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主义”从没换来过和平!
“绥靖”这一名词的中文词义有二:一、“绥”表示“安抚,使安定”;二、“靖”则表示“以牺牲办法以求和平”;而“绥靖主义”这一国际政治词条最大程度出现在世人的眼中,无疑应该始于史学界对二战之前英法两大强国为了安抚日益崛起、频频挑战欧洲及世界秩序与均衡的纳粹德国“新战神”,竟然采取姑息容忍专制侵略暴行、牺牲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利益和主权的办法而与“新挑战者”签订《慕尼黑协定》这一臭名昭著的历史事件的叙述与评价。
“欧非亚美4大洲30多个国家卷入、参战人口达15亿、历时4年、参战兵力超过6500万、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000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破坏损坏伤害程度与规模均超过二战的一场世界性热兵器超级大战,战争重创了整个欧洲大陆、英伦三岛及部分非洲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物质及精神(仅英国的战损即高达120亿英镑,伤亡人数达244万,开仗第一天的伤亡就超过了6万余人)。一战结束后,厌战、思安及和平主义情绪在欧洲各国迅速蓬勃兴起,甚至还出现了畸形的膨胀状况,1919年英国内阁一厢情愿地制定了“十年无大战”基本国策,积极裁军并大幅压缩军费开支;而作为当时的欧洲大国及“世界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也是和平呼声甚嚣尘上。一战结束后的英法两大强国也都因为战后复原重建,经济衰退乏力而出现走马灯式的政府更替。
1918年无条件投降后的德意志帝国在经历了割地赔款、限制国防力量、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国内失业流浪者者剧增、天量通货膨胀及“起义、暴动及兵变”等形形色色的动乱后,纳粹法西斯强人阿道夫·希特勒被迫切思变的选民用选票推上了政治舞台,成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总理。目睹了英法两大巨头国力的日渐衰落与软弱,野心勃勃的元首终于决定小试牛刀,一探对手虚实了。
1936年3月1日,只拥有10万国防军的纳粹德国以法国与前苏联签订了《法苏互助条约》违反了当初的《凡尔赛条约》及《洛迦诺公约》为由,公然派遣3万余军队武装进驻《条约》与《公约》划定的莱茵河非军事区。英法两大国及《洛迦诺公约签字国》立即表达了愤怒与谴责,同时表示强烈抗议的还有法国的军事同盟国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法国随即派遣13个陆军师进驻马奇诺防线,但只是作为防御性军事调动,丝毫没有真动武的意思,还是希望通过绥靖主义的外交谈判处理希特勒的试探性军事行动。英国人甚至对纳粹德国的违约行为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与经济制裁,而只是实施了温文尔雅的“道义制裁”。
元首希特勒事后回忆:“在进驻莱茵河非军事区后的48小时里,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进军莱茵河,那我们就只有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用的那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结果法国人继续绥靖,继续希望用外交谈判来解决问题,纳粹德国最终获胜了。
1938年3月,元首希特勒决定再做试探,以奥地利境内的德意志族纳粹党徒为内应,悍然发起了“回归祖国起义”,纳粹军队随后“应邀出兵处置”并合并了奥地利,坚持“绥靖主义”政策的英法及美国随后即表示了强烈抗议,并实施了“道义制裁”措施。
1938年9月,胆量与胃口越来越大的纳粹德国又一次再试牛刀,煽动并操纵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族居民大闹“民族自决及回归祖国运动”,并以维护当地秩序为借口出兵侵入并占据了苏台德地区。英法等国又发出了“道义谴责”并呼吁纳粹德国退出已占的捷克领土。欧洲“绥靖主义”首席代表、热爱和平的英国首相张伯伦还不顾年事已高且体弱多病,立即诚惶诚恐地奔到德国,与法国总理达拉第一起,数次在柏林虔诚会晤元首希特勒,积极撮合德捷两当事国领导人谈判磋商,最后还邀请希特勒的意大利法西斯盟友首领墨索里尼作为“见证人”,逼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签订了绥靖主义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献捷克于纳粹德国的“奴役”祭坛之上。《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张伯伦首相回到伦敦时,兴奋无比地告诉热情欢迎他的民众:“我带来了整整一代人的和平”。
《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法绥靖政策的顶峰。《协定》使捷克斯洛伐克丧失了1.1万平方英里领土、360万居民和50%以上的经济资源,丧失了捷克作为边境地区安全屏障的防御要塞,破坏了英法在东欧的同盟体系,同时也加强了纳粹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助长了德、日、意法西斯的侵略气焰。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事后曾说过:“《慕尼黑协定》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是英国未经战争而遭到的一次可耻的失败”。
1939年3月,纳粹德国又大试牛刀,毫无顾忌地出兵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发现受骗上当的张伯伦终于愤怒不已了,但依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和平法宝”,继续期望用“绥靖主义”去向希特勒墨索里尼换取和平。而在屡屡得手之后,已开始不吃“绥靖主义”这一套的元首希特勒,随后的进军步伐却日益加快了: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入侵并占领波兰,波兰的军事盟国法国非常愤怒,虽然立即表达了抗议并于9月3日才协同英国一起向德国宣战,但实际上并没向陷入灾难中的盟国波兰派出军队或给予及时的物资援助。
1940年4月,纳粹德国悍然入侵挪威,英国派遣少量军队施与支援,但很快即告败退出了战场。5月10日,纳粹德国又连续入侵荷兰、比利时及法国,欧洲强国法兰西抵抗6个月后便宣布了投降,溃不成军的英法联军残部不得不由敦刻尔克渡英吉利海峡狼狈不堪地逃到了英伦三岛。张伯伦也被迫辞职以谢国人,“百试不济”的“绥靖主义”也自此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勇敢顽强的丘吉尔终于被推上了英国“战时内阁”首相的宝座。
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也是在当时“国际联盟”的“绥靖主义”总体政策影响下,一步步地试探着从占沈阳到占东三省、再占锦州、热河、平津、华北及大半中国的。无独有偶的是,在七十多年后的2014年,欧亚“战斗民族”俄罗斯伟大统帅普京大帝也对实施“新绥靖主义”的美国奥巴马总统小试了一次“牛刀”,悍然出奇兵闪击并占领了乌克兰的军事要地克里米亚半岛,在进步主义者奥巴马的“新绥靖”政策影响下,俄国战神随后又将轰轰烈烈的“民族自决与独立运动”迅速推进到了乌克兰共和国的东部地区,导致其同胞手足至今仍处在你死我活的武装对峙与博弈之中。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绥靖主义”尤其是那种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和平愿望与美好理想,只会为善良的人类带来恶果,从没为世界换来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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