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挎主席，右挽江青，中间这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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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烟雨楼百年孤独

昙花一现的“红色外交战士”作者：张若钢

1980年8 月姚登山出狱，恢复原来的行政10级待遇，过起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姚登山这个名字，对今天许多年轻人来说恐怕非常陌生，但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某一段时间，他曾经大红大紫，利令智昏，俨然以响当当的“造反派”、“革命领导干部”自居，一跃成为一颗迅速“登天”的政治明星，在共和国的外交史上有过一段极尽疯狂的丑恶“表演”……

“三八式”变身新中国外交官

姚登山1918年生于山西襄汾，贫农出身，高小文化。1935年他加入山西军阀阎锡山部队混饭吃，当过班长、副小队长。1938年抗战时，20岁的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往213旅任中队长。

在党的领导下，他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襄陵自卫队，开展游击战争。他在山西襄陵汾东一带率领游击队英勇抗击日本鬼子和伪军，历任大队长、教导员、副政委。

1945年抗战胜利后，姚登山任中共曲襄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期间，他带领襄陵独立团参加了解放临汾、太原、兰州等战役。这支部队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62军，姚任独立团团长兼政委。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在东单外交部街33号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后，中央从部队调来一大批经历过长期战争考验、政治上可靠的军官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司局长。兵团将军级干部被任命为驻外大使，师、团级干部担任驻外使馆政务参赞和一、二等秘书。

周恩来对出国的外交官说：“你们这些同志，中央选了又选。现在你们脱下军装搞外交，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所以当时外交部的干部又被称为穿“文装的解放军”。

姚登山就是在这个时候调入外交部的。当时姚登山任成都部队18兵团62军军政干校政治部代主任。1950年2月，他被调到北京参加军委武官训练班，学习结束后调到外交部。同年8月，任外交部驻丹麦、芬兰使馆一等秘书、参赞。1955年4月，任外交部西欧司专员。

1957年4月，任驻锡兰（现国名改为斯里兰卡）使馆参赞。1962年3月，任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1966年3月，任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参赞。由于中国印尼关系恶化，我国政府于4月7日召回驻印尼大使姚仲明，姚登山担任使馆临时代办。

1967年的4月22日，印尼军警包围、封锁和冲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并无理宣布中国驻印尼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和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为“不受欢迎的人”。印尼当局粗暴地践踏国际法准则，肆意破坏两国关系。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向印尼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并宣布印尼驻中国临时代办巴伦和参赞苏玛尔诺为“不受欢迎的人”。中国与印尼之间的关系走到了冰点。

回国后的四个月，他紧跟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参加造反派，坚决打倒陈毅，到处煽风点火，参与篡夺中央外交大权，顶撞周总理，欺压另一派革命群众。威风凛凛，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可惜好景不长，姚登山的政治生涯极为短暂，寿命仅仅只延续了四个月（1967 年4月30日至9月1日）。四个月后，他家四次被红卫兵抄家，不敢回家，数次被学生批斗（1967年9月1日-10月26日）。

他在外交部和外交部的三个 “五七干校”接受群众批判和隔离审查三年多（1967年9月14日至1971年6 月11）。最终被司法机关以“现行反革命罪”囚禁了九年多（1971年6 月11日至1980 年8 月）。他一共被剥夺人身自由十三载（1967年9月至1980年8月）。

四个月内，姚从“红色外交战士”像火箭升天似的成为实际掌握外交部大权的显赫人物（群众戏称其为“姚登天”），突然一下子沦落为众人批斗的“阶下囚”。

曾被誉为“红色外交战士”

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我们的亚洲邻国印度尼西亚由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苏加诺执政，他曾有一个远大的抱负，就是想当新兴力量国家（第三世界）的领袖。因此，他在印尼所执行的政策比较左倾，与我们中国交好，远离美国等西方世界国家，并允许印尼共产党在国内合法生存。

