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含阴阳,而又不是阴阳,是阴阳之前,阴阳未分。“太极”分而为二犹如盘古开天辟地,使原初整体的宇宙分为天地;天地“变通”而有春、夏、秋、冬四时运行;进而有天、地、雷、火、水、山、泽、风之类的物象生化于宇宙间,这是宇宙的生成次序。在《易传》看来,宇宙的生成次序与《易经》的生成次序是原本与模本的关系,是“圣人”“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虫鱼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系辞上》),“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的结果,其中最具关键性以致影响到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政治、中国医学、中国建筑乃至影响整个中国人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是阴阳。
在《易传》中,阴阳不仅仅是构成、贯通整个《易经》的“两仪”,更是生成、贯通宇宙万物的基质和动力。无论是《易经》的“生”,还是天人的“生”都是阴阳交互作用的显现和结果。在《易传》中阴阳有三层含义:一是自然的天地、日月、寒暑、昼夜,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等所有对待性的存在;二是对待性的存在的属性,诸如寒热、开阖、刚柔、动静、尊卑等;三是具有生成、变化功能的动态性的质素和结构系统。
可以说在《易传》中阴阳既是实体范畴,又是属性范畴,从实体范畴的意义上看,阴阳是构成宇宙、生成万物的质素,《易传》中称之为阴阳之气;从属性范畴的意义上看,阴阳体现为宇宙间所有事事物物包括人及其活动的属性和形式,即宇宙间一切都是依据阴阳的属性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属性和规定性。无论从阴阳的三层含义来看,还是从实体范畴和属性范畴上来区分,《易传》中的阴阳都不是简单截然地以某一单一的意义存在,而是三层含义二种范畴的统一体,《易传》高度概括为“一阴一阳之谓道”,把《易经》中用于卜筮的阴阳符号转化为哲学范畴,用来解释宇宙构成、万物生成变化。 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解在中国哲学史和易学史上是有相当大的分歧的,但有一点是共识性的:“一阴一阳”是万物产生并存在的本原和依据,阴阳交感、相互作用,由此产生万物并成为万物存在的基质和属性。《易传》用乾坤两卦代表阴阳:“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坤、阴阳在《易传》中具有同质性,阴阳在生成万事万物的过程中,常常以乾坤的形式出现,就是说,通过乾坤阖辟、往来的交通,才能生化万物。《系辞上》云:“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里乾以天、阳的形式出现,坤以地、阴的形式出现,二者通过动静翕辟的变化生出广大博厚的宇宙及万物。“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首出庶物。”(《乾·彖》)“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坤·彖》)在这里乾坤、阴阳明显地表现出“生”之本原(体)与“生”的功能和属性,所谓“资始”、“资生”说的就是乾坤阴阳作为本原与始基,依“统天”、“顺承天”的属性“生物”、“载物”,使万物得以出生并顺利生长。《易传》对宇宙生成模式的这一描述说明天人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是由乾坤、阴阳交感“生生不息”的方式创生的。 如果说前一种生成模式主要是自然宇宙的生成或者说是侧重于自然宇宙生成的自然性,那么《序卦传》描述的生成模式则是侧重于人类社会及其秩序的生成:“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简短的几句话给我们勾画出了万物生成与人类进化的历史。从自然界来说是先有天地,有了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按先师金景芳先生的观点:“这个男女可能包括雌雄牝牡,不一定就是指人类的男女。”此时的人仍是一种自然人。直到“有男女然后有夫妇”之时,这个男女才是特指人类,人类才开始进入文明社会,这与《礼记·郊特牲》的“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的观点是一致的,与《中庸》中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是同义的。三者用词不同,表达的意思却是相同的。人类从个体婚制始步入文明社会,并由婚姻、家庭关系衍生出社会等级关系和维持关系的制度规范,人类籍由这样的制度规范使自己更加理性、文明、完善,从而实现“察乎天地”、“万物安”的“天下之道”。
