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李格琳 | 中共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叛变的应对处置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杨东，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格琳，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共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政干部叛变的应对处置

杨东、李格琳

内容提要

抗战之残酷众所周知，不论是哪个党派，出现少数动摇变节乃至叛变投敌者都难以避免。中共华北根据地军政人员的叛变，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体现着不同的动向和特点。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当然与共产党人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更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因此，中共非常重视对叛变者的应对和处置。影响较大的叛变投敌事件处理要迅速有力，一般人员的叛变投敌则要具体分析；针对特务利诱要加强对敌工作的系统建设，开展整党整军、加强干部团结和学习教育，则是较为经常的应对方式。在战时国共的矛盾纠葛中，“叛变投敌”几乎是双方相互指责的表述话语。国民党从政权统治的合法性角度指责中共，中共则从民族抗战的立场展开舆论应对。由于中共及时制定了正确的应变方针和善后措施，华北根据地少数军政人员的叛变，非但没有影响中共抗战与革命的历史进程，反而使之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精神砥砺之下日益壮大。

关键词

抗日战争；叛变投敌；八路军；华北根据地

强调党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共革命的鲜明特色，也是共产党人的基本标准。共产党人不管有无监督，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特别在生死关头，都要“忠实于革命与党”，只有具备“这样坚定与顽强的英雄气概，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但是在残酷复杂的革命战争中，中共干部队伍中确也出现了少数军政干部叛变投敌的现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如此，抗日战争时期亦是如此。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就指出，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确如中共所料，时隔不久在中共的一份党内报告中，就出现了张国焘、张绍东、李龙贵等人叛变逃跑的严重现象。此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又出现了诸如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杨铮侯、晋察冀冀中军区第五支队司令员赵玉昆、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柴恩波等人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中共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现象？胡绳曾指出，中共成立之后，“有的人不久就退出了，有的跑到国民党那里做官去了，后来还当了汉奸”。特别是革命处于艰难的低潮之时，“退党的、叛变的都很多。党内各种人都有，这是正常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书里应当说明，不要回避，这并不妨碍党的主流是好的”。“不回避”，做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也成为近年来学界谈及“新革命史”时一再强调的做法。李金铮就指出：“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回到历史现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语境下，考察人们是如何想、如何做的，不夸大也不缩小”，“将革命中所出现的‘问题’看作中共政权需要克服和战胜的难题，经过从问题到难题的思维转换”，“只有实现这种转换，才能真正理解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真正维护中共革命的合法性”。

然而，据笔者目力所及，学界关于中共军政人员的叛变问题，除了如向忠发、张国焘这些影响较大的人物之外，似乎尚未有专门针对抗战时期中共军政人员叛变投敌现象的综合梳理，多半是在一些回忆录、文史资料或通俗文章中有所涉及，或是在锄奸反特的阐释中有所关联。鉴于此，本文主要立足于华北抗日根据地，讨论战时华北根据地军政人员究竟是在何种背景下叛变投敌的；中共又是如何认识、应对和处置的；面对国民党的肆意攻击，中共又是怎样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中共军政干部的“叛变”，只关涉叛变后不再参加抗日的分子，至于那些背叛投向国民党但仍参加抗日者，不是本文讨论的范围。另外，鉴于抗战时期业已建立统一战线，中共军政人员的“投敌”，仅是针对日伪而言，不关涉国民党。

一、大浪淘沙

还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中共就指出，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在血海波涛的严酷环境下，势必会出现一些“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和一些“投机的败类”，他们不是变节就是投降，“离开革命的队伍而成为革命最凶恶的敌人和刽子手！”这样的预见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就出现了端倪。

1937年9月，八路军云阳留守处主任李龙贵，由于“在困难前低了头，在吃喝享乐方面过不了关”，最终“带着几百块大洋跑了”。1939年初，冀中军区独立第二支队司令柴恩波叛变投敌；1941年，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叛逃投敌；1943年，更是出现了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投敌的严重事件。其时，邢仁甫与旅部独立大队长冯关奎密谋刺杀副旅长黄骅，之后联系日伪和国民党特务机关，接洽投降事宜。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委任为“挺进第一纵队司令”和“津浦北段策反专员”。追随邢仁甫叛变的还有冀鲁边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杨铮侯、无棣县县长邢朝兴、后勤部部长潘特、卫生部部长刘永生等。不久，邢仁甫投日并担任日军华北“六县剿共司令”。

基层军政干部的叛变，在当时的报告记录中也有具体体现。据王恩茂日记记载，1938年末，一二〇师三五九旅就有8人叛变投敌。全面抗战4年以来，一二〇师出现的叛变分子中，基层干部就有77人，战士305人。冀鲁豫边区党委的总结报告也说，在战时艰难环境下，基层干部叛变“这种情形更为严重”，仅1941年叛变投敌人数就有72人，特别是出现了诸如滑县独立团两次叛变、保安队叛变、区委干部叛变等情形，甚至出现“南乐附近200余人（大部为党员）向叛军自首”的现象。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师师长杨成武在给晋察冀军区的报告中也指出，部队“逃亡现象很严重，特别是发生过整连整班叛变的严重事件”，认为“这些都是十分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工作中的污点”。除此之外，诸如晋东北地区阳曲县县长张力历叛变投敌，带领日军抓捕抗日干部群众，代县四区区委书记张桂芬及助理员白以清叛变投敌、阳信县县长齐坚三叛变、寿光县县委书记郭介叛变，东平县一区区委书记徐家德、五区组织委员韩德林叛变投敌，临清县委宣传部部长贾世昌、广宗县县委书记雷鸣叛变投敌等，均反映了华北根据地军政干部和基层人员在战时残酷环境下的叛变投敌现象。

考诸战时华北根据地部分军政干部的叛变投敌现象，1940—1941年是相对集中的时期。其时日本对华侵略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他们着力实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为主的总力战，以达到其“‘以华制华’之目的”；另一方面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加紧实施“反对共产党尤其反对大后方区域内共产党的主要办法”的“内奸政策”，以期“破坏共产党”。在此情形之下，加剧了部分中共军政人员的叛变倾向。具体从以下一些实际情形可窥见一斑。