那时的印尼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组织中，也算作一个大党，它的党员人数甚至超过了百万，党的第一书记是艾地，他除了具有印尼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之外，好像在苏加诺内阁中还是一位部长。

但是，印尼的这种局面与美国在东南亚所实行的政策不符，所以美国政府千方百计从中作祟，由美国中情局策动以苏哈托（雅加达城防司令）和纳苏迪安为首的右派军人政变，一方面推翻了以苏加诺为首的合法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对印尼华侨、华裔和印尼共产党大肆迫害和屠杀，据说，当年被苏哈托屠杀与囚禁的共产党人超过了一百万人。

1967年4月22日，在印尼暴徒冲击中国大使馆的时候，作为使馆临时代办姚登山率领中国大使馆的一干人马誓死保卫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特别是使馆中那面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表现是英勇的，受到了国人的敬仰。

姚登山（右一）探望被印尼暴徒殴打致伤的华人

4月28日姚登山和徐仁总领事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回国。在他们离开使馆时，使馆全体人员列队鼓掌欢送，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江青迎接荣誉归国的驻印尼使馆参赞姚登山

姚登山临时代办和徐仁在雅加达机场受到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柬埔寨、阿富汗、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驻印尼大使馆的大使、代办的热情欢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代表也到机场送行。他们在离开雅加达前夕举行了告别招待会。

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达北京时，在机场受到周恩来总理、陈毅外长等政府领导人以及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负责人和数千群众的热烈欢迎。

4月30日姚登山等人抵达首都机场受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欢迎

姚回国第二天在天安门城楼“五一”焰火晚会上，经周总理引见，毛主席接见他，后来林彪和江青也来了，并照了相。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一张大幅照片（见下图）：姚登山左手挽着毛主席，右手挽着江青，他站在毛主席与江青中间，颐指昂然。

对一个人来说，能拍出这样一张照片脑子应该已经昏了，想不昏都不可能，姚登山也不例外。之后，国内新闻媒体陆续报道这位“红色外交战士”的英雄事迹。

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

姚登山利令智昏走上不归路

1967年5月份是文革的鼎盛时期，外事系统一些单位的过激派组织贴出矛头对准周总理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例如：“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绝不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亲密战友，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

5月3日，自以为拥有雄厚政治资本的姚登山拜会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打倒陈毅派）（以下简称《联络站》）核心组（外交部掌权组织）。姚要求《联络站》安排他去拜访“中央文革”，安排他作抗暴专题报告。

5月5日，他在印尼抗暴斗争的报告中说：“驻印尼使馆全体同志以及印尼的全体爱国侨胞已经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于斗争，敢于造反，敢于革命，敢于造印尼反动派的反，敢于胜利。而且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胜利的原因，最根本的一条是归功于光焰无际、威力无比、战无不胜的伟大毛泽东的思想。”

《联络站》核心组当场吸收姚登山为他们的成员。姚欣然接受，随即成为响当当的“造反派”。于是，他就成了“打倒陈毅”造反派的领军人物。而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也相中了这位“红色外交战士”。在外交部“夺权”问题上，他们共同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联合演出一场“夺权”丑剧，攫取中央的外事大权。但他们的恶劣表演却宣告他们政治生涯的终结，自掘坟墓。

不久，北京外国语学院《六·一六》红卫兵团的二十余名激进学生无视外交部大门警卫的劝阻，强行冲进东交民巷15号外交部（对外办公和部党委办公所在地），在院内张贴“打倒陈毅”的大标语、漫画，散发传单，树立仿制陈毅的稻草人，诡称“外交部里有大鬼”。

他们谩骂和殴打前往劝阻他们的外交部工作人员，骂他们是“洋奴”，“外交部是卖国部” ，“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三降一灭’外交路线”。他们闯入姬鹏飞、乔冠华等副部长办公室干扰他们办公。这些激进学生堵住外交部大门，禁止人员进出，致使外交活动中断了三天。

