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抗议的，正好是当下国人从官方到民间都趋之若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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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农业被“现代”了后，原本能活十年的鸡，在“现代化”养殖场就只能活二、三十天；原本被我们的祖先种了几千年仍然地力常新的土地，一旦开始“现代农业”后，土地立马结板酸化，二三十年就长不出庄稼；原本生物多样性的区域，“现代化”后很多作物已经消失，只剩下“一村一品”；原本江河湖泊密布的鱼米之乡，“现代化”后成了荒滩，或不得不打井和使用滴灌；甚至原本在头顶的蓝天白云也被“现代”革掉了命，结果头顶“神灵”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雾霾……
有两则消息较引人关注：一则是农业部宣称我国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另一则是充斥各大媒体的所谓“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出炉。
第一则对我来说，只是历史——至少希望它早点成为历史。早在上个世纪之末，我曾专注报道过环境污染，尤其是面源污染和水污染，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以中国的“新闻观”看，我那篇十多年前采访世界银行中国生态项目负责人之后写的万字长文《滇池，沉重的呼唤》，现在不仅仍然是“新闻”，而且仍然具有“前瞻性”。至于第二则，看完标题我就笑了：拿什么严啊？
这两则新闻本身不值得一评，但把它两连在一起，却涉及到当下国人生存的根本——农业和国学，必须做根本探讨。
根在哪里？
再引用一则旧闻：据2015年德国时评报道，德国今年年初最大的游行不是德雷斯顿以反西方伊斯兰化和反移民为主旨的PEGIDA游行，而是1月17日在柏林举行的“我们受够了！”游行。5万多来自全德各地的人开来了近百台拖拉机，打扮成动物和植物，发表激昂的演说……他们的诉求是：反对日益工业化农业，支持家庭农业。
真是稀奇的很！当中国举国上下大干快上地追逐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的时候，作为工业化标杆的德国，为何反其道而行之，反对农业的工业化？
什么是他们反对的工业化农业呢？
在网上查了一下得知：他们反对的所谓工业化的农业，就是把工业生产规律套用到农业，把土壤、水资源、环境、动物和植物仅作为生产要素，以人的意志来设计和控制农业的大规模生产。比如，大型集约化动物养殖，大规模单一作物种植。大型“动物工厂”为了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将动物终身监禁在狭小的牢笼中，为了不让它们在狭小空间内相互伤害，而对它们进行“改造”，拔掉牛的犄角，剪掉猪的尾巴和鸡的喙；为了防止动物生病，对它们使用大量的抗生素。“动物工厂”常常声称具有现代化的治污手段，事实上却常常造成所在地下水、土壤和空气的严重污染。
种植方面，他们为了追求产量而使用化肥和农药，这样不仅粮食的品质下降。更严重的是，在化肥、农药的使用过程以及生产环节中，对环境和能源的破坏极为严重。追求产业化、规模化和市场化的农业，意味着品种的整齐化一，意味着对土地更多的压榨，把田园变成车间，从而使土地丧失了轮作休养、多样化耕作的机会。政策长期偏袒大规模工业化农场，而没能给予小规模家庭农场以应有的支持。小农虽然保持传统的农业伦理，维持了生态平衡、守护着乡村景观，给动物更多的权利，却得不到政策支持……
反复查看了相关资料，我惊讶地发现：这些德国人游行抗议的，正好也是当下中国从官方到民间都趋之若鹜的！翻开多年来中央指导农业的纲领性文件——“一号文件”认真学习，发现“现代农业”或“农业现代化”始终是农业“发展”的主旋律，13、14、15年连续三年文件标题更是直截了当。那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农业呢？逐一阅读，发现2007年“一号文件”是这样表述的：“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模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育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农业”呢？我以往的理解，农业傍上“现代”，就是先进生产力，就是“高大上”；就是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科学化、机械化生产；或者说是投入最小化、生产工业化、产品标准化、效益最大化……但是，总觉得我这样理解不足以表达“现代”的全部内涵，似乎还缺了些什么。于是想起知名学者赵汀阳先生有一次在讲座中对“现代”的定义，他说现代就是不断的革命。仔细琢磨此话之于“现代农业”，真可谓一语中的！
因为自农业被“现代”了后，原本能活十年的鸡，在“现代化”养殖场就只能活二、三十天；原本被我们的祖先种了几千年仍然地力常新的土地，一旦开始“现代农业”后，土地立马结板酸化，二三十年就长不出庄稼；原本生物多样性的区域，“现代化”后很多作物已经消失，只剩下“一村一品”；原本江河湖泊密布的鱼米之乡，“现代化”后成了荒滩，或不得不打井和使用滴灌；甚至原本在头顶的蓝天白云也被“现代”革掉了命，结果头顶“神灵”不见了，剩下的只有雾霾……
虽然相信很多人对所谓“现代农业”或“农业现代化”并不完全理解，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代”与“农业”前后次序的颠倒，以及“现代”的尾巴上要不要加“化”的问题。而是自从“现代”和农业和捆绑在一起，农业从此之后总是病魔缠身，噩运不断。
回顾一下，自从“现代”成了中国农业的绝对纲领后，食品安全就阴魂不散地困扰着中国人，中国人吃什么都成了惊弓之鸟了。发明了化肥的德国人的游行也说明了一切。那么化学农业到底带来了什么？也许中国环保部前部长周生贤两年前在全国人大会议上的披露的数字可以说明，他说中国受污染耕地约1.5亿亩。比周生贤更具体的，是农业部总经济师钱克明去年5月的发言称，中国已有十分之一的农田被化学物质或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残留的重金属、有机物农药的超标大概20%。钱克明还说中国每年大概要用相当于1亿吨的化肥，等于每五斤粮食要用一斤化肥，超出了国际公认安全线的一倍以上。每年使用130万吨农药，是国际平均水平的2.5倍！
据悉，污染农田土壤的重金属元素主要包括镉、汞、铅、砷、铬和铜等，被污染的耕地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消除的。由于土壤污染防治涉及国土资源、农业、环保、工业等多部门，所以中国到底有多少土地污染并不清楚。有机构估算中国实际上严重污染的土地早已超过耕地的20%！事实上也毋须说清楚，只需要观察一下，中国到底还有哪些地方种地不用化肥农药，就一目了然了。2013年5月份广州抽检大米时发现有4成镉超标——这仅仅是镉！若真有一部“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实施的话，那就意味市场供应的大米至少减少4成！
好在人家德国人已经活明白了，他们开始呐喊“我们受够了！”。他们拒绝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倡议要遵从农业的自然规模，还原动植物生命本性，要保护小农。然而，作为传承了最优秀小农生产技术的农业文明国家，一点也没有吸取工业国家的前车之鉴，仍然声势浩大地对养活了上万年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小农生产痛下杀手。
当世界各地普遍在抵制大型农业、维护小农利益的时候，中国的三农研究者却为大农代言，强调要建立土地要素市场化，建立以利润为导向的高度资本化、集约化的现代农业。他们主张公共政策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为了贪大求洋的追求农业的规模化和现代化，政府财政把大量支农资金补贴到“龙头企业”，不少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甚至强力推进土地集中连片，千方百计扶持龙头企业推行“农业现代化”。而中国的2亿多小农户，虽然仍然生产供应着占中国大多数的农产品，却始终是被排斥在政策扶持之外。在这种“现代”盛宴的狂欢下，资本贪得无厌地四处攻城掠地，国家涉农政策和媒体一边倒地大干快上。他们无不借农业现代化之名否定、抛弃、打败小农，延续了几千年的精耕细作的小农，在“现代”的号角号掩盖下，纯粹成了“龙头企业”拈板上的肉，恣意宰割。
一切以经济发展之名，一切唯西方发达国马首是瞻。一边是号称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国度，主动放弃了祖祖辈辈所传承的精品农业，疯狂而不计后果地倒追农业的粗犷式生产和人定胜天的颠覆式革命；另一边是把工业做到极致，发明了化肥（哈柏）的老牌工业国，却在竭力反对以人的意志来设计和控制农业生产。依现代中国经验，可以大胆地预测：等把自然而然长在土地里的农作物像当年“破四旧”那样消灭之后，若干年后中国人也会模仿德国人举个牌子标示“我们受够了！”？中国政府会或在不久的将来，派大批大批的官员到西方诸国，学习考察人家小农生产的“先进经验”？或者干脆上升为意识形态领地，像钱钟书先生描述的那样，公派留学生去牛津或法兰克福图书馆查阅整理中国的农业文明史料，回头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两篇转载率极高的论文，像缅怀“四大发明”那样引经据典地说明中国“小农生产”早于西方多少年，以此来彰显民族自信。
民以食为天。千百年来，不管人类如何煞费心机地奔向“现代化”，但时至今日，总归没有摆脱必须依赖食物才能生存的事实。中华民族创造世界上最灿烂的农业文明，并从农业文明之根上生长出博大精深的国学文化。然后，短短几十年的“现代化”之后，还有多少人认为中国是农业文明国家？提到中华文明，还有多少人想到农业？
人类生存之根是什么？食品安全，耕地污染之病根在哪里？
以何为本？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中国人的口头禅。所谓的五千年，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文化不是“上帝”先于人类之前就制造和设计好的，是人类自己在生产生活中不断总结和提炼的智慧结晶，也就是说“文化”必须有“土壤”才能产生，而这个土壤，对中国来说，就是农耕。
