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两国的分道扬镳，专制与宪政的财政解读
小炒注：越有钱的越有钱,越没有钱的就越没有钱。
请先阅读上篇：国王的钱与权，英法两国的专制分水岭
在很多人印象里，英法两国作为西方文明的代表，都是全民选举下的民主体制，政治制度是差不多的。其实不然，英国是完全的议会制，议会是政治核心，掌控行政和立法；法国是半总统半议会制，议会只负责立法，总统才是国家行政核心，议会无权干预总统选举。
英国国王是虚职，英国首相由议会产生；法国总统与议会彼此独立、在权力上平分秋色。英国的地方自治权力较大，法国则是中央强势，所以，你听过苏格兰、北爱尔兰搞独立，但你听过法国哪个省份闹独立吗？
也就是说，即使到了现代，法国政治里的专制成分，明显多于英国。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为一衣带水的西方发达国家，英法两国政治体制的这种显著差别，根植于近代的历史发展。
两国都经历了“罗马帝国-封建割据-君主专制-资产阶级革命-民主社会”相同的演变历程，但对两国现代产生决定性差异的，就在17世纪。在经历了王权集中的16世纪后，两国在17世纪正式分道扬镳：英国接连爆发两次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持续至今；法国则迈向了君主专制的高峰，一直持续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
在本文，宪政和专制，都是中性词汇，不能用现代眼光和上帝视角去批判孰优孰劣。专制和宪政，均将法国和英国的国力带到了一个新高度。所以，我们不能用有色眼镜去看待它们，这一点提醒大家尤其要注意。
与前三篇一样，我们的分析，还是从财政和社会结构这两把钥匙着手。
一动乱与革命
1642年，英法同时进入国内动乱时期。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1661年路易十四亲政，两国几乎同时结束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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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黎塞留：马萨林1643年，5岁的路易十四继位，红衣主教马萨林主持政务。当时，国家财政吃紧，外有三十年战争，内有此起彼伏的动乱。面临的情形与黎塞留几乎一样。
马萨林继续推行黎塞留的政策，但是他更加艰难。法国已经进入财政赤字状态，雪上加霜的是，法国遭遇农业大幅减产和饥荒。当时，全球正处于小冰期的高峰，17世纪40年代，全球人口减少1/3，明朝崇祯也是赶上了“好时候”。
法国的财政体系是穷人缴税、富人免税，绝望的农民无力足额纳税，各地爆发骚乱，他们用弹弓向官邸投掷石块，这就是“投石党之乱”。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法国早已国库空虚，却继续与西班牙作战，致使年均赤字达到5000万，马萨林没有办法，为节省开支，他决定停发贵族4年薪水。
这一下这就惹了大祸了，穿袍贵族（贵族化的资产阶级）和佩剑贵族（封建贵族）都不干了，本来他们就对专制王权剥夺自己权力而不满，居然还削减自己的薪水，”是可忍熟不可忍“，于是发动叛乱，要求马萨林下台。这就是《国王的钱与权，英法两国形似神不似的专制发展》屡次提到的问题：向富人征税，是不可行的。投石党之乱演变成贵族叛乱。
他们将马萨林和国王路易十四赶出巴黎，法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但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这些叛乱者并不想推翻政府，只是希望留住自己的特权和利益。
由于担心人民起义闹大，这场动乱最终以1653年国王和贵族的妥协而结束，然后反过来联合镇压人民起义。这场动乱实际上证明了，贵族需要王权的保护，他们谁也没想过取代专制王权，特权阶级只是希望分享权力从中获利。
投石党运动是法国大革命之前波旁王朝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抗专制王权的起义，但是彻底失败。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投石党起义的领袖是大贵族，而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的商人和农民。这也是它与同时期英国内战的区别：英国内战的发起者是资产阶级。
投石党之乱也证明，只要统治阶级还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没有产生不可调和的分裂，无论政权多么飘摇，平民起义几乎没有任何机会。
之后，马萨林大权独揽，应对国内矛盾。与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面临巨额赤字，马萨林首先大幅削减海军军费，只有黎塞留时期的1/6，法国刚有起色的海军和海外贸易戛然而止。失之桑榆收之东隅，1659年，陆军击败西班牙，签订《比利牛斯和约》，法国又获得大片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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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清教徒革命1642年内战爆发时，清教徒是一方，因为喜欢短发，称之为”圆颅党“；国王为代表的贵族是保皇派，称之为具有中世纪色彩的”骑士党“。