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的总力战，主要由“三光”政策、“清乡”政策、“扫荡”与“蚕食”政策等组成。日军在华北根据地实施的这些政策，使得部分军政人员出现了“怕艰苦”“不能吃苦”的心理，甚至“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对未来失去信心。这是他们走向叛变的重要原因。晋冀豫边区党委在1941年8月的组织工作报告中就指出，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使得不少军政人员“生长了一种严重的右倾情绪”，他们“对新的环境新的形势没有足够的认识，对上级党的指示不细心研究，惧怕敌人，不敢斗争”，在实际工作与实际困难面前低头，“束手无策，苦闷消沉，认为过去工作一点成绩一点力量也没有，完全丧失了工作信心”，结果导致悲观失望最终动摇叛变。

战时日军实施总力战，其“所擅长者乃在政治上挑拨离间，破坏我军民之间关系，离间我抗日军队之团结，更无一日放松，且以此为谋略之重要部分”。因此，特务利诱是军政人员叛变的另一重要原因。其时，日军经常使用“泼水政策”，采取所谓“引诱自首”“强迫自首”“软化自首”“拘迫自首”“欺骗自首”等办法拉人下水。晋察冀根据地七七四团政委高恒如的叛变即是如此。其时，日军敌特机关将利诱目标对准高恒如，他们选派女特务到七七四团驻地，以说书作为掩护对其进行利诱拉拢，高恒如最终成为“悲观失望动摇叛变”者。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掀起“反共”高潮的过程中，也利用特务机关，通过“利用金钱、地位和美人的方法，利用被捕者各种各样的虚荣心以及一切可能利用的弱点等等，进行各种方式的软化、诱惑活动”，结果导致一些军政人员投向国民党。

日军对华北根据地的进攻，一方面利用“扫荡”政策，一方面又与“内奸政策”交错使用，诱惑军政干部叛变。战时日军使用“内奸政策”的办法是比较多的，归结起来可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向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实施威胁利诱收买其为内奸；另一种是通过秘密逮捕之后再秘密释放使其成为内奸。日军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就是通过变节动摇分子“诱我入窟，顺手牵羊，并故意宣传其独树一帜的‘革新’主张，散布和平攻势”，使一些“良莠不易分辨”者最终自首叛变。他们有时还会把这些“公开投诚分子”，潜送到根据地内部，要么“威逼群众自首”，要么是利用“未婚妻找未婚夫，或者带来儿女交给本人”的办法，通过军政干部家属实施“对我之瓦解工作”。国民党在“反共”高潮之时，同样利用这种办法来破坏中共。他们在晋察冀根据地，就积极实行这种政策。如在北岳区就出现“整个支部被奸细、国民党特务把持”的局面。一二九师政委、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在1941年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叛徒阚兴学、聂庆云就是被内奸“勾结跑的”。

在中共军政干部队伍中，存在极少数有个人野心之人。在特定环境下，如果他们的个人野心无法满足，就会走向叛变投敌之路。邢仁甫就是由于组织免除其职务调其到延安学习，由此感到“兵权没有了，他就发牢骚、讲怪话，还发电报、写信，秘密派人到边区（驻地）来活动。说什么邢发动干部如何有办法，边区离开他不行，等等”。最终，策划刺杀黄骅之后叛变投敌。刘少奇在谈及党内各种不良倾向这一问题时就指出，这类人“是共产主义的英雄他不做，而想要离开党的指导，去做个人主义的‘英雄’。其愚蠢莫过于此!结果，‘英雄’作不成，弄到身败名裂，走投无路。叛变了的张国焘如此，某些逃跑分子如此，以后还有任何想作个人英雄的好汉，也只能如此”。

战时华北根据地连续激烈的战斗，迫切需要补充兵源，而草率收编和扩兵也是导致叛变投敌的一个原因。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扩兵时，就有“负责的干部为了部队的补充与发展，而个个发急”，在此情形之下，一些散兵、土匪民团和一些旧式军人等被收编到新的部队。有些人虽然“投入八路军，但仍然保全自己的势力。有的想借着八路军的响亮招牌投机取巧，便利活动”，而“敌人又针对着他们升官发财苟安等心理，用金钱（伪币）、美女（掳来）、地位（升官）等利诱他们，特别是从政治上软化奴化他们”，于是便出现了叛变投敌现象。赵玉昆在抗战前因合伙抢劫被国民党易县警察局抓捕归案，全面抗战后趁乱逃狱，在易县打起抗日武装旗号，组织起1000多人的地方武装。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发展到易县后，赵玉昆被收编成为冀中军区第五支队司令员。1940年，赵玉昆带着300多名部下和400多条枪投降日军。

此外，部分地区基层组织涣散，一些基层干部思想混乱，也是他们走向叛变投敌的一个原因。这从华北根据地党的报告中就有明确的反映。1941年7月，晋冀豫边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徐子荣在组织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就说，“干部工作是最弱的工作，干部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平时没什么问题，一到严重的时期问题就发现了。工作能力是提高了，但思想与组织锻炼却是很差的”，“自由主义，个人观点”思想严重。由于党内成分复杂，思想组织的混乱较为严重，导致“党的组织之不巩固，部分地区党的组织之垮台趋势，还依然是一个惊人的现象”，结果导致干部“叛变逃跑的事情不断发生”。《高鲁日记》也指出，部分八路军干部“组织观念差，缺乏锻炼，一贯不严格要求自己”，“环境变了，思想意识也变了”，“自由主义严重”，最终叛变投敌。