近几年常常有人质疑中国的“文明史”没有五千年的言论，但如果换个说法称中国的“农业文明史”，恐怕就不是5000年的问题。据考证农业文明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的一万四千年多前，中国是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地区。农业带给人类首先是从流动迁徙转成定居，中国至少早在8000年前就有定居农业。距今7000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人工种植的稻谷，至中国农业始祖“神农氏”时期，农业文明基本形成。《白虎通》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然而，今天的中国人，说到中华民族的辉煌时，说得最多的是“四大发明”。孰知“四大发明”这顶桂冠，是西方人基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标准和对西方文明的贡献的赠予。要说中国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与顺天时、借地力的精细化、生态化的农耕文明相比，“四大发明”实在没法相提并论。因为工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是在技术和物质层面，而农业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则主要集中在文化与精神层面上。中国古代农业对人类的贡献，除了精细化、生态化的农耕方式，及生产出高品质的食物外，更在于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一套宏观整体的认识论，一整套“道法自然”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生命本真的参悟智慧。
据世界可考的资料记载，我国春秋战国的“量地利”的农业生产的代表——龚作法，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农耕技术。西汉著名农学家氾胜之作所《氾胜之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农书，里面有关于作物栽培方法的详细论述。粪肥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先民对人类农业的巨大贡献，早在《农书•粪田之宜》，就有“用粪犹用药也”精辟观点。不光是技术，先民们主导农业生产的思想更是让人敬佩。《荀子•王制》指出“凡农之道，厚之为宝”。《齐民要术》提出“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反道，劳而无获”，可谓高度概括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智慧。在中国的农耕文化里，土地是一个天然和谐的共生系统，包括植物、动物、昆虫、鸟类、微生物，都是农业大家庭不可或缺的成员。“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庄子）。”蚯蚓是耕田松土的帮手，蝼蛄锄草而又间苗，蚂蚁在深秋时会把草籽收藏起来作为过冬的食物，第二年地里就不会闹草荒。地里种了玉米，为了防止棉虫侵害，玉米地旁边种上芝麻，棉虫就会躲避芝麻的气味而自动远离。现代植物学认为，豆类作物有固氮菌，会在地里保留天然的氮肥。而中国先民早就懂得这些，通常利用豆类进行倒茬和轮作，以不断提高土地肥力。
中国的农耕文化里，没有绝对的“敌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荀子）。一种所谓的“害虫”，恰恰是另一种“害虫”的天敌，它们相生相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农田里的杂草也不例外，作物中适当的保留杂草，可以涵养水分。正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正是由于这种和谐的农耕“土壤”，才“生长”出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辅相参赞”的博大的中国文化。如：在与天的“交往”中，先民们知道敬畏，知道“顺天时”，于是有了宗教信仰，有了像《易经》这样参悟天人协作关系的朴素的哲学思想；与地的“交往”中，先民们知道“量地利”，知道了尊道贵生厚德载物，懂得了“耕而不耢，不如作暴（齐民要术）”的智慧，就有了度量、物理、堪舆；在与天地、日月的日常交往里，先民掌握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规律，整理发明了人类最早最准确的历法，并提出了阴阳、五行、四季、八卦、天干地支……遇到各类自然灾害，先民们知道靠单个人、家庭无法抵御，所以注重合作，突出群体的力量，总结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处事方式；甚至在单纯的人与人之间，古圣先贤们提炼了一套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并以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总之，在于天地人的交流当中，中国先民知道敬天敬地爱人，成就了中国人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缔造了儒释道的人生智慧。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虽历经磨难，却日久弥新，生生不息。
然而，就像中国的传统农业被“现代”之后的病态一样，中国传统文化被革命后，已经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完全颠倒了过来。现代农业中，人成了自然的绝对主宰。虽然有机农业的兴起已经证明了对化学农业的反思，但国人对有机农业的追捧，本质上仍然是对西方模式的顶礼和工业化思维的继承。比如有些投机主义者为了借食品安全之名，乘机炒作有机农业的高大上和说明自己的低产量（注：产量低的‘有机农业’绝对是伪有机），以便卖出暴利天价，号称自己的农产品不仅不使用化肥农药，而且是人工捉虫。
先不谈人工捉虫的言论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少说数以亩计的作物上面的虫子，有的比蚂蚁还小，人如何捉得过来？）。而要问的是，虫生于田是虫之为虫的本性，是道之使然，为什么要捉它？是谁赋予你捉虫的权力？有机概念论的炒作者还常常声称自己用生物杀虫剂和生物除草剂。孰知其“杀”和“除”的逻辑背后，本质上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和贪婪。因为化学制剂不仅“杀”了虫子，也“杀”了自己，而生物制剂只杀虫子，保全自己。但是，“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你捉住杀死了一群虫子，另一群虫子就会揭竿而起。你杀死了虫子，鸟儿没有了食物，它就会吃粮食。你杀死了鸟儿，蛇、狐、鹰，甚至蚊子、苍蝇、蝼蚁都将群起而攻之……
今日之人，不仅总想主宰自然，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也是以“自我”为中心。在面对食品安全人人自危时，消费者总是以“上帝”自居指责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是，当养鸡的不吃鸡肉，养奶牛的不喝牛奶，种菜的不吃自己种的菜，粥铺的不喝自己熬的粥，制药的不吃自己制的药的年代，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没有赢家。这正应了网上流行的心灵鸡汤段子：当你把别人看成天使，那么你就活在天堂里；当你把别人看成魔鬼，你就活在地狱里。在食品安全面前，所有人都把对方看到魔鬼，所以自己只能活在地狱里。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铸就的诚信为本怎么了？人与人之间为何没了信任？
现代化的进程掏空了国人的心灵，在精神空虚、价值真空和信仰迷失面前，中国人没了自信。于是，总拿“四大发明”聊以自慰。真是子孙不孝啊——祖先发明了火药和指南针，固步自封无能的子孙却被洋枪洋炮打得溃不成军；祖先发明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印刷最多的却是圣经，子孙们却前仆后继地进行焚书批孔。弃祖宗创造的近万年的农业生产智慧不顾，在西方列强打上门来的坚枪利炮面前，只能孱弱地没了骨气地辩解说，你们今天打我们的核心技术——“四大发明”是中国的！这是对自己祖宗智慧何等无知的嘲讽啊！
阿Q式的民族主义者也许仍然会说：不然——中国有着人类文明史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行文至此，使我想起网上一则段子：说一个外国朋友想来大陆学中华文化，有人这样奉劝外国朋友：想学中国文化不要来大陆。想研究唐宋去日本，那里有唐代的建筑、歌舞、和礼仪；明朝去韩国，那里保存了明代的礼乐制度；清朝去香港，民国去台湾，那里保存着传统的“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而在大陆的中华文化，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四不象”。
我在想：在若干后年，会不会有人在此段子后加上一句：要研究天人合一的小农生产，就去德国？
中国人身上到底还有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化？
中国到底以何为本？
根本结合，根本出路！
真所谓风水轮流转，虽然国人还没有德国人般的大彻大悟，大多数人还沉溺在工业化进程的狂欢之中。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自己的反思，思考“向何处去”的问题。如文学界，近两年《记住乡愁》（庄乾坤），《乡愁里的中国》（叶一剑）等作品一夜之间走红，更多乡愁的文字如雨后春笋般地在网络和微信上传播。现实生活方面，越来越的大都市“资产阶级”开始在郊区或老家租地种田，并自封为“新农人”。种地嫣然成了一种时尚，地主们不光希望吃到健康的食品，更幻想着过上一种“有机慢生活”。
这说明，中国人已经开始厌烦被钢筋水泥包裹起来的、像机器一样运转的生活，他们渴望回归自然。
有人说我在反对有机农业。这里很有必要对何为有机农业，以及有机农业与中国传统农业的区别进行辨析。“有机农业”是一个泊来品，是相对“无机”而言，强调的是生产方式，是技术，其本质只是对化学农业的改进，它的基础仍然是人定胜天的思维。有机农业把农业作为商业，只关心农业的最终产品，以及这些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它追求经济效益和产业化经营，而不是农业生产与自然的本质关系。说穿了，有机农业仍然是西方以人为主导的对自然的有限平衡，是人与自然在矛盾与和谐之间的中间道路，其灵魂还是西方世界“天人对立”、“主客分离”的世界观。与化学农业相比，只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
可惜的是，“有机”被国人概念化和格式化之后成为一种莫名其妙的时尚，成为不容置疑的高大上，成了对西方发展道路马首是瞻的死搬硬套。与之相比，中国传统农业（即小农）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导向，注重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的价值趋向。中国传统农业虽然有高超的生产技术，但它的灵魂不是技术，更不是经济模式，而是文化，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一致的生活方式和处事态度，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和谐。它在乎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以及这整个过程中的多重价值，是中国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易传）的终极信仰。相对而言，现代农业是以现代科技为手段进行的工业化生产，以产出和效益为核心，与文化无关。所以我不是反对有机农业，因为相对化学农业，这已经是了不起的进步。我反对把有机农业解释的复杂化，反对唯技术论。事实上，中国传统农业并不反对现代科技，只是它更在乎人文和整体生态观，而不是技术高于一切。