对于一个政权而言，平民反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早已习以为常，有一百种成熟的处理方法，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才是致命伤。内部斗争，只要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坐下来重新谈判即可化解矛盾。但如果连利益基础都不同了，这就叫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势必导致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外在表现就是意识形态分裂。法国动乱是前者，英国很“不幸”是后者。
从实力对比上，清教徒明显占优。清教徒大都是资产阶级，掌握着商业发达的东南区域，人口稠密，是英国的经济核心地区；国王只得到了西部和北部地区的支持，这里的经济条件，远远比不上东南部。最初圆颅党节节败退。1643年，他们开征消费税和月课，消费税很好理解，就是商品交易税，是一种间接税；月课是直接税，类似于法国的人头税，按照家庭财产的一定比例征收，不同的是英格兰按月征收。一下子军饷大增：消费税30万磅、月课70万磅，1644年取得马斯顿荒原之战的决定性胜利，从而一举扭转战场颓势。
在这里，我们同样能对比看出，英国国王是多么穷。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的常规收入30-60万之间，还不及月课一项的创收。
这个时期的关键变化在于，1644年末议会建立了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新模范军“，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支常备军，人数在2万左右，比法国足足晚了200年。枪杆子出政权，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军队对政权的决定性影响。1645年纳西比战役，歼灭了查理一世的有生力量。1646年，国王被俘。
获胜的清教徒围绕国家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分裂：1、大资产阶级代表的长老派，主张建立议会的君主立宪制，保留王权和现有社会秩序；2、中产阶级的独立派，主张建立共和国，但是对选举人有财产限制；3、中下层平民的平等派，建立人人有选举权的共和国。
克伦威尔是独立派，军队在1648年发动普莱德清洗，将186名长老派议员逐出议会，从而使得独立派占据议会的统治地位。1649年处决查理一世，废除上议院，宣布建立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似乎就要成功了。
这个时候，克伦威尔在征服爱尔兰和苏格兰的过程中将常备军从2万人扩编至5万人。财政收入的绝大多数都投入到了这支军队，从而也间接控制了议会和财政。当时议会财政收入120万磅左右，军饷一年就超过100万。克伦威尔已经具备了专制的条件。
1653年，克伦威尔发动政变，解散议会，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将全国划分成11个军区。克伦威尔是一名清教徒，最初也是怀着革命的美好理想，然而，当一切条件水到渠成时，他很自然就选择了个人独裁，与宪政的革命理想南辕北辙。
克伦威尔与袁世凯非常相似。两人都是新旧交替之际的军方实权人物；克伦威尔是反王权的革命派，袁世凯是晚晴立宪派的领袖；克伦威尔处决查理一世，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克伦威尔建立军事独裁，袁世凯复辟帝制，都走向了倒退。
两人在各自国家历史地位的悬殊，原因不在于个人品格，而在于国情不同：1、克伦威尔的支持者是资产阶级，袁世凯的支持者是旧官僚和军阀；2、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最终成功了，中国则彻底失败。
克伦威尔的专制基础是军队。为了供养庞大的军队，每年的财政开支超过200万，是查理一世时期的3-4倍，财政支出的90%都花在军队上，而财政收入是150万左右。直接结果是财政年年赤字。为了弥补亏空，克伦威尔采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征税。大量拍卖土地、向商人借贷并拒绝偿还、抓捕商人没收财产。这与当年重庆某人的做法很相似。克伦威尔的做法自然不得人心，关于刺杀他的传闻也是沸沸扬扬，他的葬礼被时人称之为“快乐的葬礼”。
军事政府、无议会的独裁统治、“巨额”税收，克伦威尔的专制比查理一世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深深打击了革命者的信心。毫无疑问，革命失败了。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一片混乱中，英国人觉得还不如回到从前，于是在1660年决定邀请查理一世的儿子回国，结束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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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资产阶级对比1642年，英法两国同时爆发反专制的内乱；1653年，两国以恢复专制结束内乱；1660年，两国都将迎来新君的亲政。
