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速递 | 贺江枫：军阀政治的国际因素：晋系与1930年津海关事件
作者：贺江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1期，注释从略
内容提要
中原大战期间，晋系为汲取经济资源，筹谋接收津海关。国民政府的反制措施刺激在华列强政策转向，阎锡山顾忌国际观感，与南京妥协未果，愤而命令辛博森强行接收津海关，海关面临分崩离析的危机。日本积极劝说英国介入南北妥协，阎锡山鉴于胜利在望，断然拒绝调停。此后南北战局反转，梅乐和在保障奉张权益之后，重新控制津海关。由此可知晋系作为华北地方军政集团，冀图另立中央，但它掌控的资源难以支撑其势力的迅速膨胀，更须顾忌国际因素的影响，行为逻辑在经济利益与国际观感之间左支右绌。列强为争夺在华权益，其外交抉择在对军阀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又受制于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动，军阀政治与国际因素之间呈现出制约与依存并行的内在悖论。
关键词
海关 辛博森 阎锡山 梅乐和 中外关系
军阀作为以地域为基础的政治军事集团，为维持存在、扩张权势，往往以帝国主义列强为奥援，乃至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政治的变动与帝国主义形成密不可分之联系。犹如时人所言：“帝国主义与军阀固常相结托，然其所以相与结托之故，即帝国主义欲利用军阀以打倒其他之帝国主义，军阀欲利用帝国主义以打倒其他之军阀。” 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兴起，打倒列强、废除军阀成为时代潮流，然而在旧军阀被打倒的同时，国民党政权内部却迅速形成以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为代表的新军阀，“几度酝酿，又将成大小割据之状态”。1930年，晋系联合各方势力公开反蒋，与南京形成对峙分立之势，军阀政治再度勃兴。舆论因此慨叹：“民国以来，新政轨从未确定，国党执政后亦然，其最大证据，即国家与社会之所有事业俱支配于军权之下。”为汲取经济资源，6月12日，阎锡山命令《北平导报》主笔、英国人辛博森（Lennox Simpson）强行接收与列强利益攸关的津海关。津海关事件如何善后，迅即成为国内外各方关注的焦点。
1930年津海关事件作为中原大战期间中央与地方政争的产物，不仅涉及蒋介石、阎锡山围绕关税资源的争夺，亦关乎英籍总税务司梅乐和（Frederick Maze）对海关行政权的掌控，还与在华列强利益纠葛密切相关。学界围绕津海关事件已有诸多精深研究，重点多就阎锡山的财政困境与事件缘起、英美的外交因应展开论述。然而，津海关的管理权及巨额关余均关乎列强的现实利益，晋系在事件前后如何与国民政府、在华列强以及海关总税务司展开政治博弈，其内在考量涉及何种因素，均有继续探讨的空间。本文在充分利用中、日、英各方档案的基础上，全面考察阎锡山面对南北政争与在华列强的利益歧异，在谋求经济资源与寻求外交支持之间的多元复杂面相，重点凸显中原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国内政治纷争侵夺中国利权的破坏性影响，以及国际因素影响之下军阀政治演变的内在逻辑。
一、 晋系截留津海关关税的筹划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虽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但蒋介石实际控制的区域仅限于长江中下游省份，阎锡山的晋系、李宗仁的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仍各自为政，雄踞一方。此后蒋以“中央”名义不断展开削藩行动，引发各地方实力派的强烈反弹。晋系作为华北实力最为雄厚的地方军政集团，掌控冀、绥、鲁、晋四省与平、津二市，暗自抵制国民政府的政治整合，与中央关系日趋恶化，兵刃相向在所难免。1930年2月13日，蒋介石斥责阎锡山“如此卑劣，何以为人”，判断其策略：“不出二途，一在北平另组政府，使南北分裂；二仍认南京为中央，而推倒余个人。”相较于各地方实力派偏处一隅，蒋介石以经济最为富饶的江南地区为支撑，在江浙财阀的全面配合下，形成各方无可比肩的经济优势。晋系亦深悉财政资源实乃影响中央与地方权势升降的关键要素。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军法处处长李庆芳向阎锡山直言：“蒋氏前岁入宁，能得沪银行之臂助，实以张公权、钱新之、李馥荪三人之力为多”，如今南北对峙，若仅从军事力量的角度比较，“此间一般观察，军队我方为优”，倘若“财政有办法，可必胜也”。经济资源汲取能力的强弱，很大程度上成为影响晋系反蒋活动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阎锡山冀图采取各种措施切断蒋介石的经济资源，阎与冯玉祥联名致电上海银行界，对之威胁利诱，声言“为蒋筹款商人，倘仍不觉悟，必有激烈对付，此辈均有身家，且胆甚小，必多畏缩”。傅作义直呼“打破蒋之财政信用，为目下切要之图”。与此同时，晋系意图寻求与华北地区最重要的金融财团即金城银行、盐业银行等北四行展开合作，由其协助发行内债、暂借饷款，以改善晋系急剧扩张的财政需求。河北省财政厅厅长李鸿文计划以津海关关余作为抵押，谋取借款，“当即向银行方面秘密接洽数次，查津海关税收抵借各款两三月内即可渐次还清，余出税额为数颇巨，以之抵借大宗款项，并非不可”。然而银行界要求公债发行必须获得财政部与总税务司允可，“而此层似又不易办到，颇为焦虑”，此事遂暂时搁置。鉴于银行界态度犹疑，阎锡山试图以强制手段迫其让步。3月19日，阎示意李鸿文，“各银行既在平津营业，北方安危与同休戚，对于紧急用款应尽力借助，不应稍涉推诿，倘一味观望，驯至治安不堪维持，则各该行岂得安居乐业，希切实向各银行商借，务于三五日内凑借百万元以上为要”。最终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向阎建言，若欲筹募饷款，“平津现金甚少，用现金不如用纸或关款或以盐款发行债券，甚或发行军用库券，随军设兑现处，南京亦曾如此办过”。问题是北方财源本就相对匮乏，能够用于债券抵押的税收更是屈指可数。3月25日，平津卫戍总司令部秘书长贾景德向阎锡山报告筹款计划，“顷议定在天津卷烟入口项下筹一百万元，长芦盐款项下筹六十万元，烟酒印花项下筹四十万元，变卖二五库券三十万元，河北省编遣库券项下提八十万元，即日分头赶办”。阎锡山当即否决，“所说各项均系卫戍经费，亦即我军底饷，若提前挪用，下月即无法关饷”。于是，津海关关税成为晋系发债筹款为数不多的选项。
天津作为北方经济中心，津海关税入仅次于上海的江海关。1929年全国关税收入15276万两白银，津海关即达1635.1万两，占比超过1/10，可谓北方最为丰盈的税赋资源。1930年3月，天津市市长崔廷献与晋系要员苏体仁、李鸿文、葛敬猷连日密商，“大宗收入确实可供借款抵押者，莫过于津海关新增税收”。为获得津海关税务司的配合，他们拟利用海关内部人事纠葛谋求控制权。恰逢时任津海关税务司好威乐（E.B.Howell）调任福州关，崔等人认为“好与总税务司意见不合，且系由一等关调四等关，极不欲往，我正好利用此点”。为获得国内外认可，他们还建议阎锡山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致电崔廷献、傅作义，声言“为维持信用起见，除将外债及向由总税务司保管之内债基金仍均由照旧税率征收之税款内拨付外，其新增税款应悉数截留，免作敌方穷兵黩武之用”。待电文到达之日，即由贾景德与平津银行团展开交涉。
