 古劳寻谣记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寻谣计划 Author 陆晔
本期志愿者
陆晔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是在寻谣计划上海站线下第二场那天对这个公共艺术项目“一见钟情”的。虽然我原本只是想去围观痛仰高虎。
今年上海的梅雨季节特别漫长，淅淅沥沥四五十天，人们刚开始小心翼翼地走出严格的社交距离，一群人聚集在细雨中新华路社区老公房和石库门的过街通道里，在职业音乐人带领下，跟几位老人学唱那些几乎从我们生活里消逝了的童谣。在唱到“生蛋歌”的时候孩子们尤其开心，社区邻里阿姨妈妈们也加入进来，一只猫气定神闲地路过，好多人拿着手机直播。我一下子就被打动了。
有陌生人的相遇和互动，城市才是活生生的。而且，被新冠疫情剥夺数月的公共生活终于又回来了。小河说音乐就是一个通道，连接所有人、激活城市生活。我想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些媒介社会学者应该聚焦的吗。
其实关注小河的音乐创作从河酒吧时代就开始了。他实验性抽象性的部分之外，颇有一些强烈社会介入性的作品，比如我非常喜欢美好药店专辑《脚步声阵阵》的“老刘”、《傻瓜的情歌》的“寻人启事”；从“音乐肖像”到“回响行动”再到“寻谣计划”，都有着公共参与和艺术介入社会现场的明确立场，只是我之前从未想过要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拓展到这样的公共艺术实践领域。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跟团队刚完成一项关于新冠疫情期间公众行为的调查，被数据表格弄得晕头转向的我急于回到我最擅长的质化研究；再加上那些天着迷于社会学家项飚跟单读主编吴琦对谈的新书《把自己作为方法》，项飚提到学术和当代艺术、民谣、摇滚都是一种表达实践，提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如何创造附近的地方，还说一个人在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时候就达到自己的学术巅峰其实不是件好事儿。
总之一方面我相信学者从社会现场获得的生命经验是非常重要的，我需要新的田野研究来突破自己的学术瓶颈；另一方面就像尼古拉斯·米尔佐夫在《如何观看世界》里所说的那样——互联网时代的视觉文化不仅是观看正在发生的事物的一种方法、而且是我们创造变化的积极途径——艺术家一直在创造变化，而我这样的学者相比之下实在是需要更多的反思，同时也需要更多的社会行动。
这么长的前情提要，其实只是想说，我为什么会作为志愿者参与古劳寻谣。
重要的精彩场景，纪录片里都有。我这里只想记下来几个印象深刻的片段。
有一天早上我们转遍鹤山北湖公园，几乎找不到一个愿意跟我们聊聊的老人，更别说童谣了。大概是因为我们不会本地方言，公园里绝大部分老人也讲不来普通话。终于听见了琴声，三位大叔，白发的穿浅灰色格纹POLO衫，黑长裤黑皮鞋，拉二胡，连接一只放在两轮小拖车上的巨大黑色音箱；黑发的一位穿白底蓝色细条纹POLO衫，弹拨一把湖蓝色三弦，连接的是中等大小的玫红色音箱；还一位黑发，蓝灰色格纹POLO衫黑裤黑凉鞋，也拉二胡。过一会儿来了位唱歌阿姨，盘发髻，浅粉色长裙，浅绿色珠光高跟凉鞋，浅粉色短袖斜襟上衣是桃花的图案，嗓音清亮。原来他们是一个小乐队，时常在公园表演，并不在意有没有观众。他们虽说不记得任何童谣，但唱歌阿姨愿意带我们去找她的好朋友，一位做过幼儿园老师的奶奶。
隔天我跟钢片琴手四旬和视觉设计师VV一起带了牛奶水果登门拜访。奶奶八十多岁，独自一人住在没有电梯的公寓六楼。她说年轻时是南海舰队的随军家属，后来做了海军幼儿园老师，转业之后定居鹤山，儿女都在外地工作，老伴走后有唱歌阿姨和一众姐妹经常聚在一起，唱歌跳舞时装表演，很充实。
奶奶开始有点害羞，慢慢熟络起来，先给我们表演了一首她在幼儿园教小朋友唱的四句儿歌“苹果园”，又跳舞给我们看。聊得尽兴，奶奶给我们讲了好多她家里的事情，我也给奶奶看了我爸妈的照片。临走奶奶先塞给四旬一个红包，说四旬还是个小孩子，要健康成长；再给VV和我，我们不肯收，奶奶急了，说你们在外面做工，不容易，要好好努力工作，这是奶奶的一点心意。
摄影：陆晔
虽然那首“苹果园”不是寻谣计划需要寻找和活化的没有录音版本的童谣，但那天上午奶奶的记忆被打开了，说了好多话，唱了好多歌，特别开心。小河总说，不管找没找到童谣，寻谣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建立起人与人之间、当下和过去之间的连接。红包里的20块钱那天中午给团队工作餐加了个煎蛋，红包一直夹在我的笔记本里，看到它就想到奶奶的歌声和舞姿，年轻，快乐。
《苹果园》
我们来到苹果园
树上的苹果沉甸甸
红红的苹果真鲜艳
好像我们的小红脸
*此曲为提供者1960年代在南海舰队当保育员时习得，歌曲改自《苹果园》，为方便小班学生学习，在歌词内容上做了调整。