正如“小农情怀”联合发起人、中国农业大学生态学沈佐锐教授所总结的，他拥护中国传统农业，是从技术，到经济，再到文化的升级转变。另一个联合发起人，有着近20年有机农业实战经验的朱安妮教授更是批评现在很多人做有机农业根本不懂哲学。说穿了，有机农业是厌恶了化学农业的人渴望接近自然的新的出口，可惜的是投错了胎，错误地把有机农业当成了接近自然的终极方式。如果把种地视作是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话，选择有机农业只是一个半拉子回归，这样的回归是不彻底的。
但不管是一小步还是一大步，都是在进步。至少这是对工业文明反思，是已经上路的寻找。
然而，人间正道是沧桑。寻找，但并非能找到。春节期间一篇《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在微信和网络上疯狂转发，从这篇文章获得的转发和引发的评论的火爆看，它点中了中国大多数人的痛点——即叶一剑在《乡愁里的中国》所感叹的“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自近代中国没落以来，自卑后的中国人凡事奉行“拿来主义”，一方面对工业文明价值过多追捧，而对其弊端认识不足；二是对古代农业文明的过度批评与否定，导致对其在人类文明地位的视而不见。当今的人生活在一个被物化包裹的城市中，似乎相信工业化的程度越高，物质越丰富，离自然越远，人类就越文明。但是，蓦然回首，发现物质的丰富并不能填充精神的空虚。随着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食品安全，交通拥堵、城市雾霾的全面爆发，部分中国人才明白这似乎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人们开始彷徨。
但是，晚了！
与工业化、城市化相配套的，是中国每天200多个农村的消失——家没了！于是，春节的年味没了，小时候的鸟叫声没了，原本固有的亲情关系也生疏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对丧失自己精神家园开始不安。去年上海踩踏事故发生后，有高校就指出这是传统文化的失守，是中国传统教育缺失的苦果。由于没有了信仰找不到归宿，中国人才厘头地人云亦云地四处狂欢。农村没落了，流浪在城里的农村人至少还有怀念。但比乡下人更可悲悯的是原本的城市人，他们像孤魂野鬼地游荡城市的水龙车马当中，而找不到自己的根。不管是文学里的乡愁思潮，还是城市中的地主情结，中国人正开始精神上的拓荒与突围。
农业是根，文化是本。但当今中国，小农生产正在消失，传统文化全面溃退。吃饭是根，精神是本。但当今中国，食品安全人人自危，伦理道德样样缺失。健康是根，快乐是本。但当今中国，空气、水、食物全面污染，信任、价值、亲情逐一瓦解，而怀疑、怨恨、贪婪却与日俱增……最终呈现在社会面前的是：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底线失守，组织机制癌化，利益集团肆无忌惮，信息系统高度失真，公平正义严重侵蚀……诚如清华大学社会学孙立平教授所言：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走向溃败。
然而，反者道之动。
纵观历史，中华文化遭受外族侵略最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第五是两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文明几千来生生不息而没有中断消亡，且总是在衰落中中兴，就在于中华文化有很大的吸纳和包容性，总能把外来的入侵消化成自己的内容，这是它真正博大精深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忧伤，但并不悲观。
事实上，不管科技如何发达（包括违背植物伦理的转基因技术），无论机器代替人力的机械化程度有多高，但迄今为止，人类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由天地构成的自然力主导的农业生产方式，也没有摆脱依靠食物才能生存的事实。虽然人类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制造出各种可替代的食物，但迄今为止，最好的食物还是来自天地之间的自然食品。所以，中国传统农业永不没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现代化再到后现代化，人类的进化只是在经历和复制着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罢了。
农业是根，国学是本。农耕孕育了国学，国学指导着农耕。根没了，没了健康的食品，生命将难以延续；本不在，人没了灵魂，无疑于行尸走肉。大搞没有文化的现代农业，或者蜂拥而上地建设装满了摄像头却没有信仰支撑的有机农庄，甚至从根本上否认传统农业的价值，只一味地强调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指标的建设，都将是死路一条。
只有根本结合，才是根本出路！
不要只沉迷于世界第二大GDP的虚假繁荣，8亿农民的富裕才是中国富强的根；也不要空喊中国梦，文化才是民族之灵魂，才是中华民族强胜之本。农业与国学，中国问题之根本。
文章最后，我想起狄更斯《双城记》里的开篇词，作为此文的结束：
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延伸阅读：农业正像文化一样，青黄不接）
作者：王召，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转载自“心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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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刚开始从事农村症策研究的时候，正逢国家开始提新农村建设。有一阵子，我很有些打了鸡血的感觉，非常热衷于宣讲“农业的机会来了”。当有人知道我是搞农村工作的时候，常常会问我现在农村是不是有很大发展机会？我的回答不光告诉他们是，而且把农业都有哪些机会描十年前，刚开始从事农村症策研究的时候，正逢国家开始提新农村建设。有一阵子，我很有些打了鸡血的感觉，非常热衷于宣讲“农业的机会来了”。当有人知道我是搞农村工作的时候，常常会问我现在农村是不是有很大发展机会？我的回答不光告诉他们是，而且把农业都有哪些机会描绘得有声有色。至于“连续十年的文件”之类的，也是提起就给别人灌。有不少人被我忽悠得晕头转向，干起了农业。后来的日子，一方面我继续着这样的忽悠，另一方面，开始回答那些早年前被忽悠从事农业的人所抱怨的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当然，回答这些问题也很简洁：农业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要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来做农业。毫无疑问，这样的回答是在野双方均能认同的标准答案，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那些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进入农业领域希望发展的人所遇到的问题，不光是因为农业本身周期长见效慢的问题，也不光是对农业策略把握不到位的问题。有的人为某一个农业项目一头扎进去投个几千万耗上十多年，结果仍然败兴而归。难道说十多年还不够长吗？仔细想想“周期长见效慢”的回答，其实是一句极不负责任的废话——除了炒股等有少数几个一夜暴富的可能外，哪些行业是一蹴而就的呢？仔细想想农业看起来很美做起来很难的原因，就会发现：“很美”只是与三四十年前比较而言，是宏观的想像或推理，很有些“中国梦”的味道；“很难”就是当一头扎进去后，发现它很骨感，很残酷。说穿了，农业之所以步履维艰，核心问题是上面对农策略永远是雷声大雨点小。试想想，这几年出台了很多支农惠农策略，但有多少真正落实到基层呢？不把农业作为我的“第一产业”已经有两、三年了，所以不再有此前的专注和纠结。但自己根在农村，有时仍然会“不小心”在互联网或微信上看到“农业的机会来了”的文章。按说，对此类“狼来了”的文章，我应置若罔闻。但是，两三年过去了，国人对农业又多了太多期许，就忍不住点进去看看。文章虽然是花样翻新，但观点基本上老调重弹——除了政策，还是政策！按常理来说，“农业的机会有没有来”这个命题好像并无问题。因为大凡一个产业或某一个项目，总有一个进入的最佳时间，汽车制造业如此、IT业如此、文化产业亦然如此。奇怪的是，对农业而言，“机会来了”的口号居然吆喝了十多年！按常理来说，不同行业背景的人，看待问题的眼光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应该不同，这才正常。像“农业的机会来了”这样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农业圈子外的人写的。因为对于农业圈内的人来说，不存在讨论机会问题，不管有没有机会，该做的还得做。但奇怪的是，不同背景的人谈及农业，目光都会齐刷刷地盯向了政策，答案似乎是高度的统一，但结果却总是南辕北辙！何也？更让人不解的是，“农业的机会来了”被喊了十多年，似乎没有人认真解读：是十多年来农业始终如一的存在着一个机会？还是农业的机会十多年一直都在源源不断地来？亦或是十多年来农业的机会马上要来？老实说，我越来越搞不懂。直至上月，经过回老家组织宁夏滩羊团购，我终于为“农业的机会”有没有来找到了答案。这个念头源自于——当我带着从农业局带来的怨气向县长抱怨政府对农业的不作为的时候，我突然在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我说的对吗？我的兄弟姐妹以及父辈祖辈们，没有政府的支持不也一直在做农业吗？为什么我没有了政府的支持会抱怨？我做农业的理由难道仅仅是为了获得政府支持吗？从县城开往银川的大巴车上、以及从银川到北京的飞机上，这个问题始终萦绕不开。我终于想明白了：农业无所谓机会不机会，它只是适不适合，农业只属于有情怀的人。农业不同于计算机，不同于汽车，不同于电影电视文玩收藏，它除了作为商品的属性外，更担当着对生命的根本维系。人可以不戴手表，可以不用计算机，甚至可以不穿衣服，但不可以不吃饭！正是由于农业伴随着对生命的担当和承载，所以选择从事农业就必须默认这种责任，无可推脱。然而，当下中国，人们讨论农业的发展机会时，却仅仅讨论它的经济属性和商品属性，而剥离农业所承载的特殊使命。虽然也有很多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展望有机农业的“机会”，但所谓的机会来了，实际上说得再通俗一点儿，就是赚钱的机会来了。而一旦以赚钱为根本目的农业，就是导致中国农业一片混乱的根本所在。现在正本清源，回头来，对每年“农业的机会来了”云里雾里的乱象不难理解了。因为有人从事农业产业，而有人只是在投机赚钱；有人生产的是食品，而有人只把食品当商品。虽然都是“农业”，讨论语境不同，对“机会”的理解不同，结局也就不同。但是，回归农业本真，既然人每天都要吃饭，农业的机会就一直存在。它永远不会象386电脑，BP传呼机那样过时，也不会因为有了“文件”或出台了某一项政策，机会才能来。“你见，或者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爱，或者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如果没有了情怀，抓不住机会后你就会失望，就会生气，就会抱怨。