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公开通电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宣布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另立中央已箭在弦上。在此前后，列强对于南北分裂抱持隔岸观火甚或乐观其成的态度。2月21日，英国驻华公使馆陆军参赞达安里(Badham Thornhill)、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辅佐官铃木贞一与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外交委员朱鹤翔密晤，表示蒋介石对北方军事行动恐不可免，“南京准备开战极为认真，但须三星期后方能齐备，所以目前遣代表讲理论，以迁延时日，一旦准备完竣，彼时由德国军官指挥作战，其势未易打破”。在华列强冀图趁机向阎、冯兜售军火，获取高额经济利益。如2月，日本大仓洋行经理前往太原，“与第二、三集团接洽售械事项，所有步枪、重炮、高射炮、飞机及各项弹药等均有，计由日本二星期可运到天津交货”。晋系判断此时列强因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激进措施，对南京已生恶感。3月27日，李庆芳向阎汇报：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Miles Lampson）“原与王正廷约定本月底赴宁续议法权及交还威海卫问题，现以未奉伦敦训令为辞，暂缓南行，可见各国对宁已变为观望态度，若钧座就总司令职后，外交方面，宁将更受打击。日本所办英文华北正报今日停刊，顺天时报亦定明日停刊，足见币原外交部不愿以小事再引华人反感”。阎锡山公开反蒋之后，4月2日，李庆芳就拜会日本驻华公使馆官员，强调此次军事行动重在反蒋，并非是要打倒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如果蒋介石下野，问题将迎刃而解，此后首都将移至北京，承诺晋系军队将全力保护各国侨民，“希望各国不要对蒋方加以援助，以免延续祸乱”。日本驻华公使馆一等书记官矢野真回应的“情词极为恳切”，二等通译官原田藏一还特意提醒要注意“南京反蒋空气甚浓，蒋第一步决定利用旧军人扰乱河北”，表示“使团对于北京建都及钧座早日入京一致盼望”。
为打倒蒋介石、筹措军饷，4月9日，津海关监督葛敬猷向阎建言：截留津海关关税不可再缓，应立即发布电令，再谋进一步筹划，“如能就范，第二步即谋新税之提用，倘不遵令，再从外交方面正式提出交涉”。阎锡山当即询问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朱鹤翔，葛敬猷所拟办法是否可行。4月12日，朱鹤翔电复阎锡山称，葛敬猷所拟办法尚属妥当，但应特别注意列强观感，“似宜声明总司令向重外信，绝无不顾外债担保之意，勿致外人先来诘责，致碍进行”。截留海关税收看似简单，实则牵涉各方利益。首先，津海关兼管常关，距海关50里内的常关税收须用于支付庚子赔款；其次，海关关税又分为协定关税时代沿袭而来的值百抽五与关税自主之后的新增款项，涉及庚款赔款、内债抵押等，处置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内债违约风潮与外交纠葛。4月13日，长芦盐运使陆近礼向阎锡山提议“宜先办截留新增海关税款之事，因新增关税与外债无关，所虑者仅海关在租界内之一问题”，至于常关税款可作第二步办理，“事实上，庚子赔款仅以海关原有税款拨付，已属绰有余裕，惟因有和约关系，似宜稍加考虑”。最终阎锡山决定“海关税新增部分亟应扣留，希即设法办理，如有需我去电时，应即来电说明如何措词为要”。
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的“国中之国”，自晚清赫德任总税务司开始，行政权与管理权长期由英国人把持，乃至关税控制权亦逐步被总税务司掌握。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掀起收回关余运动，引发列强强烈反弹，各国军舰陈兵广州附近海面，酿成轰动中外的政治危机。此时阎锡山冀图截留津海关税款，如若因此引发列强干涉，自是得不偿失，故而重点在于获得列强的默许与支持。4月7日，贾景德向阎锡山密报：法国驻华公使玛德（Damien de Martel）“颇以扣留为然，但须声明不防碍外债担保”；英国态度尚难确定，“此事英使方面是否同意，彼已定与法使明日见面后再行详商”。随后贾景德、朱鹤翔与玛德展开磋商，并达成共识。玛德表示“北方各省既归阎总司令管辖，当然有权截留津关税收，为对外维持信用，外债担保部分自宜声明除外”，若过于顾忌诸国态度，反自缚手脚，“如果先向使团声明，设或英国或他国表示劝阻之意，转碍进行”，建议“现在列邦对于中国时局颇存观望意见，决无一致行动，尽不妨先行截留”。4月23日，贾景德向阎锡山报告：“截留关税事，法使玛德以私人资格竭力赞助。”法国驻华公使馆面对南北对峙的局面，政治态度明显倾向于晋系。针对国民政府雇佣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朱鹤翔“托法使转达法政府，提出国联，意在利用凡尔赛和约精神，法人注视此事，即德人知所畏忌”。
因海关总税务司长期由英人把控，英国赞成与否，事关成败。4月23日，朱鹤翔与达安里面谈。达安里表示“津关截留款项，果与担保外债无关，无可置喙”，但总税务司梅乐和恐难以配合，如果“沪总税务司仍令津税司解款津埠租界内之外国银行，津税司既未便抗命不从，即贵方仍难达截留目的”，提议晋系在塘沽另辟税关，“彼时津税司得以避免牵涉外债担保，只好要求仍在津关征收，将新增税款部分仍交津埠交通银行，以自全其体面与责任”。贾景德闻悉交涉内情后称，“究未悉英代办公使意见如何，当为嘱朱处长便中再为一探”。朱鹤翔与英国驻华代办英格拉姆（Maurice Ingram）沟通后，回复“该代办亦无他意”，达安里强调“英国人办事讲面子，此事如税务司以下人员抗议时，可声明将在塘沽收税，彼必以不愿将海关章程破坏为词，藉此将就承认，以顾面子”。贾景德向阎报告：英方此举“直系代我为谋，此事办理当无问题矣”。此时英国对阎态度相当积极，究其缘由，不仅缘于经济利益的现实考量，更与英国对中原大战最终走向的判断密切相关。蓝普森曾向英国外交部坦言：公开劝阻阎锡山截留关税并非明智之举，目前北方为准备战事，极力筹措经费，如若我们阻止其获取关税，将被视作支持南京的直接干预行为，尤其不容忽视的是，目前北方打倒南京政权的计划很大可能将获得成功。正因如此，蓝普森向阎锡山明确表示：“本使惟阎总司令之意是钦是仰，阎总司令筹定办法，本使当然信赖，目前中国政府暂失重心，只好依事实为标准，接洽一切事件。”同样，对华立场向属强硬、深度介入华北政治运作的日本亦表现出置身事外的态度。早在4月3日，朱鹤翔与日本驻华公使馆二等书记官大桥忠一会晤时，就试探性地询问日方态度，暗示晋系对津海关“日后实行接收，也会将海关收入划分为支付内外借款与增加中国政府收入两项，绝不染指前者秋毫”。日方虽未明确回应，但8日驻华公使馆一等书记官矢野真在与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外交处亚洲组组长祝惺元面谈时，就目前南北分立的局面表示，“现在各国政府对于中国政局均一律采取不干涉主义，日本尤盼中国早日安定，彼此商业繁荣，始可讲共同生存之道，故对南对北决无偏袒”。