考察《易传》的二种生成模式,不论是天人宇宙的自然生成,还是天人及人类社会秩序的生成,都是阴阳交感、乾坤翕辟而“天施地生”(《益·彖》)的产物。如果天地不相交,阴阳不流行,则不能生物,“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否·象》)。所以《易传》将“感通”作为天人共生的原则、机制和手段。
二、“感而遂通”
在《易传》作者看来,“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系辞下》)。“氤氲”“构精”是阴阳、天地、男女交感的形式,万物化醇、化生是其结果,阴阳之间的相互感应是宇宙生命创化不息的动力源泉。天地万物皆因阴阳交感而生成、变化,人亦因阴阳交感而生并通过与阴阳天地相感而体验和了悟天地万物之情:“《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系辞上》)这里虽讲的是《易》“感而遂通”,其实就是讲的阴阳的感通,因为《易》就是阴阳、天地,《易》以道阴阳,“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讲的都是阴阳、天地与《易》的同质性,同构性。所以,《易传》的“感而遂通”既包含阴阳、天地感通而生万物之意,也包含着由阴阳天地而生的万物之间相感交通之意,同时包含着人如何感通阴阳天地之意。 对于阴阳天地感通而生万物之意,《彖传》在解释《易经·咸》时表述的非常明确:“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彖》)这可以说是对《乾·文言》中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展开,是对阴阳天地化生万物的机制的探究。《易传》通过对《易经》六十四卦卦爻性质和时位的分析,得出一个基本规律,凡是阴阳能够相互感应的卦爻就是吉的,就是能够生万物,通天道的,所谓“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豫·彖》);“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临·彖》);“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无妄·彖》);“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彖》)。反之,如果阴阳不能相感应,就是凶的,有违天道,万物也不能生长。所谓“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否·彖》)。由此可见,“感通”是阴阳天地在生成万物中的动力与源泉。换句话说,万物皆因阴阳天地的交感而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万物因阴阳天地的交感而生成之后,万物之间以及万物与阴阳天地的关系同样是“感通”的关系,只是此时的“感通”不是生成意义上的“感通”,而是“辅相”即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意义上的“感通”,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彖》)。是“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泰·象》)的“感通”。此种“感通”是天地万物之真情实感,是天地万物的实际存在状态,用《易传》中的话说就是“天地万物之情”,是《易传》所阐发的阴阳天地万物由己及彼,由彼及它的生命感受,揭示了人和万物作为生命整体共通的本性。
《易传》从三个层次描述了“天地万物之情”:“咸,感也。……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彖》)此乃“生”的层次,是天地万物的生成;“萃,聚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萃·彖》)此乃“存”的层次,万物生成之后如何共存共荣而不相害;“恒,久也。……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恒·彖》)此乃延续不绝之意,是万物出自生命本性的内在欲求。《易传》肯定天地万物的这种“情”,反复声明要彼此“感通”这种“情”,以实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即万事万物都能够按照阴阳赋予的生命和属性生存与发展。万物各有其性,各有其命,也各有其位和其用,才有“品物流形”(《乾·彖》)、“百物不废”(《系辞下》)的多姿多彩的自然和千变万化的人类。 同时,《易传》还从万物“同情”之中看到人和万物之间相互依存、共生共荣是个体生存的必要条件。《易传》借睽卦阐发了这一思想。睽卦有背违、分离、对立之义:“睽者,乖也。”(《序卦传》)但恰恰因为背违与对立,反而会相互对待、相互依存而成就事物。天乾地坤,而共同生养万物;男刚女柔,而组成一个家庭;万物相对相背而有鸟兽虫语花草树木的“方以类聚”。