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汉学专栏||佛克马杂谈中国文学经典

作者简介

张晓红，荷兰莱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拉什迪、女性诗歌、文学理论，在European Review、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Scripta   Humana、Tamkang Review、《文学评论》、《当代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中英文论文50多篇，出版The Invention of a Discourse、《互文视野中的女性诗歌》、《英国跨文化小说中的身份错乱》中英文专（合）著6部，译著8部。

经典是如何构成和重构的？这个问题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个研究领域都具有重要的相关性。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经典的构成、内容及意义的论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佛克马重新审视了经典构成与重构问题。佛克马曾在《文学研究和文化参与》一书中尝试定义“经典”。他认为“经典”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指精挑细选的一些著名作品，具有一定的价值，可用于人文和智识教育，同时起到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其次，“经典”是指文学批评经常讨论或提及的作家和作品；三指一个民族文化所拥有的全部的思想宝库（参见佛克马、蚁布思，《文化研究和文化参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50 -51 页）。

佛克马与作者

在《作为解决问题之工具的经典》一文中，佛克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都想有一个经典，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挑选经典，或者说我们知道哪些是经典的话又如何去说服我们的同事相信我们选取的经典是正确的”（转引自王宁：《佛克马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理论思想》，《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1期，第21页。）。 为此，明确谁决定了某种评判标准，从浩如烟海、多若繁星的文学作品中筛选出有价值、有教育作用的文学作品，显得至关重要。与那些将经典构成视为一种社会过程或体制化行为的学者略有不同，佛克马对经典的研究从接受美学角度出发，并贯之于文化相对主义的伦理立场。他将经典与文本性和审美性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根据具体读者的差异性接受来确定不同的经典构成。在他看来，任何经典都是批评介绍的产物，而批评又是一种文化参与和阐释，其标准取决于个体的价值体系、审美观念以及个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任何经典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形成与流变受到了审美接受与社会文化的影响。

佛克马与作者等开怀畅谈

考虑到审美的不确定性和差异性，不同文化体系下的经典构成必然迥异不同，甚至相同文化语境下的个体读者、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眼中的经典作品也会大相径庭。但通过译介，不同民族文化也会有共享的经典作品。比如，中国的《红楼梦》、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是中西方共同的经典。这是因为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有着某种普遍的感召力。佛克马将这种普遍的价值和感召力称之为文本的审美潜质（即文本的特性），这些特性使得个体读者可以在跨文化文学交往中建立起某种具体的文本联系。也就是说，一部真正的文学经典其内部本身就存在普遍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兴趣，满足读者的期待视界。

由于语言障碍，佛克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大多依赖翻译文本。借助翻译，他广泛涉猎了唐宋诗歌、《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老残游记》，以及现代作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和钱钟书。在大多数荷兰汉学家醉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20世纪50、60年代，他却对红色经典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阅读过的文本包括杨沫的《青春之歌》、艾芜的《百炼成钢》、四部革命样板戏等，甚至把周立波原载于1961年12月16日《红旗》杂志上的《一个星期天》译成荷兰语。除了红色经典，他间或也阅读一些“非主流”的作品，如张爱玲的《赤地之恋》。

佛克马

佛克马最喜爱的三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是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和鲁迅的《阿Q正传》。对于鲁迅，他反对简单粗暴的政治化阅读。他认为，鲁迅的作品有着某种神秘甚至超验的东西。他特别钦佩鲁迅坚决捍卫文学艺术本质的立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影、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因为它是文艺”（见《鲁迅全集》，北京文学出版社，1973年，第四卷，第95页）佛克马对鲁迅的认知和评判，深受夏志清的《黑暗的闸门》（1968）的影响。鲁迅的“启蒙主义信念并没有真正驱除黑暗，但是这些信念充当了抵制黑暗诱惑的盾牌”（《黑暗的闸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8年，第152页）。在伯克利大学访学期间，佛克马和夏志清交往甚密，中国文学成为两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根据佛克马的观察，《阿Q正传》讲述了一个怕丢面子的人的故事，他不愿承认自己的失败，不断地自我欺骗。阿Q这个人物好比唐吉坷德，两者的生活世界都是关于普遍人性和人类存在的文学表现。《阿Q正传》由此获得一种普遍性价值，不单单涉及某个不幸的中国人，而涉及任何人以及任何人类生活状态。

佛克马

佛克马颇为赞赏王安忆的“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和莫言的《酒国》等当代先锋文学作品。佛克马把“三恋”解读成关于爱和欲的弗洛伊德式心理实验，一种现代主义实验。《锦绣谷之恋》讲述了一个已婚文学编辑和一个作家短暂的邂逅，两人除了几次羞答答的接吻，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接触。如果说柏拉图式的爱情有可能存在，那么它可能就是作品所呈现的暧昧的两性关系。《小城之恋》探究暴力与性吸引的关系。《荒山之恋》描述了一次激情碰撞，一种致命的吸引力。王安忆的“三恋”让佛克马联想到伍尔夫的《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他认为，王安忆和伍尔夫的作品都表露了一种“抒情性叙事”诗意的文本品相。

根据佛克马的观察，《马桥词典》触及了一个普遍性问题——关于语言的局限性和潜能，其思想境界接近伏尔泰的《哲学词典》。作为昆德拉的译者，韩少功对西方现代主义毫不陌生。就像乔伊斯、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等现代主义作家那样，韩少功回应了尼采关于语言局限性的思想，即：语言不能完全表达事物的意义。韩少功坚持语词和事物的区分。这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解放性行为，因为它将读者从语言崇拜中解放出来。语词永远不可能与它们所指称的事情完全吻合。这种去浪漫化的语言概念为实验敞开大门，同时容许我们重新思考社会现状。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佛克马就发现，莫言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一个古怪的预言家，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天才。美国新马克思主义旗帜性人物、后现代主义思想家詹明信用“民族寓言”来概括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否认中国有后现代主义。佛克马凭借深厚的中西语言文学素养及与中国的“三生缘”，有力地反驳了詹明信的误判。为此，他特邀忘年交朋友王宁教授为大部头的英文编著《国际后现代主义》（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1997）撰写整整一章“中国后现代主义”,向国际比较文学界展现了中国先锋文学的众声喧哗和万花筒般的形式实验。佛克马敏锐地嗅出《酒国》里浓浓的后现代味：元叙事（酒博士与虚构作家莫言的邮件来往）、支离破碎的情节、反英雄的人物、开放的结果、拼贴与戏仿、不可靠的叙述者和叙事，等等。

经典在于发现。一个好的批评家，就是一个可信的经典建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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