晋系截留津海关税收不仅再无后顾之忧，反而在列强默许之下，愈发有恃无恐。4月24日，阎锡山致电贾景德，询问可否循照1900年东南互保旧例，改组海关体制，“庚子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因总税务司赫德身在京畿，不能行使职权，为统一东南各国事权起见，特派税务司戴勒为代理总税务司，此时可援成例，成立税务处，其督办有两种办法，或选任，或由本总司令兼任”。贾景德强调兹事体大，贸然改组总税务司，破坏数十年来的海关行政体制，恐触发列强反对，“查庚子年江督派税务司戴勒代理总税务司一节，系为表示东南半壁不入排外漩涡起见，彼时北平仇视外人，各国公使及总税务司等均被困北方，无法行使职务，故以南洋通商大臣名义派员代理，现在总税务司在沪行使职权，当无援助宁政府、不信于我方之行为，若照庚子成例办理，若无充分理由可为根据，一经外人诘责，颇难答辨〔辩〕”，建议从缓处置。阎锡山退而求其次，于4月28日电知崔廷献与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查截留新增关税事，法使早经表示同意，近据英馆参赞向朱处长密称，新增关税向系交代理中央银行之天津交通银行代收，扣留当不至发生困难，即使税务司将此款拨存汇丰银行，而该地址在法界，法使亦可为力”，目前接收计划已研究妥当，“希派员前往交通银行监视扣留为要”。
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以津海关二五附税全部收入作为抵押，发行津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900万元，每月底还本1/30，并付息一次，至1931年3月本息如数偿清。因此，晋系截留津海关税款，还面临如何处理债券遗留问题的现实挑战。此事亦甚关系全国金融之变动，稍失审慎，也会对政治有所影响。1930年4月27日，贾景德就如何处置债权问题向阎锡山建言，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前，“内债在关余项下担保者，仅整理七厘公债、整理六厘公债本息，及七年长期公债利息三项，津关所摊无几”，不妨公开表示概不承认南京所发公债。最终4月30日，阎锡山命令新增的二分五厘关税与二五库券基金停止汇往上海，全数截留，由交通银行保存，天津市政府、天津警备司令部派员赴交通银行负责监视。
津海关是华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故晋系利用列强扩张在华权益的野心及其对北方势力上升的预期，筹划截留关税。在承诺不触及与列强利益直接相关的值百抽五税款的同时，成功获得英法诸国的默许，筹划看似已臻完备。但帝国主义在华不平等特权已深度嵌入国内社会经济结构之中，接收津海关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晋系拒不承认二五国债，立即引发英、法、美、日新四国银行团的抗议。5月3日，银行团分别向本国驻华领事递交请愿书，“认为此举未能充分理解海关行政对外债所负之责任，天津开此先例，是对外债债权人利益的威胁”。伴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阎锡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二、 阎锡山接收津海关的顿挫
海关作为近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存在，长期独立于国内政治架构。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逐步收回海关自主权，其政治地位已不可与昔日相提并论。面对南北对峙的局面，梅乐和强调必须将海关置于国内政争之外，否则将严重破坏中国的国家信用，并且现今纠纷的主题乃是政治，而非海关，故坚决抵制晋系接收津海关。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因应津海关危机，对外宣称将实施封锁津港等反制措施。在华列强担忧自身利益受损，试图规劝阎锡山采取缓和态度。中外多方力量博弈之下，津海关接收可谓进退两难。
就在阎锡山决定实施截留关税的同时，1930年4月30日，梅乐和致电津海关税务司，强调津海关一旦被北方政权介入，必然威胁到海关关税，如此将使得外债、庚款赔偿以及内债均面临无从偿还的局面。他命令立即将关税从交通银行转移至汇丰银行或其他外国银行，确保税收完好无损，同时向交通银行严正声明，若因地方政权的非法行动使得关税遭受任何损失，该行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同日，朱鹤翔、葛敬猷面晤津海关税务司，恰逢税务司好威乐与贝泐（Francis H. Bell）新旧交接。葛敬猷提议由好、贝二人会同办理，语间颇多威胁，“总座最尊重外交，且办事极和平，海关制度决不变更，但总税务司回电倘不予赞同，出于不得已，或须有自行收税”。最终，双方就税款提取暂时达成妥协，贝泐答应在未收到总税务司明确指示前暂不提款，如果提款必事先通知晋系。梅乐和闻悉交涉经过后，于5月2日要求贝泐立即取回税款，斥责交通银行已完全放弃它应履行的责任，超越与海关协议的界限。梅乐和建议将税款转存至汇丰银行，如汇丰拒绝，可考虑日本银行，倘仍难实现，可由税务司自行收存。贝泐当面质问葛敬猷：“非中央命令不能任意变更办法，如遵照阎总司令命令，则海关制度破坏，事关国际，问题重大，昔年广东政府曾有类似举动，亦未收效，本税务司不能遵命”，并暗地向交通银行提取税款。5月4日崔廷献与葛敬猷商议，决定次日派员前往海关收款，孰料税款被贝泐扣留，并已改存汇丰银行。晋系恼羞成怒，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拟明日由市政府会同傅司令派员前往海关自行收税，请转商法玛使，饬知津领，届时予以便利”。
晋系若欲强行接收地处法租界的津海关，必须得到法国首肯。5月5日，朱鹤翔与法国驻华公使玛德密晤。玛德对晋系的冲动举措提出异议，“如果天津当局明日派员前往，自行征税，并非妥当办法，倘贝氏仍以对待交通银行手段以对待该员，则徒增纠纷，于事无济，现在中国海关行政业已自主，华人充任税务司，现有成例，不妨另辟途径，以利进行”。但看到北方权势正旺，又特别示好，“此间政府迄未成立，正式方面不能援助，惟对于阎总司令之命令，认为非助其发生效力不可”。他向朱鹤翔提出解决办法：“（一）立刻函知天津汇丰银行，所有现由津关交存该行之新增税款仍须悉数提还，不得外汇，该行应负完全责任。（二）将现任津关洋税务司贝泐即行免职，改派华人为税务司，继续任职。”双方商定接收程序：“（一）先疏通关内华人，告以听华税务司命令，一律照旧供职。（二）华税务司接收时须随带奉令接收文件。（三）前往接收时，随带人员，勿穿警服，均穿普通衣服。”玛德认为若能照此办法进行，“关内办事人员多属华人，事前又妥为接洽，贝氏自不至出于抵抗之一途”。他还训示法国驻天津领事：“此事为中国行政机关内部问题，不加干涉。”朱鹤翔为感谢玛德的支持，投桃报李，提出由法国人掌管税务司，“鹤翔与玛使原议以现任烟台税务司系属法人，将来设法调津，但目下情势迫切，景德等拟请先以津关葛监督暂行兼代”。玛德虽顾忌各国观感，但对此亦甚赞同，“倘现在即用法人，易招物议，不若事定之后，再行改派法人为税务司为便”。玛德特别谈到目前南京对外极力攻击晋系，法国碍于正式外交关系，“在不得已时，或同样抗议，亦未可知，贵方只须据理驳复，无须顾虑”。在获得玛德切实保证之后，贾景德自信地向阎表示：“此事困难之点在津关设在租界之内，惟幸分属法界，我方得玛使暗中尽力援助，尚不至竟为该税务司所困穷。”
