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飞 ｜中共冀豫晋省委的成长

作者：王龙飞，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1927年6月，中共修订章程，明确省级委员会为正式组织层级。抗战时期，省委在敌后根据地仍为重要一级。从中共冀豫晋省委的成长历程来看，其最初主要是执行上级交办的任务和传达指示，在北方局和八路军的指导帮助下，很快即能主动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独立工作能力迅速增强。省委注重培养下属特委、县委的领导能力，并逐渐扩展至群团等外围组织。省委的健全是上级组织扶助的结果，成长起来的省委转而帮助下级组织。这种上下联动培育组织的做法，所要实现的是“让组织成为科学的机器，一振百动”，也是要“改正手工业的工作方式，有计划地运用组织推动工作”。在此过程中，革命经验在区域和代际间传递，一些颇具中共特色的工作方式和组织机制也被沿用和创新。冀豫晋省委的成长历程反映了中共在全面抗战时期走向成熟的局部图景。

关键词

　　中共冀豫晋省委　北方局　一二九师　中共组织　太行根据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事实上的合法地位。随着八路军开赴前线和各根据地的创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屡遭破坏的中共各级组织开始重建或恢复活动，并因应局势做出调整。中共冀豫晋省委即是在这一背景下重组产生的省级组织，其领导的晋冀豫区（即太行根据地）被认为“在坚持华北抗战中，处于极重要的地位”。处在这样环境中的冀豫晋省委上承中央，下接根据地基层，上下的频密互动反映出彼时中共组织的诸多面相。整体上看，中共无论党政还是武装都在全面抗战时期取得长足发展，欲察其间源流和内在详情，省委不失为良好窗口。

　　过往有关中共组织的研究，多聚焦于中央和基层两头，基层尤甚，对省委这个层级关注较少。出现这种局面，可能是因长时间处在革命战争的动荡之中，省委难以作为一个独立、稳定的组织实体被广为认知，而根据地时期中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机关实际多局处乡村，空间的层叠容易遮蔽中央和基层之间的各级组织。不过，在有关省委的讨论中，1927年8月成立的中共顺直省委受到较多关注。作为一个超常规模的省委，顺直省委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严重问题，其间屡经波折，为使其走出困境，中共中央一再介入。顺直省委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其出现危机和走出困境的过程，为之后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省级组织建设积累了重要经验。因此，参考顺直省委的相关研究，有助于准确把握和加深对冀豫晋省委的认识。

一、 中共省委建制及冀豫晋省委初创

　　中共组织体系是自上而下建立的，先有中央，再有下面的层级。起初，只有“中央”和“地方”两级之别，“中央”是中共中央局，“地方”则是有前期工作基础或有便利条件的湘区、广东、武汉、北京、上海、济南等地方委员会或支部。从中共二大开始，随着党组织扩散衍生，层级增多，原有各区之下产生若干支部，如湘区委员会之下就有长沙地方委员会、安源路矿支部、长沙泥木工会支部等。中共四大以后，在党的工作开展较好的一些地区陆续出现县级委员会，如在湖南即产生了10余个。中共五大后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明确党的组织层级为“中央委员会—省委员会—市或县委员会—区委员会—支部干事会”，原来的区委改称省委，地委改称市委或县委。根据该决议案，组织省委的基本条件是该省有两个以上的市或县委员会。这个调整的基本背景是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数量迅猛增加。1927年中共五大时，党员人数已由一年前的1万余人增至5万余人，党的活动也扩展至更多区域，而中共五大关于组织问题的议决案指出，还要进一步“努力扩大党的数量”。可见，此次组织层级的扩充是为了与党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根据新规定，1927年即有山东、山西、河南等十几个省委相继成立。从此，省委成为中共组织体系中的正式层级。新党章明确“省之范围由中央委员会规定并得随时变更之”。多数情况下，省委的“省”与当时的行政区划相一致，如湖北省的中共领导组织为湖北省委，但也有不少省委不局限于原有的行政区划，如顺直省委、“满洲”省委等。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白色恐怖下，中共多个层级的组织遭到破坏，外加中共中央大政方针的震荡，不少省委组织频繁改组，甚至出现中断。在此期间，多地因工作需要曾短时建立过省委，但总体上省委的组织状况颇不稳定，工作亦多陷于停顿或纷乱无序状态，处于革命低潮期。如在1927年至1937年间，顺直省委共发生10次改组或调整，省委书记更换9次；河北省委领导机构11次组建临时省委，6次重建省委，13次更换省委书记。在外患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瓦窑堡会议适时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党的工作重心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随着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来到陕北，北方地区的工作更显紧要。受此影响，刘少奇受派重整中共中央北方局（以下简称“北方局”），在北方局领导下，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委相继重建。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的合法地位得到国民党承认，生存环境的改善使过去较长时间处在地下的中共各级组织逐渐走到前台并日益活跃起来。

　　根据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精神，北方局于1937年5月将原河北省委分为平汉线省委和新的河北省委（主要在已沦陷的冀东活动，又称“冀东省委”），其中平汉线省委主要活动范围为北平至彰德（安阳）平汉铁路贯穿的冀中、冀南、冀西地区。7月，平汉线省委正式成立。平津相继沦陷后，侵华日军大有席卷华北之势，平汉铁路沿线形势严峻，力量单薄的平汉线省委只能向西撤退。9月中旬，周恩来和彭德怀在石家庄面见时任平汉线省委书记李菁玉和宣传部部长李雪峰，指示他们前往山西阳泉，与刘伯承、张浩领导的一二九师一道发动群众抗日。10月上旬，一二九师师部在政委张浩率领下来到阳泉，李菁玉、李雪峰凭借周恩来的介绍信，与一二九师对接。