残酷的战争环境考验着每一个人，能否接受战争的考验，是每个人必须直面的严峻问题。当日军的疯狂“扫荡”和“蚕食”政策汹汹而来，在复杂的思想意识和落后观念没有洗刷干净之前，出现部分人员的变节叛变似乎不可避免。王恩茂在日记中指出，部队中有一些“士兵的家庭观念特别浓厚，不能离开家。政治觉悟落后，他们一般的不懂什么，打日本不是为了救国，而是为抢些东西，打汉奸也不是为了救国，而是为了要钱”，有些人“看到敌人进攻边区悲观动摇”，所以“不听指挥，反抗命令，消极怠工”。更有些人虽然参加了八路军，但是“怕苦怕累更怕死”，在战斗中“总是畏缩不前”，听说要打仗就“吃肉后喝了几碗冷水，故意造成拉稀跑肚的症状，以此为借口，没有去参加战斗”，当我军发起冲锋后，“部队向南冲，他却往西跑，有意避开同敌人接触”，在生产劳动中“怕出力，爱偷懒”，碰到不如意的事“就讲怪话”。大浪淘沙之下，终归还是有些人走到了历史的反面，成为令人不齿的叛变投敌分子。

二、叛变动向及其特点

在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下，叛变投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他们之中既有失去民族立场投向日伪的军政干部，也有因国共摩擦、威逼利诱最终投向国民党或顽军的军政人员。至于投向二者的军政人员究竟占据多少比例，囿于资料所限尚难做出准确判断。但是如果以团以上军队干部和县区党政干部加以考察，大致可以发现一些较为明显的动向和特点。就时间而言，前已述及，1940—1941年是叛变投敌相对集中的时期，这是较为明显的动向。除此之外，华北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在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中，也体现和反映出当时条件下的一些特点（见表1）。

关于军政人员的叛变问题，列宁曾有过这样的评论：在革命斗争中总会有一些军政干部叛变我们，但是只要“严格执行党的军事专家政策和根除游击习气的政策，严守纪律，注意军队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工作，一般说来，蓄意叛变的军事专家就最少见，他们的阴谋也难以实现，军队中就没有松懈现象，军队的秩序和士气就好些，胜仗也就多些”。这在国共两党军政人员的叛变分子中就有实际反映。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党“政治比较进步军纪比较严明”，全国“士气振奋，人自为战，我们中国渐渐被称为世界四强之一，那才是真正有了合于抗战原则的军纪军令”，然而到了中后期却出现了大批叛国投敌的现象，不少国民党军政要员成为“伪政权的汉奸头子”或“伪特务机关的特务头子”。究其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并未运用“军纪军令加以制裁”。一位来华行医的日本医生矢原谦吉，曾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常有密切往来，他对叛变投日的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庞炳勋的观察也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矢原谦吉说，像庞炳勋这样的军人，“打了胜仗就能得势，权力大得惊人，但是见识却还像孩子一样。因为局势变化才成了这样，真是让人叹息”，这样的人，“半辈子都在马上度过，下半辈子一旦开始享受荣华富贵，那么对于死的畏惧，会比平常人严重很多”。

而中共华北根据地军政干部的叛变投敌行为，越到基层数量呈现增长趋势，越到上层叛变者越少。但是，举凡叛变投敌的军政人员，多为历史和身份背景较为复杂的人员。据冀中根据地相关资料显示，在党政干部中“投敌变节分子大多数为地主、富农和商人成分的党员”。军队中也是如此，尤其是被收编新加入八路军的军队干部，占据比例较大。表1所列赵同、陈二虎、葛贵斋、柴恩波、王禄祥、赵玉昆，要么是绿林帮会出身，要么是散兵游勇，要么是曾在国民党内当差，他们是经争取、收编、改造后加入八路军的。这种复杂的身份背景，在战时紧张的环境下，受各方拉拢利诱，发生叛变就不难理解了。冀南军区的报告就指出，由于收编发展的部队尚未整理，“部队在分散反扫荡中，政治工作几乎停顿脱节，故此时在部队中发生了许多严重问题，最严重是右倾情绪生长，恐慌动摇，以至大量逃亡、垮台(如葛贵斋、赵勤甫、枣南独立团垮台一半，八支队二团1个营垮台，宁晋、巨鹿、鸡泽县区游击队垮台，南和县游击队1个连投降，1个连被解决等)。这一时期的减员尤其是非战斗减员是最严重的”。

同时，从表1也发现，在八路军团级干部中，投向国民党的占据较大比例，投向日伪的比例则相对要少。这种动向从当时日军的记述中也能窥见一二。日军华北方面军的报告就指出，尽管日军企图在中共内部组成“反对派”，使之发生“相克及摩擦，以策动由其内部发生思想之分裂的扰乱工作”，但是“实际无任何动摇之征兆”。日军俘获晋察冀军区冀中第十军分区司令员朱占魁之后，送往日伪启新院实行两个月的“怀柔工作”，但最终还是逃脱。日军慨叹“经过严格熏陶的共产党员欲使其转向诚非易事”，“正规军连长以下前来投降，可谓难得一见的现象。”

八路军投向国民党的居多，投日者少，就自身而言，多是出于自重和利益动机，他们认为在八路军中干不下去，“没有出路”，由此感到“思想悲观”。但尚不至于失去国家民族立场；在日军看来，是由于抗日为共产党之“中心思想”，中共的政治工作，使得“抗日意识固已全盘地被提升”，其“抗日意识非常强烈，并已成为思想之核心”。投日者少，在一些老百姓看来，是因为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跟鬼子顶着干，真有种”。在一些外国记者看来，这是因为八路军“有一种不可动摇的光明信念，即新中国的光明和胜利的前途，以及他们坚决献身救国的坚强的目的”，他们“将来都是中国的救主，他们的精神可以激励数百万的人民信从他们。他们是日本最危险的敌人，而使得日本帝国主义有一天屈膝的，也就是这辈人。”在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看来，这是因为八路军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陈毅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建军报告中对此做了较为详实的说明。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具有“它本身的民族性和民主性的双重特点”。在抗日民族战争中，我们的军队虽然在敌后面临着无比艰辛的环境，但“用民族气节教育，反对投降敌人的抗战教育，来稳定人心，坚定抗战，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因此能始终执行坚决抗日的实际任务，并体现出了伟大的民族气概，“不像某些军队退却逃跑，或大批叛国投敌”。与此同时，八路军“一贯坚持和厉行为人民服务这一铁则，故能在中国的民族与民主双重事业中历经锻炼，经过胜利，也经过失败，也经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而屹然立于不败之地”，因此在具体执行对抗敌寇的艰苦任务中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叛变现象。由于这是一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他们身上有着“民族气概的伟大表现”，这一表现“正是从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属性而焕发出来的”。