鉴于5月5日津海关税务司已自行征收税款，傅作义、崔廷献派员前往法租界强制接收。事前“法领表示不带武器和平办理，彼可不干涉”，待至接收人员抵至海关大楼时，却发现法租界巡捕环伺周围，难免心有余悸。贝泐又丝毫不予让步，誓言奉总税务司命令，决不放弃。双方磋商再三，毫无结果，“强制又势所不能”。傅作义唯有向阎报告：“现正另筹妥善办法，容有头绪，再行电请示遵。”阎锡山闻悉接收遇挫，要求此事“期在必行，不能示弱”。8日，葛敬猷再度与贝泐协商，“破釜沉舟，晓以利害，该员表示坚决，毫无顾忌，并谓非至不能履行职权时，决不放弃原有办法”。无奈之下，葛乃向阎建议将贝泐撤职，“由钧座另派税务司，届时倘能交接顺利，即就原有关址关员继续办理，倘该员抗不交代，再由职署会同新税务司布告中外商民，另行在塘沽或津特别一区地设关征税”。
晋系本欲在英法支持下，截留丰饶的海关税收，以便在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军政博弈中占据优势，但因津海关涉及多方利益，截留颇有骑虎难下之势。5月9日，贾景德致电阎锡山，主张先礼后兵，“如能就范，则一动不如一静，倘仍不得要领，则事非得已，惟有撤换税务司，另行派人接充”，因截留税款存何银行尚未知悉，“故函知银行不得将该税款外动一层，一时未能实行”。津海关接收迟滞不前，阎锡山亦清晰窥得问题症结在于贝泐作为英国公民所享有的治外法权，以及海关地处法租界的特殊政治环境，若欲掌握主动权，必须寻求英法明确保证。5月6日，朱鹤翔面见英公使馆一等秘书艾伟林（A. F. Aveling），声言如若贝泐继续抵制，晋系不仅可能在塘沽另设海关，或由交通银行派员驱逐海关职员亦在所不惜，故为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希望英方能够指示贝泐遵从阎之命令。孰料英方一反常态，艾伟林表示，关税自主条约曾明文规定税务司属于中国政府雇员，在目前情况下，无论是以私人名义抑或非官方形式，我方均无权向其提出上述建议；倘若海关整体性遭到破坏，将对中国国内外信誉产生影响；尽管海关解体会使南京国民政府面临异常严峻的挑战，但从长远来看，对阎锡山即将成立的北方新政府而言，同样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英方态度急剧变化，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制措施有着直接关联。
晋系阻断南京税赋命脉，蒋介石自然不会坐以待毙。5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会晤蓝普森，直言“阎锡山有截留天津关税情事，亟应设法制止”。事态紧急，南京决定将存放天津交通银行税款，全数改存中央政府可提款之银行；或将封闭天津港口，建议英国商船在封闭期内停止开往天津。蓝普森虽表示“政府此种计划颇为合理”，但对封锁天津港口持保留意见，称“本使认为关系重大，必须详细研究”。蒋介石不以为意，当日致电代表国民政府赴东北游说张学良的吴铁城，“阎逆拟扣提津海关税款，此间决封锁该关，以破其逆谋”，强调已与在华列强达成共识，望迅与张学良沟通，派遣东北舰队协助封锁天津海口。日本驻华代理公使重光葵闻悉封锁津港计划，感到事态紧急。5月3日，重光向外相币原喜重郎报告：随着局势发展，阎若断然夺取津海关，南京可能诉诸封锁等极端手段。果真如此，中国内乱将更趋严重，政府信用难免日趋低下，不仅逐步重回正轨的债务整理又陷困境，港口封锁也将对日本航运事业产生影响，妨害日本在华的各项条约权利，使得日本在华北地区的商业利益遭受严重损失，建议日本政府尽快制止北方截留关税。5月14日，晋系代表祝惺元前往日本驻华公使馆沟通，故意向矢野真表示晋系态度已趋软化，正在考虑如何收拾残局。然而日方一改隔岸观火的态度，斥责晋系行为不当：“本来短时间内对微薄的关余出手，并不能给阎方带来大量资金。而且此举动摇中国财政经济基础，给中外人士造成麻烦，招其怒火，不仅策略不当，万一将来北方取得天下，开此恶劣先例，对北方甚为不利。”17日，为拉拢日方，祝惺元向矢野真透露，晋系决定更换津海关税务司，人选或在大连（日本人）或芝罘（法国人）税务司二者之间挑选，或将天津副税务司扶正，矢野真毫无回应。祝惺元无奈将责任推向冯玉祥，“阎亦希望采取稳妥措施，只是冯方频繁催促接收天津海关，阎左右为难”。
在祝惺元与日方联络的同时，5月14日，朱鹤翔密晤公使团领衔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W. J. Oudendijk)。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北平外国公使团虽已不复北洋时期权力之盛，但仍旧是影响中国政局与外交风向的重要力量。双方特别谈及津海关事件，欧登科特意为梅乐和开脱道：梅乐和“对于中国内政纠纷决不愿意参与，如北京政府正式成立，届时令其来京供职，渠定欣然奉命”。他强调，事件解决的根本尚在阎锡山迅速另组中央政府，“至目前津关问题，只需将新增税款截留存储不为南方利用，一经新政府成立，自易解决。据本使看法，无论在海关盐务及邮政等各机关供职之领袖洋员，均愿在北方服务，故成立政府一节关系至巨，不宜再缓”，并表示他将予以全方位支持。5月19日，欧登科再次向朱鹤翔询及津海关事件，朱鹤翔怒斥贝泐抗令不遵。欧登科建议阎锡山不可因小失大，考虑该案对组建北平政府的影响，“阎总司令素日处事稳健，目前地位在国际上尚未站脚，倘办理过于急切，恐易引起误会，若使最短期内军事进展，政府成立，此事自然解决，且开不良先例，设或他日北京已成立全国政府，而犹有未尽归顺者，盘踞一隅之地，效而行之，彼时转觉未易应付”。
蓝普森同样试图将津海关事件与组建北平新政府联系起来，希望阎锡山从缓处置，目前首要任务是另立中央、争夺正统。5月21日，蓝普森与朱鹤翔晤谈，直接批评阎锡山制造海关纠纷的举动相当愚蠢，最终除获得更多污蔑之外，将毫无所得。朱鹤翔辩驳道：南京的反制措施根本无从落实，“天津海口关系条约各国，是否任其破约，青烟上税，津埠当然不认，至不发船证，船不北来，则北方商务完全停滞，外商是否亦愿意忍受”。蓝普森提醒晋系注意国际观感：“惟北方办理既无优良结果，何不取一稳健办法，本使以为倘津关税款悉数存储银行，俟时局解决，再行办理为妙”，强调晋系现今要务重在组建新政府，“然后一切事宜都便依规进行，津关事属微细，能达到南方不能用款之目的，似亦可以已矣”。朱鹤翔解释再三，望其从中调解，“惟贵使个人既不愿我方采取强硬方式，似可以纯粹私人资格警告贝泐，取适当之态度与津关监督和衷商议，俾得一双方满意解决之方”。蓝普森表示“容本使考量一番，以便进行，但贵方强硬方式似亦宜从缓”。
