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改造与中国思想变迁
小炒注:一个政权的稳固,必须要有民众的自愿服从,有民众认同的共同价值。
在所有的哲学(宗教)体系中,都回答三个核心问题:1、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2、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如何?3、人怎样做才能与这个世界合拍?
原始儒学很好地解决了第三个问题(诸子百家,儒家凭什么屹立两千年?),但对前两个问题没有正面回答,而这正是统治者将儒学宗教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儒教体系的用弃下,儒家也在不断地调整,以适应社会需要,塑造国人思想。
阶段 | 内容 | 影响力 |
汉 | “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儒学 | 第一次顶峰 |
魏晋南北朝 | 道德价值逆反,玄学兴起,佛教中国化 | 家学化 |
隋唐 | 儒道佛三教并尊 | 边缘化 |
宋明 | 宋明理学 | 第二次顶峰 |
清 | 打掉理学的天理层面,重视实践 | 向近代思想过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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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论儒学经过削藩和财政集权(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二)——秦汉),西汉的大一统得到稳固,独缺思想武器。汉武帝便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引入儒家五经,杂糅阴阳、五行等研究成果,创立“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儒学:有个主宰一切的大神,叫“天”,地上由谁当皇帝,由天说了算,不能随便推翻,当皇帝统治失德时,天会彰显各种异象来警告皇帝,天还可以换掉不称职的皇帝。天掌管一切,通过阴阳变化和五行转换生成了世间一切,天与人、社会是相通的,是互相感应的。
如何让天满意呢?那就是按照儒家伦理行事。
孔子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社会秩序得以建立。家以父权为核心,国以皇权为核心;家庭的家法和国家的王法都遵从儒家的伦理道德;家法由家长执行,王法由官吏执行,选择自觉遵守儒家理念的道德精英出任官吏。
国是家的同构放大,都以儒家伦理为正当性依据,所以称“国家”。
儒教正式诞生:1、世界是天创造的;2、人与世界存在天人感应,天派遣皇帝来统治人类。3、人要听从天的指示,服从皇帝这个代理人,遵循儒家礼法。
在道德层面,把宇宙规律与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道德来源于天和宇宙秩序。这是宇宙论儒学区别于儒学原教旨的关键所在。
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宇宙秩序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道德是一种主观的抽象概念,把两者生搬硬套扯在一起,将个体自觉行为转化为依赖于自然力量,善(道德)的价值判断就有问题,这就会对道德的可欲性造成破坏。这就是宇宙论儒学的最大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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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论儒学的质疑只要社会运转良好,再荒诞的学说也能站稳脚跟,只要大部分人相信即可。但到了西汉末年,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大地主力量不断增长,导致出现了两种社会秩序:自耕农与皇帝的家国同构、佃农与地主的人身依附。当后者越来越普遍时,以儒家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瘫痪,很多人就会对官方思想产生质疑。
在此背景下,两汉之交的杨雄、王充,以谶纬之术导致的迷信乱象为突破口,写《太玄》、《论衡》等书来反对天人合一学说。
扬雄模仿《易经》写《太玄》,但并不彻底,因为用马克思语言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还是没能摆脱马克思主义。
王充走得更远,他的核心观点是:我只相信我看到的,其他一切都是虚的。作为机械的经验论,王充的《论衡》基本粉碎了谶纬,天人合一体系进入垮台的节奏,但还缺乏另一种理论来取代它。就好比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已经没人相信共产主义,但又没有新的理论代替它,所有人思维还是共产主义的,这样的社会不可能不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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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玄学,儒家为体,道家为用到了东汉后期,世族兴起,皇帝成为摆设,社会大动乱,儒生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二)——乱世)。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崩溃,儒生无力改变,远离政权,过上闲云野鹤的悠闲生活。
刚好东汉末年,灾异频发,儒生借此开始抨击宇宙论儒学,认为无论人们怎么做,天都用灾异告诫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这就说明曾坚守的道德理想是无法到达的,那人们应该相信什么呢?
