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宋敏：解决债务问题不能操之过急，避免银行不放贷逼死一批企业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50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

本期嘉宾：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 宋敏

“资本开放不是从0到1的概念，而是逐步开放的过程，只是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应该以我为主。”宋敏对搜狐财经和经济杂志表示。 

中国新一轮金融开放的时间表业已公布，多项金融开放措施加快落地。在此背景下，如何全面统筹考虑，在加大贸易开放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同时，审慎有序开放资本项目，并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2019年5月，搜狐财经和经济杂志联合对话了宋敏。宋敏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曾入选“2002年世界500名顶尖经济学家”。

宋敏强调，由于我国高杠杆率高企是结构性问题，因此解决方案也只能是长期的结构性供给侧改革，不可操之过急。

“解决债务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操之过急，银行不继续发放贷款，很快就会逼死一批企业。”宋敏说，“但方向是毫无疑问的。历史上所有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都与高负债有关，所以我们要找到并把握好长远结构性改革和短期稳定性之间的平衡点。”

宋敏说，行政手段是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手段，有利于经济在短时间内恢复，这是中国调控的优势。“在危机发生时，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不能丢掉这一工具。”他说。 

宋敏还认为，我国金融业开放不能立马完全放开。在此之前，要确保配套制度设计到位，如实现汇率灵活化，以及税收制度管制热钱进出等。

宋敏表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上仍大有可为。“我们国家可以围绕一些优势产业（如5G）去布局，”宋敏说，但中国企业不能光靠政策扶持，关键是产品需具备竞争力。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当前全球债务高企，国内的杠杆率水平也处在高位。你认为当前世界发生较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宋敏：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股票便站在很高位，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存在高估的风险。 

如果美联储再增息，那将极大影响美国市场，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的影响也一样。土耳其、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承受不了美元升息、美元升值的压力，因为这些国家内部都存在诸多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很大，且很多债务是外债。外面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对这些国家的市场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的负债率比较高，特别体现在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债务问题。虽然目前我国基本上把杠杆率控制在一定水平，但实际的杠杆率仍较高。 

国内经济面临着发展动能转换和转型升级，而我国仍未找到新动能。因而，内部和外部都有很大的压力，所以目前出现全球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刚刚提到我国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债务问题，同样的，我国家庭部门的债务水平也很高。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的去杠杆政策对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宋敏：应该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家庭部门杠杆率较高引起的，最终造成了次贷危机。美国采用的是完全市场化的方式，因而去杠杆的过程是比较快的，这导致了很多家庭破产。 

中国很难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因为这会导致社会不稳定。 

无论是企业部门、政府部门还是家庭部门，中国解决高杠杆问题都得慢慢来，因为这是结构性问题。

比如，企业部门的高杠杆是因为其融资来源主要是银行和债券市场，而这是债务驱动的融资体系，最后肯定会导致高负债。

所以，长期结构性的问题要由结构性改革，也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决。这也是我们正逐步增加股权融资比例的原因。

解决债务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操之过急，银行不继续发放贷款，很快就会逼死一批企业。但方向是毫无疑问的。 

历史上所有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都与高负债有关，所以我们要找到并把握好长远结构性改革和短期稳定性之间的平衡点。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也就是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行动应跑赢金融危机的发生？

宋敏：希望是这样。中国行政干预机制的市场效率不一定很高，但是它在关键时刻是可以起作用的。目前，行政干预机制是不可以丢掉的。大的金融危机是需要行政手段来控制的，这是中国调控的优势。 

举个例子，通过行政干预，当年的4万亿很快就贷出去了。而通过市场化手段，美国虽然释放了很多流动性，但美国银行拿到钱却存到准备金里，最后并未进入实体经济。因此，美国经济的恢复会慢一些，中国经济则可以实现V型反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政干预机制是最优选择，但在危机发生时，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所以不能丢掉这一工具。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中国股市、债市体量在全球分别居于第二、第三位，但开放程度其实并不高。中国金融业开放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宋敏：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目前都已允许外资控股了，机构开放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此外，中国一直在推动外资流入中国，但问题在于，中国也担心资金外流，或是外资进入后再外流，导致汇率波动，从而对金融体系形成冲击。

我一直认为资本开放要循序渐进。理论上，如果我国的金融体系比较稳定，加之汇率灵活化和市场化，那么可以逐步实现资本开放。

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很多公司是通过股权质押的手段获得融资的，所以导致中国很多上市公司质量很有问题。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即在资本完全放开之后，再从监管方面下工夫？ 

宋敏：资本开放不是从0到1的概念，而是逐步开放的过程。

我们在逐步开放，只是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应该以我为主：我们应该开放到什么程度？我们能够承担的风险有多大？我们的监管能力成熟到什么程度？

现在外部压力迫使我们开放，但可能我们内部还没有准备好。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如果有时没有外部压力，我们的改革进程也就不快。我国的金融业迟早是要开放的，现在无非是要加快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进程。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如果加快金融业开放进程，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应有什么相应的变化？

宋敏：在金融业开放的过程中，很多制度建设要到位。 

首先，汇率应有更多的灵活性，这样便可通过汇率调整来对冲风险。现在国家也正往这方面推。

另外，金融业开放还需管住热钱流入与流出的问题。在税收方面，应鼓励长期资金进入，税率可低一些，而热钱的税率就应制定得高一点。在监管制度上，上述都是可以去设计的，其他国家也有成功的经验。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需求越来越大。目前是否是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好时机？ 

宋敏：在国外，拥有人民币的空间毕竟是比较小的。人民币还没有真正成为交易货币，投资的渠道也较少。

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本项目开放。资本项目没完全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很困难的，大抵只是局部的国际化：只是用人民币结算，但实际上并未形成资金流。人民币的国际化还是非常长远的事情。 

人民币必须要在国外流动才算是国际货币。如果人民币最后又回到本土，那只能算是走了一圈又回来。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在与其他国家的企业竞争时，你觉得中国企业亟需提升的能力是什么？ 

宋敏：我想肯定是产品效率和产品吸引力。 

企业不能光靠政策扶持，关键是产品有竞争力。我们国家可以围绕一些优势产业去做布局，比如5G。在信息时代，5G有很多发展机会，那么企业可否先行一步？

华为已经开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做布局。因此，企业要着眼于自身的优势，而不是光靠政策优惠扶持。政策扶持是不长久的，根本还在于产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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