乍一看，两国的历史轨迹不谋而合，但内在截然不同。法国反的是专制重税，而不是专制本身；英国反的就是专制本身。这种关键区别，就在于资产阶级成长的方式差异悬殊。
法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源于依靠专制王权从广大平民身上榨取的过高价值，英国靠的是海外贸易。法国资产阶级极度依赖政策红利，英国更多靠的是个人的进取精神。这就决定了英国资产阶级的独立性，远大于法国。当法国的商业财富剧增与商人地位不受尊重形成鲜明对比时，英国的许多贵族却选择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这种差别，不是一种人为的主动选择，而是两国自然环境限制下的一种自然缔造。在《国王的钱与权，从财政角度探讨英法两国的专制》提到过，相比英国，法国地大物博，农业基础雄厚，人口是英国的4倍，特权阶级通过剥削平民就能实现较大的财富积累。而英国人少地贫，特权阶级无法在本国实现财富跃迁，岛国的地理环境最终使其走向了海洋殖民，这种不自觉的选择，与古代游牧民族入侵农耕文明的内在本质是一样的。由此造成的资产阶级独立性的差异，也不是少数人设计的，而是生存结构不同衍生出的副产品。16-18世纪的法国，与当下的中国十分类似。要想了解中国在现代潮流中的得失，研究这个时期的法国是最好的窗口。这就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我国十分火爆的原因，一度成为高层的读物。
因此，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两国资产阶级选择的方式完全不同：法国依附王权寻求政治庇佑，英国对王权侵犯个人权利极度敏感。
这种区别很好理解，你若是靠自身奋斗致富，自然把钱袋子捂得严严实实的；你若是靠他人的提携或恩典而暴富的，只要对方的要求不过分，你肯定把人家当成菩萨供着。
这又导致，法国国王的财政之手能覆盖资产阶级的财富，而英国国王只要一伸手，资产阶级就激动得跳起来。法国国王越有钱就越强大，就越能为资产阶级提供保护；英国国王越穷就越虚弱，就越难以“侵犯”到资产阶级利益。
资产阶级与国王的这种境遇和互动，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将两国的政治体制带向相背而行的反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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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王”的专制顶峰路易十四亲政时，首先面临的是马萨林时期留下的巨额债务。1661年，没收马萨林高达5000万里弗尔的遗产，处决财政大臣兼首富尼古拉斯·富凯，“倒了和珅富了嘉庆”。没收充公，能缓解燃眉之急，但治标不治本，根本问题还是得从财政收入着手。收入三大支柱：人头税、官职税、间接税，人头税是向平民征收的财产税、官职税的征收对象是买官的富人，对于刚刚经历国家动乱的路易十四而言，这两个不可轻易增加。
“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
——科尔伯特
他的财政大臣科尔伯特，与苏利公爵、黎塞留和马萨林一样，延续重商主义国策（财政与重商主义国策的关系详见《国王的钱与权，英法两国的专制分水岭》），增加按消费量征收的间接税。由于财政问题亟需解决，他将重商主义国策发挥到极致，因此重商主义也被称为科尔伯特主义。
由于面临英国和荷兰的商品竞争，他便重启黎塞留的海外贸易政策，组建一系列的皇家海外贸易公司，建立庞大舰队，向海外倾销法国商品，法国的殖民拓展在他手上达到巅峰。他提高关税，限制商品进口，积极发展国内生产以出口，力争最大程度的贸易盈余。
总之，在“多出口，少进口”的总体思路上，通过打造自给自足的国内经济，将更多的商品销往国外，从而获取巨大的国外金银流入。
“贸易公司是国王的正规军，法国的工场则是他的后备军。”
“金银或货币回报是贸易的唯一目的，也是提升国家伟大和力量的唯一手段。”
——科尔伯特法国极端的重商主义国策，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禁止粮食和农产品出口，以保证工商业获取低价的农产品，从而使商品成本保持在低水平。在他期间，法国谷物售价是下降的。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是法国原始积累的方式，代价是对农业的巨大伤害。17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法国都爆发严重的饥荒。听着是不是很熟悉的套路？
科尔伯特家长式的政策，为法国工商业带来了快速而巨大的进步，质优价廉的法国商品享誉欧洲，国内一片繁华景象。但这些措施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直接目的，过于详细的政府规定、财政无孔不入的渗透，扼杀了工商业发展的主动性，其本质是封建国家主动实施的一场自上而下的财政改革，不可持续。17世纪90年代，平民被压榨到极致，法国很快陷入停滞和衰退。
从财政的结果来看，科尔伯特的措施是有效的。财政收入从1661年的8500万里弗尔增加到1683年的1.2亿，达到黎塞留时期的巅峰水平。法国在1675年达到收支平衡，并逐步偿还政府债务，财政朝着财政盈余和债务缩小的有利方向发展。
在财政结构上，1661-1683年之间，人头税和官职税的数额没有太大变化，而间接税占比从1/3提高至1/2，也就是说，财政收入增长的最大动力来源于间接税。这与法国的重商主义国策带来商业繁荣在逻辑上是相通的。