没有情怀，抓住了机会，对农业来说，不是建设，而是破坏甚至灾难：一是它掏空了政策，掠夺了本属于农民的福利，导致产生了纯粹的投机主义；二是破坏了农业自有的生态平衡，让农业自身陷入急近功利的恶性循环；三是导致了粮食和食品安全，人人自危。仔细回想一下，所谓的“农业的机会来了”之类文章，无外乎是指上面对农策略带来的发展机遇。如果说房地产的机会来了，新能源的机会来了等，更多的是指政策上的便捷和税收上的减免的话。那么与之相比，农业的扶持则是直接打到账户上的真金白银。正因为是真金白银，于是乎，它就成了一批机会主义者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咬上一口。早在05年我参与了农村合作经济几个课题，从理论上讲，中国农业确实需要这样的组织，于是我认为“机会来了”，在老家率先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开始了我的农业创业生涯。但当2007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尤其是媒体大谈特谈“企业+合作组织+农户”模式，当各级政府在都大力“培育”自己的“龙头企业”时，我开始不祥地预感到，在这个推动下的“产业链条”里，农民必将会沦为一块别人的垫脚石，不会得到半点的好处！事实上，本人曾粗略地统计过，08、09年间，仅我所能拿到的各种名目的支农惠农资金项目文件多达20多项，但这些钱有多少真正补贴到了农民是毋需回答的一个在中央涉农机构任职的同学曾批判我创建自己的合作社亲自种地的作法，他不明白我为什么总选择通过种地来赚钱。他们的运作模式是：每年的下半年接近年末，当各部门开始陆续制定出台和申报来年的支农项目时，他们也会一个接一个召集各类“龙头企业”在度假村开“闭门会”。按要求，“量体定做”申报方案。随后照章办事，把来年的资金“一网打尽”！本人曾在某地调研时，市长也为了证明其对涉农策略贯彻落实的到位和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指着在座的一位市级“龙头企业”老总说，象他们每年只需要开机一次，就能拿到上千万的项目资金。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像这样“每年开机一次”就可以轻松拿到资金的企业是何其之多！本来是惠农资金，却被瞅准了“农业的机会来了”的人抓在手里。而没有抓住的人，就只能得到“农业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产业”的答复，开始报怨；或者从此走向步履蹒跚的耕耘之路。而在这个热闹红火的“农业的机会来了”热议过程中，农民在哪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城里打工呢！与获得资金为“盈利模式”的机会主义不同，资本的机会主义者进入农业主要是市场为导向的。手持资本的人看准的农业，是以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与人文、生态无关。他们言必称“现代”，法必讲“科学”，量必要“规模”，而且以“大干快上”为指导方针概括起来，这种主流的中国农业产业化之路为：一帮研究投资和商业模式的人告诉你农业应该怎么做；一帮有钱有权很任性却不懂农业的人到农村跑马圈地；政府在利益的诱逼下开始以产业化或新农村改造的名义赶农民上楼；一些从来没有下过地只会鹦鹉学舌般的专家开始指导农民如何“科学种田”……从此，在“文件”的号角声中，对农村、农业、农民涸泽而渔式的掠夺正如火如荼：原本是已经成片的梨树，全部被砍倒种成葡萄规划建设中国最大的“波尔多”酒庄；一个偏居一隅具有传统工艺的小而精的食品加工厂，一夜之间放出口号来要争世界第一；原来家家户户豢养的过年猪，在“企业+农户”的模式下，老母猪下崽也必须整出个“标准化生产”于是乎，在这理念的主导下，此前寿命七八年能上树爱吃虫的鸡，在温度、湿度、光照、隔音全副武装的现代化车间里，只能是抬起头喝水低下头吃食。在其可怜的30天左右的生命里，没有阳光，没有鲜花，没有毛毛细雨……外界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声响都足以让这些生命瞬间灭亡，它们的生命已经脆弱到必须依赖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才能维系。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化肥、催熟剂可以没有底线的使用，狠不得今天种地明天就长出庄稼；为了让鸡多下蛋，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强光照射；因为发现猪只要不动就没有能量消耗，就会多长肉，所以给猪喂上迷糊药，让它吃了睡睡了吃；掠夺式产生方式造成生态环境失衡之后，为了抵御病虫害，什么样的剧毒农药都敢用……农业自身的生态平衡被彻底打破了，不管是种植的粮食蔬菜还是养殖的牛羊猪鸡，它们统统失去了生命的本性……“湖中的蓑衣草已经枯竭，这里已没有鸟儿的歌唱。”这种以逐利为目的农业生产方式，最大危害还在于，它完全删除了农业首先作为食品的基本属性，仅仅把食品沦落为可兑换货币的商品。因为讲究科学、高效，本来一天下一个蛋的鸡，变成了一天下两个蛋；本来三个月才长二十多斤肉的羊羔儿，硬是催肥到三个月长一百多一斤肉；本来四个月能熟透的西红柿，为了让它早日上市卖钱，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变红；又红又甜是西瓜的本质，结果如今却只红不甜；又肥有瘦是猪肉的特征，结果现在的猪肉却只瘦不肥；利益的趋使下，大蒜可以一夜之间从两块涨到十块；绿豆随可时“豆你玩”，生姜能天天“姜你军”；前天还信誓旦旦地规划建设“最大的葡萄酒窖”，昨天农民的葡萄就烂成堆；全国人民潮水般地涌向国外购买牛奶，而国内的牛奶只能倒进沟里……在这样一个只在乎抓住机遇而没有情怀的产业链条里，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产业规律空前混乱，粮食安全岌岌可危，食品安全人人自危。到为什么我们的课程表里会有“农”。问话的人常常是一脸茫然地问我“农”能讲什么？每次遇到这个问题，我常会反问：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有哪一种文化比“农”更古老？在所有的养生要素中，有哪个要素能比吃更重要？每次，我与问话者总在他的“哦”声中结束，但同时我会被带到一种莫名的伤感。从什么时间开始，国人把“农”排斥在“国学”之外？从什么时间开始，国学被剥离得只剩下儒释道和四书五经？这个问题所折射的恰恰就在于：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国家，“农”已经不被当作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每天都在吃着粮食，但国人早已忘记了还有这么一个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行业！这对有着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民族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这就是中国农业的现实！是的，提起农业，我们会想起很多高大上的名词，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设备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智慧农业……但很少提“传统农业”。如果被提到了，那绝对是作为反面题材而存在的，它常常被另外一个名字“小农”所替代。“小农”是什么？落后、守旧、短视的代名词！由它衍生出的，是小农经济、小农意识、小农思想……由于传统农业不“现代”，不“科学”，自给自足，所以必须打破推倒。但是，正如朱安妮老师11月在人大做《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有机农业的发展》主题演讲时提及，中国老祖宗很早就懂得使用粪肥和懂得作物之间的轮做被世界农业专家视为是中国人对农业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中国农业在被国人斥之为“小农”的加以抛弃的同时，却被世界公认的农业机构称之为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地力常新的典范，被看作是中国之所以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着地球上最庞大的人群，而且几千年的经久不息，绵延不绝根本所在。不知把“现代”奉为圭臬的中国人看到洋人这一结论时做何感想？记得温铁军教授也在一次演讲中碰击那些言必称欧美鹦鹉学舌般的现代农业主义，他们在指手划脚地批判中国“小农”的同时，完全忘了中国没有四处掠夺和殖民地垦种，打一枪换个地方的生产条件。纵观历史，你会发现由于欧、非大陆民族没有施肥习惯，曾经的拉丁姆、西西里都是世界粮仓，在殖垦下因“地力消失”现在均已变成荒地。但是现在，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曾创造出世界上最智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民族，却开始在别人走不通的道路上逆驶倒行。如果说情感说教不足以说明求洋求大必然让“现代农业”走向穷途末路的话，那么我家乡马铃薯产业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或许能证明，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情怀的农业生产带来的灾难。小时候，家乡的“小农经济”是小麦、豌豆、荞麦、莜麦、胡麻、玉米、糜子、谷子、土豆……什么都种。正常情况下，一亩地种土豆能产10000多斤，豌豆能产生300斤，而小麦只产200斤。因为“小农”自给自足思想，家乡所有人总是小麦种的最多而土豆最少。当时土豆每斤八分到一毛钱，豌豆是八毛钱一斤，小麦五毛钱一斤。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我向父亲建议，为什么不能少中小麦而多种土豆和豌豆呢？父亲说，如果人人都只种土豆而不种小麦，土豆卖给谁？从哪里能买小麦？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父亲错了。在“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下，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种土豆比种小麦赚钱时，这个传统最终还是被打破了一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几乎是家家户户全种土豆而再也不种小麦。但父亲伤心地说，土地就像人一样，也需要养护，人需要五谷杂粮，只吃一种东西会生病。洋芋最废（消耗）土地，这样不倒茬连续一个劲地种洋芋，迟早会把地毁了，一颗也长不出来。后来发生的，证明父亲是对的。一年、两年、八年、十年，洋芋的产量也是每况愈下，从每亩地一万多斤，下降到几千斤、一千多斤、几百斤……直到颗粒无收！连年的重茬种植，加上为了增加产量大量的使用化肥，土地肥力严重透支，土壤结板酸化。后来，土豆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根腐病。这种病在土豆长出地面快开花的时候，根部就开始腐烂，然后大面积的死亡，直至死光。病虫防害专家介绍，这种病无药可治。而我在家乡成长生活的前二十年里，这种病闻所未闻。因为土地里已经长不出土豆了，农民们只能去城市打工维系生活。