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克丨百年文化激进主义的矛盾与局限

欢迎点击上方蓝色“凝听”关注我们

再点击右上角“...”，将凝听设为星标★

导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激进主义思潮的衰落和思想界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儒教与现代性”二元对立的五四命题广受质疑，而东亚式“儒家资本主义”“儒家民主”等东西调和模式则被视为证伪五四反儒命题的实例。

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教运动，是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最为影响深巨的事件。一百年前，以陈独秀为思想领袖而围绕《新青年》杂志的一群启蒙学者，对笼罩中国思想两千年的孔夫子思想发起了勇猛的攻击，掀起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儒教批判运动。这一追寻现代性之壮士断腕式的悲壮的思想革命，成为中国文化古今转型之划时代的历史界标，其激烈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则成为中国启蒙运动最具特色和影响的新思潮。

一、孔教批判与文化转型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的思想革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学笼罩天下之思想，全国之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焉。”（李贽语）自此，儒学成为中华帝国一统独尊的意识形态正统。西汉以降，儒家虽于统整中国文明居功至伟，但其帝国哲学的意识形态霸权，亦禁锢了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发展。而儒学与皇权捆绑的政治化，亦使儒学日益僵化，而扼杀了儒学自身发展的生机。《新青年》之冲决帝国儒教之思想牢笼的反孔教运动，是一场两千年来前无古人之意义深远的伟大思想革命，其以终结孔子及儒教的思想权威，而成为中国文明史上“旧文化”与“新文化”古今之变的分水岭。

就儒学而言，新文化运动亦为一场现代儒学之除旧布新、去芜存真的革新运动。新文化运动中西方新思潮的激荡和反儒思潮的兴起，既使古老的儒学深陷礼崩乐坏的危机之中，亦使其获得了经现代性的洗礼而浴火重生的转机。易言之，儒教批判恰恰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必要步骤。关于这一点，新儒家哲学家贺麟的观点尤有见地。1941年，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盛赞新文化运动之于儒学新开展的意义：“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远超过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曾国藩等人对儒学之倡导与实行，只是旧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是其最后的表现与挣扎，对于新儒家思想的开展，却殊少直接的贡献，反而是五四运动所要批判打倒的对象。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在于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 倡言“新心学”的贺麟精通西方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译介居功甚伟。他将中西会通、古今融合视为儒学及中国哲学新开展的必要条件。晚清以降，西学东渐，儒学日益陷入现代性挑战的危机之中。现代新儒家梁漱溟的“新心学”的崛起，正是伴随新文化运动反礼教思潮而兴起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之表征。

辛亥革命，王纲解纽，中国经历了由帝制而共和的政治转型，新文化运动是随政治变革而兴的一场意识形态变革运动。西汉以降，儒学成为帝国之社会整合模式的枢纽。作为帝国正统意识形态的“王官之学”，儒学成为大一统帝国上层结构之帝王政治与下层结构之宗法社会相联接的纽带，科举制成为“皇权—儒学—士大夫”三位一体结合的粘合剂。因而，五四时期儒学的危机，与其说是一种古典思想学术的危机，毋宁说是中华帝国之社会整合模式的危机，其归根结底实为中国古今社会转型的表征。

晚清以降中国对外开放，遇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冲击，社会危机来自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传统儒家意识形态不变，系统将难以适应内部整合与对抗外来挑战的双重压力。于是，旧结构只能以更换意识形态来适应开放环境。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在开放环境中的变迁模式表现为：“传统一体化解体、意识形态更替、新一体化结构建立这样三个阶段。” “在西方工业文明冲击下中国传统社会不得不开放，传统一体化结构再也不能保持不变了，但系统却呈现出一种新的行为模式：它用意识形态更替来建立新的一体化结构以适应工业文明冲击下的新环境。这种行为模式使得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的组织方式继续保持下来，呈现出中国社会深层结构巨大的历史惯性。”