随着列强态度明晰，晋系策略开始有所变化。5月21日，朱鹤翔、葛敬猷反复商讨另行设关的利弊，认为“另行设关，不若以迁移关署为名，藉表仍循旧章之意，所有税务司等全体关员一律到新署服务，仍将新旧税款统收分存，以使关署地点在我权力所及之处较易应付”，但目前障碍在于海关税务司拒不配合，“我方通告迁关，彼亦通告并未迁关，仍在旧关照常办事，则势须出于检查船只进出口之一途，否则旧地关署税收不辍，是迁关之举徒成画饼”。尤其各国均望我方先行成立政府，再事解决津海关事件，“若全假外交手腕，以求达到目的”，担忧各国“在我方未经成立政府以前，未便正式表示协助”。葛敬猷建议不妨将海关税款暂存银行，似可办到，请阎做最后裁决。27日，崔廷献又向阎锡山报告迁关塘沽恐难落实，认为“荷英两使之说在政府未成立之先，似可照行，获得国际好感”，主张税款应由中资银行保管，“日内政府成立，或发库券，或换税司，再另定办法”。内外压力之下，晋系原定接收计划无形遇挫，意图尽速解决津海关纠纷，以便争取列强支持与外交优势地位。
三、 辛博森截夺津海关与在华列强态度歧异
晋系顾忌国际观感，计划采取缓和措施，且英国驻华公使馆与总税务司均欲介入津海关事件的善后解决，但南京国民政府态度强硬，拒绝协商。阎锡山恼羞成怒，在法国默许下，利用英人辛博森强行截夺津海关，使得近代长期独立于中国政治体制之外的海关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英美通过领事清关协议确保自身利益后，主张不介入中国内争；日本为避免华北利益受损，为争夺对华事务主导权，强烈呼吁维护海关完整性。在华列强的态度歧异，使得津海关事件再度出现新的变数。
津海关事件长期悬而未决，英方试图借机扩大对关税的控制权。驻华公使馆向英国外交部分析道：目前南北对峙的僵局将持续甚久，与阎锡山的北方政权保持良好关系十分必要。倘若海关总税务司能效仿赫德时代，或者像1911年以后的一个时期那样由外国委员会负责关税的监督与分配，亦不至于面对如此困难。故而5月24日蓝普森在与朱鹤翔会谈后提出，津海关税收无论新旧，如均由外国银行保管，在中原战事结束前，南北双方无权动用，所有款项由海关监督与总税务司联名担保，此项条件或许能够被阎接受，并可为其挽回些许面子。蓝普森的主张如若实现，关税控制权毫无疑问将落入英方之手。晋系此时本就计划搁置另设海关的激进措施，阎锡山闻悉蓝普森提案，表示基本认同，答允在中原战事结束前，南北任何一方均无权动用津海关税款，但要求必须由天津中资银行保管。27日，朱鹤翔向蓝普森通告晋系诉求。蓝普森立即电告英国驻天津领事翟兰思（Lancelot Giles)，强调晋系提案甚佳，梅乐和在上海也曾明确向其保证，不希望贝泐为任何与地方政权的决裂进行辩解，并且完全不应采取任何措施挑起与晋系的纠纷；同时又指示在沪的公使馆参赞英格拉姆尽速与宋子文接触。问题是津海关税款冻结，南京国民政府利益直接受损，能否接受英方调解，尚属疑问。5月28日，蓝普森请英格拉姆转告南京，应见好就收。宋子文则坚持所有关税均应汇存上海，并威胁道：除非能够得到全部关税，否则不敢保证庚子赔款、善后大借款等在内的外债能够按期偿还。英国外交部斥责宋子文以缺乏外国援助为由违约，毫无道理可言，称外国介入中国政争将带来更大灾难。英方明确表示，此后晋系如试图控制其统治区域的海关关税，英方不会采取干预措施，并最终决定放弃调解津海关事件，静观其变。
与此同时，梅乐和试图将海关超然于中国国内政争之外。5月12日，在致海关总税务司伦敦办事处驻外税务司泽礼（J. W. Stephenson）的信函中，梅乐和特别谈道：海关应被非政治性的态度所主导，服务于中国所有的党派与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确保海关作为中国统一的税款征收主体，对维持中国国内外的信用、保护以关税抵押的借款至关重要。晋系趁机与总税务司就北方政权在海关关税的权益展开整体性谈判。5月下旬，前上海海关监督、财政部副部长朱有济作为晋系特别代表，向梅乐和提议：1.国民政府与北方政权按比例公平分配各地海关新增税款；2.津海关新增税款暂存天津，南北双方均无权过问，直至最终协议达成；3.总税务司以私人身份拜访阎总司令，向其阐明海关立场，并就此前的反阎举措予以解释。梅乐和认为该方案至少表明晋系愿意为进一步商讨敞开大门，开始尝试与晋系沟通。5月30日，崔廷献、朱鹤翔、葛敬猷联名向阎锡山报告：“全国事，贝泐无权商量，应仍由朱有济君以私人名义先电询总税务司，如得同意，再行电请钧座核定”，目前贝泐已有妥协意，“津关事，应先局部解决，贝泐有权商量，敬猷以监督私人名义与之累日商辩，结果彼认税款可存天津国内银行，于规定期内决不提汇，以期事实上确能担保，符合吾方扣税宗旨，而名义上仍为特税司职权，不破坏关税制度”。
1928年国民政府收回关税自主权后，总税务司直接听命于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权力再不复北京政府时期安格联（Francis A. Aglen）之盛，能够居中转圜的空间日趋逼仄。宋子文闻悉朱有济提案后，断然回绝。因此，当贝泐报告晋系答允新增税款暂存天津银行，由税务司掌管，任何一方均不得染指，待三个月后再重新讨论如何处置后，梅乐和告知贝泐，北方提案无从接受。此时中原战事正处胶着状态，晋系对经济资源愈发渴求，乃至阎锡山惊呼“查我方此次出师，以财政为生死关头”。梅乐和回绝提案后，阎锡山采取极端措施也就不可避免。6月7日，贾景德向阎锡山密报：“津关税存款和平办法，接上海梅总税务司复电，竟不同意，当由敬猷赴平与朱外交处长商定，由朱分访英法两公使，告以经过情形，不得已将采用前定之强硬手段，请法使实力帮助。”玛德向朱鹤翔表示：“只要阎总司令电到后，当密传津法领来平，嘱托办理。”至于新任津海关税务司人选，朱鹤翔、贾景德均主张由辛博森担任。在晋系看来，辛博森作为英国来华传教士后代，其父就曾出任宁波海关税务司，他本人自瑞士留学后子承父业，亦进入中国海关，担任总税务司署录事司，尽管1902年辞职后专事于中国国内的政治新闻报道，但对海关业务仍较为熟知。并且中原大战爆发后，辛博森在报刊公开支持晋系接收津海关，政治立场明显倾向于北方，而其英籍身份又能安抚英国对海关控制权丧失的担忧，显然是新任津海关税务司的不二人选。辛博森对此毫不推辞，提议“请总座委余为顾问，以顾问资格接收津关税司较为适宜，但希望交存交通银行之新增税款总以均不提作别用为条件，庶足保持总座之令誉与威信”，该案“迁就之途已穷，则强硬应付势非获已。惟我方原无破坏关税之意，不过欲达原存交通银行之款不得外汇之目的，则易人之后，想钧座自必贯彻初志，以昭大信”。至此，辛博森截夺津海关已箭在弦上。
6月12日，阎锡山致电崔廷献、葛敬猷，现改派总司令顾问辛博森为津海关税务司，“饬即前往接事，该监督应即执行强硬态度，助其接任，并加派监督陆近礼协助办理”。为避免发生外交纠纷，阎锡山特意向法国公使玛德关说，请天津法租界当局予以便利，“务祈转知驻津贵国领事特别予以照料并一切便利”。各项准备完成后，16日辛博森带员前往海关大楼，强行接收。贝泐欲图寻求法租界当局帮助，法领事“并未作答，事后告以海关为中国行政机关，在机关内一切之行动未便干涉”。朱鹤翔赞叹法租界巡捕态度至为公正，“殆有利于接收方面”。最终贝泐无奈将铁柜锁匙及公文交出，自行离开，晋系控制津海关的计划至此完全达成。
梅乐和闻悉辛博森截夺津海关后，不无忧虑地谈道：“设不幸致津海关管辖问题有所变动，恐向来完整之海关或将因而分裂，即开空前未有之恶例。”事实亦然，6月21日，朱鹤翔向阎锡山建议，在占领济南后，应趁势截夺山东各海关，“青岛、烟台、龙口三处海关并无租界关系，济南克复后，急应设法接收，并须预防各该关税务司受梅总税司之命令将紧要文件运出海关”。海关在蒋阎政争的强烈冲击下，面临四分五裂的严峻危机。南京国民政府立即采取反制措施，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向英国公使交涉，将辛博森驱逐出境，并撤退津海关所有官吏，运往天津的货物一律在上海、青岛、大连、秦皇岛等关缴纳关税。异地征税政策的实施，不仅使天津海关行将瘫痪，贸易活动难以正常展开，并且各地商人为规避风险，纷纷保持观望态度，天津进出口贸易极度萎缩。在华列强面对地方实力派对海关完整性的挑战，外交抉择呈现出差异化的态势。