我并非指责农业的产业化，但我反对一切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前提对土地掠夺式的产业化之路。我也无意否认“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但我反对一切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的崇洋媚外。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国传统农业正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最彻底和最全面的体现，它顺天时而作，视土地为生命，主张精耕细作，尊重生物本性，提倡农牧结合，注重作物之间的和谐共处。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土地垦种千百年仍然肥力常新，只需使用粪肥，注重和保持多个作物间倒茬轮作，家乡的土豆亩产上万斤。然而在只种不养的掠夺式利用下，土地肥力下降并不需要千百年，也不是几十年，只是几年而已！可悲的是，产量连年下降，“现代农业”的专家诊断结果是种植方法“不科学”。怎么科学呢？专家说种子要脱毒。农民照办了，从他指定的地方购买脱毒种薯，但第二年又不行了。专家说要用原原种（既专门培育的种子），农民又照办，从政指定的地方购买原原种，又不行了。专家又说，要用专用马铃薯专用肥。用了，后来又不行。专家又说，要用根腐病专用药……直到长不出土豆了，所有人面对土壤的退化和植物疾病束手无策时，“科学种田”的专家仍然振振有词地说，根腐病是世界性难题，“现代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保证解决所有问题。这让人联想起一个感冒病人，到医院后医生让你打抗生素，说这样好得快；打了，感冒好了，肠胃又不舒服，医生又劝你把胃切除，说这样防止进一步恶化；胃切了，身体水肿排不出尿了，医生说是肾功能衰竭，劝你透析……直到无计可施时，医院会拿出病危通知让你签字，说医生不是万能的，他们已经尽力了。中国农业正面临着和中医类似的遭遇。当我们都在质疑为什么现代人有那么多怪病而无药可治时，有多少人反省过曾对自己身体的伤害，自己对空气、水、食物、以及整个自然界所犯的错误？农作物以及牲畜的疾病同样如此，当我们在追问农药残留有没有超标，关心所吃的每一口食物是否安全时，有没有人追问过自己曾给予了土地什么，以及农作物疾病的来历？化肥农药之于作物，正如抗生素之于人类一样，它带给我们快捷、高效的同时，也让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西方的祖师们无计可施时，终于提出了“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这难道不是传统农业的回归吗？当然，视西方生产方式为圭臬的现代农业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会承认高大上的“现代农业”会绕了个大圈后回归传统农业，他们会认为有机农业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复杂的、系统的、科学的”种植方式，而中国传统农业最多只是原生态的生产方式。所谓复杂、系统的方法，就是说除不能上化肥农药外，用饲料喂养牲畜的农家肥因为饲料中也有污染也需要处理，土壤不能有残留，周边环境也不能有染污，种子也不能有包衣……孰不知，所谓的有机，通俗地讲就是有生命的东西，而在中国文化看来，所有的农业本身都是有生命。在这个洋概念到来之前，我们的父辈祖辈们从未生产过“无机”农业，谈何“有机”？所以，当今中国人谈有机的高大上，就相当于在新西服上缝上补丁还洋洋得意一样的滑稽可笑。中国文化是整体观，中国农业亦然，绝不会为了单一的产量走极端线路，而是一开始就注重不同作物间的相生相克和休戚与共。中国传统农业绝不会把除了作物之外的所有生命都置之于人的对立面，今天捕杀这个，明天消灭那个。在我家乡小时候农作物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种病，而且这些病基本上都可以通过改变粪肥种类，通过作物间的轮作，或者改变不同风向的地块等方式加以预防和控制。父亲不光能根据当年的天气情况，清楚地预见来年不同作物的收成，也能够根据气候特点选择把不同的作物种植到不同的地块来预防病虫。他可以睡在炕上根据半夜的风声，准确判断第二天的是刮风下雨，并提前预备是收麦还是种豆……如果用现代的学科来划分，父亲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土壤专家、育种专家、病虫防治专家、肥料专家、气象专家、养殖专家等等的总和，但父亲这样用他全部生命传承人类最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在当今中国种地是没有发言权也不受尊重的。而相反，即使你从来没有下过地，只吃过猪肉而没有见过猪跑，只要你抓住了“农业的机会”跑到农村里圈上几百亩地，就可以煞有介事地培训起农民，指导他肥应该如何施，猪应该如何喂，滔滔不绝地讲有机农业应该如何生产。中国的农民，像父亲那样视土地为生命的老一辈农民已经渐渐老去。新一代农民，要么已深知靠种地养活不了自己，而选择当了农民工；要么虽然继续种地，但由于并没有继承和掌握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只能沦落为“现代农业”指挥下的“产业工人”。中国农业已进入由外行指挥内行，屁股领导脑袋的末法时代。与农民的退出相反，城里的一个又一个土豪却租地当起了农民！没有多少人是为了赚钱，也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喜爱，更没有多少人觉得当农民太高大上，只因为吃到一口安全的食品。当一个社会的食品到了不是自己种的就不敢吃的程度，恐怕是真该到了需要深刻反省的时候了。谁之罪？在回答农民之前，先看两组调查数据：一是国家发改委对2013年小麦、水稻、大豆、玉米四大粮食品种的收益成本情况做了调查，调查显示四大粮食品种亩均产值是1039元（没有扣除成本），亩均投入费用是357元，亩均收益是682元（这个收益包括他本人的人工和他的利润）。但这个调查不含土地承包费，也不包括农民自己的人工费。另一份数据与此相得益彰：2012年农民来自种地的收入人均是2017元，占全部收入的26.6%，2013年比重又降为24.6%——即农民种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不到四分之一。没错，化肥是农民施的，农药也是农民洒的，农民的确与食品安全脱不了干系。这里值得解读的是，当今的农民种地，已经不是按农民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农民种粮食可能是分文没赚，然后还得靠打工来养活自己。还得遭受消费者的指责，问他种的粮食为什么会使用化肥农药！在所有的人都在谈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代，凭什么农民只能理所当然地白种地，只有坚守别人指定的道德规范的义务而没有追求利益的权力？那么，在食品安全成众矢之的的今天，自己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不妨来梳理一下：当你去农贸市场买菜时，面对2元/斤的蕃茄和6元/斤的蕃茄，你会买哪一种？2元/斤与8元/斤的大米呢？10元/斤的猪肉和50元/斤的猪肉呢？……当你或者是因为云里雾里或是因为自己的精明而选择了便宜的话，当你把这种选择变成一种习惯和把这个价位默认为“标准价位”的话，谬论被重复了一千次就真成了“真理”——你就不会去关心这样的价格这样的食物正不正常。所以，你就开始理直气壮地指责食品为何不安全，质问为什么“本来”2元/斤的大米变成8元/斤，“本来”10元/斤的猪肉和40元/斤……但这些“本来”的前提，是把农民白种地或赔本种地看成是理所当然！于是乎，“本来”要生长12个月才能出栏的猪，3个月就上市了；“本来”有肥有瘦的猪，全长得了瘦肉；“本来”买的是猪肉，却被注进去了水……“本来”就应该长在土里，没有化肥农药，最自然而然地成长的白菜萝卜，结果成了奢侈品！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本来”呢？难道你仅仅是无辜的受害者吗？当人人都站在利己者的立场上打着“本来”的盘算时，你会发现在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人真正的获益而且受害者远不止人！由于人对食物、人对人的极端不信任，结果猪躺枪了，被装上了监控，强迫要求它只吃不动；羊躺枪了，被打上了耳钉；鸡也躺枪了，被囚禁在笼子里；白菜萝卜也只有在消费者的脸皮底下成长，才会敢吃……据说这叫物联网，二十四小时监控，连老母猪发情也不放过，这让猪情何以堪！我不知道要求二十四小时监控食品的消费者，是不是也是二十四小时盯着自己的电脑或手机——若不是，那怎么能保证自己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食品就是安全的呢？这种人对人，人对猪的极端不信任，结果是消费者把生产者逼疯，生产者再把猪逼疯，然后羊疯了，牛疯了……白菜萝卜全疯了。于是，“本来”不是种地的人，为吃到安全食品，只有自己种起了地。或者一个大棚，或者一小块农场，或者在自家别墅的花园，或者在自己的老家，有人把这种农业叫“情怀农业”这里的情怀，可能是对农业的情怀，也可能是对家乡的情怀，可能是对家人健康的关爱，也可能是因为对某一个作物的特别爱好……总之，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干起了农业。这种农业往往不是以盈利为核心目的，所以总能坚守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底线。农业对于我，原本是“第一产业”，现在降格为“情怀农业”。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转变，从“情怀”而非“产业”的角度思考农业，却让我对农业的情怀有了根本的认知。上次人大校友组织团购我养的宁夏滩羊，价格是1800元/只。有经济学理论极深“本来”算盘打得叮噹响的人问我养殖成本是多少，为什么这么贵。我没有正面计算诸如人工费，土地承包费等经济成本，而是算了一笔“机会成本”：我告诉他，如果选择圈养育肥的话，三个月的羊能长一百多斤肉，30元/斤卖，每只羊可卖3000元；而我的羊纯天然放养，大羊吃粮食青草羊羔是吃奶长大，两个月只有20斤肉左右。如果非要“本来”不分，为了多卖此钱，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同样采用圈养育肥的方式，让我的羊也长100多斤甚至更多的肉；第二，保持羊肉现有的养殖方式和羊肉品质，把价格卖到100元以上。当然，如果条件允许下，第二种情况我可以把肉卖到90元，称之为让利销售；卖到80元，称之为宣传推广；卖到70元，称之为友情品鉴……总之，在我所能承爱的范围内，别人养羊三个月卖3000元，我卖1800元，但我做不到既要无条件的保质，也要无限度的便宜！当然，我还有第三个选择：把我的羊赶到央视，让羊接受诸如“你幸福吗”的现场采访，最好能让羊与某部长进行对话，喊几句“为人民服务”，就可以把羊肉卖到250元/斤；第四个选择：在放养的掩盖下，偷偷地再把羊进行圈养育肥，然后帖上牧养或有机的标签，弄上一大堆证书，同样再把羊卖到70、80、90……或250。中国的农业大抵上就是这样四种形式：第一种很无奈，很“现代”，，很大众，是主流；第二种很另类，很孤独，太小众，伤不起；第三种高大上；第四种“很科学”。从事第一种养殖方式的基本上都是最广大农民或中小企业，被潮流推动不得不跟上“现代化”的节奏。