这时就产生了道德价值逆反,儒生很自然地想到了儒家的反面—道家。为匹配自己的放浪生活,儒生将道德改为无为与自然。表现在生活上,就是放诞不羁,惊世骇俗,随性而为,这就是玄学。
“越名教而任自然,薄周孔而非汤武”。
——嵇康
“竹林七贤”都是达官显贵,是当时的上层阶级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玄学并没有否定儒家,只是否定宇宙论儒学的道德价值判断,把道家的无为与自然转化为儒家向善的意志,为悠然甚至放浪的生活寻找价值正当性。在家庭层面依然是儒家的家庭伦理核心价值。这就是“玄礼双修”,也是儒学的家学化。
那么,玄学还是就需要解决开始的两个问题:1、用道家思想来解释世界,为什么无为与自然就是道德的;2、消除道家思想与儒家伦理有为的矛盾,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了两派:
先是何宴和王弼的“贵无论”,将老子的“无”提升到最高存在,无生道,道生万物和道德,推出“无为”是最高道德价值。“无为”是形而上,儒家伦理是现实实践,分属两个不相关的层面,消除了二者的矛盾。后来,贵无论的“无”接引了佛家的“空”,把“空”当成“无”来追求(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导致印度大乘佛学的流行。贵无论的这种两层论述逻辑,也是后来北宋建构理学的方法。
然后是向秀和郭象的“贵有论”,将庄子的“自然”当成终极合理性。形而上层面,“玄冥境界”代表顺应于自然的宇宙秩序的至理,万物都符合这个至理。现实层面,“无”无法生出“有”,万物都是自生的,不依赖于其他条件而自然存在,不需要追究其生成原因,这就是常识理性。落实到人身上,儒家的道德规范也是自然,人可以在现实中追求荣华富贵,也可以保持如在山林中的超脱心态,只要你能保持“无心而顺物”的超脱心态,就能达到圣人之境,这就是“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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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兴起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诞生于印度,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到了东汉末年,战乱不断,人们生活困苦,佛教提供了心灵的慰藉。
佛教是这样回答三个问题的:
1、世界是“空”,没有真实的存在,万物生灭无常,终归幻灭;
2、人的自我也不是真实的,人世一切都是生灭无常的幻象,不值得留恋;
3、人要按照佛法修炼,脱离无常的痛苦,达到解脱的寂静状态。
佛教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思想体系,思辨性很强,玄学在它面前相形见绌。佛教俘获了很多人的心,不少玄学人士都转向了佛教,玄学逐渐退出思想舞台。
人们还用常识理性将佛教中国化,主张人人都有佛性,由出世变为入世,死亡是个常识,不必追究死亡以后怎么样,只需追求此世的精神解脱。佛教中国化的成熟状态就是禅宗,在隋唐得到大发展。
禅宗的精神在于:悟道在于你的内心,心静与不静,对佛法的体悟,跟你出不出家、读不读经没有关系,即“即心是佛,见性成佛”。
禅宗与孟子的心性论很相似,只要把道德追求的善换成解脱,就是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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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佛道儒三足鼎立唐代统治者有鲜卑血统,为增强政权合法性,向老子认亲,大力扶持道教。佛教因为其强大的思辨性,成为人们的修身之学。儒学可以维持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依然被封为官学。
但此时儒学的地位实际上边缘化了。科举制度对儒家经典的要求放得很低,通过诗词歌赋和策论一样可以做官,后来还把道家经典也加进去了。
唐代三教并存,人们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思想自由,造就了绚烂的大唐盛世。如果没有后面的儒学复兴和宋明理学,中国沿着思想自由的路子继续走下去,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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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运动的儒学复兴唐代奉行小政府,由于财政结构的原因,爆发了安史之乱。从此藩镇割据,叛乱不断,皇权软弱(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三)——隋唐)。这给上层人士带来极大的心理震动,他们认为必须恢复儒家的中心地位,强化皇权权威。此时,就面临两个问题:1、重建天人合一的儒学理论,支撑皇权;2、提升儒学的思辨性,抗衡佛教,成为士人修身之学。
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反对浮躁的骈文,倡导汉代的文字,希望回到汉代的儒家中心。当人们慢慢接受古文运动,也就逐渐接受了回归儒家的理念。古文运动,与阿拉伯帝国的苏菲神秘主义一样,开启了社会风气从开放向封闭的转变。
韩愈等人以孟子的“性本善”心性论对抗佛学的人人都有佛性,但无法提供心性论形而上的理论基础。直到程朱理学,儒学才真正融合了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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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完整的儒学体系北宋的范仲淹改革和王安石改革失败(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三)——两宋),社会风气越来越保守,总想回到古代的道德统治和礼法制度。
宋儒的主要内容是:与汉儒的理想一样,建立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解决唐儒的两个问题。汉儒将体系核心放在“天人感应”上,宋儒为对抗佛学,将之定在了“天理”上,整个世界都在“天理”的规矩中运行。
