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高西庆：中国股市赌性大，但不是赌场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38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

本期嘉宾：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兼首席投资官、中国资本市场创建者之一  高西庆

1988年，华尔街马基罗斯律师所执业律师高西庆和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王波明从纽约回到北京，下决心筹建中国的股票交易所。高西庆那年35岁。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继成立，并用约三十年的时间达到了其他强国几百年才能走完的发展历程。如今，中国已有3000多家上市公司，两市市值超50万亿，股民开户数近2亿户。

近日，在接受搜狐财经和经济杂志独家访谈时，高西庆讲述了中国资本市场从起草中国证券市场白皮书到上交所和深交所建立的细节。

彼时的中国大陆，正是金融改革的时期。企业已开始发行股票和债券，股票交易市场也已经陆续出现在几大城市，股票交易所呼之欲出。

“即使没有我们这些人鼓吹，资本市场也迟早会在中国出现，只是早一点，晚一点而已。”高西庆说。 

对于资本市场的本质，高西庆认为，上市公司的基本面是可量化和计算的，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管理机制存在问题，不少可量化和计算的内容容易受到宏观政策的影响，因此我国资本市场的可预测性比较差。

高西庆表示，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是法治。我国资本市场需要改变当前的监管模式，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

高西庆强调，中国股市虽然赌性比较大，但并不是赌场，因为中国的个人投资者已经十分成熟。只有改变管理体制，并建立可量化和预测的机制，个人才能更好地根据风险偏好去投资，降低资本市场中的赌性。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回国前，你在纽约的工作令人十分羡慕，有没有想过留在国外？

高西庆：80年代时，中美两国的经济差距还很大，很多人觉得应该留在美国。但是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吃不饱饭的环境中长大的，还有一些其他追求。

当时，美国的媒体也问我为什么要回国。我说，美国物质丰富，各方面都很发达，但这些都是你们的祖辈奋斗出来的。

我得让中国的将来变得和你们一样，甚至比你们还好。所以，是否留在美国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问题。

在很多领域，中国还处于追赶阶段，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可以改善的地方。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往前走，因此当前在中国做出成绩相对容易。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回国前，你们为国内建立资本市场做了大量的准备，当时你们是如何分工的？

高西庆：当时我们不知道资本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并没有明确的分工。

我是律师，所以与监管相关的法律的内容，我负责得多一些；王波明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工作，所以关于交易所的内容由他负责；王巍、李青原则从宏观经济理论方面进行指导。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在自主调查了欧洲及亚洲大部分的证券交易所后，你得出了哪些结论？

高西庆：通过调研美国、欧洲和亚洲地区的证券交易所，我发现虽然各国的证券交易所在法律法规和交易程序上有所区别，但是所有的法律法规、监管机制都脱胎于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

然而，即使各国的监管机制都脱胎于美国，但美国的机制更细致，逻辑更严谨。这主要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的资本市场相比，美国市场更大、更复杂。

美国当时是全球资金最主要的流入地，交易量占比超过60%，因此美国所考虑的问题要比其他国家多得多。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是否想过要是资本市场建立不了怎么办？

高西庆：决定做这件事情之前，我们就听说国内正在进行金融改革。当时国内对资本市场有所需求，但鼓吹这件事的人比较少，而且多是从宏观层面上鼓吹，微观层面上基本没有人做。

像张晓彬、周小川这些走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对资本市场的理解也比其他人深刻得多，我们便一拍即合。我们才能得到这么大的支持。

中国这么大，不可能我们几个人吹一吹牛，证券市场就建立起来了。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也想过，如果做不成，应该怎么办。我和王波明定了一个五年的约定：在五年之内，不管碰到多大困难，我们都要继续往下做。但是五年之后，约定就没有了，我们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证券市场白皮书”被认可的过程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高西庆：每走一步都有很多困难。有人说我们是骗子，这是常有的现象。

当年绝大多数人认为，证券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中国不可能建立资本市场。我们就用各种办法，用最直观和简单的办法去说服大家。

一方面，我们要寻找各个大型公司的支持；另一方面，我们要让金融系统的监管部门认可证券市场。

当时我住在四环，每天要先骑十几公里的自行车去找王波明，然后我们还要经常骑到不同的机构去寻求支持，比如中创、中农信、中信、中化、光大等。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如何看待证券交易所在那个时间点成立？

高西庆：回过头来看，我们刚好比较幸运，刚好处在历史的节点上。

我想，即使没有我们这些人鼓吹，资本市场也迟早会在中国出现，只是早一点，晚一点而已。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为什么会在如此紧密的时间内成立两个交易所？