　　随着八路军三个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战前线，中共中央确定华北地区党组织的任务是配合八路军主力开展游击战争，以及到山区农村创建抗日根据地。1937年9月2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等人，指出当前形势下“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为此“应着重于高级干部之分配及独立领导的党政军集体机关之组织”。这番指示的意图很明显：大敌入侵且分割占领之下的游击战争必然是分散的，为适应形势，须有若干区域性的、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力量，因而以高级干部为核心分别组建领导机关势在必行。在游击战背景下，八路军进退转移是常态，坚持斗争必须仰赖党政组织，区域性核心党政组织的重要性由此迅速凸显。

　　与形势和需要相适应，1937年11月，中央对华北地区党组织进行调整，在正太路以北成立中共冀察晋省委，在正太路以南成立中共冀豫晋省委，撤销原平汉线省委。由于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驻扎及地理区隔，新成立的冀豫晋省委主要活动范围是正太路以南、平汉路以西、同蒲路以东、黄河以北的晋冀豫三省交界地区。根据北方局的决定，以原平汉线省委成员为主组建冀豫晋省委，李菁玉任书记，李雪峰任组织部部长，徐子荣任宣传部部长，安子文、彭涛、何英才、杨秀峰为省委委员，张子衡为省委秘书长。

　　以这些人组成省委班子，各有机缘。李菁玉为河北南宫人，长期在河北从事兵运、农运、工运工作，经历丰富，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李雪峰是山西运城人，20世纪30年代初即参与中共山西地下党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前任职于北方局。徐子荣是中共山西工委秘书长，熟悉山西的情况。安子文全面抗战爆发前即在李雪峰领导的地下党北平市委工作，较早与牺盟会取得联系。何英才是山西老地下党员，在晋中阳泉矿区从事工运多年。彭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受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派遣，在正太路一带活动。杨秀峰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在平津地区从事文化教育界统战工作，七七事变后被派往冀西开辟根据地。杨原为平汉线省委委员，平汉线省委改组为冀豫晋省委后仍为省委委员。1938年1月15日，李菁玉随东进纵队到冀南工作，李雪峰接任省委书记，省委其他成员不变。此后相当长时间内，李雪峰一直担任省委的主要领导。

　　虽然北方局指定了一个完整的冀豫晋省委班子，但省委成立时，实际在省委机关的只有李菁玉和李雪峰二人，其他成员因身负他项任务而未到任。当时，处于地下工作状态的徐子荣一时尚未与省委取得联系，安子文受命在沁县筹建省委办事处，彭涛受命在娘子关一带组建正太特委，何英才主要在阳泉矿区工作，杨秀峰则在冀西创建根据地，张子衡随一二九师一部在冀南联系地方党组织。省委与一二九师师部住在一起，并未公开打出招牌，对外的名义是“一二九师编辑部”。这一时期，随着平型关大捷，八路军声威大振，在一般群众眼里的确是“只见八路军不见党”。可见，创建之初的省委，人手短缺，组织不健全，需要依附部队生存。

　　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是开辟局面的基本工作，也是中共自建党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的工作。冀豫晋省委的工作也是由此开始的。1937年11月省委成立后，李菁玉留在省委机关，联络各地方党组织，并创办省委机关刊物《战斗》（具体由陶鲁笳负责）。李雪峰到晋东南联络各县党组织并布置工作。李雪峰说，这样分工是吸取了平汉线省委在石家庄时未能深入各县，没有建立起工作阵地，结果节节“后退”的教训。为此，省委当时内部动员口号是“争取时间，争取空隙，先行建立阵地”。省委成立时直接依靠的党员仅30多人，加上原属平汉线省委的元氏、赞皇、磁县等县及中条山、豫北的一些关系，也才100多人。这些党员历经严酷环境的考验，在复杂艰苦的斗争中幸存下来，被组织上认为是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骨干力量。

　　李雪峰去往晋东南各县之前，与山西工委秘书长（也是冀豫晋省委宣传部部长）徐子荣取得了联系。徐子荣直接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各县公开担任牺盟会特派员。每个县的特派员赴任前，都由他代表省工委谈话，分配任务：秘密发展党员，同时公开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李雪峰和徐子荣在联络组织的路上，还利用牺盟会的名义，在各处开办两三日的短期训练班，培训党员和积极分子。他们在返回途中，又顺路检查各地工作落实情况。到1937年12月底，省委已与各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上下级关系因之明确。

　　按照中央及北方局的指示，省委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根据地。对这些大多来自白区或者主要从事工人、知识分子工作的干部来说，在抗日战争环境中于农村地区发动群众，显然是一项新的挑战。李雪峰自称，他们当时“对于什么是根据地，怎样去创造根据地，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只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党的工作重点必须从城市转向农村，从以发动工人为主转向以发动农民为主。他坦言：“我们这些习惯于在城市发动工人搞革命的党员，转到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确实是一个战略上的大转变，思想上的大转变。”李雪峰此言不虚，他虽然较早参与中共组织活动，但主要经历限于太原、北京等城市的学生运动，对农村和农民工作并不熟悉，或者只是具备有限的间接经验。省委中难得李菁玉有这方面的经验，但他1938年初即因工作调动离开了省委。

