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等一回，中国国运的三次大辩论
小炒注：我们不想做韭菜，我们想做花朵。
NO.20—第二十篇原创
在中国历史上，短暂的盛世之后，经济衰退总是如期而至，与之伴随的就是，民众殷实之后的长期贫苦。如同宿命一般。
10年前，有太多的人沉浸在“经济奇迹”、“大国崛起”的幻觉中，每个人信心满满。当下，我们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焦虑和恐慌却像病毒一样蔓延：产能过剩，地方债务负担，企业倒闭潮正在涌现，甚至连承载着国人财富与幸福的房产，也出现企稳下跌迹象！
剧烈反差并非突然而至，而是有历史规律可循。
在国强与民富上，中国历史曾发生过三次经济思想大辩论：西汉盐铁论、北宋王安石，还有一次是当今。这三次思想交锋每次间隔一千年。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运的基本逻辑。
西汉初年，民生凋敝，人口锐减，国力空虚。统治者遂实行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民间经济因此活跃富庶，史称“文景之治”。
“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史记》
到了汉武帝时期，为解决少数民族的侵扰，连年征战，致使“国内虚耗，户口减半”。为解决财政困难，武帝将手伸向民间，实行国营专卖、统购统销，赚取高额收益。国进民退，国家收入因此大增，民众却日益贫困。
公元前81年，汉武帝已去世6年，面对岌岌可危的朝政，终于有人敢出面质疑武帝的国营政策了，从而爆发了大争论，形成了《盐铁论》一书。
正方是反对与民争利的儒生们，反方是武帝的财政大臣桑弘羊。
儒生们将民间的问题和盘托出，认为政府垄断经营的做法是官商勾结抽取民间财富，扰乱了市场，提出了罢黜盐铁专卖、还利于民的建议。
桑弘羊坚决不同意，认为政府必须在商业上获得收入，否则政府会财政失衡并破产。
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从商业上获利，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战争或灾荒的开支从哪里来？地方割据如何化解？
这就是困扰统治者几千年的大一统悖论。无论经济怎么波动，财政支出总是单调上升。
应该说，桑弘羊看到了工商业的巨大好处，但无法调和专营政策内在的与民争利的本质，停留在腐朽的国营垄断阶段；儒生们看到了专营政策在民间造成的弊端，认为问题出在商业上，要求抑制商业，提出了“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为官清廉”的三板斧。
没有谁去考虑经济的长远发展，都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看待工商业。
统治者取两派所长，采纳儒家的重农抑商，但桑弘羊的国有政策也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国有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给了政府足够的控制权，既能获取大量财源，也能防止下层人士的反抗。特别是当财政收入下滑时，国有企业的作用更加明显。
国营企业的弊端也十分明显，效率低下，产品质量低劣，价格高企，严重挤压了民间经济的生长空间。这些压榨导致民间商业无法得到持续的发展。
中国自此陷入了两千年悖论：明明拥有强大的政府和国营经济，却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国家明明很重视商业，却极度轻视商人。由此，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放松管制-民间发展-政府介入-民间衰退”的循环怪圈。
每逢战乱与饥荒，中央财政总会将手伸向民间经济，王朝也无一例外走向崩溃。
盐铁论一千年后，北宋吸取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极力削弱地方、做大中央，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官员互相制衡，官僚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中央养兵，军事开支浩大，战力低下。
北宋初年，政府牢牢占据重要的产业上游，将利润微薄的产业下游开放民间，这种“楚河汉界”，一度实现政府与民间的双赢。
到了宋仁宗时期，国家财政捉襟见肘，赤字严重，便启用王安石，推行一系列桑弘羊的政策——全面扩张国营政策。
由此引发了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激烈辩论，史称“延和殿廷辩”。
儒家代表的司马光依然是儒家经济那老一套，认为政府应该节省开支，以农为本，藏富于民，不要随意从民间搜刮；王安石认为政府正常开支不应缩减，利用政府力量搞活经济，从而增加财政收入。
司马光认为全国一盘棋，蛋糕就这么大，政府多拿一点，百姓得到的就少了，这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认为蛋糕可以做大，政府和百姓都能多拿，这就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认为桑弘羊的国营政策扰乱民间，差点导致西汉灭亡；王安石嘲笑司马光不懂得国家理财。
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在强势政府下，一起做饼往往就演变成了分饼大战。
三年间，市易法、青苗法、方田税法、农田水利法等等一系列改革措施陆续推出，将基建、金融、商品买卖等全部由国家掌控。俨然一副计划经济的样子。
王安石变法实实在在增加了财政收入，缓解了财政紧张。但在实施过程中不但没有给底层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百姓怨声载道。
王安石变法后不到60年，北宋灭亡。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王朝的一个转折点，意味着单纯的国进民退已无法挽救中国封建王朝的命运。从此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再也没有整体性配套改革，退缩到保守的小农经济。这就是明清倒退的历史依据。
三中国版"哈耶克大战凯恩斯"
从经济领域讲，我们可以将改革开放看成是西汉的休养生息：放开管制、恢复生产。
到20世纪后期，改革开放已有20年，民间逐渐富足，围绕政府与民间的思想大辩论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现在。其中以张维迎、杨小凯与林毅夫的交锋最经典。
从左到右，依次是林毅夫、杨小凯、张维迎
张维迎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与工商企业家联系紧密，是民间经济的学术代言人。
杨小凯是世界级的经济学家，曾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誉为“离诺贝尔奖最近的华人”，思想上偏西方。
林毅夫是国务院参事，是政府的学术代言人，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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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与“小政府”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是盐铁论与延和殿廷辩的延续。