津海关事件甫一爆发，6月18日，英国驻天津领事翟兰思召辛博森谈话。辛博森保证绝不侵犯列强利益，“津关旧规毫无变更，绝非参与中国内战，至于旧部分百分之五收款仍交汇丰银行汇往上海，维持对外信用，新增税款亦照旧存储交通银行，遵从阎总司令命令，不再汇沪，以免延长战祸”。同日，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议台克满（E. Teichman）会见朱鹤翔，强调“南京对于此举必不能甘于默认，设或命令沪关将由沪驶津船只应由津关所收之税款先在沪关收讫，然后许其开驶北来，抵津之后，津关对于此船再予照税则为重复收税，商人蒙此损失，引起重大纠纷”，贵方“何必多此一举”。台克满还转达蓝普森的疑虑，“究竟阎总司令对于津关所收之税款是否绝对保存，毫不提用？倘果能确实不用税款，蓝公使个人为谋商人通商顺利计，自当电请本国政府设法使由沪北驶到津船只仍由津关照旧收税”。朱鹤翔保证对津海关税款绝不提用，台克满则要求税款全部汇存汇丰银行，“信用自然充足”。朱鹤翔不以为然：“所谓新增部分税款存放津埠银行，曾有不提用亦不外汇之协商，然今则最初数日间原存交通银行之款仍在该行存储，而改存汇丰银行之款，已经悉数外汇，所以由我观察交通信用在汇丰之上。”台克满则提议，“可否请阎总司令直接向蓝公使更为一度郑重之表示”。朱鹤翔满口允诺，立即向阎汇报。
晋军此时在中原战场高歌猛进，胜利在望。犹如王荫春所言：“阎公已接收天津海关，奉张始终中立，总各情判断，我固已占七分胜利，蒋逆只恃三分希望。”阎锡山志得意满，不仅对南京异地征税不屑一顾，英方要求的书面保证亦不欲回应。6月20日，阎告知朱鹤翔：“我既前有声明，若再向外国特定之公使直接表示，是否有开外人干涉官税恶例之虑，至津海关税当然在天津征收，南京方面若强令沪关越权预征，外商蒙受损失，亦应向宁方抗议，我方不负责任也。”而英国驻华公使馆此时政治态度愈发偏向晋系。6月16日，蓝普森得知津海关被辛博森接收，仍认为阎锡山在津海关问题上表现出相当的耐心与克制，提出的妥协办法亦颇为合理，即便被宋子文明确拒绝，仍旧等待两周后方才做出新的举动。因此，当阎锡山拒绝提供书面保证，蓝普森虽认识到此事将刺激其他地方实力派采取相似举动，但强调基于目前列强对海关所采取的不介入政策以及总税务司已成国民政府侍从的现实，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英国虽宣称恪守中立，但面对蒋阎双方，却实行双重标准，无形之中加剧南北对峙局面的恶化。6月19日，王正廷要求驻英公使施肇基立即与英国外交部展开交涉，斥责“辛博森之行为显系直接参加叛乱，万难容忍，为两国友谊计，应请将该英人驱逐出境，并绳之以法”。蓝普森不置可否，向伦敦表示除非通过法律程序获得英国海外法庭的命令，否则辛博森不应被驱逐离境。20日，施肇基无奈向王正廷汇报道：“副外部称接蓝使报告，已交法律专家研究具报，彼个人意见，行政方面恐难着手。”相反，英国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实施的异地征税，违背《天津条约》有关自由贸易的条款。为避免英资企业经营受阻，6月20日，英国驻天津领事与日本、美国领事沟通后，达成领事清关协议，此举对中国海关主权形成严重侵蚀。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公使馆认为目前尚没有任何征兆暗示在华列强为保护津海关，计划采取直接的干预行为，政府对华政策需要在中国海关与其他相关主体之间保持平衡，因此针对北方军阀截夺天津海关的现实，不建议采取任何行动。
日本占据津海关贸易额四成，津海关事件的爆发使其在华利益面临严重受损的局面。日本驻华公使馆认为，天津运往其他港口的货物面临被二次征税的风险，尤其以运往上海的棉花为甚，日本商人恐首当其冲；天津进出口贸易亦将遭受巨大阻碍，如此使得华北地区经济萧条日趋恶化，普通中国民众购买力的衰退不可避免，间接给日本商人造成不利影响。6月20日，币原喜重郎致电矢野真，斥责阎锡山此举使得海关陷入分裂状态，严重违背华盛顿会议有关声明，各国断不可对此默不作声，并称如若截夺津海关轻而易举就被合法化，无异于鼓励晋系的非法行径。据说青岛、烟台、汉口均有类似截夺海关的计划，长此以往，不仅现行海关制度将被破坏无遗，中国地方势力的分裂倾向亦日趋严重。有鉴于此，与中国前途有着深刻利害关系的华盛顿会议诸国，从中外利益的大局出发，应立即抑制晋系的冲动行为。日本试图以此为契机强化对华事务的话语权，乃至逐步取代英国在海关内部的领导地位。26日，重光葵向币原密报：“此次津海关事件的解决，日本需要等待时机，给英国及其他方面留下充分印象，以便将来海关问题能够贯彻我方主张，争取在海关的有利地位。”日方迅即展开外交周旋，促使英国共同介入津海关事件的解决。
四、 英日有限介入与南北妥协的失败
津海关事件不仅使天津进出口贸易严重受阻，更威胁到中国近代海关自创建以来的统一性与完整性。为避免海关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殃及自身政治地位，梅乐和等海关官员极力摆脱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束缚，与晋系秘密沟通。日英亦尝试联合介入南北和谈，尤其是日本冀图趁机扩大对海关的影响力，增强中国事务话语权，态度甚为主动。但英日的有限介入在蒋阎非此即彼的战争状态下，作用不大，南北妥协无果而终。待至张学良公开通电倒向中央，北方战局瞬间逆转，津海关再度恢复原状。
6月16日，辛博森强行接收津海关，使得海关职能停摆、秩序紊乱，晋系内部在对待津海关的问题上意见迅呈分化。20日，葛敬猷为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主动向英国驻天津领事提出驱逐辛博森的新妥协方案，“以原任津关英副税司继任税务司，宁方亦同时加委，作为调停办法”。英驻天津领事表示“本人不能做主，允即电告蓝使”。与此同时，梅乐和考虑到如若不能放手处理海关事务，阎锡山一旦获胜，他和海关总税务司都将濒临绝境，闻悉葛敬猷有意重启谈判，立即寻求英日帮助，冀图依靠列强干预以维持海关行政的完整性。21日，梅乐和拜会重光葵，慨叹宋子文对其建议充耳不闻，倘若阎锡山辞退辛博森，而总税务司也将贝泐调离，或许能够达成南北均能接受的方案。相比英国，日本对阎锡山的影响更大，梅乐和希望日方积极干预，促使晋系改弦更张。重光葵强调，日本希望与英国充分合作，竭尽全力，共同促进事件解决。同日，英格拉姆亦与重光葵会晤，转达葛敬猷提案：1.辞退辛博森、贝泐；2.由南北政府共同任命津海关副税务司吉尔森（R. C. Grierson）为署理税务司；3.五分税解送上海，新增税款在战事结束前由外国银行保管。重光葵表示认可，答允先劝说宋子文转变态度，再全力向晋系施压。
日方显然有些急不可耐，6月21日，重光葵面见宋子文，直言封锁天津海关、实施异地征税，不仅会使国民政府海关收入锐减，并会恶化列强对其观感，更与维护海关制度的原则相矛盾，建议南北达成实质性妥协。面对日英联合施压，宋子文态度已不如往昔强硬，赞同更换津海关税务司。但宋表示新增税款暂存天津碍难同意，因津海关关税每月征收五分税与新增税款各60万两，其中新增税款用于内债担保的数额就达40万两，如若妥协，内债担保将无以为继，须向中枢请示。22日，重光葵告知英格拉姆，宋子文态度并非顽固不化，但蓝普森所谓“即便海关制度遭受破坏，亦不愿陷入干涉中国内政窠臼”的方针，将产生破坏性影响。重光葵强调，确保外债安全与维护海关制度二者密不可分，希望英日两国真心联合起来，对南北双方恩威并施，早日促成妥协。英格拉姆深以为然。