　　事后来看，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人、学生到农民的工作转变似乎不那么艰难，但其间的曲折不应被低估。当时，摆在这批共产党人面前的是一个相对陌生的环境。他们熟悉的革命方式是在城市、在白区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发起学运、工运、兵运。这些工作多有大革命及苏俄前例可循。突然转入农村，并且是在战时，各派势力交错、形势复杂、基本情况尚不明朗，他们必然面临转换思路和方法等问题。就中共整体发展历程而言，在江西时期的斗争经历使其获得了在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但具体到人或干部群体，这些经验和教训并不能自然地转移至后来者：一来情势大不相同，江西时期区域小，敌情相对简单；二来人员大不相同，同期北方党对江西经验的领会上必定有诸多隔阂。当然，中共历来重视工作经验的交流，党内同志都有机会接触到江西经验的相关材料，但这毕竟不是直接经验。也就是说，虽然李雪峰等人较早就参加了革命，但他们并不熟悉赣南闽西地区的斗争，对在华北农村创建根据地更是缺乏经验。可见，在长征后时空大转换的情势下，革命经验也面临代际传承及群体传递的问题。

二、 北方局的领导

　　在中共的组织体系中，省委已是较高层级，对下级负有领导责任。不过，如李雪峰所言，此时的省委也迫切需要指导和帮助。这种情况并非冀豫晋省委独有，而是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刘少奇曾请中央派一个省委书记到晋察冀区，原因是当时的省委工作能力太弱，“简直不大晓得在那种局面下如何计划与布置工作，过去秘密工作中的同志，到目前有许多不知道如何工作了”。

　　冀豫晋省委的直接上级是北方局，北方局由顺直省委改组而来，由刘少奇于1936年4月取代高文华任书记。不过，北方局内部的乱象并未立即结束，刘少奇的威信也没有马上建立起来。1937年五六月间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原北方局系统十几名代表联名反对刘少奇。以毛泽东、张闻天为代表的党中央则明确支持刘少奇，认定刘是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刘少奇在党内的威信因此大增。白区工作会议上来自中央的支持，对确立刘少奇在北方局的领导地位起到关键作用，而刘少奇成为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也为华北工作的开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刘少奇由此成为冀豫晋省委“对口”的上级领导，在省委的成长中起到重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冀豫晋省委初建时，李菁玉26岁、李雪峰30岁、徐子荣30岁、安子文28岁、彭涛24岁、何英才32岁、年龄最长的杨秀峰40岁。除去杨秀峰，平均年龄不足30岁，彭涛甚至刚离开学校不久。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班子，组织任命的主要负责人李菁玉及继任者李雪峰与其他成员相比，年龄上算是同代人，资历也无明显优势，班子中较为资深的杨秀峰又不是主要负责人。不仅如此，省委中多位成员此前即已在各自区域开展工作且有一定积累，客观上已经具备自成一派或者“闹独立”的基础。同辈且资历相近的人组成的班子，常常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能“民主”而不能“集中”，甚至渐而演至派系纷争，相关例证不胜枚举。顺直省委长时间纷扰不息的根源之一，就是没有一位大家都能认同或者足以服众的领导者，缺乏重心的组织自然无法平稳运行。刘少奇作为冀豫晋省委的主要上级领导，其年龄、资历相较省委诸成员都有明显优势，白区工作会议以及中央的肯定，更显著增强了他的威信。冀豫晋省委从初创到成熟，成长迅速且过程平稳，与这一恰当的组织任用密不可分。

　　刘少奇在全面抗战初期以“陶尚行”名义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阐述了游击战争的基本方式，以及战略战术、武装部队组织改造、根据地的建立与抗日政府的组织等多个重要问题的政策导向。李雪峰说他们在太行创建根据地时就是按照该文提出的框架体制，结合当地实际，改造旧政权、建立新政权的。难能可贵的是，刘少奇的这篇文章虽然早在1937年10月就已经发表，但文章有关正规战、游击战的演进以及敌我优劣势的分析判断甚为准确，与之相应的建立根据地和普遍武装广大群众的战略也贴合实际。这些方略虽因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王明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而受到干扰，但好在时间较短，受影响程度不深。而后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基本观点，再之后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替代了王明的主张。中央层面大政方针的稳定和正确，为省委自身的成长和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

　　1937年11月底，北方局就当时的形势与党的任务致信冀豫晋省委。北方局判断，华北沦亡已不可避免，今后要在华北所有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要把一切可能利用的村乡和城镇都建立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北方局由此明确指出，我党必然要担负起组织和领导游击战争的巨大责任，而当下的迫切任务是动员民众、武装民众，为扩大八路军和发展党而斗争，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事后来看，北方局的这番指示准确把握了形势，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北方局指示信发出后不久，代表北方局指导冀豫晋省委工作的彭真撰写长文《抗战中的新危机与华北党的新任务》，发表在省委机关刊《战斗》上。彭真在文中对华北抗战局势作了描述，认为正规抗战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已经开始。彭真还对日寇的企图及国民党方面可能的对日妥协投降等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华北需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坚决抗战到底。该文还就扩大红军、改革政治机构、组织群众自卫队、扩大及巩固党组织、解决干部问题给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工作指示。

　　此后，刘少奇及北方局也间或给冀豫晋省委发出指示，特别是在出现重大新情况时。北方局指示的核心内容几乎一以贯之——建设抗日根据地。除直接且具体的指示外，刘少奇对省委产生的隐性影响亦不可低估。在省委会议上，可以经常见到对刘少奇言论的引用。比如在进行有关原则领导和具体领导的讨论时，刘少奇常说的“要少下命令，少做决定，多作提议与建议”，就被认为是“最宝贵的箴言”；在谈到应多给下级自由空间时，刘少奇所讲的“不要单靠党的纪律吃饭”（应在政治上、工作上提高领导，打通思想）也被用来说明问题。从实践来看，刘少奇所提的这些工作方法切切实实地影响和塑造了省委及以下各级组织的基本领导方式和工作思路。