为了能增加点收入，他们只能不惜一切手段地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以迎合消费者“本来”的价格需求，实现薄利多销。第二种既要承担高昂的成本压力，又要遭受价格质疑。它还原了农业的“本来”面目，却使自己独自面对信任危机和销售瓶颈。他们大多数是地地道道“小农意识”顽固不化的农民，或者是因为情怀而从事农业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地坚持着，希望明天会美好，“后天会很美好，但绝大多数人都死在明天晚上。”第三种羊不食人间烟火——你想想，能和部长进行对话的羊智商会低吗？这样的羊，喂的是来自米国“DDC公司”生产的“HN1AY智慧因子”，吃了这东西，羊一个晚上就会背马恩列斯毛全集。小孩子吃了这种羊肉，上北大清华自然是小菜一碟。第四种是传说中的“有机生产”。别看这羊是圈在自家圈里，但它吃的是澳洲的牧草，呼吸的是爱尔兰的空气，喝的是冰岛的矿泉水，帖的是欧盟认证的标，还时不是地穿越到罗马教堂做一次圣洁的祷告……与“国产羊”自然也不在同一个档次。现在你就会明白，同样是“农业”，差距为什么会那么大！在同一个环境中竞争，第二种不可能是其它三种的对手。能抓住“农业的机会来了”的，往往是后面两种。但是，只有第二种符合“羊之道”的农业，才是人类生存和社会需要的农业。几千年来羊始终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如果再过五千年，我们的后代还能吃到羊肉的话，那绝对会是在蓝天白云下吃青草喝山泉水的羊的后代。那些喝可乐，喊“阿希特勒”和“为人民服务”的羊，只会是特定时期的一个丑恶的标记，它们必将会随历史的推移而遗臭万年。但是，在中国的大地上，第二种方式养的羊已越来越少，能把这种“羊之道”延续下去，就需要养羊人有足够的情怀。对农业，我是屡战屡败，也屡败屡战。原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情怀，但是，在上次面对县长振振有词地抱怨我为什么放弃马铃薯合作社时，我突然发现我错了。我坚持不侵占农民利益，坚持保持有机生产方式，坚持保证每一颗粮食的安全，这些充其量只是坚守了“情怀农业”的底线。而我之所以没有把自己此前很孤独很另类的农业之路走下去，就是因为缺少像父辈那样对农业的情怀和视土地为生命般的爱。在中国，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尚未——也不可能建立，传统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小农经济”正在消亡。中国农业正像中国文化一样，已经青黄不接。农业已经不再是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所谓“农业的机会来了”，更多是在“褚橙柳桃潘苹果”诱惑下的贪婪和妄想。农业只适合有情怀的人。绘得有声有色。至于“连续十年的文件”之类的，也是提起就给别人灌。有不少人被我忽悠得晕头转向，干起了农业。后来的日子，一方面我继续着这样的忽悠，另一方面，开始回答那些早年前被忽悠从事农业的人所抱怨的在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当然，回答这些问题也很简洁：农业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要抱着急于求成的心态来做农业。毫无疑问，这样的回答是在野双方均能认同的标准答案，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那些由于各种各样的理由进入农业领域希望发展的人所遇到的问题，不光是因为农业本身周期长见效慢的问题，也不光是对农业策略把握不到位的问题。有的人为某一个农业项目一头扎进去投个几千万耗上十多年，结果仍然败兴而归。难道说十多年还不够长吗？仔细想想“周期长见效慢”的回答，其实是一句极不负责任的废话——除了炒股等有少数几个一夜暴富的可能外，哪些行业是一蹴而就的呢？仔细想想农业看起来很美做起来很难的原因，就会发现：“很美”只是与三四十年前比较而言，是宏观的想像或推理，很有些“中国梦”的味道；“很难”就是当一头扎进去后，发现它很骨感，很残酷。说穿了，农业之所以步履维艰，核心问题是上面对农策略永远是雷声大雨点小。试想想，这几年出台了很多支农惠农策略，但有多少真正落实到基层呢？不把农业作为我的“第一产业”已经有两、三年了，所以不再有此前的专注和纠结。但自己根在农村，有时仍然会“不小心”在互联网或微信上看到“农业的机会来了”的文章。按说，对此类“狼来了”的文章，我应置若罔闻。但是，两三年过去了，国人对农业又多了太多期许，就忍不住点进去看看。文章虽然是花样翻新，但观点基本上老调重弹——除了政策，还是政策！按常理来说，“农业的机会有没有来”这个命题好像并无问题。因为大凡一个产业或某一个项目，总有一个进入的最佳时间，汽车制造业如此、IT业如此、文化产业亦然如此。奇怪的是，对农业而言，“机会来了”的口号居然吆喝了十多年！按常理来说，不同行业背景的人，看待问题的眼光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应该不同，这才正常。像“农业的机会来了”这样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农业圈子外的人写的。因为对于农业圈内的人来说，不存在讨论机会问题，不管有没有机会，该做的还得做。但奇怪的是，不同背景的人谈及农业，目光都会齐刷刷地盯向了政策，答案似乎是高度的统一，但结果却总是南辕北辙！何也？更让人不解的是，“农业的机会来了”被喊了十多年，似乎没有人认真解读：是十多年来农业始终如一的存在着一个机会？还是农业的机会十多年一直都在源源不断地来？亦或是十多年来农业的机会马上要来？老实说，我越来越搞不懂。直至上月，经过回老家组织宁夏滩羊团购，我终于为“农业的机会”有没有来找到了答案。这个念头源自于——当我带着从农业局带来的怨气向县长抱怨政府对农业的不作为的时候，我突然在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我说的对吗？我的兄弟姐妹以及父辈祖辈们，没有政府的支持不也一直在做农业吗？为什么我没有了政府的支持会抱怨？我做农业的理由难道仅仅是为了获得政府支持吗？从县城开往银川的大巴车上、以及从银川到北京的飞机上，这个问题始终萦绕不开。我终于想明白了：农业无所谓机会不机会，它只是适不适合，农业只属于有情怀的人。农业不同于计算机，不同于汽车，不同于电影电视文玩收藏，它除了作为商品的属性外，更担当着对生命的根本维系。人可以不戴手表，可以不用计算机，甚至可以不穿衣服，但不可以不吃饭！正是由于农业伴随着对生命的担当和承载，所以选择从事农业就必须默认这种责任，无可推脱。然而，当下中国，人们讨论农业的发展机会时，却仅仅讨论它的经济属性和商品属性，而剥离农业所承载的特殊使命。虽然也有很多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展望有机农业的“机会”，但所谓的机会来了，实际上说得再通俗一点儿，就是赚钱的机会来了。而一旦以赚钱为根本目的农业，就是导致中国农业一片混乱的根本所在。现在正本清源，回头来，对每年“农业的机会来了”云里雾里的乱象不难理解了。因为有人从事农业产业，而有人只是在投机赚钱；有人生产的是食品，而有人只把食品当商品。虽然都是“农业”，讨论语境不同，对“机会”的理解不同，结局也就不同。但是，回归农业本真，既然人每天都要吃饭，农业的机会就一直存在。它永远不会象386电脑，BP传呼机那样过时，也不会因为有了“文件”或出台了某一项政策，机会才能来。“你见，或者不见，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你爱，或者不爱，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如果没有了情怀，抓不住机会后你就会失望，就会生气，就会抱怨。没有情怀，抓住了机会，对农业来说，不是建设，而是破坏甚至灾难：一是它掏空了政策，掠夺了本属于农民的福利，导致产生了纯粹的投机主义；二是破坏了农业自有的生态平衡，让农业自身陷入急近功利的恶性循环；三是导致了粮食和食品安全，人人自危。仔细回想一下，所谓的“农业的机会来了”之类文章，无外乎是指上面对农策略带来的发展机遇。如果说房地产的机会来了，新能源的机会来了等，更多的是指政策上的便捷和税收上的减免的话。那么与之相比，农业的扶持则是直接打到账户上的真金白银。正因为是真金白银，于是乎，它就成了一批机会主义者的唐僧肉，谁都想来咬上一口。早在05年我参与了农村合作经济几个课题，从理论上讲，中国农业确实需要这样的组织，于是我认为“机会来了”，在老家率先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开始了我的农业创业生涯。但当2007年《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尤其是媒体大谈特谈“企业+合作组织+农户”模式，当各级政府在都大力“培育”自己的“龙头企业”时，我开始不祥地预感到，在这个推动下的“产业链条”里，农民必将会沦为一块别人的垫脚石，不会得到半点的好处！事实上，本人曾粗略地统计过，08、09年间，仅我所能拿到的各种名目的支农惠农资金项目文件多达20多项，但这些钱有多少真正补贴到了农民是毋需回答的一个在中央涉农机构任职的同学曾批判我创建自己的合作社亲自种地的作法，他不明白我为什么总选择通过种地来赚钱。他们的运作模式是：每年的下半年接近年末，当各部门开始陆续制定出台和申报来年的支农项目时，他们也会一个接一个召集各类“龙头企业”在度假村开“闭门会”。按要求，“量体定做”申报方案。随后照章办事，把来年的资金“一网打尽”！本人曾在某地调研时，市长也为了证明其对涉农策略贯彻落实的到位和地方政府的扶持力度，指着在座的一位市级“龙头企业”老总说，象他们每年只需要开机一次，就能拿到上千万的项目资金。此话可谓一语中的——像这样“每年开机一次”就可以轻松拿到资金的企业是何其之多！本来是惠农资金，却被瞅准了“农业的机会来了”的人抓在手里。而没有抓住的人，就只能得到“农业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产业”的答复，开始报怨；或者从此走向步履蹒跚的耕耘之路。而在这个热闹红火的“农业的机会来了”热议过程中，农民在哪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城里打工呢！与获得资金为“盈利模式”的机会主义不同，资本的机会主义者进入农业主要是市场为导向的。手持资本的人看准的农业，是以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与人文、生态无关。他们言必称“现代”，法必讲“科学”，量必要“规模”，而且以“大干快上”为指导方针概括起来，这种主流的中国农业产业化之路为：一帮研究投资和商业模式的人告诉你农业应该怎么做；一帮有钱有权很任性却不懂农业的人到农村跑马圈地；政府在利益的诱逼下开始以产业化或新农村改造的名义赶农民上楼；一些从来没有下过地只会鹦鹉学舌般的专家开始指导农民如何“科学种田”……从此，在“文件”的号角声中，对农村、农业、农民涸泽而渔式的掠夺正如火如荼：原本是已经成片的梨树，全部被砍倒种成葡萄规划建设中国最大的“波尔多”酒庄；一个偏居一隅具有传统工艺的小而精的食品加工厂，一夜之间放出口号来要争世界第一；原来家家户户豢养的过年猪，在“企业+农户”的模式下，老母猪下崽也必须整出个“标准化生产”于是乎，在这理念的主导下，此前寿命七八年能上树爱吃虫的鸡，在温度、湿度、光照、隔音全副武装的现代化车间里，只能是抬起头喝水低下头吃食。在其可怜的30天左右的生命里，没有阳光，没有鲜花，没有毛毛细雨……外界的任何一个细微的声响都足以让这些生命瞬间灭亡，它们的生命已经脆弱到必须依赖大量的抗生素和激素才能维系。