8月5日上午，大批印尼暴徒用卡车撞开我国驻印尼大使馆的大门，狂呼反华口号，用斧头、铁棍、匕首等凶器，打伤我国4名外交官和工作人员，砸毁了我国大使馆室内的全部家具和设备，纵火焚烧了馆内的两幢建筑物。

当消息传到北京后，一些愤怒的造反派纷纷到印尼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冲击印尼驻华大使馆。闻讯后赶去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和北京卫戍区部队的同志，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劝说冲进大使馆的群众撤出。

部分群众不听劝阻，再次强行冲入大使馆，放火烧毁南院大楼内部建筑。9时许，消防队将火扑灭。周总理得到报告后，指示决不能伤人。卫戍区加派兵力，在位于东城区礼士胡同的印尼驻华大使馆周围布满了解放军战土。

8月7日晚9时，王力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接见姚登山和《联络站》核心组成员(第一把手)、王荣久（第二把手）、王和兴（业务监督负责人）和黄安国（“反迫害大队”队长）等七人。王力表示竭力支持姚登山站出来革命，支持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冲击外交部，煽动《联络站》夺取外交部大权。宣称“革命造反总部”为“保守组织”，妄图整垮“革命造反总部”。

这个讲话在外交部和外事口掀起轩然大波，影响极坏。王力说：“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把它神秘化，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外交就这么难？我看处理红卫兵内部问题比这复杂多了。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

而此时外交部第二亚洲司卞东珠（科员）以“新愚公”战斗队名义贴出大字报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吴昂等人也在天安门刷大标语，“强烈要求姚登山当外交部长”。

8月22日晚，“反帝反修联络站”组织数万群众在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会后以英方逾期不答复最后通牒为由，大批造反派和群众不顾警卫战士的阻拦，冲进英国代办处，放火烧毁了办公楼和汽车。造成了建国以来震惊中外“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严重涉外事件。

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时40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

造反派突入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7辆汽车均被大火呑噬;西院楼内3个卧室、档案室及2辆汽车也都被烧毁。北京卫戍区的战士们奋力扑救，同时将代办处的十余名官员从烈火中救出，其中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唐纳德·霍布森。

（注：当时港英当局在香港抓了几名中国记者和封闭几家报社，外交部西欧司一些造反派炮制了“四十八小时通牒”的照会，即限港英当局在48小时内释放，否则就要采取措施。由于英国政府未有置理，48小时后发生了火烧英代办处事件。此前，外交部造反派还建议总参派一个营部队逼近香港，遭总参驳回。）

8月23日凌晨三时，周总理、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谢富治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紧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等外事口一些群众派组织的代表。

周总理十分生气地说：“外交大权断了四天，这个大权能断吗？我跟你们讲了多次了，你们就是不听。”“‘北外造反团’授权给外交部，这不是可笑吗？设立一个指挥部，代表中央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外交部“联络站”接过去，向外发电报，说陈、姬、乔是什么性质。四天把副部长、部长助理包围着不让上班。今天火烧英国代办处。还要不要国家荣誉？”“这是目无中央。”“我要再不讲话，就是对毛主席犯罪。”并责令北京外国语学院“造反团”立即撤出外交部，封条完全无效。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极大地损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在对外关系上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迫使我国政府付出重大代价以善其后。1971年2月，中国外交部出资为英国代办处修复房屋工程峻工。24日，英代办处为修复迁居举办了招待会。

中方出席人员没有在这一场合说明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情况并庆贺英国代办处修复。周恩来针对此事批评外交部领导说：火烧英国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他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外交部给英国代办处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复迁居时你们却不报告我。

3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时，向他解释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问题。周恩来说：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个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

代总长报告主席下令狠狠批

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五号楼召见杨成武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将王力8月7日讲话稿交杨成武带到上海转呈毛主席，请主席指示。当天上午9时，杨成武抵达上海后，即向毛主席汇报了王力讲话、造反派打倒陈毅、夺外交部权、造反派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宜。