“有支歌仔唔好教比人”这首古劳本地方言童谣是小河在茶楼里锲而不舍地跟饮早茶的老人们一个个聊天聊出来的。回想起来，那天我最后悔的，除了我觉得早该想到这是在广东啊、公园里大海捞针找老人聊天不如直接去茶楼啊，还有另一件事。事实上在茶楼偶遇冯爷爷之前，一直没有找到真正本地有旋律的童谣，我开始有点急躁，反复问小河，如果到了计划进行现场表演那天，依然一首童谣都没有，怎么办？小河说，慢慢来，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悲观主义者如我，并不觉得这是个安慰。
所以，当七十九岁的冯爷爷脱口而出他六岁时深爱他的养母唱给他的这首旋律动人的方言童谣，我非常兴奋，尤其之前当地好多专家都十分肯定地告诉我们，古劳方言童谣只有念白、没有旋律，你们不可能找到有旋律的古劳童谣的。然而，等冯爷爷在小河的笔记本上一个字一个字写下这首童谣的歌词，等小河一个小节一个小节在中阮上弹出旋律，等这支歌的谱子差不多扒完，冯爷爷再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歌谣时，我开始频频看时间，觉得茶楼耽搁得有点久，会影响后面的安排。
我已经不记得为什么另外一首歌的歌词竟然不是冯爷爷自己而是我写在小河笔记本上的，大概我自以为是地认为我写会比较快吧。甚至，在复盘听录音的时候，我多次听到自己试图去概括老人的话，当时不觉得、事后很刺耳。而小河，只听他在一旁轻轻地说，陆晔你让冯爷爷自己说完。
也许，我已经太习惯于把所有的事情都严格按照Excel表展开，效率成为牵引一切的中心，就好像我是在游戏里做任务、打通关，而小河，是在洞悉、体察、享受生命中不可重复的每一瞬间。
在这里，寻谣不是手段也不是目的，而是打开通向另一个生命个体的通道的那把钥匙。
这样的情形于我，在古劳寻谣过程中多次出现。就像我们去古劳文化馆冯馆长家，解放初期的归国华侨，特别干净清朗的一家人。唱完了“摇篮曲”，冯馆长送大家离开，走在路上忽然说起他想给太太办一个展览，展示她每天用手机拍的云。“景云拍云景”，冯馆长如是说，“我太太跟高尔基是同学啊”，年轻的寻谣团队都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社会大学毕业的嘛”，大家都笑了，坚持要回去看看冯奶奶的创作。
转回小院落，冯馆长打开冯奶奶的手机相册递给小河，大家围成一圈，一页页翻看，每一幅，云和天空，都美得难以形容。大家不时发出惊叹，冯奶奶有点腼腆地在边上嘟囔，我一个普通农妇，也没读过书，也没什么审美……小河忽然说，“我们所有读过的书，所有的修养，不就为了能看云吗。”我心里一紧。纪录片里大家围着翻看冯奶奶手机相册那段视频是我用手机拍下的，甚至还有拙劣的推拉摇移，往好处说常年的职业训练让我在社会现场往往可以保持旁观冷静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视角，然而，我读很多书、我提高专业素养，但我不仅自己很少看云、也很难沉浸地专心欣赏冯奶奶的云图。
古劳寻谣音乐现场那天，我在微博上发了冯爷爷跟孩子们一起唱“有支歌仔唔好教比人”的视频。当天的乐队，除了小河的中阮弹唱、参与过寻谣北京站和杭州站的波普音乐人熊熊作业的手风琴、上海站四旬的钢片琴，按惯例总有本地乐手——正因《乐队的夏天2》开始火爆起来的五条人的贝斯手牛河和鼓手长江。我那条微博被五条人转发了，到现在正好两个月，阅读量大概144万。我曾开玩笑说这个流量20%来自小河、80%来自五条人。
其实寻谣计划的意义和社会影响远不止这些。作为一项高度参与性和社会介入性的公共艺术实践项目，寻谣计划为过往被历史和社会主流机制遮蔽的童谣以及童谣背后的一个个老人带来了符号意义和社会意义上的可见性，成为艺术家和普通公众尤其过往极少卷入公共艺术活动的老人和儿童进行多主体个人身份展演的平行话语场所，尤其通过移动互联网社交平台的传播，延展出新的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对于我个人来说，寻谣计划让我强烈清晰地感受到公共艺术介入社会的价值，尤其新冠疫情带来的世界性变化，就像法国哲学家、巴黎学派领军人物拉图尔所说，“一场重新规定我们的生活条件、打乱日常生活的细节的危机，将给每个人带来挑战，我们必须学会仔细地梳理生活的细节”；社会学家项飚则断言“在令人心神不宁的形势下，去充分关注复杂和严峻的细节，正可能让人心静气定”。
古劳寻谣于我，正是这样一种让人心静气定的对我们置身其中的生活世界的细微之处的重新理解。
《有支歌仔唔好教比人》
有支歌仔唔好教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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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唱响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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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 ☻ vv
文字 ✐ 陆晔
摄影 📷 旷四旬 陆晔
编辑 ✄ 旷四旬
统筹 ☁️ 刘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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