因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化肥、催熟剂可以没有底线的使用，狠不得今天种地明天就长出庄稼；为了让鸡多下蛋，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强光照射；因为发现猪只要不动就没有能量消耗，就会多长肉，所以给猪喂上迷糊药，让它吃了睡睡了吃；掠夺式产生方式造成生态环境失衡之后，为了抵御病虫害，什么样的剧毒农药都敢用……农业自身的生态平衡被彻底打破了，不管是种植的粮食蔬菜还是养殖的牛羊猪鸡，它们统统失去了生命的本性……“湖中的蓑衣草已经枯竭，这里已没有鸟儿的歌唱。”这种以逐利为目的农业生产方式，最大危害还在于，它完全删除了农业首先作为食品的基本属性，仅仅把食品沦落为可兑换货币的商品。因为讲究科学、高效，本来一天下一个蛋的鸡，变成了一天下两个蛋；本来三个月才长二十多斤肉的羊羔儿，硬是催肥到三个月长一百多一斤肉；本来四个月能熟透的西红柿，为了让它早日上市卖钱，就可以在一夜之间变红；又红又甜是西瓜的本质，结果如今却只红不甜；又肥有瘦是猪肉的特征，结果现在的猪肉却只瘦不肥；利益的趋使下，大蒜可以一夜之间从两块涨到十块；绿豆随可时“豆你玩”，生姜能天天“姜你军”；前天还信誓旦旦地规划建设“最大的葡萄酒窖”，昨天农民的葡萄就烂成堆；全国人民潮水般地涌向国外购买牛奶，而国内的牛奶只能倒进沟里……在这样一个只在乎抓住机遇而没有情怀的产业链条里，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产业规律空前混乱，粮食安全岌岌可危，食品安全人人自危。到为什么我们的课程表里会有“农”。问话的人常常是一脸茫然地问我“农”能讲什么？每次遇到这个问题，我常会反问：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中，有哪一种文化比“农”更古老？在所有的养生要素中，有哪个要素能比吃更重要？每次，我与问话者总在他的“哦”声中结束，但同时我会被带到一种莫名的伤感。从什么时间开始，国人把“农”排斥在“国学”之外？从什么时间开始，国学被剥离得只剩下儒释道和四书五经？这个问题所折射的恰恰就在于：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的国家，“农”已经不被当作能登大雅之堂的文化；每天都在吃着粮食，但国人早已忘记了还有这么一个与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行业！这对有着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农业文明的民族来说，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这就是中国农业的现实！是的，提起农业，我们会想起很多高大上的名词，现代农业、高效农业、设备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有机农业、智慧农业……但很少提“传统农业”。如果被提到了，那绝对是作为反面题材而存在的，它常常被另外一个名字“小农”所替代。“小农”是什么？落后、守旧、短视的代名词！由它衍生出的，是小农经济、小农意识、小农思想……由于传统农业不“现代”，不“科学”，自给自足，所以必须打破推倒。但是，正如朱安妮老师11月在人大做《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有机农业的发展》主题演讲时提及，中国老祖宗很早就懂得使用粪肥和懂得作物之间的轮做被世界农业专家视为是中国人对农业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中国农业在被国人斥之为“小农”的加以抛弃的同时，却被世界公认的农业机构称之为精耕细作、用养结合、地力常新的典范，被看作是中国之所以能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着地球上最庞大的人群，而且几千年的经久不息，绵延不绝根本所在。不知把“现代”奉为圭臬的中国人看到洋人这一结论时做何感想？记得温铁军教授也在一次演讲中碰击那些言必称欧美鹦鹉学舌般的现代农业主义，他们在指手划脚地批判中国“小农”的同时，完全忘了中国没有四处掠夺和殖民地垦种，打一枪换个地方的生产条件。纵观历史，你会发现由于欧、非大陆民族没有施肥习惯，曾经的拉丁姆、西西里都是世界粮仓，在殖垦下因“地力消失”现在均已变成荒地。但是现在，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史，曾创造出世界上最智的农业生产方式的民族，却开始在别人走不通的道路上逆驶倒行。如果说情感说教不足以说明求洋求大必然让“现代农业”走向穷途末路的话，那么我家乡马铃薯产业近十年的发展历程或许能证明，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没有情怀的农业生产带来的灾难。小时候，家乡的“小农经济”是小麦、豌豆、荞麦、莜麦、胡麻、玉米、糜子、谷子、土豆……什么都种。正常情况下，一亩地种土豆能产10000多斤，豌豆能产生300斤，而小麦只产200斤。因为“小农”自给自足思想，家乡所有人总是小麦种的最多而土豆最少。当时土豆每斤八分到一毛钱，豌豆是八毛钱一斤，小麦五毛钱一斤。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我向父亲建议，为什么不能少中小麦而多种土豆和豌豆呢？父亲说，如果人人都只种土豆而不种小麦，土豆卖给谁？从哪里能买小麦？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父亲错了。在“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下，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种土豆比种小麦赚钱时，这个传统最终还是被打破了一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几乎是家家户户全种土豆而再也不种小麦。但父亲伤心地说，土地就像人一样，也需要养护，人需要五谷杂粮，只吃一种东西会生病。洋芋最废（消耗）土地，这样不倒茬连续一个劲地种洋芋，迟早会把地毁了，一颗也长不出来。后来发生的，证明父亲是对的。一年、两年、八年、十年，洋芋的产量也是每况愈下，从每亩地一万多斤，下降到几千斤、一千多斤、几百斤……直到颗粒无收！连年的重茬种植，加上为了增加产量大量的使用化肥，土地肥力严重透支，土壤结板酸化。后来，土豆得了一种不治之症——根腐病。这种病在土豆长出地面快开花的时候，根部就开始腐烂，然后大面积的死亡，直至死光。病虫防害专家介绍，这种病无药可治。而我在家乡成长生活的前二十年里，这种病闻所未闻。因为土地里已经长不出土豆了，农民们只能去城市打工维系生活。我并非指责农业的产业化，但我反对一切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前提对土地掠夺式的产业化之路。我也无意否认“现代农业”的生产效率，但我反对一切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的崇洋媚外。中国文化讲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国传统农业正是对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最彻底和最全面的体现，它顺天时而作，视土地为生命，主张精耕细作，尊重生物本性，提倡农牧结合，注重作物之间的和谐共处。正因为这样，中国的土地垦种千百年仍然肥力常新，只需使用粪肥，注重和保持多个作物间倒茬轮作，家乡的土豆亩产上万斤。然而在只种不养的掠夺式利用下，土地肥力下降并不需要千百年，也不是几十年，只是几年而已！可悲的是，产量连年下降，“现代农业”的专家诊断结果是种植方法“不科学”。怎么科学呢？专家说种子要脱毒。农民照办了，从他指定的地方购买脱毒种薯，但第二年又不行了。专家说要用原原种（既专门培育的种子），农民又照办，从政指定的地方购买原原种，又不行了。专家又说，要用专用马铃薯专用肥。用了，后来又不行。专家又说，要用根腐病专用药……直到长不出土豆了，所有人面对土壤的退化和植物疾病束手无策时，“科学种田”的专家仍然振振有词地说，根腐病是世界性难题，“现代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它并不能保证解决所有问题。这让人联想起一个感冒病人，到医院后医生让你打抗生素，说这样好得快；打了，感冒好了，肠胃又不舒服，医生又劝你把胃切除，说这样防止进一步恶化；胃切了，身体水肿排不出尿了，医生说是肾功能衰竭，劝你透析……直到无计可施时，医院会拿出病危通知让你签字，说医生不是万能的，他们已经尽力了。中国农业正面临着和中医类似的遭遇。当我们都在质疑为什么现代人有那么多怪病而无药可治时，有多少人反省过曾对自己身体的伤害，自己对空气、水、食物、以及整个自然界所犯的错误？农作物以及牲畜的疾病同样如此，当我们在追问农药残留有没有超标，关心所吃的每一口食物是否安全时，有没有人追问过自己曾给予了土地什么，以及农作物疾病的来历？化肥农药之于作物，正如抗生素之于人类一样，它带给我们快捷、高效的同时，也让它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当西方的祖师们无计可施时，终于提出了“有机农业”的生产方式。这难道不是传统农业的回归吗？当然，视西方生产方式为圭臬的现代农业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会承认高大上的“现代农业”会绕了个大圈后回归传统农业，他们会认为有机农业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复杂的、系统的、科学的”种植方式，而中国传统农业最多只是原生态的生产方式。所谓复杂、系统的方法，就是说除不能上化肥农药外，用饲料喂养牲畜的农家肥因为饲料中也有污染也需要处理，土壤不能有残留，周边环境也不能有染污，种子也不能有包衣……孰不知，所谓的有机，通俗地讲就是有生命的东西，而在中国文化看来，所有的农业本身都是有生命。在这个洋概念到来之前，我们的父辈祖辈们从未生产过“无机”农业，谈何“有机”？所以，当今中国人谈有机的高大上，就相当于在新西服上缝上补丁还洋洋得意一样的滑稽可笑。中国文化是整体观，中国农业亦然，绝不会为了单一的产量走极端线路，而是一开始就注重不同作物间的相生相克和休戚与共。中国传统农业绝不会把除了作物之外的所有生命都置之于人的对立面，今天捕杀这个，明天消灭那个。在我家乡小时候农作物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种病，而且这些病基本上都可以通过改变粪肥种类，通过作物间的轮作，或者改变不同风向的地块等方式加以预防和控制。父亲不光能根据当年的天气情况，清楚地预见来年不同作物的收成，也能够根据气候特点选择把不同的作物种植到不同的地块来预防病虫。他可以睡在炕上根据半夜的风声，准确判断第二天的是刮风下雨，并提前预备是收麦还是种豆……如果用现代的学科来划分，父亲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土壤专家、育种专家、病虫防治专家、肥料专家、气象专家、养殖专家等等的总和，但父亲这样用他全部生命传承人类最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在当今中国种地是没有发言权也不受尊重的。而相反，即使你从来没有下过地，只吃过猪肉而没有见过猪跑，只要你抓住了“农业的机会”跑到农村里圈上几百亩地，就可以煞有介事地培训起农民，指导他肥应该如何施，猪应该如何喂，滔滔不绝地讲有机农业应该如何生产。中国的农民，像父亲那样视土地为生命的老一辈农民已经渐渐老去。新一代农民，要么已深知靠种地养活不了自己，而选择当了农民工；要么虽然继续种地，但由于并没有继承和掌握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只能沦落为“现代农业”指挥下的“产业工人”。