与军队干部相比，地方党政干部投向日伪的则占据较大的比例。这不仅可从表1中看出一些动向，当时的相关报告记录中也有体现。相关资料显示，地方干部投向日伪，多为生存压力之下丧失信心，他们错误地认为“八路军没前途，将来要失败，迟早要走”。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的报告也显示，地方干部叛变投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归根结底是日军铁蹄蹂躏下的一种“恐日病”，一些即便是“好的干部也感到苦闷消沉没办法，在敌人制造恐日病与积极进行瓦解之下，表现更加悲观失望，甚至有些表现不稳”，乃至“恐日病在部队中(主要是地方部队)也很厉害，不敢积极活动，精神上为敌人压倒”，“不能从各方面展开斗争”。特别是一些县级干部叛变投敌后，往往会造成较大面积的叛变现象。如泰西县县委书记邹靖国公开叛变后，散发恐吓劝降书，“结果就有五个区委书记叛变投敌”，“党员被迫排着队去泰安鬼子那里自首。泰西县卷起了一股投敌叛变的妖风”。

从区域情况来看，一些革命基础和群众基础薄弱、党的领导弱化的地区，容易出现叛变投日现象。晋察冀平北、平西根据地大致能够反映这一现象。

平北地区初步开辟时，尽管“干部较之其他地区，并不过弱”，但是平北党内投敌叛变分子“比较别处为多”。这是由于平北的地方干部“大都不是从群众斗争中选拔的积极分子，而对于这些同志，又未能给以必要的教育”。中共认为平北地区是“缺乏党性的，充分发展了小资产阶级的劣点”，平北地区“不是党的领导原则，而是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集团的特点”。平西根据地一段时间内由于“党的工作基础差，环境已发生变化的地区，发生了党员与干部的消极逃亡、叛变投敌”，特别是在日军“扫荡”严酷期间，在“没有经过战争锻炼的党一时陷于混乱状态，以前所潜伏的弱点都暴露出来了”，结果连续发生堂上、汤各庄、宣涿怀事变。在宣涿怀地区，“党在历史上还是比较长的，但是环境一变几乎全部垮台”。1940年底，出现了涿鹿谢家堡保卫团团长邢胜、县公安队队长关秀印等叛变投敌，抓捕县、区干部，使宣涿怀的抗日工作遭到严重损失的叛变事件。这主要是由于“基本群众未能真正发动起来”，结果形成了“穷不喜欢富不爱”，再加之“干部脱离了党员与群众，干部一离开或叛变，工作就垮台”。特别是在未经过革命洗礼，群众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不仅叛变投敌者相对要多，甚至出现了劝降之风。据宣化县县长张敬先说，平西县二区区长陈大开叛变了，代理区长阎枝也叛变了，“区干部这个叛，那个也叛，小区委员也有叛变的，山上老百姓往川下跑，劝降之风一时很甚”。

中共在华北根据地特别是在平原地区开展抗日斗争，最为依赖的就是根据地的广大民众。因此，如果党的领导弱化，群众基础薄弱，面对日军的残酷“扫荡”，出现叛变势所难免。但是中共一向强调“党员对党要忠实”，共产党员要“纯洁”，要有“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中忠心为共产主义坚持奋斗的纯洁。”然而大浪淘沙之下的叛变投敌，不仅与共产党人的纪律要求格格不入，更与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南辕北辙。当对革命的坚守成为共产党人的基本要求时，一部分人员的动摇叛变，尽管不会对中共抗战与中共革命的决心产生动摇，但是却会对革命队伍和革命组织造成侵蚀破坏。“要坚持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观点，必须同这些动摇的、不坚定的分子作斗争。”因此，应对和处置叛变投敌现象当是中共必须严肃对待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中共的认识与应对

就一般意义而言，革命不可避免地会有牺牲，革命进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有变节动摇以至叛变投敌的现象，在疾驰前行的火车头上“最不稳固的垃圾与尘埃，必然地将毫无希望地跌落下去。”苏维埃革命时期如此，抗战时期亦是如此。革命每到转变关头，即便是处于暂时的或局部的转变关头，“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部分人员的动摇投敌，“好像箩筛底下必然分出粗细来。在这样激烈的斗争中，许多腐朽脆弱的分子自然受不住战争激流的冲洗，而要沉淀，淘汰”。因此，部分“不坚定的分子，经不起这个民族革命的浪潮，在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在其挑拨离间与各种诱惑之下，发生动摇腐化，丧失了阶级的立场以至个别的脱离党。这种个别脱离党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对此“不能有过分的夸大的估计”，因为“这只能够影响个别的动摇分子”，对于中共自身而言“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这使我党清洗了自己的队伍，使我党更能健康的与巩固的向着自己光明的前途迈进。”

叛变投敌虽然不可避免，且每个人在走向叛变的过程中确有各种各样的复杂因缘，因此，“就个人来说，由于软弱而叛变和蓄谋的叛变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但是从政治上来看，“两者之间毫无差别，因为政治是千百万人的实际命运，而千百万工人和贫苦农民是被由于软弱而叛变的叛徒出卖，还是被为了谋私利而叛变的叛徒出卖，他们的命运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对此，中共显然是有清晰的认知的。

在中共看来，叛变投敌分子虽然是“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纯洁革命队伍并能积极投入民族抗战，“那些少数唉声叹气的，腰酸腿软的，近视的，终究要被清除，既是必然，也是不足惜的”。特别是在全民族抗战的艰难环境下，“实现我党中央所订的反日纲领，以群众的武装阻止日本帝国主义新的进攻，组织成千成万民众的力量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了以共产党的优胜于任何统治阶级军事技术的无数武装群众彻底地战胜任何敌人，为了巩固和扩大革命的队伍”，就必须要“尽量地减低革命的成本费”，以“布尔塞维克的毅力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