　　此外，批示汇报材料也是刘少奇的一种重要指导方式。1938年6月，冀豫晋省委曾较为系统地向北方局和中央汇报近4个月的工作，除一份总报告外，还呈递了一大批材料。从刘少奇的回信可以看出，这批材料包含省委的各种指示、决议、政策法令、信件、会议记录以及《战斗》等机关刊，还有各地特委、县委的相关文件。刘少奇称“这一大批材料我都阅读过一遍”，“我看了你们各地的许多文件”。基于这些材料，刘少奇写了不止一封长篇回信，详细指出省委工作的得失，并就党内教育、集体领导、党组织发展、汉奸敌探等具体问题作出指示。比如，刘少奇特别提示，在敌人发动进攻时，省委要推动政府和群众团体向一般群众通知并解释清楚如何自卫、如何空舍清野、如何避难等。他还谆谆告诫“同志中有不同的意见，应该很和气地来说，不要随随便便地吵闹起来，闹意气，应有最高原则性”。

　　不是根据一两份整理好的报告，而是综合许多其他材料，特别是大量的政策法令、会议记录、通知文告等原始资料，这是刘少奇不亲临现地就能做出准确判断和决策的关键所在。刘少奇曾表示：“我来延安后，对华北各省工作均已有详细的研究，重要者并提交中央会议讨论，给了他们详细的指示。”上级通过大量一手材料了解实情，而不仅是听下级汇报或看几份整理好的报告，这或许是当时条件下较好的领导方式。中共根据地的许多政策常被认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当与这样的工作方式密不可分。

　　关于领导策略和工作方式，省委机关刊《战斗》值得一提。冀豫晋省委成立后，立即创办机关刊物《战斗》，由陶鲁笳具体负责。与发展党员、创建组织相类似，编印机关刊物也是中共组织（特别是中上层）的基本工作，且常放在优先位置。中共素来重视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理论素养，机关刊既是体现干部理论素养的载体，也是提升干部理论素养的园地。关于办刊的具体决策过程，尚不十分清楚，或可从刘少奇此前的相关经验中一窥究竟。

　　为解决顺直省委内部旷日持久的矛盾，刘少奇等于1928年11月决定编印一份党内刊物，取名“出路”，即探寻北方党的出路。刘少奇在出版绪言中说，创办这个刊物是引导顺直省委同志“站在党的观点和利益上来分析和研究”顺直问题。他自己在该刊上先后发表数篇文章，着力分析和挖掘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并提出了改造顺直党的意见。《出路》被认为对提高顺直党员的政治水平，推动顺直党的改造，起到了积极作用。

　　《战斗》是和《出路》类似的内部机关刊，基本功能在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和指导工作。在动荡的局面中，在不确定因素充斥的环境里，统一思想无疑极为重要。许多纷争乃至派系恶斗，往往源自思想观念和对具体事物看法上的分歧，只有统一思想认识，组织上的统一和团结才有坚实的基础。

　　1936年，白区工作方针面临纠“左”的重大调整。为使各级干部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新的策略路线，刘少奇再次以机关刊为依托发起讨论。在北方局机关刊《火线》上，刘少奇发布了一则启事：“我发起在《火线》上组织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不要另外的组织形式，每个同志都可以参加，对于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最好是与目前现实生活有关的重大问题，新策略路线中的问题。如果同志们赞成我这个提议，就请你们提问题与意见，简单写给各级党组织，由组织汇齐转给《火线》，在《火线》上发表并讨论。”

　　刘少奇以机关刊为阵地的工作方式实际发挥着重要作用。河北省委主要领导马辉之回忆：“当时，凡是要知道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就看《火线》，每期头一两篇差不多都是中央指示或少奇同志的文章。” 1939年初，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和新的机关刊《党的生活》相继创办。杨尚昆忆称，他在这一报一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用来指导各地区的工作。机关报刊对于实际工作之重要意义可见一斑。

　　这种工作方式在冀豫晋省委也表现得很明显。为切实发挥机关刊《战斗》的功能，省委的领导同志会经常性地在上面发表文章，北方局和省委的一些指示和决议也会在上面刊登。《战斗》上刊载的文章一般被要求当作党内文件，省委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也多次发出专门通知，要求认真学习或贯彻落实某篇文章的精神和指示。

　　1937年11月出刊的《战斗》第1期登载了《中共北方局指示——在敌占区，共产党八路军以自己的名义公开直接去领导群众》《论目前华北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论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工作作风》《论抗日战争中如何建立人民的临时政权问题》《新形势新条件下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农民的组织问题》等文章。这些文章所涉及的正是当时亟待解决或者迫切需要明确指引的重要问题。如《论抗日战争中如何建立人民的临时政权问题》指出：只要机会允许，共产党要当仁不让地掌握临时地方抗日政权，执行抗日救国的革命纲领，以联合战线的形式进行一切政治改革和有益抗战的工作。随着八路军化整为零前往各地创建根据地，如何创建抗日政权正是当时需要回答的问题。实践证明，太行根据地的政权创建工作正是循此展开的。在《农民的组织问题》一文中，作者指出：“农民单是组织起来了，还是不够的，必须有武装力量来维持它的存在与强大，因此在农民协会之外，必须成立农民自卫队与游击队，只有广大的民众组织起来与武装起来，我们才能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早在全面抗战之初就有这样的认识，不管是对中共中央基本抗战方略的领会，还是基于冀西晋东实际情形的自主对策，对于根据地来说皆为幸事。而这样针对具体问题的探讨性文章，事实上还能在上下级及不同区域间起到交流作用，有利于提高整体认知水准。