在社会结构上，经过亨利四世、黎塞留、马萨林等“奋六世之余烈”，法国专制终于在路易十四亲政时迎来成熟状态。
1万名大贵族成为彻底的寄生阶级，被安排居住在凡尔赛宫，一举一动都受到国王的观察。20万名贵族居住在自己的庄园中。他们都享有免税的经济特权，却鲜有政治实权，只有得到国王的宠幸，才会被任命为主教、将军、驻外大使这样的职位。
官僚行政体系的最主要成员由4万名资产阶级成组成，国王的命令都是通过他们得到执行。资产阶级以缴纳官职税的代价，换取国王的世袭官位和免税特权。由于资产阶级比贵族更为顺从，路易十四的这套行政体系也十分有效。
依靠全国的税收，路易十四建立起一支20-30万人的常备军，震慑全法，也俯视全欧。与统治集团形成共生关系，又有了庞大的军队，法国的专制十分有效。
“朕就是国家。”——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的政权极具专制性，但远非独裁者。他的专制建立在一个阶级分化的社会之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和明确的分界。统治阶级内部，资产阶级（穿袍贵族）和封建贵族（佩剑贵族）泾渭分明，除了有钱外，几乎没有共同特征，国王不得不扩大他们的特权，才能使他们配合工作。无特权的商人和农民，依然受制于封建领主，与国王没有建立直接的联系。
财政体系依然是特权阶级免税、平民缴税，于是，压在平民身上的负担是无情的。一旦地方爆发反抗重税的叛乱，路易十四就以重兵残酷镇压。与中国封建王朝一样，法国的农民起义与政府平叛从没间断过。
实际上，我们把资产阶级卖官鬻爵，置换成科举制下的文官选拔；把重商主义国策，置换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么，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社会了。财政体系也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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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于1660年复辟时，议会首先花费100万英镑解散了军队，然后与国王商讨财政体制的建立。
议会将王室土地归还给国王，批准查理二世的政府每年永久收入为120万英镑，查理二世放弃封建特权。国王的财政总收入130万左右，这个收入是克伦威尔的一半、是查理一世的2倍，但不及法国的2%！
国王收入的90%都来自于议会批准的收入。在议会的120万收入的构成中，关税和消费税各占1/3，没有直接税。只有在战争等紧急情况，议会才会批准国王征收直接税。表面上看，英国基本实现了议会财政；但在实际上，120万收入是一次批准、终生征收。因此，议会对国王财政的控制是大打折扣的。
国王与议会相互有所妥协，国王拥有完全的行政权力，但财政能力已被议会控制。国王废除常备军，放弃一部分封建特权，未对清教徒革命进行清算；议会则批给了国王更胜以往的收入。革命的这种妥协性，大大缓解了国王与议会的冲突，结束了政治动乱。但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王权力与议会权力，到底哪个大？该听谁的？一山不容二虎，这个现实问题使得双方的斗争并未平息。
政局暂时稳定后，与法国一样，英国也开始全面实施重商主义国策。与科尔伯特不同的是，英国并不是完全依赖于自上而下的政策，而是源自商界和政府的共同推动；法国监督经济的方方面面，打造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而英国主要作用于一个领域：海外贸易。
与法国一样，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也很极端：英国的进口商品，只能由原产地直接运输到英国，货船也只能是原产地或英国的船只。也就是说，所有英国殖民地产品，只能先运到英国，再卖到欧洲。这就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英国的贸易利润。与之相对的，殖民地和欧洲转口港的利益受到损害。这个政策，是英荷战争的直接原因，也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原因之一。
所以，在查理二世时期，英国的海外贸易尤其繁荣，殖民帝国也初具规模，英国经济的表现前所未有。与法国国内经济的繁华，形成一内一外的强烈呼应。
英国国力的蒸蒸日上，与海洋帝国荷兰的抗衡，也刺激着国王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神经：现有制度还挺好的。从而在17世纪70年代，议会再次出现了分裂：支持国王的托利党、反对国王的辉格党，再现了内战时期骑士党与圆颅党的对立，连两党的阶级基础也复制了过去。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托利党支持国王权力扩张，辉格党反对王权，前者是保守落后的，后者是先进的。其实，两党无论哪派获胜，都不可能支持专制，他们都认为要限制君权，两党的最大区别在于要不要保留世袭国王。
托利党希望保留国王，这样对现行制度的冲击最小、产生的风险最小。辉格党主张由议会决定国王候选人，行政权完全转移给议会。这实际上依然是内战时期骑士党与圆颅党关于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争论。近代的袁世凯和孙中山也发生了这样的分歧。
贸易繁荣带来关税的增长，1681，查理二世还从法国得到一笔丰厚的补助金，从而降低了对议会财政的依赖，他便联手托利党，压制辉格党。1685年，詹姆斯二世快速剿灭辉格党叛乱，胁迫议会将国王固定岁入从120万提升至200万，然后解散议会，撇开托利党，还建立了一支3万人的常备军，为君主专制做最后的努力。这一下子，托利党也不干了。