发生叛变投敌这样的突发事件，处理要迅速及时，特别是对叛变投敌的高级军政干部，“在行政上应向人民宣布他的罪恶，撤销过去的职务，在党内应向全党宣布其叛党的行为，开除其党籍，进行气节教育”。处理邢仁甫叛变即是如此。其时，冀鲁边区党委得知邢仁甫叛变后，为稳定局势，积极开展反邢斗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向全区宣布邢仁甫的罪行，号召全区军民同其作斗争；其次是撤销邢仁甫的一切职务并通缉捉拿。然后冀鲁边区党委、军区政治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凡属军队中的一切问题，必须经过与政委商讨和同意”，同时要加强锄奸工作，“以防邢逆对我党山东八路军的破坏”，在部队和群众中要“深入进行宣传教育，明了邢逆罪恶，坚定抗战必胜信心”。在此基础上召开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冀鲁边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各个重大问题取得统一认识。对于那些不明就里被裹挟的叛逃人员，要尽力说服使其回归。邢仁甫叛变后，冀鲁边区党委和军区及时派人说服被邢仁甫欺骗的部队和人员，帮助他们回到党的队伍中来。同时，还收回了由邢仁甫控制的电台。一系列紧急措施，稳定了人心，防止了动乱，挽救了部队，扭转了局势。

对于一般的军政人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采取简单方式，致敌寇利用”。对于“恶债不大者，在法律上予以宽大，但绝不能再作为干部”；对于那些政治动摇向敌自首而无其他危害者，“应当动员出来参加工作，但不能担任重要工作，不能恢复党籍，要加强其教育，使他在今后斗争中立功来补救错误，经过考验后再考虑解决其党籍问题”。对于那些脱党叛逃到敌区的干部，也要立即设法动员其回来，“分配适当的工作，经过考查后，在脱党期间确无问题，而回来后仍能积极工作，在斗争中有显著表现者，应恢复其党籍”。若适合在敌区工作，且有工作成绩者，不要撤出，可将关系转交城工部领导。对一般军政人员的叛变，只要不是罪大恶极死心投敌，都会给予出路。中共强调要“从上而下，领导干部首先进行自我批评，再按级进行帮助。处理每个干部问题时，必须走群众路线，党委正式讨论决定，尽量求得个人同意，基本上应以大多数人的意见为主。在处理时要慎重，要对事不对人”，但是也要“反对调和庸俗和平共居的空气，要提高党的原则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鉴于军政人员的叛变有不少是特务利诱所致，中共针对这种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首先是采取以牙还牙的锄奸斗争策略。如冀南高恒如叛变后，根据对敌斗争的情况，冀南区组建了比敌伪更完整的三个对敌工作系统：一是军队系统，冀南军区组建了敌工部，军分区组建了敌工科，县级组建了敌工站，主要工作是瓦解敌军和收集情报；二是政府系统，专署有公安处，县有公安科，区有公安助理，乡有公安员，主要工作是防止敌特破坏，打入敌人内部收集敌特活动情报；三是情报系统。军分区有侦察股，县有情报站，主要工作以搜集敌伪军情报为主。山东抗日根据地针对敌伪据点，紧紧依靠群众，努力把伪政权改造成两面政权，“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在敌据点内和敌占区展开各种各样的斗争”。如何应对军政人员被敌逮捕和审讯，中共也专门提出了应付的具体办法，认为“研究和学习对付敌人逮捕审讯的经验、教训和方法，应当看作每个秘密工作者的经常任务之一”，也是“最主要而且最有效的方法”。具体是要严格地遵守秘密工作原则，“绝不要随便无原则地暴露自己党员的面目，绝不要让敌人识破自己是共产党员或左倾分子，应当随时随地注意隐蔽防止与避免可能的袭击”；被捕时要注意“争取或造成适当机会迅速脱逃”，或者设法让周围人知悉，以便组织“进行戒备与营救”。被捕后对付“威吓、利诱和欺骗”的主要办法是“沉着、机智和坚决”，反对“张慌失措、恐惧动摇”，能承受严刑拷打，“不怕软化利诱”，不中“欺诈诡计”，不做任何“证明，口供，自首”，更不能泄露党的秘密，“不论任何程度的泄露党的秘密供出党的组织或证实叛徒的口供与敌探的消息，实质上都是背叛党的行为。背叛了党的人是永远没有回到党里来的资格”。因此，“被捕审讯是考验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是区别革命与叛变革命的重要关键”。法庭监牢犹如战场，“应当努力提高与锻炼自己，至死不投降，至死不叛党，坚定不移的与残暴敌人作殊死战”。

整党整军是中共应对变节投敌的重要措施。首先是对军政干部开展组织审查。“干部的品质是否纯洁，和干部的工作是否分配恰当，这对于保障党的路线之执行，具有决定的意义”。特别是抗战时期，敌方“用各种方法设法打入我们党内和党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中以破坏我党和军队的时候，对于干部的审查、考察与教育，更成为巩固我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在这方面的疏忽，是可以造成极端严重的恶果的”，不管在地方党和军队干部中，“如果混入一个反党的奸细叛徒或其他的危害分子，都是可以使党和军队遭受意外损失的”。因此，必须从历史和现实工作表现、干部的品质和能力和社会关系等各方面加强审查，“特别要注意考查每个干部在政治上对党对革命忠实的程度”。对于那些曾经被捕入狱后“破坏过革命组织、陷害过革命同志、真为反动当局服务者，均为共产主义叛徒。党对叛徒的态度是反对他们的可耻的叛变行为，严防他们的反共活动。混在党内者，应开除其党籍，已开除者不能再入党”，但如果他们“已经了解到自己过去的错误而愿意继续为革命工作时，则党仍应欢迎他们在党外参加革命工作，不应继续加以仇视与排斥”。