三、 一二九师的扶助

　　全面抗战初期，根据地的开拓工作是以军队为先导的。八路军创造好基本条件，党政系统跟随行动，八路军在事实上居于领导地位。在战争环境中，进入一个地区创建根据地需要武装力量支撑是理所当然之事。不过，对冀豫晋省委来说，八路军的作用远不止是武力后盾。

　　1937年11月13、14日，一二九师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研究部署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冀豫晋省委负责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旨在落实两天前八路军总部有关辖下三个师分兵数地创立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根据中央决定，一二九师的任务是以太行山为依托，创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据此精神，一二九师化整为零的基本方式是每个营抽出一个连，组成工作团或游击支队，到指定地点同中共地方组织、游击队一起活动，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后，省委随一二九师师部移驻辽县西河头村，同一二九师一起领导太行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为开展游击战和创建根据地，一二九师在辽县开办了一个游击训练班。训练班主要教材由刘伯承撰写，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倪志亮（一二九师参谋长）等都曾到班授课。这个训练班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一二九师的学员外，冀豫晋省委也选调了一批区委、县委干部一同接受训练。在李雪峰看来，党政干部接受这种训练极为有益。他说之前只听过“游击战”这个名词，实际不知其为何物。经过学习，大家对什么是游击战，如何组织自卫队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如何配合正规军等，都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对需要迅速抢抓时机的中共来说，这种开培训班的方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批量培养干部。

　　1938年开始，日军调整部署，将作战重点转向津浦路，企图以已经占领的济南、南京为基地，南北合击打通津浦路，连贯南北战场。作为策应，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以夺取晋南和豫北为中心的作战计划。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共中央要求一二九师坚决创建根据地，积极打击出扰之敌，并大规模破坏正太路和石家庄以南之平汉路。

　　严峻的斗争形势需要地方党组织和部队密切有效的配合，而当时的冀豫晋省委及各特委、县委的大多数干部多年从事工运、学运工作，明显缺乏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针对这种情况，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新任政委邓小平在与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彭真、新任冀豫晋省委书记李雪峰商量后，决定由刘伯承和邓小平召集一二九师高级干部会议，彭真和李雪峰主持召开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研讨和部署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工作。

　　1938年1月底至2月上旬，冀豫晋省委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也称“辽县活动分子会议”）在辽县西河头村召开。这次会议主要内容为传达1937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精神，分析抗战形势，总结省委成立以来的工作，提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对根据地初创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具体规定。李雪峰代表省委作《抗战形势与党的工作》的报告，特委负责人汇报各自的工作，并展开热烈讨论。经过3天小组会和1天大会发言，彭真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作会议总结，就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工作方式、抗日与民主民生、独立自主正确与否、民族利益与阶级利益、群众工作等问题发表了指示性意见。彭真在报告中提到，要“健全党的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的同时科学分工，注意培养各级领导机关独立工作的能力，建立巡视制度及密切上下级联系，并实行严格检查工作制度。总之，要“彻底改正手工业的工作方式，有计划地运用组织推动领导工作，不然将无法应付日渐扩大的党和群众工作及复杂局面”。

　　辽县活动分子会议是冀豫晋省委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决议成为之后较长时间内的工作指导方针，省委后续的巡视检查也是依照本次会议精神和要求展开的。能召开这样的会议也意味着省委初步立起来了。李雪峰说：“通过这次会议，使晋冀豫区内的共产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走向统一，明确了党要围绕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开展工作。”

　　据李雪峰称，这次会议召开前，他有机会与彭真、邓小平、倪志亮等一起研究如何创建根据地。李雪峰坦陈自己对根据地问题一直不够明确，遂向邓小平请教什么是根据地以及怎样建立根据地。邓小平说，根据地首先是为抗日建立的，要抗日就要有武装，因此根据地必须要有武装；要使根据地在一个地区存在和发展，就要有政权，通过抗日政权来领导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根据地必须得到群众的支持才能建立和巩固，这是基础。总结起来，创建根据地有三个必备条件：武装、政权和群众。

　　会后，一二九师师部和省委又召开联席会议，专门讨论这三个条件。师部刘伯承、邓小平、倪志亮和省委李雪峰、徐子荣、何英才、彭涛、杨秀峰、安子文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提出要把发展游击队、自卫队放在突出地位，在每个县组织一个县基干支队（相当于营），在自卫队内要建立担架队、运输队和帮助抗日军人家属的耕地队。在政权建设上，要建立群众信任的、民主的抗日政权，要以各种名义扩大人民参政的范围，要使经过训练的各种抗日进步分子到区村政府中工作。在群众工作上，要把每一个群众都组织进来。

　　李雪峰说，经过这些会议特别是邓小平等人的提示，他对根据地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创建思路。辽县活动分子会议后一个月，根据地的创建工作有了明显进展，晋东、冀西成为中共有力控制掌握的区域。

　　在一二九师的护卫和帮助下，省委在冀豫晋区紧锣密鼓地恢复和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到1938年2月，除晋中特委外，又先后正式建立冀西、太南、冀豫边三个特委，并建立了20多个县委。随着党政组织的建立和健全，各地的群众运动也渐有起色，农救会、工救会、妇救会、青救会等群众团体纷纷出现。