既然新文化运动是传统一体化结构变迁中之意识形态更替的关键环节，它自然有其不容低估的正面的历史意义。“对清王朝的现代化尝试，辛亥革命、五四青年的激进主义，以及国共两党的社会整合，都应该承认它们有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与意义。我们相信，将来回顾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它绝非一连串的失败，过去的世纪颇为壮观地体现出中华文明顽强的生命力和伟大的创造力。” 质言之，新文化运动的儒教批判，是中国古今社会转型和意识形态更替之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

新文化运动批判儒家纲常名教的伦理革新，表征着由家族主义之宗法伦理而自由平等之公民伦理的古今伦理转型，它是从宗法社会到民族国家转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孝道为中心的儒家礼教是一套植根于乡土中国之宗法社会和农业经济的传统伦理体系。在现代化之“从共同体到社会” “从身份到契约” 的社会大转型中，礼教之立基于血缘共同体和等级身份制的宗法伦理随着商业社会的兴起而趋于解体，家族本位的宗法伦理为个体本位的公民伦理所取代。五四时期反对礼教之三纲五伦和家族主义的伦理革命，表征着古典中国宗法伦理的衰落。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从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角度，揭示了农业社会之伦理治国被工业社会之法律治国所取代的历史趋势。

2009 年10月1日，他在《国家六十有感》一文中指出：不要贬低以道德伦理治国，因为这种治法成本远低于司法制度。从一个不靠科技产出而靠家庭农作与手工艺为生计的社会而言，高成本的司法制度并不可取。然而，以道德伦理治国的一个最头痛的大麻烦，是其没有弹性，修改不易。法律可以修改，但道德伦理修改极难。事生于世而备适于事，经济需要转变了，但管治制度改不了，将会带来灾难。管治成本愈低的制度，愈没有修改的弹性。“三从四德” 的家庭传统与道德治国相契合，在重视农业、手工业甚至商业的社会而言，这种低成本的管治制度是可取的。困难的出现是人口上升，不靠工业的发展不足以糊口。工业的发展要让家庭产出转到工厂去，需要年轻人离乡别井，进入没有亲属同事的工厂操作。这样，以家庭产出的传统开始瓦解，成本较低的伦理管治被逼着要转到司法或法治那方面去。

值得注意的是，制度经济学家张五常关于儒教命运的观点与五四时期李大钊用唯物史观分析儒家伦理的观点，不谋而合。张氏的经济学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儒家伦理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中的历史命运。新文化运动的儒学批判，实为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思想表征，其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一百年来，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随着历史语境的变迁而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激进主义思潮的衰落和思想界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儒教与现代性”二元对立的五四命题广受质疑，而东亚式“儒家资本主义”“儒家民主”等东西调和模式则被视为证伪五四反儒命题的实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当代东亚儒学发展的命题并不能否定新文化运动之儒教批判的意义，而且此“儒家”并非彼“儒家”，主张“儒家资本主义”“儒家民主”的当代学者，其所谓“儒学”与五四启蒙学者所攻击的儒家之纲常名教、家族制度、独尊儒术并非一回事，后者更多属于儒学僵化和腐化的糟粕。质言之，五四启蒙学者的反孔与当代学者的尊孔，其对于儒学都是高度选择性的，对“儒学”不能笼而统之一概而论。

二、文化激进主义之阙失

百年回眸，新文化运动之反儒思潮的阙失亦显而易见。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对儒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革故鼎新的思想革命。五四知识分子之激进主义新文化观的一大阙失，是林毓生所揭示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想模式。对于林毓生的五四“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命题，很多欣赏新文化运动的国内学者并不以为然。他们举出很多陈独秀、胡适、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情性观点，作为否定其“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例证。其实，林毓生所谓“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是陈、胡、鲁等五四知识分子的一种激进主义思想模式，这并不否定他们对某些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认同。