晋冀豫区党委在整党过程中，首先是整顿组织，“针对党内成分的复杂进行成分改造，特别是领导成分。保持党内成分的纯洁，加强阶级骨干”；其次是洗刷与发展，“坚决地同时是慎重地清洗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商人）、投机分子以及敌探奸细”，再通过“审查各级干部，保证各级党的领导机关掌握在经过考验与忠实可靠的干部手中。对于那些实际是同情者，但已经加入党的分子，则劝告他们停止党的组织关系，变成党外同情者”。晋察冀根据地不仅进行干部审查，还进行支部整理以“洗刷”阶级异己分子、敌探奸细、投机分子、太落后分子等。从1939年秋到1940年秋，冀中区在9万党员中洗刷异己、投机、太落后分子共2730人，约占党员总数的303%；北岳区1939年共洗刷759人，约占该区15个县党员总数的2%。在组织洗刷的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和学习培训。山东抗日根据地要求开展各兵团整训计划，“提高部队的政治质量与文化水平，争取并利用战争的空隙时间，自动的进行整训。在整军中必须与坚持斗争，坚持阵地等实际任务联系起来”。在培养干部的工作方面，要求“在职干部须普遍轮训：班长、政治战士、支部委员由团负责轮训，连排干部由各旅负责，营团干部由师负责”，同时健全学校工作。

在整党整军的过程中，华北根据地也重视通过细致甄别发展党员和签名宣誓的方式来加强和提高军政干部对党和革命的忠诚。如平西根据地1941年发展党员时规定，“工人、雇农，经正式党员一人介绍，无候补期；贫农、小手工业者，正式党员一人介绍，候补期一月；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农、下级职员、官兵，正式党员二人介绍，候补期三月，须经县委批准”。新党员在批准入党后，举行入党仪式，先由介绍人报告入党动机和志愿，经支部大会或小组会通过后，即进行宣誓，宣誓词特别强调党员要“百折不挠，永不叛党”。冀南根据地吸收发展党员很严格：“贫农出身的，一个介绍人；其他出身的，要有两个介绍人。确定培养对象后，实行一段培养考察，经过小组会讨论同意发展后，交支部大会表决通过。新党员一定要举行入党宣誓。”同时要建立干部档案，装在布袋子里，用马驮着被称为“马褡子档案馆”，大家都知道这个“马褡子”重要，“不能丢，有时拼了性命也要保住它”。同时，冀南区党委、行署和军区领导党政军和各界群众团体及广大民众，还发起签名誓约运动，宣誓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动摇，坚决抗战到底，死不屈服、死不变节。如冀南二地委一个支部的党员就宣誓说，如果自己被捕后绝不咬人、绝不投降，如有三心二意“天打五雷轰”；有的伪村长、情报员宣誓:“我如真替日本做事，八辈子绝户”。通过开展签名誓约运动，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的民族意识，激发了民族气节，沉重打击了敌人推行“悔过自新”的政策和开展“思想战”的阴谋。据统计，1942年冬季以来，冀南第二军分区被捕的干部、党员21人中只有1人变节。第三军分区自誓约运动以来，“根绝了投敌变节现象。有的同志被捕后在敌人狱中还向党表示坚决履行誓言”。

与此同时，中共特别强调要加强干部团结，特别是在抗战这一困难时期，“尤应强调干部中之共患难同生死的精神，这是万分重要的”。中共强调指出“干部不应过多的处罚”，对于已经有了错误的干部，“纠正办法，主要依靠教育，要尽一切努力，耐心说服一切愿意纠正的人；只对于个别特殊严重的分子，才给以斗争与处罚，也只有这样的处罚，其本身才带着教育的意义”。同时要对有功的干部实行奖励，“要把真正有功的干部表扬出来，作为全体干部学习的标准”。另外要注意培养模范干部，“要把广大干部组织问题向模范干部的方向去努力，把模范干部的称号当成为最大的荣誉。要以大批模范干部的出现，来压倒某些干部中的坏现象”。同时要强调新老干部的团结，“要责成老干部好好带领新干部”，“广大的新干部，他们一般的缺乏大的风浪的考验。在严重形势下，某些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我们带领得当，则可少跌落一些，否则会使我们损失更大”。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对于处在危急状态下的地区，中共要求加强秘密隐蔽工作，强调要注意“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的转变”，按照“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组织原则开展工作。对于已公开身分的党团员和进步的知识分子，要主动地大规模地撤退，对没有暴露的党员干部，要以社会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在危急状态下，党组织要马上隐蔽起来，转入地下秘密开展工作，各级党组织要建立完备的秘密机关。

当然，中共更为重要也更为经常的应对办法则是开展形式多样的学习教育，对于党员干部，“不仅仅是洗刷落后分子，还必须加强党内的教育。每个干部，每个党员，都要经常阅读党出版的书报或其他进步的书报，增加知识，自修深造，在政治上不断提高自己。不识字的党员，要把识字读书提高文化作为对革命的责任”，只要“培养这样成千成万的干部，并且能够保存下来，使用到革命决战关头，实在是无敌的力量”。同时“要提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斗争顽强性，启发人民的民族觉悟、民族气节与爱国热情”，要着力“克服失望情绪和恐日病的心理”，一方面“从耐心教育着手，着重激励政治节操，同时对那些把贷款拿出去吃喝嫖赌，贪污腐化，恬不知耻的人，还必须加以适当的纪律裁制”，指明“抗战胜利条件，艰苦道路与光明前途，提倡卧薪尝胆的工作以克服失望情绪和恐日病”。战时中共的学习教育可谓是一个多管齐下的系统工程。正如黄道炫所说，抗战时期的中共干部教育，“学习、训练、考核、淘汰、思想改造、党校回炉，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尽管这样的观察和总结不免事后推演的成分，具体的历史样貌总会诡谲多变，但强调联系、辩证观点的中共，能够在实践中趟出一条流淌着系统性思维的河道，确也不会太过出人意料”。

毫无疑问，中共的应对处置办法是成功的。即便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中共最重视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有其卓越的手腕，可以弥补军事上之缺陷，因而以其拿手之政治工作对我进行政治攻势”。据日军观察，中共通过政治工作教育，“大部分人在潜在意识内坚信：‘即使日军在开战初期占优势，但在长期战争下，不可能获胜’，而且认为‘日本将因苏俄的对日参战，最后将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自卫组织“对情报活动、伤患救护、物资之搬运、正规军之补充、空屋清野等扮演着极为重要之对敌活动的角色”。由此不得不慨叹：“中共在本地区进行党政军民一体之组织活动，是一个坚固的根据地”。