　　在游击战争及根据地建设由山地向平原拓展的进程中，一二九师首长们提出了“利用自然山”和“建立人造山”的构想，并很快成为冀豫晋省委创建根据地的重要思路。省委明确提出：“有群众工作，就是在平原地也可建立根据地，作运动战游击战。过去我们在江西能突破百三十万大军的包围，就是利用了人造山的缘故。”

　　邓小平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必备条件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阐述，是对几个月来八路军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明显承继了江西时期武装割据的经验。在游击战争由山地向平原发展的过程中，刘伯承等提出的“建立人造山”的论述为省委所吸收并付诸实践。作为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的亲历者，邓小平、刘伯承等人有关根据地的经验成为这一时期行动指导的重要内容。从来自苏区的刘邓到来自城市的李雪峰及省委，可以明显看到革命经验在革命阵营内部不同群体间的传递。

　　在根据地创建稍有起色后，曾有人提出要争取地方党的独立。冀豫晋省委明确反对此议，并提出：八路军具有十多年血的经验，许多老干部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应当利用“十年来在白、苏区的经验与敌人作斗争”。李雪峰也曾说：“我们这些从白区城市来到敌后农村的党员干部，从发动组织农民参加抗日斗争中，从老红军的言传身教中，对在敌后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有了信心和决心。”

四、 走向成熟

　　1938年3月中旬，冀豫晋省委在辽县召开太行十县区委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建立太行山根据地的相关问题。这是省委单独召开的第一次专门研究根据地建设问题的会议。会议开了七八天，就如何对付敌人进攻，以及根据地的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武装问题、统一战线工作与政权问题、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教育等进行深入讨论，达成系统性的共识。还就战时经济与粮食、春荒与春耕、商业发展、社会教育等具体事项做出了决定和部署。会后，省委把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整理成《建立太行山根据地会议报告》，发给根据地区以上党委，以指导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这是冀豫晋省委首次主导召开的全区性重要会议，体现了组织和领导能力的显著提升，正如李雪峰所说：“从一月活动分子会议到三月建立太行根据地会议，是省委对在敌后创建根据地认识上的飞跃。”

　　此外，针对由于阵线广泛铺开而出现的“干部荒”现象，不少人在会上提出了大批训练干部的要求，省委遂决定以最大力量开办党校，快速、批量培养县区干部。1938年5月，日军“九路围攻”停息后不久，党校即正式开学。至此，省委已由向上级要干部发展到自主培养和输出干部，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一二九师对“九路围攻”的有力反击，改变了日军此前对八路军的轻视态度。日军的重视使得晋东南在华北抗战格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根据地方面自然也面临着更大的生存压力。“九路围攻”刚结束，张闻天、刘少奇就专电朱瑞、李雪峰，强调当前晋东南的中心工作是“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为此需要一个更加强有力的领导中心。中央要求扩大省委机关，还要求朱瑞和省委机关、薄一波领导的山西第三行政主任公署向沁县的八路军总部靠拢，分别召开党、政府、群众团体、地方武装的会议，以全面推动根据地工作。当时，省委机关和刚刚成立的晋冀豫军区机关驻在辽县下庄一带。接到指示后，省委机关南下沁县。从此，朱瑞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直接指导省委的工作。

　　朱瑞于1926—1929年在苏联学习，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学校。1930年初，他被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任中央军委参谋科参谋。此后，朱瑞又先后在鄂豫皖苏区、中央苏区工作，并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他自述“红军工作年代，是我在能力上逐渐向各方面发展的阶段”。朱瑞的苏区工作经验对冀豫晋省委格外重要，正是这样的资历，让年轻的朱瑞被委以重任。

　　朱瑞到任后，选定省委各部科长及干事，使省委机关初步健全，各部工作有序展开。当时省委的组织架构为：省委下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三大部门，各部之下再设若干科，各科设科长1人，干事2—3人。到1938年6月，省委三部门共有人员70余人（包括通讯队队员30人）。朱瑞的到来是冀豫晋省委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李雪峰说：“省委到沁县后，晋冀豫区的工作已走上发展的道路。”

　　为适应战争环境，移驻后的省委采取大特委制度，对所属特委的区划进行了调整。辽县以北，加上武乡，为晋冀特委，由原来的晋中、冀晋两特委，以及辽县和晋东特委的一半人员合组而成，成为全区最大、最有基础的地区。晋中工作开展较早，有相当的基础（至1938年6月已有七八千名党员），原晋冀特委则较弱，合并既为了扶弱，也意在改变晋中过“左”的工作作风。冀豫边区，加上黎城、襄垣和辽（县）东为冀豫特委；晋豫特委改称晋东南特委，由黎城、潞（城）长（治）路以东和豫北一部组成；唐天际部所在区域为晋豫特委；屯留、长子、沁县、沁源、介休等县合组为太岳特委。因领导干部有待充实或组建太迟，除晋冀特委外，其他特委的力量较为薄弱，有待加强，因而成为接下来的工作重点。战争环境中能够成功实施区划大调整，也从侧面显示了冀豫晋省委的领导能力。

　　1938年6月，省委召开会议，朱德、彭德怀及李雪峰、何英才、徐子荣等出席，朱瑞代表北方局做报告。会议总结了辽县活动分子会议以来4个月及粉碎敌人“九路围攻”的工作，提出“更高实现创造冀豫晋边区为坚持巩固的根据地”的目标任务。会议最后通过了朱瑞起草的文件《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即“六月决定”。六月决定指出，4个月来，省委发展扩大党组织一倍以上，拥有党员数千名，还有计划地锻炼及培养了一批干部，领导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斗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党在边区的威信，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