(《系辞上》)所谓“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睽·彖》)的相睽“感通”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的应同“感通”共同构成了《易传》的“感通”系统。而将这一“感通”昭显出来的就是《易传》中的所说的“大人”。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乾·文言》)这里的“四合”是对“大人”的性质的描述,“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是对“大人”的能力的描述。所谓“合德”,就是能够“感通”天地生生之德、日月无私之明、四时无言之序,乃至鬼神的赏罚之功,从而完成生之目的,实现生的意义。“若在天时之先行事,天乃在后不违,是天合大人也”;“若在天时之后行事,能奉顺上天,是大人合天也”。无论是“天合大人”,还是“大人合天”,都是天人籍由“感通”而达致的天人合一。《易传》中的这种“天人合一”,不是“大人”(人类)强加给自然的,也不是自然强加给人类的,而是自然和人(天人)固有的属性,是天人共生同情同感的真实状态。《易传》据此认为,“大人”应理解和认同天下万物都是阴阳所生,都有生的权利和永生的欲望。人和人,人和物虽各有不同,但追根溯源,原本同源共祖,有着远近不等的亲缘关系。
朱熹在注《同人·象》的“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时称:“天在上而火炎下,其性同也。`类族辨物',所以审异而致同也。”所以,“大人”不仅要看到、关注人类的生存,还要看到和关注所有物种的生存;不仅要尊重人类的生命,也要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命;人则应以天地之心为心,效法天行,以天德自勉,即像《颐·彖》那样:“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天地生养万物,圣人(大人)要顺天意,尽天职养万物,即“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无妄·象》)也就是《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这里“赞”“参”无疑具有“感通”“偕行”之意。 《易传》通过对《周易》古经的系统性诠释,阐发了一种天人一体的宇宙生命之存在模式。这种模式不以人类为宇宙的中心,也没有把人类作为整个宇宙生命的主宰,而是把宇宙作为一个生命有机体,其中天人(天地人)作为有机整体的内在核心要素,在按照各自法则运行的同时相互协调以保持整体的和谐,从而实现天人的恒久延续,生生不息。
三、“三才”“偕行”
在《易传》看来,天地万物之所以能够感通是因为天地万物是同祖同源的,正是这种同源性和同构性,使天地万物能够按照相同或相似的轨则协调运行,从而使宇宙成为一个协调的有机体。《易传》这样描述这个有机体及其内在理则:“《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辞下》)这里虽然表面说的是《易》书,其实内含着有机整体的宇宙,因为《易》是有机宇宙的模本,《易》之广大悉备,亦是宇宙的广大悉备,而充盈于广大宇宙间的天地万物之所以生机盎然且井然有序,是因为天地万物各依自己的轨则运行的同时,注意与其他轨则的协调,即“兼三才而两之”。 那么,天地万物的轨则是什么?又是依据什么而制定的呢?对此《易传》借解释《易经》卦爻的生成给予了明确的说明:“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说卦传》)对由三个卦画组成的经卦来说,最下面的一画象征地,中间一画象征人,上面一画象征天;对由六个卦画组成的别卦来说,下面两画象征地,中间两画象征人,上面两画象征天。一卦作为一个整体内在地包含着天地人三才,或者反过来说天地人三才整合构成完整的一卦、一个有机整体。在《易传》作者看来,天、地、人之间是息息相通的,作为万物资始的天以阴阳为质素、以阴阳交合更迭不息为轨则生成万物;作为万物资生的地,以柔韧与坚强承载万物;而人居天地之间,既上效天,下法地,又沟通、偕同天地,最具有能动性,所以《易传》主张人应顺天行事,“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文言传》)。天地人一体偕行,只有这样,人类才能与天地、与万物共生共存,天地万物反过来也更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整个宇宙才更能显出其勃勃生机,这也是天人共生共在的应然状态。 而要保有这种应然状态关键是人。虽然《易传》一再强调天地万物同源共祖,相待相依而存,但并不否认天地万物中有能动、主动和相对被动之分,如《系辞上》开篇即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很明显,天地、乾坤、男女、动静、始成、易简等在存在的意义上都是相对待的存在,但作为相对待的双方,天、乾、男、动、始等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而地、坤、女、成等更多地表现出顺承性,也可以说是被动性。《易传》认为,阳刚阴柔乾健坤顺等,相对相反,但并非不变,而是动极则静,静极则动,静中有动,两者相反相成,交互作用,循环不己。