1688年，托利党和辉格党联手反抗詹姆斯二世，这就是光荣革命。
没有了托利党的支持，詹姆斯二世成为孤家寡人，比查理一世要惨得多，查理一世至少有骑士党的鼎力支持。
光荣革命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过程在此不再赘述。1689年，议会通过《权利法案》，明确了国王必须在议会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统治、议会不同意不能征税。詹姆斯二世的女儿和女婿成为英国的共主。
这场政变的本质，是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一场妥协。对于托利党而言，世袭国王得到了保留，但权力来源不再是君权神授，而是议会的同意，国家制度面临大调整；对辉格党而言，议会至上、王在法下的原则得以确立，但国王当选依然遵循血统原则。
所以，这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共和的目标没有达到。它还对议员有财产限制，只有富人才能享受《权利法案》中的自由。所谓的君主立宪，其本质与13世纪初封建贵族逼迫国王约翰签订《大宪章》没有区别，这实际上是一场将上层阶级的特权永久化的革命，与《大宪章》时期的最大不同在于上层阶级不仅有封建贵族，还有富裕商人。这场体制内调整，与广大平民无关，也正因如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并未在世界范围内造成广泛的实践影响，与法国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
为约束国王的权力，议会主要增强了对财政的控制。国王财政别分为三部分：1、王室收入，这是国王的传统常规收入，12万左右；2、关税，这是永久性的政府收入，100万左右，但是国王只能征收4-5年，之后由议会收回并重新批准；3、议会特别款，每次征收都得由议会批准，300万左右。它与16世纪的差别在于，国王失去了创收的合法性和能力；它与复辟时期的最大差别在于，除了微薄的王室收入，国王没有可以终生征收的税种。这个时候，才能说议会财政终于建立起来了。
从此以后，议会每年都召开，勒紧钱袋子，也没有哪位国王企图摆脱议会。但是，国王并未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早期的立宪君主制是国王与议会共享权力的政治体制，国王与议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并没有比以前减少。但议会掌控了财政大权这个杀手锏，并以此作为与王权斗争的重要砝码，在以后的岁月中逐步蚕食行政、军事、立法等权力，才慢慢建立现代的君主立宪制。
17世纪的波旁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一个财政收入随着国民财富增长而水涨船高，一个则是停滞不前；一个义无反顾走向专制巅峰，一个逐步丧失王权，形成宪政。政治领域截然相反的演化，却都给两国带来了高发展。
先说法国。欧洲的第一次反法同盟，就出现在17世纪下半叶，法国建立了最完善的专制制度和最庞大的军事系统，相继击败陆权帝国哈布斯堡王朝和海洋帝国荷兰，吞并了不少领土。为遏制法国，荷兰、奥地利、瑞典、巴伐利亚等国结成大同盟，这就是奥格斯堡同盟，但都未占到便宜。
在文化层面，路易十四的宫廷艺术成为整个欧洲效仿的样板，法国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古典文化中心，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欧洲的外交语言，欧洲上流社会开始以说法语为荣，很多学者都用法语出版著作。
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法国都达到了本国的巅峰，是无可争议的欧洲第一。
与出身富贵的法国不同，英国一直是穷酸的代名词，直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都是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地区，类似于战国前期秦国的地位。
英国集中精力于国际贸易，王权虚弱，但民间力量活跃，海外殖民发展迅速。到17世纪末期，英国相继取代西班牙和荷兰，成为欧洲的商业领袖。
在文化领域，英国成为欧洲的科学中心。弗朗西斯·培根被誉为“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牛顿将科学革命引向高潮。
英国的真正爆发则在18世纪，击败法国，自称“日不落帝国”，然后爆发工业革命，引领全球文明。而奠定这个基础的，就是17世纪的两次资产阶级革命。
17世纪的英法两国，都实现了国家的高速发展。不同的是，一个深深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一个以全新姿态昂首向前，制度的分道扬镳，也为18世纪的此消彼长埋下伏笔。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制度能促进经济大发展，若不能与时俱进，也能埋葬一切所得。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以后再表。
参考资料：
西班牙与英国的霸权交替——实体经济才是国力的体现，而不是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