　　对今后的工作，省委将“大大发展党和健全党”摆在重要位置，特别提到要“改造及健全省委以下的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切实建立按期报告工作、检查巡视工作及科学的调查登记与统计制度”，要“立即建立县委以上各级青年工作委员会、军事部、妇女工作委员会及巡视工作制度”。会后，为落实这些工作，省委连续发出通告，颁发详细的特委机关、县委机关组织大纲及青年委员会、妇女委员会组织办法。

　　无论是健全省委以下的党政、群众组织，还是规范工作制度和领导方式，都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党政工作已奠定相当的基础，省委本身已走向成熟。如《朱瑞传》所言：“这次会议在晋冀豫省委的历史上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晋冀豫地区党的组织经过抗战初期艰苦、复杂的斗争锻炼，已经成长起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省委成长起来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越来越有能力，也更加重视帮助下级。1938年6月，省委给北方局和中央呈递了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省委提到巡视检查对深入下层、帮助下层具有“非常重大之意义”。1938年4月下旬，省委曾派宣传部部长徐子荣巡视晋东南各县，指导帮助各地工作。6月省委会议后，省委又展开了对晋冀、冀豫特委的巡视。

　　经过巡视，对原晋中特委的工作，李雪峰在专门召开的晋冀特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多项批评。例如，晋中特委的群众工作忽视统一战线，工作方式生硬，偏重于自上而下的发动；特委党的领导方式是命令的、机械的，不能启发下级同志的创造性，对犯错误的同志没有很好地开展思想教育，只是单纯以纪律制裁；在群众斗争上，没有就领导策略、斗争方式进行认真讨论和布置；党的教育不够，没有深入传达文件、党报，党内的团结做得不好，干部、知识分子与工农同志之间隔阂较深。

　　在巡视报告中，省委进一步指出晋中工作的不足，例如，领导上缺点很大，对统一战线理解不深刻，“左倾”关门主义倾向严重；创建根据地的各种基本工作不够深入；党的教育不够，自我批评、思想斗争没有应有的发扬与展开；群众工作时“左”时右。省委还指出，晋中工作基本的错误与严重的危险还在于作风太夸张，不够细致深入，过分注意政权、资材，忽视下层基本工作；不能认真而审慎地研究省委的原则指示并将之妥善运用到实践中，不能经常地、仔细地检查和总结工作。省委认为，总体上晋中工作“还在创造阶段，组织还没有成为科学的机器，还不能一振百动，还须要艰苦地深入工作，还须有耐心、大量与深入的教育运动”。省委要求晋中“用彻底的自我批评，适当的总结工作，订出各县自己的工作计划，深入党路线的讨论与教育，健全组织生活，建立科学的工作与领导作风，开展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彻底肃清与反对‘左倾’关门主义与右的倾向，召集县委扩大会议、支书联席会议，开展训练班，展开研究与讨论”，由此“争取工作的大步转变”。为纠正过“左”偏向，省委派晋冀特委主要成员彭涛、王孝慈到晋中特委担任副书记，名义上与书记陶希晋共同领导，实际接管主要工作。

　　因为巡视效果良好，省委进一步提出应健全巡视制度，除一般巡视团巡视工作外，还应该与军事要求和建设太行根据地的任务相符合，有重心、有计划地通过高级巡视团的巡视，转变各特委的工作。1938年8月，省委再次提到巡视对于加强领导各地的重要性，指出省委应切实深入下层去检查，帮助特委确定工作计划并解决困难问题，健全特委组织，使其能较完善独立地工作，并做出9月巡视晋东南、10月巡视晋豫及太岳的安排，要求一般的巡视团也应迅速建立起来，人手不足的，先有三五人也可以。随着特委走上轨道，省委要求特委有计划地巡视各县，检查工作落实情况，帮助县委解决困难，培养其独立工作能力。通过巡视，省委帮助特委，特委帮助县委，同时也逐层传递压力，从省委到县委的领导得以贯通，各层级的领导能力也因此得到锻炼与提升，这正是省委所期待的组织成为一振百动的科学机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工作深入扎实是一个较为普遍的认知，何以如是？从冀豫晋省委对晋冀特委的批评和指示或可窥一斑。此时距开始创建根据地不足一年，但明显可见省委已经具备较强的领导能力，能够很好地领会上级战略部署；对下级，既有大政方针的指引，又对方方面面的事务给予具体指导，能够很好地掌握局面。

　　1938年8月15—24日，冀豫晋省委在沁县召开会议，主旨是“从省委领导上与省委工作上展开检查与讨论，把省委领导提高到原则的程度的阶段，并从这一方面来讨论执行‘变敌后方为前线’和‘深入与巩固建设根据地工作’的迫切的巨大任务”。这次会议前不久，恰逢中央决定把华北各省委领导机关改称区党委，晋冀豫区党委称这次会议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个“划时代”，不仅仅因为领导机关名称的改换，更因为会议议题。这次会议出现了一个新的提法——“把省委的领导提高到原则的程度”，这是之前不曾有过的。所谓“原则领导”是与“具体领导”相对的，即不干涉地方党的具体事务，只是从原则、材料提供、工作经验交换、工作方式与方法上的系统指导。会议指出，省委同志对原则问题的注意还太不够，“对下级的检查与领导，没有提高到原则程度，没有深刻注意原则的具体运用及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对文件没有很好的讨论”，并且有些同志把原则领导与具体领导对立，认为原则是空洞的。省委批评这种认识是不懂得“原则是具体事件、具体工作及具体行动的指针，同时又存在于具体事实之中”。省委指出，应充分领会刘少奇所说的“要少下命令，少作决定，多作提议与建议”，对下级的领导“不应过多作决定，一般规定方针任务，提供工作经验、方式方法与材料，在具体执行上要给下级以活动的自由”。会议认为，省委对各区域、部门的工作，都应仔细研究，撰写具体的、有深度与原则性的指示信、决定和文章，多制作富有经验的工作材料，使这一部分的工作经验能够应用到其他方面去。由此，会议提出省委每月应解决一个以上的主要问题（如青运、工运、政权等），产生对专门问题的研究与指示；组织部与宣传部每月必须撰写一篇成熟的研究与总结工作经验的长篇文章及一二短篇交《战斗》发表。