在宇宙论上,朱熹继承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的理论,认为万事万物蕴含着一个总的道理,这个道理就是世界的本质,即所谓“天理”。“气”是打通天理与万物的连接点,世界万物都是“气”运动的结果。天理好比是模具,气填入模具,就会铸造出特定的物件来。并以常识理性为根据,认为万物根据各自的理而自然生成,每一物之理体现着万物的普遍之理,即“理皆出同一源”、“理一分殊”。回到人类社会,“性即理”,理就是具有道德感的人性(人心),天理规定的人性是相同的。
理学是这样回答三个问题的:
1、世界由“天理”这个宇宙真理创造;
2、人类也是“天理”创造,儒家伦理也来自天理;
3、人首先放弃私欲,去理解“天理”,再用“天理”指导行动。
用阶级斗争替代天理,近似于近代的马克思主义。
朱熹的理气二元结构,在修身上也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排除私欲,去冥想气未动时的纯粹天理世界,即“存天理,灭人欲”;第二部分是格物致知,读书博学,穷尽万物之理,从而获得唯一的天理,再用天理实现儒家理想。朱熹曾言“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就是指修身两部分。
与汉儒一样,朱熹将理学体系放入儒家经典著作中,并逐字逐句将新的理论与儒家经典对应起来,形成了四书五经,并以四书统帅五经。
朱熹一生著书209卷,编篡书籍210卷,注释38卷,校勘72卷
程朱理学建立后,家国同构体系得到强化,皇权得到加强。在《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四)——明清》中我提到:为什么明朝会突然逆潮流选择了封闭?除了财政原因,还有程朱理学这个思想武器。经过南宋后期和元朝的独尊,程朱理学逐渐深入人心,其倡导的政治结构正是家国同构体,配套的经济体制就是小农经济。
在个体道德方面,对天理的重视使得人们重视气节品德,但由于谁也说不清天理是什么,人们陷入空谈和空想,带来了人性的束缚,这或许是中国人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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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王心学,理学的内部争论程朱理学成为元明清的官学,到了明朝中后期,明朝初露资本主义萌芽,家国同构之外出现了大量雇佣关系这样的市井阶层,他们不认同程朱理学,追求思想解放。这很像现在的商人阶层,不认同马列主义,向往西方的民主科学。
陆九渊认为“心即理”,天理在心中,而不在外部。
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人只要依良知而行(知行合一),就是在追求天理。
“吾心之所谓良知,即所谓天理也”。
“良知”就是根据内心区分善恶,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找到良知后回到现实改造社会。
阳明之后,由于良知具有极大的主观性,其弟子把个人当下感受、求利动机和自然情感看作良知,推出多元道德标准,迎来思想大解放,异端之说无奇不有。
王门左派将致良知推至极端(“狂禅”),“饥来吃饭饱来眠”都可以看做致良知。推出修身不需要道德精英,“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带来“满街都是圣人”。这就是毛泽东“六亿神州尽尧舜”的先声。
左派极端者何心隐,在江西永丰自创小社群,自己当族长,吃大锅饭,互通有无。这就有了人民公社的影子。
李贽更有名,以童心为道德,反对僵化,称“理杀人”,特立独行,言行大胆,还以著书讲学宣传个人言行。
对于当时统治者而言,阳明心学是一种“邪说”,人人都依据个人内心而动,就会危及家国同构的政治体系,连皇权都会受到质疑。
随着叛逆者的死去,心学如同当年的玄学一样,缩回到内心与现实脱节,走向庸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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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批判满族入关,对中国士人的思想冲击是史无前例的。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将明朝僵化的矛头指向了接引佛学而来的天理层面,让儒学回归本来的社会实践性。
黄宗羲从人情合理出发,“血缘同气”,肯定父子关系否定君臣关系,仁义礼智都是虚的,斩断儒家的家国同构理论基础。又从理气角度界定公私,否定君权,提出了限制君权的制度设计。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进步,被称为中国的卢梭。
顾炎武痛斥空谈误国和四处讲学,认为只有通过实地调查,才能了解“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他二马二骡,马当坐骑,骡来驼书,走遍全国,实地调研二十年。顾炎武放弃宏大叙事,从细微处做起,沉下心来作具体研究,将诸多学科单独剥离出来,是扭转清朝学术方向的关键人物。
王夫之对理学的理气观来了个彻底颠倒,气在理先,“气者,理之据也”。我们不要小看了这个颠倒。物质性的气是第一性的,理只是物质的性质而已,离开了物质,就谈不上理。气在运动和变化中,理也一定会变。落实到人身上,就直接否定了“存天理,灭人欲”,有人欲,人们才回去观察世界,改造世界,才能发现更多的规律性。这实际上就是进步的唯物主义。
乾隆时期的戴震强调分理,否定普遍之理。只有一个个具体的事物,一以概之的普遍之理并不是真实的存在。三纲五常、尊老爱幼等儒家伦理是概括出来的抽象名称,不能用抽象名称去套用具体事例,应该在具体情境中判断对错,没有固定不变的伦理规则。戴震的这种常识具体主义思想,是中国式自由主义的原型。
在明末三大家的开拓下,到了戴震,儒家出现符合世界潮流的新思想。但满清实行独裁统治,强化程朱理学的官方意识形态,大修文字狱,这些新思想直到太平天国时期才成为显学。
鸦片战争后,中西差距巨大,中国再次出现了道德价值逆反,去寻找新的道德。“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大地出现的马列主义、三民主义、毛泽东思想及自由主义四种思想体系,都充斥着儒家的影子。
改革开放后,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冲击下,中国出现了道德价值混乱,有人呼吁儒学回归,有人呼吁西化,其实二者皆不可取,前者将导致中东悲剧,后者将导致菲律宾式的文化断层。如同宋明理学消化佛学一样,儒学如何消化基督教文明,重构国人价值体系,才是唯一正道。
中国人的思想不可能摆脱伟大儒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