6月23日，重光葵再度与宋子文会谈，直言事态发展并未如南京预想那般乐观。首先北方正努力尝试重开海关，国民政府封锁政策恐难持续；其次，为规避二重征税，英国正试图将贸易中转港口从上海转向长崎，长此以往，国民政府在上海将面临无税可征的境地；再次，封锁津港不仅使在华列强反对声四起，并且东北军也不甚配合，各地与津贸易终将恢复，希望南京适可而止。宋子文提议如若晋系答允内外债权居于同等地位，新增税款扣除内债担保的余额可以暂存天津外国银行，并强调此举完全是对日方介入的善意回应。然而，蓝普森对英国直接介入和谈不甚赞同，指示英格拉姆：目前我不倾向于以任何方式将我们与南北双方的技术性谈判相捆绑，如此南北任何一方带来的恶意指控，我们都可能承担责任，最适当的方式应该是由宋子文任命吉尔森作为负责人，与晋系代表葛敬猷直接展开谈判。
重光葵对蓝普森置身事外的表态深表遗憾，立即致电币原，建议外务省召见英国驻日大使，说明事态严重性，促使蓝普森改弦更张。6月26日，币原会晤英国驻日大使蒂利（John Tilley），直言维持海关制度完整性对日英两国均有重大利害关系，希望日英共同应对中国政局的变动，遗憾的是蓝普森对海关制度的破坏视若无睹。英国驻日大使对此深有同感，认为蓝普森此时的言行殊为意外。英国外交大臣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迅即指示驻华公使馆与日方沟通，展开联合行动。6月26日，台克满向朱鹤翔提交新的南北妥协方案：1.辞退辛博森；2.调离贝泐；3.任命海关总税务司的官员作为津海关代理税务司；4.五分税照旧汇往上海；5.设置定额基金用于支付4月1日之前津海关担保的各项内债，该项基金直接汇往上海总税务司指定的银行，而非交予南京国民政府；6.新增税款剩余部分汇存天津外国银行，由代理税务司监管。台克满威胁道：津海关事件若不能迅速解决，将存在引发严重涉外风波的危险，英国在津贸易、运输企业亦损失惨重。蓝普森不得不违背初衷，在与日方协商后，向晋系表示该方案似已满足阎锡山的各项诉求，希望其接受上述提案，以便尽早结束海关乱局。朱鹤翔未作任何答复，仅示意愿以个人名义向阎汇报英日新方案。
27日，日本驻华公使馆二等书记官大桥忠一亦劝告朱鹤翔接受新提案，表示英日虽不欲干涉中国内政，但面对津海关乱局，如袖手旁观，海关制度将被破坏无遗，且影响中外贸易甚巨。此案对南北双方均属公平，假如南京答允，而北方拒绝，对外将招致恶评；倘若阎成立中央政府，此时固执己见将使自身处于非常不利的外交境地。况且根据新方案，部分新增税款汇往上海，亦是由总税务司通过银行直接拨付内债债权人，无移作军用的可能，与汇存天津并无二致。即便南京将其移作他用，因该款项每月仅60万元，对战局走向的影响微乎其微。若因此等小事耿耿于怀，与各国多有纠葛，显然是因小失大。朱鹤翔认为此时答允英日提案，等于变相承认南京国民政府的正统地位，晋系另组中央恐处于尴尬境地。面对英日联合施压，朱鹤翔试图联日抑英，斥责英国对华政策狡猾、利己，表示此案若仅为英方主张，至多向阎转达、等候裁决即可，但与晋系最为亲近的日本如对妥协充满期待，他会亲赴太原向阎谏言，并承诺假如北方最终获胜，希望由对华贸易额最高的日本派员执掌总税务司。
梅乐和闻悉英日联合调停，亦秘密派员与晋系在津要员展开沟通，以便在海关体制重构过程中占据主动权。为展示诚意，梅乐和先将与晋系交恶的贝泐调离，改由吉尔森代理津海关税务司，并委托常关税务司毕洛(Laurence Peel)及丁贵堂与晋系展开非正式谈判。葛敬猷向丁贵堂提出三项诉求：1.新任税务司必须获得阎锡山认可，由其正式任命；2.辛博森及其属员撤离，原职员重返海关；3.新增税款汇存天津，由津海关监督掌控，必要时可为北方所用。丁贵堂坦言第三条恐难办到，因我方希望新增税款汇存天津，由中立方监管，待至战事结束再做安排。双方尽管有所分歧，但气氛融洽，丁贵堂向梅乐和保证，有信心劝说北方放弃将关税移作他用的诉求。7月1日，梅乐和示意丁贵堂，所提条件甚为合理，可作谈判基础。孰料阎锡山经辛博森游说，7月3日突然来电，强烈谴责总税务司关闭津海关，明确拒绝任何妥协方案。晋系在津官员主张妥协者甚众，决定派葛敬猷亲赴太原，作最后劝说。
与此同时，丁贵堂与晋系在津官员并未终止谈判。7月4日，双方再度磋商。崔廷献在6月30日所提方案的基础上，增加新的诉求：1.新增税款汇存天津交通银行；2.新任税务司须保证海关重开后，即便南京政府再度命令闭关，亦应维持开放；3.海关职员回任，同时辛博森新聘人员多为在津官员亲属，其政治态度将直接影响妥协成败，故而必须留任，此条虽非所愿，但务求实现；4.津海关税务司由海关总税务司提名，阎锡山正式任命。7月5日，丁贵堂、毕洛、吉尔森联名致电梅乐和，向其汇报谈判实情，强烈建议总税务司无论以任何代价，尽速解决该案。6日，梅乐和致电毕洛，逐条予以回复：1.新增税款汇存天津，由海关监督与税务司联名监管；2.第二条甚为合理；3.新聘职员除非通过海关遴选委员会的考察，否则将破坏海关最基础性的服务原则，但仍承诺对符合海关资质的新聘职员予以留任，外国职员不在此列；4.总税务司任命津海关税务司，首先考虑吉尔森等晋系可接受的人选，但在局势未定前，希望晋系不要坚持在海关行使正式的国家权力。
妥协如若达成，辛博森将首先出局。为避免进退失据，辛博森极力劝阻阎锡山，晋系主张强硬立场者也不乏其人。最终7月8日，阎以葛敬猷未经授权私自与吉尔森洽谈为由，将其免职，英日所提妥协方案亦遭拒绝。朱鹤翔向台克满直言，辛博森对晋系忠心不二，阎锡山将坚定不移地支持他继续掌管津海关。相反，阎对梅乐和关闭津海关的举动异常恼怒，不愿与其有任何联络。至于涉及内债担保的部分税款汇往上海，阎指责宋子文正以各种伎俩将中央银行发行的内债移作军用。目前蒋方各种不法举动，使得阎无从考虑南北妥协，唯有待北方成立中央政府，方会商讨北方各地海关的命运归属,南北妥协已然受挫。蓝普森对此丝毫不感到意外，7月9日向矢野真直言：阎锡山认为他将赢得这场战争，自然也就无须和南方达成妥协，况且辛博森已经成功使得津海关恢复运作，他也不会轻易放弃目前的位置。矢野仍心有不甘，询问可否有其他途径扭转局面？蓝普森当即回绝，强调在华列强的直接干预在当下显然是不现实的。无奈之下，津海关事件暂成僵局。
战场局势瞬息万变，晋系、西北军各怀鬼胎，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和集中攻势下，南北胜负再度反转。8月15日，中央军占领济南，阎冯突成强弩之末。梅乐和意图趁晋系败势已定的契机，再派丁贵堂赴津沟通，解决津海关事件。为促使阎锡山就范，拉拢日本参与其间，梅乐和答允事后由任职于总税务司的岸本广吉执掌津海关税务司。重光葵跃跃欲试，8月17日向币原汇报道：蒋阎对峙虽使津海关税务司处境左右为难，犹如烫手山芋，但岸本若能接手该职位，无论对南北双方而言，还是在海关内部，都是增强日本权威的绝佳时机。21日，重光葵游说英格拉姆，再度向阎施压，强调南京获胜虽可恢复控制津海关，但此后北方其他军阀崛起，倘以同样方式强行接收海关，将造成连绵不断的武力截夺海关的危机。此时以适当方式解决津海关事件，将为保护海关完整性创造可供借鉴的范例。但蓝普森坚决不欲牵涉其中，阎锡山亦婉转向日方表达此时无意协商，南北妥协终究是无果而终。此时西北军、改组派等各方政治势力均鼓动阎锡山尽速组建中央政府，在华列强更是“期望良殷”。8月30日，朱鹤翔亦向阎锡山建言，为打消阎的财政顾虑，特别谈到建立新政府所需款项极为有限，“多则每月有十余万元即敷开支”，可由津海关暂为垫付，“俟全国财政统一，再行通筹划还”，津海关税款成为晋系可资利用的为数不多的经济资源。9月1日，阎锡山联合汪精卫、冯玉祥等人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布另组国民政府。