毋庸讳言，新文化领袖陈独秀之除旧布新的新文化观当然是一种典型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想模式。他主张：“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牵就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因为新旧两种法子，好像水火冰炭，断然不能相容；要想两样并行，必至弄得非牛非马，一样不成。” 尽管陈独秀对儒学的攻击主要限于纲常名教，但他认定此即孔教的本质，故对孔教必须整体废除之。

儒学是中国文化之骨干。儒学以其中和性、包容性和整全性，以及其植根于古代宗法社会礼乐传统之血脉，而成为一个统整中国文明的整全性价值系统。儒学博大精深，其内部具有丰富多元的价值和功能，除了意识形态化的帝国儒学，还有伦理儒学、心性儒学等。

儒学不仅蕴含人文主义之普世的道德价值，而且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核和文化特质。因而，新文化人将儒教化约为帝国意识形态之“礼教”，并对其粗暴地予以全盘毁弃，则显然以偏概全，矫枉过正。新文化运动之“打孔家店”，批判帝国儒学和宗法礼教，无疑具有古今文化转型的深远意义。但其进而诋毁孔夫子，全盘蔑弃儒学，则玉石俱焚，大谬不然。五四激进知识分子将欧化与传统视为黑白二分、善恶对立的二元文化整体，源于一种整体主义思维模式、庸俗进化论和革命神话杂糅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意识形态。陈独秀将儒教视为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认为孔教与欧化水火不容，势不两立。这种整体主义孔教观源于一种化约主义，它将“孔教”与“礼教”划等号，而将儒家伦理中普世性的人道价值悉归为世界伦理的公分母。这样，孔教只剩下以“三纲五伦”为中心的宗法封建伦理。

陈氏进而以新陈代谢的进化论之名义，宣判了孔教这一古代宗法封建伦理的死刑。这种简单化的孔教革命观，将儒学这一中国文化之精神内核一笔抹杀。儒学博大精深的整全性价值系统，蕴含中华文化精神之精华，为中华文化认同之基础。儒学大于礼教，而礼教决不等于儒学之全部，而且即使礼教中亦不乏普世的伦理精神。当新青年派拥抱现代文明并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毅然进行孔教革命时，他们注重的是文化之古今之变的时代性，而并未虑及文化之中西之别的民族性。在陈独秀欧化主义之新文化模式中，并无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位置。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之重变革轻认同的阙失，源于其重时代性轻民族性的进步主义文化观。

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是一个“变革”与“认同”交织的辩证过程。启蒙时代是一个除旧布新的变革时代。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时代的思想革命，而非学术运动，其思想与历史之局限离不开革命时代之时势，我们自不必苛责前贤。作为一场思想革命和伦理革命，新文化运动之重变革轻认同的倾向在所难免。正如法国启蒙运动一样，这种顾此失彼的启蒙策略与思想取向亦为大转型的时势使然。五四时期梁启超、杜亚泉、梁漱溟等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表征着中国文化转型中“认同”主题的凸显。

按照冯友兰的分类，梁漱溟亦属于新文化阵营，为不同于陈独秀等左翼新文化派的“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梁氏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进步史观，将中国、西方、印度之文化归为三种文化路向，并预言世界文化的未来将是孔学的复兴。梁氏的孔学复兴论可谓对《新青年》反孔教运动之激烈反传统主义的反拨和补正。

90年代以降，随着“革命的世纪”之落幕，20世纪中国的激进主义思潮盛极而衰。崇尚孔夫子和儒学的尊孔思潮方兴未艾，成为五四时期梁漱溟“ 孔学复兴” 孤独预言的世纪回响。在崛起的泱泱大邦，“寻根”的中国人正在回归古老的儒家传统而寻求民族的文化认同。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中国历史与西方文化融合的过程。百年中国，文化思潮之激进与保守、反孔与尊孔两极振荡，其“变革”与“认同”的主题变奏，表征着中西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曲折历程。

本文节选自《学术前沿》2016年第3期。

欢迎在文末留言区留言讨论

【本周精读】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由于微信改变了推送规则

可能导致您看不到凝听的文章

希望您可以点击下方的分享、点赞、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