1996年，林毅夫与张维迎在北京大学关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展开了大辩论，史称“北大交火事件”。
当时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二十年，民间经济大发展，而国有企业效益越来越差，亏损面超过40％，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张维迎：国企的出路是民营化。他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认为按照市场逻辑进行经营，才能保证企业持续稳定地经营下去。
林毅夫：国企民营化会造成社会动荡和腐败丛生。民营企业无法承担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并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例验证自己观点。
朱镕基在国企改革中，采取了两派之长，实行“抓大放小”：扶持和壮大重点大国企，非重点中小型国企予以私有化或破产。史称“国退民进”。这就是国企改制和国企下岗的历史依据。
“社会上这么多的资产闲置,是三九下山摘桃子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三九集团
到2002年，全国1/4民营企业是由国企改制而来。而全国下岗工人的总量约为1500万人，刘欢的那一首《从头再来》就是唱给他们听的。
朱镕基的国企改革，实现了政府与民间的微妙平衡：国企瘦身，政府负担减轻，民营经济的领域得到一定放开。此时的政府与民营又回到了北宋时期的“楚河汉界”：政府退缩到能源、化工等上游战略产业；民间涉入食品、家电等竞争性下游领域。这就是当时彩电行业价格战的历史背景。
林张之争并未结束。2016年11月，在北京大学朗润园，林毅夫与张维迎又展开了“产业政策大辩论”。
林毅夫：只有实行产业政策，经济才能快速发展。
积极有为的政府制定了产业政策来推动新的产业发展。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和技术层面，基础科研和公用技术的突破依靠政府支持。
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继续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OECD国家中，政府在R&D的投入有的高达80%以上，最少的也有25%，
张维迎：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没有，现在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在市场竞争下，我们没有办法预先制定一条通往特定目标的路径。目前主导世界的产业——互联网、新能源、仿生科技等，没有一个是事先预测和政府主导的，都是市场优胜劣汰后的产物。
在实际操作中，得到政策扶植的往往不是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而是套利者和寻租者。并将新能源汽车骗取补贴作为典型的反例。
从目前实践看，产业政策之争，林毅夫占据上风。
产业政策的问题依然是强势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它可以带来一时的快速发展，但政府如何适时退出，这是一个无法预料的问题。而且，一旦产业政策失败，将是一地鸡毛，最终全国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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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将大辩论带到一个新高度的，是杨小凯与林毅夫之争。
进入21世纪，日本经济依然停滞、欧美陷入互联网泡沫，中国经济一片晴天。中国在取得快速的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腐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面对即将到来的政府换届，人们又开始呼唤改革。
当时，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不需要制度转型也能发展经济。他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模仿现成的发达国家，快速弥补技术差距，不需要费力去进行制度转型。这就是“后发优势”。
对此，2002年，杨小凯发表了主题为“后发劣势“的演讲：后发国家必须先进行制度转型，再模仿技术，才能获得长远发展。
虽然落后国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长此以往，政府和官办企业利用特权，贪污腐败横行，损害社会利益。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整个国家会被拖入深渊。
林认为，制度要与国家发展阶段相吻合。后发国家应该先利用“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而制度的完善大可以与经济发展同时进行。
杨认为，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转型。否则，越到后面越难转型。毕竟，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相比于‘后发优势’带来的短期效果，杨小凯更强调它的长期隐患乃至失败风险。而林毅夫主张优先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中促改革。
毫无疑问，杨小凯的理论更符合长远利益和历史规律；而林毅夫的理论更符合眼下的国情需要。现在回过头再来看，林过于乐观了。
2014年7月，在杨小凯十周年逝世纪念会上，林毅夫在媒体上发表《媒体和学界并没有真正理解我和杨小凯在争论什么》。
你如何能证明中国的经济一定不会出现他所担心的情况？”记者问。
林毅夫稍微停顿了一下，说了一句话：“起码在过去的这些年，小凯担心的事情还没有出现。”
那问题是，将来呢？
制度与经济的同步发展是一种理想状态，很难在现实中实现。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洋务运动、土耳其的里拉危机、伊朗的白色革命、拉美债务危机。
“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温家宝，2012年3月，中外记者问答会
“政府”与“市场”不是并列关系或对应关系，政府只是市场中的一个部门，与政府对应的是“民间经济”，而不是“市场”。政府与民间经济在共同的一般性规则下构成了“市场”。
如果政府垄断市场，或者屡屡打破市场规则，政府与民间经济将迎来双输。
然而，如何实现政府与民间经济的良性互动，如何才能避免国家机器对民间经济的负面作用，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直到现在的一个无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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