四、对国民党肆意攻击的舆论应对

在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战时期，“叛变”无疑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词汇。全面抗战初期上海街头“主和即汉奸”的标语口号，“盖可于此一语中表出”，由此“以见民意民力之不可侮”。在此民意的激励下，蒋介石也曾声明只待“一切日军退出中国领土以后，才可以言和。”社会舆论也一再呼吁，如有人硬使得“四万万七十万国民额上打亡国奴的印号，这才却是百分之百的奴才作风。”也正是由于如此，在战时国共的矛盾纠纷中，国民党往往以“叛变投敌”一词指责和攻击中共。

还在国共谈判合作之初，中共就要求国民党“不能辱骂和反对共党”。社会舆论也强调，大敌当前各党派要摒弃前嫌、精诚团结，不团结御侮就“等于破坏抗战，陷国家民族于危亡之境。”如果说国共合作之初国民党尚能克制，到1939年以后，蒋介石日记中即流露出比较多的“反共”言论。如称“共军窜入鲁西南”是“假抗战，真作乱”。对中共要求国民党惩办反共人士的要求，蒋认为是中共“乱迹已显”，中共“乘机扩充地盘”是“乱党叛徒”；又说“共党进扰甘肃宁夏与镇原各地，乱党必叛”；“共党如不安分守纪律，我政府决不能听其叛国”。如果说蒋的怨愤此时尚体现在思想层面，那么发生在中共与阎锡山之间的“晋西事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其时阎锡山即称共军“反叛”，并要求迅速调集兵力“讨伐叛逆”。到1941年前后，国民党终于揭开遮掩面纱，所谓“奸党”“奸军”“叛军”的词藻开始大量出现。国民党称中共破坏抗战“出卖祖国，实与汉奸无异。”蒋介石也明确指称中共“以敌区为私有”，实际是掩护“其叛国殃民之所为”，是敌军卵翼之下的“变相之汉奸”。在这一舆论环境下，强调中共“叛变”的议论甚嚣尘上。在众所周知的皖南事变中，国民党即称新四军是“叛军”，说新四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是“危害民族，为敌作伥”的“抗命叛变”。绥远傅作义部甚至公然宣称八路军为“汉奸”，并铅印发布“告民众书”。1943年的一篇文章更是直言：中国的国军尤其是抗战的革命军人，是从“不投降”也从“不妥协”的。可是，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非但“不用来参加抗战，反而不断地向敌伪投降，与敌伪妥协”，尽管他们一向强调团结抗战，实际“中共部队，纷纷向敌伪投降，中共分子，则多参加敌伪组织”。

国民党肆意指称中共“叛变”，中共则给予针锋相对的回击。“晋西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就直斥阎锡山和国民党为“逆军逆党”，强调要予以铲除以“寒贼胆”。皖南事变后，毛泽东针对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谓新四军“叛变”的言论，直接诘问发言人，新四军“究竟到哪里去叛变谁呢？”当“国民党一切大小报纸刊物无时无刻不在辱骂共产党”，称共产党为“奸党”，称新四军为“叛军”，称八路军为“奸军”等，在中共看来，这是因为国民党“把共产党当作敌人看待”，但是“在日本面前则一点儿也凶不起来了”，在行动上“已由抗战改为观战”。为了进一步回应国民党的肆意攻击，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报》头版报道国民党中58个叛国将领的概况。报道指出，抗战以来在一些国民党将领及其所率军队中，“叛国投敌现象层见迭出”。他们一方面把“国军极机密军事情报献给寇军，约定投降”，另一方面又“与日敌订立共同反共协定”。这些叛国将领在大敌当前不思团结，其结果“必然是叛卖抗战、叛卖国家、叛卖民族”。1943年9月24日，《解放日报》再次头版报道国民党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名单。报道指出，抗战以来叛国投敌的国民党党政要员有62人，中央执监委员竟占20人之多，并由此质问，国民党对这些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非但不加讨伐惩办，反而“推聋装瞎或甚至引为亲信”，这“究竟要把中国引导到哪里去？”

中共一方面对国民党“降将如毛、降官如潮”的现象做了深刻揭露，另一方面又将其与八路军、新四军做了对比，指出与国民党相比，八路军、新四军虽与近百万日伪大军血战，却没有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叛变投敌。国民党内出现众多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且国民党当局对此没有积极应对，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起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除此之外，国民党内出现大批高级将领叛国投敌，也是由于“那些军队本身的雇佣制度，是靠个人作用来维系的缘故”。而八路军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一向就是中国人民的军队，就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的军队。我们对敌人毫不留情，对群众处处爱护，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和老百姓融成一片的”。八路军一方面与华北敌后民众血肉相连，另一方面“始终跟那残暴的敌人作战”，晋察冀边区北岳区仅1941年就与日军作战2945次，每天平均作战不下10次。每一个数目字后面“都是用了鲜红的血肉的代价才换取得到”，因此一切造谣诬蔑，“不但是诬蔑八路军，而且也诬蔑了我们的同胞，诬蔑了我们死去的骨肉亲人!”