在《易传》的天人关系中,尽管天处于生成和规定的地位,但生成之后,人(大人、圣人)可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上》)。这里的“会”是“会聚”,“也就是今天说的关键、关节点、要害”。“典礼”之“典”,“在此有常的意义;礼在此有行为的意思。`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就是看准事物变化中常与变的关系,依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行动”。这是人所具有的属性、功能和使命(天命)。《易传》解读《易经》的目的就是要人“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系辞上》)。是要人“顺性命之理”。所谓的“性命”就是“天命之谓性”的“性”和“命”,是天赋予人的属性和使命、命运。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这段名言可以说是对《易传》天人关系的最好注解。这里“赞”不是赞美、称赞,而是“赞助”“辅助”,“参”就是“参与”、“参合”,人“顺性命之理”辅助天地,使天地万物得以化育流行,就是与天地偕行,也就是“人之道”的仁与义。
作为人道的仁义是人与其他天地万物相区别的根本特征,但并非在天地之道之外,而是“天地设位”所规定人的,是“天命之性”所赋予人的。人之道与天之道在同为宇宙生命的意义上是相同的,但在表现形态上与天地之道有所不同。作为人道的仁义是对天地“生生之仁”和“生生而有条理”之“义”的效法、升华和展开,是人“应乎天而时行”(《大有·彖》)的轨则。人证得此道并时时以仁义之道作为行动的准则去行事,即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辞上》),就实现了天地善生之仁德,成就了天地万物“品物成章”的理序,使“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恒·彖》)成为可能。所以,天地人“三才之道”必须藉由人道才能最终形成和展现。所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秉承天道而生,人道同于天道,统一于天道,这是人性本然,即所谓“成之者性也”。同时,人不同于他物,人是有能动性的生命存在,人不仅能够顺应天地万物,还能趋利避害、改过向善,即所谓“继之者善也”。人可以通过“进德修业”而寡过、少悔,以致“保合太和乃利贞”。
《易传》的这种以天道启人道,籍人道达天道,天地人三才之道一体偕行的思维路向,奠定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和谐共生的宇宙生成范式,也确立了传统中国哲学中人的地位和价值。人不是天地万物和宇宙的中心,人也不是天地万物和宇宙的主宰,但人可以效法天地之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象》)。 《易传》所构造的“生生不息”、“感而遂通”、“三才之道”一体偕行的天人共生哲学,虽然受到来自西方天人相分观念影响的人的质疑,认为《易传》中没有明晰的天人概念,也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和检验的天人关系,所以,《易传》中的天人共生哲学不能算是哲学而只是先民的感性直觉。确实《易传》是从人的感性直觉出发思考天人问题的,从人当下生存的自然环境出发思考人如何自处与他处,从“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中感受到天地万物的同源同情同感,具有本原意义上的“原始性”,但不能据此认为《易传》构建的天人共生系统是神秘的感性直觉而不是哲学。细读《易传》我们就可以发现,《易传》中对天人的区分与定位,对天人的功能与价值,对天人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明晰、深刻的阐发,蕴含着至今仍然有价值、有意义的观念,甚至可以匡正现代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
当代,我们通常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能力的发展”,仅把重心放在“满足人”,把由天地万物构成的宇宙看作是人的需要的对象,只是在“消费”这一对象时要有所节制。但无论怎样节制,对象总有被消费殆尽的时候,自然物种的灭绝、资源的枯竭、极地冰川的不断消融等等,都是为满足人的需要对自然宇宙消耗的结果。而《易传》的天人共生哲学虽然不能完全做到不为人的存在需要去消耗天地万物,但天地乾坤父母与万物同胞兄弟的同源、亲缘观念更能使人善待自然,使天人能够共生共存共荣。
原载于《周易研究》2010年第3期作者王雅，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