8月26 日毛主席召见杨成武，明确地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处理”。

随后毛主席又对杨成武补充说，“你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争取一下？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下？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 杨成武边听边作记录，记录完，检查一遍，交给毛主席。毛主席认真看一遍，将记录稿还给杨成武说，“对，就这样。”“马上去办吧。”

当天中午12 时40分，杨成武飞抵北京西郊机场后立即到中南海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杨成武取出记录纸，念完后将记录呈交周恩来。周总理马上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在钓鱼台16 号楼开会。全体人员到齐后，周总理说：“宣布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个决定，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把他们抓起来。”王力和关锋随即被“隔离审查”。不久，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此举宣判了姚登山后台王力、关锋、戚本禹之流的政治死刑。

8月30日一些群众组织到外交公寓门前举行示威，抗议英国政府纵容英国一些暴徒袭击我国驻英国代办处，殴打我国工作人员。姚登山获悉后赶到现场，派人安装扩音器，布置揪斗现场，并要人同新华社联系派摄影记者前来拍照。

在场的卫戍区负责同志建议“抗议书英方可派人递交，不要把（英国）人叫下楼来”。姚却极力反对，说什么“连这都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不象话，革命嘛！不能这样。”在一切布置就绪后，姚登山让一名外交部工作人员以礼宾司名义打电话给英国代办唐纳德·霍普森，限他十五分钟内到门口接受抗议。

当代办下来后，竟有人冲上去按他头，揪头发。姚在外交公寓指挥揪斗英国驻华代办，制造了又一起严重涉外事件。

姚登山在东交民巷15 号外交部食堂召开外事口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把“三砸一烧”（即6月18日砸印度使馆、7月3日砸缅甸使馆、8月6日砸印尼使馆和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称为“革命行动”，狂妄地说“过去砸了就砸了，烧了就烧了。”

8月31日，周总理接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组、姚登山和部党委成员，严厉批评八月份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否定了姚和《联络站》头头们提出的“七人领导小组”方案。总理还当面批评姚登山到处煽风点火。

周总理严正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周总理还指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9月1日,周总理等中央首长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指出外事口的事完全脱离了毛主席、党中央的轨道，一小撮极左分子（坏头头）从极左方面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指出外事口里面有敌人，公开宣判外事口一小撮极左造反派的政治死刑。

同日，姚和《联络站》核心组一些人预计到学生会去抄姚的家。他们帮助将姚家中电视机、录音机等贵重物品转移到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楼内，姚不敢再回家过夜。当晚11时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生抄了姚登山的家（第一次姚家被炒）。

9月2日姚登山家又被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的学生抄了（第二次姚家被炒）。姚登山躲藏在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楼内。

9月3日凌晨，姚登山家第三次被炒。同日，《联络站》和“九·九兵团”核心组扬言北京外国语学院“红旗大队”要来冲外交部擒拿姚登山。他们以“保卫国家机密”为由，煽动部分群众到东交民巷30号外交部大楼保卫姚登山，并撕掉楼内所有“打倒姚登山”的大标语。同日深夜10时许，姚登山家第四次被炒。

9月14日，外交部开始批判“王八·七讲话”，姚登山在外交部被正式“隔离审查”。驻印尼使馆战斗队成立“姚登山专案组”审查姚登山。

9月18日下午5时，周总理接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外交部和对外文委有关领导干部、部（委）业务监督小组代表和群众代表。姚登山参加接见。当批评姚的错误时，周总理说：“你对外斗争时是勇敢的，我对你的估价是足够的了，是我派你出国的，你回来我去接你了。我又推荐给毛主席接见了，报上还登了照片。不料你却昏昏然了。结果你干扰了外交部。你不仅到外贸部，到第一、第二外国语学院作报告，而且到处作报告，个人主义膨胀了。你是司级干部，你尽管对我说你承认错误，要检讨，但你没有认识错误。”