高西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资本市场的创建非常重要。我们本来打算在北京建立交易所，后来因缘际会，却在上海成立了首家证券市场交易所。

我们在北京宣传时，上海市市长便邀请我们去上海筹备证券交易所。1990年1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批准成立，这体现了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智慧。

深圳则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成立证券交易所的积极性很高，加上又有特区的政策，所以深圳建立证券交易所同样先行先试。

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时，深圳还没有拿到批准，但是深圳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也请我们去帮助筹备。深交所开始试营业时，我们都在场，但是我们没有大肆宣传，很小心地开业了。

一方面，这说明我们有一批人愿意努力去做这件事；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央政府愿意尝试。如果没有这两方面的积极性，证券交易所也不会那么迅速地成立。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中国证监会和美国证监会的建立过程有何区别？

高西庆：相同的是，中美两国证监会建立的背景都是市场出现了问题。不同的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资本市场的建立往往是自下而上的，并由市场自发形成交易系统，等市场做大出现问题后，才会引入监管系统。

中国证监会的建立则是自上而下的，然后再进行充分的设计。这主要与我国的体制有关。而且，我国证监会成立的时间较晚，可以站在他国的肩膀上，避免走弯路。

与境外资本市场最大的不同是，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很多行为都要经过批准。

从法律层面看，美国《证券法》规定了禁止事项。一旦有市场行为对市场造成损害，对股民造成欺骗，美国就会出台新的法律进行约束。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公共治理上也在逐渐地改善。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对当前资本市场的结构性调整有什么建议？

高西庆：很多人将中国资本市场中的风险称之为赌性。中国资本市场的赌性确实比较大，但我不认同中国资本市场是赌场的说法。

资本市场所存在的赌性和赌博是不一样的概念，资本市场的投资是基于对公司基本面的了解，是需要经过计算的。

理论上而言，上市公司的基本面，以及对财富的创造都是可量化计算的，但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管理机制存在问题，很多可量化和计算的内容受到宏观调控的影响，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所以可预测性比较差。

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是法治，不仅体现在法律的完善过程，而且还体现在整个法律的执行过程、立法过程和修改过程，进而据此建立可量化和预测的机制，随后个人再根据风险偏好去投资。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如何推进资本市场的理性投资？

高西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个人投资者较多，这个现状无法改变。这是中国人的本性。

中国股市不成熟，有人认为是因为个人投资者多，我认为这句话说得不完整。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很多机构投资者也是散户的行为模式。

其实，比起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中国股市的个人投资者对股市的熟悉程度都不差，已经很成熟。

中国资本市场上出现的“追涨杀跌，打一枪就跑”的现象是有原因的，因为现行的管理机制使投资者认为：如果打完这一枪后，我不跑，而是采用巴菲特式的长期投资，那么我不知道会死在哪儿。

这是另一个问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解决。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如何看待你在证监会、社保理事会和中投公司所做的工作？

高西庆：相同点都是在为国家工作。我们这一代人讲家国情怀，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

证监会是监管部门，面对的是整个市场。在证监会工作，个人面临资本市场巨大的诱惑，比如一夜之间暴富的机会，可能会把持不住。

因此，监管部门的员工必须要保持清醒的认识：监管人员只是看门人，而不是主人。

在社保单位工作时，我的主要任务是管理和投资社保基金。

我一直鼓吹社保基金的监管机构和运作机构分离。我认为，监管部门和运作部门的功能是冲突的，容易引起很多问题。但是直到今天，这两个架构还没有分开。

到了中投公司后，虽然也是管理国家的钱，但是这些钱要拿到境外投资。由于每一个市场都是有周期的，如果都把老百姓积攒的财富放在国内市场，对我们是不利的。

拿出这笔钱放到国际市场上投资，如果国内市场出现问题，境外市场也能够给予支撑。

当时我是总经理，年底填报表就要填写100多个国家，签字签到最后，手都抽筋了。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的工作经历十分丰富，你是如何快速适应自己的角色的？

高西庆：现在年轻人基本上都是自己做决定，或者父母帮着做决定。在我们那个年代，没有选择是很自然的事情。

在这个机制下，有人过得很痛苦，但也有一部分人过得比较简单。后者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即不管是什么事，都努力把它做到最好。

我就是过得比较简单的人，干一行爱一行。

其实在哲学上，没有选择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心态问题。年轻人不要总是抱怨，可能不是别人的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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