　　关于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这次会议也进行了讨论。会议认为，省委在辽县时大事小事都共同商酌，使得集体领导沦为形式，大家都忙得不得了，然而效果并不好。因此，集体领导应随工作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形式。如在根据地创建初期，各地工作薄弱，省委都将重心放在帮助下层，分散开去，到一定时间回来会合，总结各地工作，这样有分工有集体便是好的集体领导。工作进一步提高后，则应建立省委例会、会报及专门会议制度，实行集体办公，分别处理问题。省委认为这是当下实施集体领导的必要办法。

　　无论是原则领导和具体领导，还是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表面上互相冲突，但在省委的要求中，都是应该兼顾而不能偏废的。这种对立统一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要义，共产党人对这些概念和一般原理应不陌生。结合实际工作将之作为要求提出，显示出省委之领导经过前期大量实践和调适后已经具备相当的高度，也凸显了省委区别于其他层级的领导方式。当然，这也是上级对省委的期待。朱瑞称北方局领导各根据地党委是“更高更集中更复杂与郑重的责任”，并认为“思想领导”是这个层级应有的领导方式。在相当程度上，这也是省委领导方式的核心特征。

　　1939年9月中下旬，晋冀豫区委在武乡东堡村召开第一次、也是抗战时期唯一一次全区党的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太行区抗战以来17个月的工作，选举产生了新的区委委员和准备出席中共七大的代表。党的代表大会是中共重要的组织行为，会议的成功召开需要充分准备和前期基础，因此往往具有标志性意义。李雪峰在回忆录中自豪地说：“全区第一次党代会开得很成功。大会显示，我们党已成为晋冀豫区最大的政党，是晋冀豫区的执政党。”党代会的成功召开，足以显示区委本身的成熟以及对根据地局面的有力掌控。从后续来看，中央及北方局层面对于省委（区委）在具体工作上“手把手”式的指导和干预相较之前逐渐减少，与之相应的是省委越来越明显地发挥出主动性，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中央所期待的具有独立领导能力的组织机关已然形成。

五、 结语

　　在组织沿革上，冀豫晋省委承平汉线省委而来，但具体到人，冀豫晋省委经历了明显的转换和成长。初期，由北方局指定省委班子人选，并由刘少奇代表中央给予细密的指导和帮助。一群并无多少农村工作经验的干部被委以在敌后农村创建根据地的重任，且很快走上轨道并打开局面。在此过程中，刘少奇与一二九师对冀豫晋省委的指导帮助，既是上下级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也是革命经验在新老干部、城市农村不同背景干部以及不同区域干部之间的传递。省委刚开始主要是传达、落实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不久即能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主动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除增强自身的领导力量外，省委还注重培养特委、县委的领导能力，通过层级的方式强健党政核心组织，并逐渐扩展至群团等外围组织。省委的发展成熟，是上级组织建设的成果；成长起来的省委又给下级以有力的帮助和导引，这样上下联动，组织机器便有效地运转起来。组织的成长落实到人，便是一大批优秀干部的涌现。这些干部不仅是中共度过艰难抗战岁月的重要依靠，也是未来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省委的成长和组织机器的运转又与诸多工作方式和组织机制密不可分，这些方式和机制不少为中共所特有，既有之前经验的沿用，也有在实践中的新创。

　　冀豫晋省委的快速成长，缘于多种有利的内外条件，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领导层较早即意识到“运用组织推动领导工作”的重要性，并为此不遗余力地发展包括省委在内的各级党政组织。省委作为中央与基层之间的层级，在强健自身的同时，也致力于将下级组织吸纳到一振百动的“科学的机器”中来。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传递和引导帮扶下，一个具有良好联动效能的组织体系呼之欲出。组织的力量及其重要性不言自明，但在武装力量可以大刀阔斧并突飞猛进之时，在人口和幅员皆甚为有限、实际以乡村为主的根据地，烦琐的、没有现实紧迫性的组织创建在某种意义上是低效率的“拖后腿”工作。这种情势下，中共没有让八路军主导一切，而是努力提升省委及各级组织独立担负责任的能力。当这些领导机关能够各司其职、各显其能并且被有效整合之时，特别是当需要掌控远超根据地的更广阔区域时，中共作为一个组织体系的巨大效能之爆发也就顺理成章了。事后观之，这样培育组织、储备干部无疑是颇具远见的做法。

　　值得一提的是，按一般规律，随着层级增加，组织效率常常会显著降低，上下之协同一致亦会被妨碍，而这似乎并不合于根据地的实际。在狭小的敌后根据地农村，实际只是区村层级，却有一套中央—省—县—区—村完整的组织体系在运作，非但没有出现明显的弊端，反而发挥出强大的效能，其背后之缘由及特殊的时空背景值得进一步探索。

（责任编辑：马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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