英国驻华公使馆对阎锡山的北平新政权态度积极，艾伟林向矢野真表示，英国将参照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的先例，“提前通告南京方面，而后承认北方政权为事实上的政府，不仅会与北方政权交涉地方问题，还会时时向其通告英方与南京交涉的概况”。日本则认为北方新政权各派势力杂处其间，晋系、西北军、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利害各不相容，只是因反蒋而结合起来，此后分裂的可能性很大”，即便能够暂时维持，但其势力范围也仅限于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数省，直接给予事实上的承认，目前来看还为时尚早。事实亦如日方判断，晋系另组中央，非但未曾实现增强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初衷，反因社会各项经济诉求纷至沓来，再度陷入财政困境，战场局势更是每况愈下。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公开倒向蒋介石，阎锡山为避免全军覆没，主动收缩防线，当即指示徐子澄：“奉军入关，将成事实，平津款应准备妥当办法”，平津易手已在朝夕。
辛博森果断与晋系切割，在扣留津海关税款的同时，9月21日致函张学良，告知津海关目前尚存40余万元，“若能本人为税司兼顾及诸同事地位，愿以此款报效，且如能恢复原有河北百分三十三之卷烟税率，彼能令英美公司立时现付五六十万之印花税款”，“临危乞援，望加恩委用”。梅乐和亦摩拳擦掌，积极筹备接收津海关。9月22日，丁贵堂致电东北军代表高纪毅，直言接收津海关事不宜迟，“津关每日税收十数万，近几日或为晋方提去，或入辛某私囊，且关员以地位不保，乘火打劫，舞弊营私，日有所闻。甚至全船货物，不验卖放，是津关晚接收一日，国家即多损数十万”，询问奉张可否答允由其派员协助接收。津海关作为华北最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张学良自然不欲轻而易举拱手相让，向丁贵堂明确要求津海关税务司必须获其认可，否则任何意外情况均难预料。梅乐和当即承诺先由吉尔森暂代，直至有张满意的合适官员再正式任命。在获得梅乐和承诺后，张学良考虑到与南京的现实关系，亦不再犹豫，明确回绝辛博森请求，令其准备迎接接收。辛博森仍恋栈不去，孰料10月1日突遭枪击，不治身亡。津海关事件伴随中原大战的结束而戏剧性谢幕，但军阀政治对中国国家利权与社会经济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却难以消释，影响至深且远。
结 论
中原大战期间，阎锡山为扩充军实、汲取经济资源，筹谋截留津海关关税。国民政府封锁津港的反制计划，刺激在华列强政策转向。阎锡山顾忌国际观感，被迫与南京妥协，然而宋子文毫无退让之意。阎锡山在获得法国默许后，命令辛博森强行接收津海关。英国判断晋系成功在即，意图静观其变，但日本为争夺对华事务主导权、维护其在华北的经济利益，积极促使英方介入南北妥协谈判。梅乐和亦试图确保总税务司的政治地位，秘密参与其间。晋系此时战场形势正高歌猛进，辛博森又从中阻挠谈判，阎锡山态度决绝，英日联合调停半途而废。津海关接收非但未能改变晋系的财政困境，反使其陷入中外利益纠葛的尴尬处境。随着东北军入关，晋系兵败如山倒，在张学良权益获得保障之后，津海关重归总税务司控制。1930年津海关事件期间，晋系的决策过程及其与中外各方力量的政治博弈，凸显了军阀政治在国际因素影响之下的多元复杂面相。
一方面，晋系作为地方割据势力，阎锡山长期固守山西一隅，利用山西地理位置封闭的有利条件，在全省范围内构建起权力高度集中且高效的军事政治体系，自北伐军兴，愈发呈现出外向扩张的特性，直至1930年另立中央，与南京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但晋系的军队与行政机关规模急剧膨胀，阎锡山掌控的经济与人事资源却难以为其提供充足的保障。在外界看来，“目前反蒋军方面所准备中之紧急问题，除军事外，首推财政”。面对中外多方利益纠缠的复杂局面，阎锡山在接收津海关过程中，往往在经济利益与国际观感之间左右支绌。4月27日，贾景德就曾向阎明言：截留税款，“如仅系捣乱性质，则如何措词皆可；如为实在扣留款项计”，似应缜密筹谋。晋系更对海关运行所涉及的复杂程序缺乏通盘考虑，仓皇采取措施，反而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诚如日本驻津代理总领事田尻爱义所言，阎锡山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处置津海关税务司，都将引发重大后果，不仅要承担破坏海关制度的责任，亦无从获得预期的财政收益。蓝普森事后曾特别评论道：阎锡山在山西有限的政治空间内或可称为一流政客，但面对蒋、冯各方政治势力的矛盾冲突，作为全国政治领袖而言，尚难称得上主导政局的关键角色。
另一方面，海关作为条约体制在近代中国的重要象征，维持海关行政管理权的独立与统一、确保英国等列强对海关的控制权，始终是条约体制的重要原则。津海关事件爆发后，美国驻华公使馆参事帕金斯（Mahlon F. Perkins）向国务院惊呼：以武力手段破坏中国海关行政的统一尚属首次，毫无疑问津海关事件将成为中国其他军阀急于效法的先例。而海关与在华列强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以及帝国主义对民国政治的潜在影响，都使得津海关接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列强态度的变化。晋系作为雄踞华北的地方军政集团，行为逻辑仍旧难以摆脱国际因素的制约。5月22日，前往沈阳拉拢东北军的晋系代表孔芸生特别提醒阎锡山：“万不可由我方负破坏关税制度之责，致失国际同情，此事关系甚大，望钧座格外注意”，国际因素始终是影响军阀政治演变的重要外在变量。吊诡的是，英、法、日等列强初始之所以采取默许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亦缘于对阎锡山胜利在望的预期，意图在南北之间维持外交均衡，乃至4月10日矢野真向朱鹤翔承诺日方决定与英美采协调政策，“对于我国反蒋军事行为决不致贸然干涉，亦不致有单独行动”。待至阎锡山败局已定，列强态度反转自是意料之中。同时，亦应看到军阀政治再起与列强的策动和支持密不可分，1930年南北对峙的形成，其背后亦能够看到列强的身影。如1929年9月，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井上靖密晤冯玉祥，“劝其回陕，力图恢复”。东北军驻北平办事处主任葛光庭得知此事，惊呼：“是为恐我国不乱也，日本谋图之心可谓无所不至。”整体而言，为争夺在华权益，列强外交抉择在对军阀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同样受制于军阀政治与国内政局的变动，军阀政治与国际因素之间呈现出制约与依存并行的内在悖论。
（责任编辑：马晓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