中国农业已进入由外行指挥内行，屁股领导脑袋的末法时代。与农民的退出相反，城里的一个又一个土豪却租地当起了农民！没有多少人是为了赚钱，也没有多少人是因为喜爱，更没有多少人觉得当农民太高大上，只因为吃到一口安全的食品。当一个社会的食品到了不是自己种的就不敢吃的程度，恐怕是真该到了需要深刻反省的时候了。谁之罪？在回答农民之前，先看两组调查数据：一是国家发改委对2013年小麦、水稻、大豆、玉米四大粮食品种的收益成本情况做了调查，调查显示四大粮食品种亩均产值是1039元（没有扣除成本），亩均投入费用是357元，亩均收益是682元（这个收益包括他本人的人工和他的利润）。但这个调查不含土地承包费，也不包括农民自己的人工费。另一份数据与此相得益彰：2012年农民来自种地的收入人均是2017元，占全部收入的26.6%，2013年比重又降为24.6%——即农民种地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不到四分之一。没错，化肥是农民施的，农药也是农民洒的，农民的确与食品安全脱不了干系。这里值得解读的是，当今的农民种地，已经不是按农民自己的意愿来决定。农民种粮食可能是分文没赚，然后还得靠打工来养活自己。还得遭受消费者的指责，问他种的粮食为什么会使用化肥农药！在所有的人都在谈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时代，凭什么农民只能理所当然地白种地，只有坚守别人指定的道德规范的义务而没有追求利益的权力？那么，在食品安全成众矢之的的今天，自己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呢？不妨来梳理一下：当你去农贸市场买菜时，面对2元/斤的蕃茄和6元/斤的蕃茄，你会买哪一种？2元/斤与8元/斤的大米呢？10元/斤的猪肉和50元/斤的猪肉呢？……当你或者是因为云里雾里或是因为自己的精明而选择了便宜的话，当你把这种选择变成一种习惯和把这个价位默认为“标准价位”的话，谬论被重复了一千次就真成了“真理”——你就不会去关心这样的价格这样的食物正不正常。所以，你就开始理直气壮地指责食品为何不安全，质问为什么“本来”2元/斤的大米变成8元/斤，“本来”10元/斤的猪肉和40元/斤……但这些“本来”的前提，是把农民白种地或赔本种地看成是理所当然！于是乎，“本来”要生长12个月才能出栏的猪，3个月就上市了；“本来”有肥有瘦的猪，全长得了瘦肉；“本来”买的是猪肉，却被注进去了水……“本来”就应该长在土里，没有化肥农药，最自然而然地成长的白菜萝卜，结果成了奢侈品！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本来”呢？难道你仅仅是无辜的受害者吗？当人人都站在利己者的立场上打着“本来”的盘算时，你会发现在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没有人真正的获益而且受害者远不止人！由于人对食物、人对人的极端不信任，结果猪躺枪了，被装上了监控，强迫要求它只吃不动；羊躺枪了，被打上了耳钉；鸡也躺枪了，被囚禁在笼子里；白菜萝卜也只有在消费者的脸皮底下成长，才会敢吃……据说这叫物联网，二十四小时监控，连老母猪发情也不放过，这让猪情何以堪！我不知道要求二十四小时监控食品的消费者，是不是也是二十四小时盯着自己的电脑或手机——若不是，那怎么能保证自己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食品就是安全的呢？这种人对人，人对猪的极端不信任，结果是消费者把生产者逼疯，生产者再把猪逼疯，然后羊疯了，牛疯了……白菜萝卜全疯了。于是，“本来”不是种地的人，为吃到安全食品，只有自己种起了地。或者一个大棚，或者一小块农场，或者在自家别墅的花园，或者在自己的老家，有人把这种农业叫“情怀农业”这里的情怀，可能是对农业的情怀，也可能是对家乡的情怀，可能是对家人健康的关爱，也可能是因为对某一个作物的特别爱好……总之，因为某种机缘巧合干起了农业。这种农业往往不是以盈利为核心目的，所以总能坚守自己“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底线。农业对于我，原本是“第一产业”，现在降格为“情怀农业”。然而，正是由于这种转变，从“情怀”而非“产业”的角度思考农业，却让我对农业的情怀有了根本的认知。上次人大校友组织团购我养的宁夏滩羊，价格是1800元/只。有经济学理论极深“本来”算盘打得叮噹响的人问我养殖成本是多少，为什么这么贵。我没有正面计算诸如人工费，土地承包费等经济成本，而是算了一笔“机会成本”：我告诉他，如果选择圈养育肥的话，三个月的羊能长一百多斤肉，30元/斤卖，每只羊可卖3000元；而我的羊纯天然放养，大羊吃粮食青草羊羔是吃奶长大，两个月只有20斤肉左右。如果非要“本来”不分，为了多卖此钱，我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同样采用圈养育肥的方式，让我的羊也长100多斤甚至更多的肉；第二，保持羊肉现有的养殖方式和羊肉品质，把价格卖到100元以上。当然，如果条件允许下，第二种情况我可以把肉卖到90元，称之为让利销售；卖到80元，称之为宣传推广；卖到70元，称之为友情品鉴……总之，在我所能承爱的范围内，别人养羊三个月卖3000元，我卖1800元，但我做不到既要无条件的保质，也要无限度的便宜！当然，我还有第三个选择：把我的羊赶到央视，让羊接受诸如“你幸福吗”的现场采访，最好能让羊与某部长进行对话，喊几句“为人民服务”，就可以把羊肉卖到250元/斤；第四个选择：在放养的掩盖下，偷偷地再把羊进行圈养育肥，然后帖上牧养或有机的标签，弄上一大堆证书，同样再把羊卖到70、80、90……或250。中国的农业大抵上就是这样四种形式：第一种很无奈，很“现代”，，很大众，是主流；第二种很另类，很孤独，太小众，伤不起；第三种高大上；第四种“很科学”。从事第一种养殖方式的基本上都是最广大农民或中小企业，被潮流推动不得不跟上“现代化”的节奏。为了能增加点收入，他们只能不惜一切手段地增加产量，降低成本，以迎合消费者“本来”的价格需求，实现薄利多销。第二种既要承担高昂的成本压力，又要遭受价格质疑。它还原了农业的“本来”面目，却使自己独自面对信任危机和销售瓶颈。他们大多数是地地道道“小农意识”顽固不化的农民，或者是因为情怀而从事农业的知识分子。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地坚持着，希望明天会美好，“后天会很美好，但绝大多数人都死在明天晚上。”第三种羊不食人间烟火——你想想，能和部长进行对话的羊智商会低吗？这样的羊，喂的是来自米国“DDC公司”生产的“HN1AY智慧因子”，吃了这东西，羊一个晚上就会背马恩列斯毛全集。小孩子吃了这种羊肉，上北大清华自然是小菜一碟。第四种是传说中的“有机生产”。别看这羊是圈在自家圈里，但它吃的是澳洲的牧草，呼吸的是爱尔兰的空气，喝的是冰岛的矿泉水，帖的是欧盟认证的标，还时不是地穿越到罗马教堂做一次圣洁的祷告……与“国产羊”自然也不在同一个档次。现在你就会明白，同样是“农业”，差距为什么会那么大！在同一个环境中竞争，第二种不可能是其它三种的对手。能抓住“农业的机会来了”的，往往是后面两种。但是，只有第二种符合“羊之道”的农业，才是人类生存和社会需要的农业。几千年来羊始终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如果再过五千年，我们的后代还能吃到羊肉的话，那绝对会是在蓝天白云下吃青草喝山泉水的羊的后代。那些喝可乐，喊“阿希特勒”和“为人民服务”的羊，只会是特定时期的一个丑恶的标记，它们必将会随历史的推移而遗臭万年。但是，在中国的大地上，第二种方式养的羊已越来越少，能把这种“羊之道”延续下去，就需要养羊人有足够的情怀。对农业，我是屡战屡败，也屡败屡战。原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情怀，但是，在上次面对县长振振有词地抱怨我为什么放弃马铃薯合作社时，我突然发现我错了。我坚持不侵占农民利益，坚持保持有机生产方式，坚持保证每一颗粮食的安全，这些充其量只是坚守了“情怀农业”的底线。而我之所以没有把自己此前很孤独很另类的农业之路走下去，就是因为缺少像父辈那样对农业的情怀和视土地为生命般的爱。在中国，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尚未——也不可能建立，传统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小农经济”正在消亡。中国农业正像中国文化一样，已经青黄不接。农业已经不再是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所谓“农业的机会来了”，更多是在“褚橙柳桃潘苹果”诱惑下的贪婪和妄想。农业只适合有情怀的人推移而遗臭万年。但是，在中国的大地上，第二种方式养的羊已越来越少，能把这种“羊之道”延续下去，就需要养羊人有足够的情怀。对农业，我是屡战屡败，也屡败屡战。原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情怀，但是，在上次面对县长振振有词地抱怨我为什么放弃马铃薯合作社时，我突然发现我错了。我坚持不侵占农民利益，坚持保持有机生产方式，坚持保证每一颗粮食的安全，这些充其量只是坚守了“情怀农业”的底线。而我之所以没有把自己此前很孤独很另类的农业之路走下去，就是因为缺少像父辈那样对农业的情怀和视土地为生命般的爱。在中国，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尚未——也不可能建立，传统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小农经济”正在消亡。中国农业正像中国文化一样，已经青黄不接。农业已经不再是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所谓“农业的机会来了”，更多是在“褚橙柳桃潘苹果”诱惑下的贪婪和妄想。农业只适合有情怀的人。每一颗粮食的安全，这些充其量只是坚守了“情怀农业”的底线。而我之所以没有把自己此前很孤独很另类的农业之路走下去，就是因为缺少像父辈那样对农业的情怀和视土地为生命般的爱。在中国，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尚未——也不可能建立，传统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小农经济”正在消亡。中国农业正像中国文化一样，已经青黄不接。农业已经不再是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所谓“农业的机会来了”，更多是在中国，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尚未——也不可能建立，传统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小农经济”正在消亡。中国农业正像中国文化一样，已经青黄不接。农业已经不再是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所谓“农业的机会来了”，更多是在“褚橙柳桃潘苹果”诱惑下的贪婪和妄想。农业只适合有情怀的人。每一颗粮食的安全，这些充其量只是坚守了“情怀农业”的底线。而我之所以没有把自己此前很孤独很另类的农业之路走下去，就是因为缺少像父辈那样对农业的情怀和视土地为生命般的爱。在中国，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尚未——也不可能建立，传统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小农经济”正在消亡。中国农业正像中国文化一样，已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