实际上，抗战时期国共双方以“叛变投敌”相互指责，在日军的报告中也有评论。据日本华北方面军的观察报告，国共之间相互指责以致最终关系恶化，表面上看是军事冲突，“实质上乃因国民党以执政党自负与实力，意图一举解决未解决之问题使然”。中共对国民党的指责，是在强调“紊乱抗战阵营之统一者并非共产党军，而系倡导反共之重庆内部投降分子，并透过一切机关积极展开宣传及理论斗争”。关于国民党叛变投敌积极反共的事实，在日方的资料中也有说明。据华北方面军的报告，日本的“剿共军由投诚军组成”。冈村宁次的回忆录中也明确指出，投诚日军的国民党将领一见到他即说：“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如果日军和中央军作战，他们不能协助，但是“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至于国民党军大规模叛国投敌之事，冈村宁次也明确说道，这些叛国将领“虽接受中央政府的军饷，对蒋介石却未必忠诚”，当日军对国民党军“进行诱降工作，结果非常奏效。从1942年春开始，这些将领陆续投诚，到43年秋几乎全部归顺我军”。按照冈村宁次的说法，国民党“向我军投诚的重庆系地方军的兵力共约40万人，其中华北部分即达30万人左右”。

不难看出，国民党指责中共“叛变投敌”，主要是从国民党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角度来立论的。从蒋介石私人记述中关于贺龙“窃据”晋陕绥边区、聂荣臻“窃据”晋冀察边区、刘伯承“窃据”晋冀苏皖边区、萧克“僭设”冀热辽边区、徐向前“僭设”苏鲁豫边区，“实行赤化政策”，“破坏我抗战”的言论，即可看出一二。特别是针对中共所在的陕甘宁，国民党直称其是“紊乱行政系统，破坏国家统一”的“巩固割据局面”的“陕北奸伪”，是“我之敌人”，应“一律剿灭之”。对于中共而言，是从民族抗战的角度来指责国民党的“叛国投敌”。日军认为“中共军与人民抗日武装组织成为一体，在各地展开积极的游击战”，坚持“绝对抗战的态度”，使“日军认识征服华北不可能，强化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中共使用如此坚决的语气“强调抗战继续之目的”，就在于“防止因‘南京新中央政府’之成立所引起的国民政府内部动摇并使其转为对日积极政策”。

很显然，中共从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指称部分国民党要员的“叛国投敌”，既是事实，也是坚持民族抗战立场的必然要求。正如彭德怀所说，某些“叛国投敌”的逆流“自甘落后、自绝国人”，“终究必遭巨大洪流的冲洗”，坚持抗战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必须循着这个时代的洪流前进，才有光明的前途”，在中国抗战中，“谁最努力，最忠实，将更获得人民的拥护”，国共两党需要更亲密的合作，这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和民族解放，“难道还让汉奸势力发展吗？”有报纸也强调说，国民党当局策动亲日之人，假借“反共”“和平”之名，“企图离间我国内部团结，破坏我国全面抗战，实现我国整个降服”，结果使得“少数顽固分子及无知之徒，继续坚持失败主义观点及党派系属的成见”，实际上做了日伪汉奸的“别动队”，更便利了日军“停止我抗战的阴谋”。国民党党政军各部负责当局原本“为全国以至全世界人士之殷切期望”，而我们“所赖以力排万难争取最后胜利以拯救危亡者，唯一主要工作就是加紧全国团结，发展统一战线，持久抗战到底”。因此，对于国民党，一方面要“加紧扫荡一切公开叛国的汉奸亲日分子和伪组织，加紧肃清潜伏的汉奸亲日分子及其秘密组织与宣传机关”；另一方面要把教育培养干部当作“是当前极重大极紧急的问题”。这样的评论，不仅与中共的认识一致，同时也明确地指出了国民党部分军政人员叛国投敌的实质与危害。

五、结语

回顾中共革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中共对纪律的要求是至为严格的，遵守纪律是共产党人必须要有的“最高责任”，“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没有铁的纪律，就不能巩固自己，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战胜强敌”，只有“有了铁的纪律的党，才能建立有铁的纪律的军队。”然而，在抗战的艰难时刻，中共军政干部队伍中难免会有部分人缺乏信心，缺乏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以至中途退却、叛变。这些叛变事件没有从总体上影响到中共的抗战与革命事业，不过，在局部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地方党的事业蒙受了一定的损失。那些投向日伪的叛变分子助纣为虐，日军利用他们“有了不少的收获，取得了相当一部分的成绩”，“却给我们工作上造成不少的困难，破坏了我们不少的组织，在群众中散布了坏影响”，甚至导致有些人“对我干部怀疑，不敢深信不敢接近，不敢说实话，怕干部叛变投敌而害及本身”。投向国民党的叛党分子，要么出卖同志并将党政军情报和盘托出，要么会同国民党特务对我党及根据地进行破坏，“积极实行其内奸政策”，给我抗战军民造成严峻的形势和局面。然而，中共“不是掩饰局势的严重性来麻痹自己，而是以足够的警惕性去认识这种严重性，寻求形成严重性的根源，并提出克服严重局面的办法”。

对于那些经劝阻仍不悔改的叛变分子，中共予以坚决打击。对于那些左右动摇搞政治投机者，结果也是“自食其果，为历史所抛弃”。与此同时，党的地方组织与共产党员，顶着腥风血雨开展了更加顽强的斗争。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加强党政军民的组织建设和动员工作，一方面使得中共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增强了军政干部的民族自信心。据日军观察，即便是普通群众“均有对敌意识”，他们的“抗日意识似相当高昂”。经过大规模整党整军，中共军队“战斗意志相当强烈，尤其利用部落的防御战斗极为坚强，抵抗至最后一个人者不乏其例”。相比而言，“国民党系势力在各方面已形成败北之势”，特别是针对国民党的舆论，“经常能先发制人提出抗议”，利用所有言论机关“巧妙地宣传中共方面之正当性”，在“坚决斗争之方针下，走其独自的道路”。日军据此判断“今后治安肃清之对象为共产党”，这是“治安肃清上最大关心之问题”，必须要“特别集中指向共产军，一心一意加以毁灭”。

日军对中共的观察，清楚地说明了中共在抗战时期铸就的是一支全力抗敌御侮的革命队伍。因此，当国民党大张旗鼓地指责中共军队“叛变”，在毛泽东看来，这只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阿Q精神，其“分明是抗日势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却要摆出中央那副臭架子”，其实“口头和书面虽搞得煞有介事，实行起来只是潦草敷衍”，而“我们所要的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实际效果”。历史已然证明，华北根据地部分军政人员的叛变投敌，并未影响中共抗战与革命的历史进程。正如邓小平所说，抗战终归是要胜利的，就让这些人“去悲观失望动摇叛变罢，我们是要继续前进继续胜利的！”中共正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战精神的砥砺之下日益壮大，并最终战胜了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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