周又说：“那天（指8月27日）上午，我接见外交部“联络站”等组织的代表时，他们逼我到了这个情况（当时总理很生气，气得心脏病复发）你坐在一边，一句话也不吭，……我的医生都看不惯了，要造你的反了。你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了。我对你是有感情的。许多同志看见都非常气愤，你就没有感觉，处之泰然，奇怪！”

9月24日凌晨4时，毛主席从南方乘火车回到北京。早已等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外交部办公厅科员）即向毛主席汇报外交部运动的情况。当说到王力 “八·七讲话”不得人心时，毛主席评论道，“王力讲话是大大大毒草。”毛主席还引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同心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王海容不明白古诗的含义，也不想询问主席怕影响主席休息。于是她回外交部约刘华秋（外交部办公厅科员）一起去请教她的祖父王季范老先生（国学大师，毛主席的表兄）。王老先生告诉他们此两句古诗是唐人罗隐的作品。经过一番思索，他们认为诗中的“英雄”有指王力之意。

9月27日，王海容、刘华秋等十一人贴出了《八·七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大字报。之后，外交部连续开会，张贴大字报，肃清王力讲话的流毒。每次开会姚登山都到会接受批判。

10月26日,姚登山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揪到学校，参加“彻底清算姚登山罪行大会”。会上，学生称姚为“外事口政治大扒手”。姚被迫交出他的“认罪书”。

姚在“认罪书”中承认“犯了极严重的、原则性的政治错误。犯了错误毫无觉察。反以为衷心耿耿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按总理指示办事。所以长期来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没有觉察到自己的问题，认识很缓慢，我的错误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向毛主席、革命群众请罪。我这检查写了十多天，这是第六稿，是初步的，很不深刻。”

在“认罪书”中，姚列举他的主要错误。最后他表示要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决不文过饰非，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首都红卫兵编印的“批判政治扒手姚登山”小册子

之后，姚登山在专为他设立的“学习班”中交代问题，晚上可以回家。1968年5月28日被“隔离审查”（不准回家）。1969 年11 月18 日，他被下放到湖北省外交部“五·七干校”。

1970 年2月10日外交部在“批极左、清查五·一六”时，湖北“五·七干校”再次专门为姚登山办“学习班”，令其交待“问题”。11月30日至12月8日召开了九次大、中型会议批判他。随后，姚又被揪往位于湖南、江西和山西等省的外交部“五·七干校”接受群众批判。姚在外交部“五·七干校”被群众隔离审查四年后，1970年12月16日被揪回北京。12月30日外交部召开大会批判姚登山。

经上级批准，1971年6 月11 日下午，外交部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姚登山大会”。外事口及其他各方面共一万三千余人与会。会上，外交部群众代表发言，揭发、控诉姚的“十大罪状”。大会进行过程中群情激动昂。外交部群众强烈要求专政机关将姚逮捕法办。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代表当场接受群众要求，把他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予以逮捕。会后姚登山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经受近九年牢狱之苦。但是姚登山还算是幸运的，在他有生之年对他落实了政策。

1980年5月，外交部党委复查姚登山的案子时，党委内部有不同意见。刘振华副部长（主管政工。重回部队后，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在党委会议上说,在外交部大家都说姚登山很坏,但也应该对他落实政策,是什么问题,作什么处理。他又说,姚登山有错误,有的很严重,但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有其特殊的背景,应该实事求是地对他作个结论。人已坐了九年监狱,这个教训对他够深刻的了。

经充分讨论，按照当时的政策精神，外交部党委做出的结论是，姚登山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犯有严重错误，他犯有反对周总理、坚持打倒陈毅等错误。对他的处分是：留党察看一年。自1971年 11月至1972年11月止。外交部宣布此处分时，姚登山的处分期早已过了，对他已无实际意义。

1980年8 月姚登山出狱，恢复原来的行政10级待遇，过起普通人的正常生活。1985年办理离休手续。1998年在北京病逝，终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