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而开新——韩星教授儒学研究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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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华夏自古礼仪之邦，乃名中国。虽原为中原之谓，实以其中正之道也，以其礼乐也，以其人伦也。若弃其仁义礼乐，悖其中和正大之道，中国焉在？抛弃自家无尽宝藏而学他人，用外道二不知有仁道，不知足而为履，岂不知其不适乎？孟子云：“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如离仁义道德，何异于禽兽？

古者四夷学于华夏而始知礼义而开化。今国人皆言中华之复兴，如不尊圣人不用礼义不识道统，复兴可得乎？故知中华复兴之基础在文化复兴，尧舜文武周公孔孟之道为根本，若道统不明而不行于神州，复兴乃为虚妄之号。

儒学乃孔子所述创，以仁义道德为根本。孟荀皆以仁为本，各自构建心性仁政与礼义政教体系，可谓得孔子之真髓。汉唐传经为儒，“知人而不知天”（张载）天道性命之学隐而不彰。宋明以来，孔孟道统始昌明，而囿于天理良知，内圣强而外王弱，后人目为空谈性命，知修己而不知治人。民国现代新儒家崛起，传道统，复圣学。然由佛入儒，又援西入儒，长于体系构建，短于经世实践。当代之儒学，必本古之道统，深谙孔孟大义，融合汉宋，考现代儒学之得失，察中西文化之异同，而归于仁义中正之道。

韩星先生有感于斯文之坠地，欲重振圣学于神州。考五帝三代，道统由来清楚可见；释孔孟，解诸子，以仁为本，重建道统。深察儒法源流，辨析秦汉政治文化之变，近代儒法之争可息鼓矣。阐述儒家人文精神，倡明儒家政治本质及批判精神，疏导近代对于儒家之误解，澄清儒学为封建专制帮凶之污名。钱穆先生曾言：“因于对传统政治之忽视，加深了了对传统文化之误解。”韩星先生对政治文化之厘清，对世人误解传统文化有清污袪蔽之功效。

韩星先生明道统于当代，弘仁学于神州，得先圣之真精神，还中国文化本来面目，其有功于中国文化大矣！儒学的返本而开新以及华夏复兴庶几可期乎！

易中谨识

辛丑七月于曲阜

韩星教授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之下，努力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从先秦儒家典籍汲取思想资源构建当代儒学思想体系。他的的学术研究以道统为核心，以儒学为主，兼及中国文化中道、佛、诸子（法家）等，涉及到儒法源流、汉代儒法整合，汉初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儒学研究，儒教（孔教）问题，儒道佛三教问题，整合基督教、伊斯兰教，五教和合，关注中西文化的会通、陕西关学、段正元的道德学社，他还关注民间儒学的发展，聚焦当代中国文化复兴。从对儒学的本源性诠释到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解读，韩星教授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

一、重建道统及其相关研究

韩星教授对于儒学和中7国文化特别重视道统的重建。近代以来由于中国文化自身的问题，西方文化的冲击以及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文化失落了几千年的道统，自今不能回归大中至正之道。他认为道统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根本，必须要讲清楚道统的源流本末：“中国人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其中最根本的是道统的重建。”（辅仁君：《关于中国道统的讨论——访谈人民大学韩星教授》。 

儒家的道统要上溯到古代圣王那里，韩星教授指出：“中华道统思想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神圣。古代文献有许多关于他们的记载，如《左传》、《国语》、《庄子》、《易传》、《荀子》、《淮南子》、《礼记》、《白虎通义》、《汉书》等都有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使战国以来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了共同的认识：三皇五帝的治术各不相同，但他们是一脉相承的。特别是《易传·系辞下》提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一脉相传的‘五帝系统’。”

在《华夏文明发展历程和未来前景》一文中，他通过归纳华夏文明发展历程及其特点，来探讨华夏文明面向新世纪的前景和应对当前世界形势的措施，指出华夏文明作为世界多元文明之一，历史悠久、遗产丰富，具有创造、发展的经验，具有大一统、开放性、包容性等特质，能够适应变革，吸收、消化异质文明，更新自己。他还参加参与过黄帝文化研究，撰写《陕西省志·黄帝陵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一章《黄帝传略》，包括黄帝的诞生、黄帝部落的壮大、黄帝与炎帝、黄帝与蚩尤、黄帝时代的政治建树、黄帝时代的物质生活、黄帝时代的文化成就等，撰写萃集黄帝文化的“百科全书”——《黄帝文化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二章《黄帝与中华民族》《黄帝的武功文治》。

在论文《黄帝与中国原创文化的人文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中，韩教授认为中国原始宗教在表达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关系时有明确的人文指向。黄帝从一开始具有神人二重性，但是中国人更重视的则是其“人性”，后来被作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春秋战国百家言黄帝多有虚托和夸大，秦汉儒者注重人文理性的把握，使黄帝以古代圣王的现象呈现。针对葛剑雄教授认为黄帝祭祀的宗教活动，与法无据的观点，韩教授发表《“国家级”公祭黄帝是宗教活动吗?――与葛剑雄先生商榷》指出：“我们在许多古代文献中看到的黄帝具有史前英雄人物、祖先神和帝王三种身份，这三种身份通常又是混淆不清的。

20世纪疑古学派的学者在澄清这种混淆过程中又走了极端，否定了黄帝是一个史前人物，断言黄帝是后人虚构出来的人物。事实上黄帝是实有的史前人物，是黄帝部落的首领，后来成为中原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的后代分散到各地，成为今天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在《黄帝祭祀与中华人文精神》一文中继续针对公祭轩辕黄帝是一种宗教活动的观点，主要通过传统文献的梳理和解读，阐明历史上祭祀黄帝的真实意蕴，指出黄帝祭祀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活动，体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人文精神，其所具有的特性主要是兼容性、中道性、伦理性和德业性，黄帝是以人而不是神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突出的是中华人文精神。

在《帝尧与儒家思想的渊源》（《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1期）一文中他通过考古资料和传统文献二重证法，指出陶寺遗址已基本确认就是尧都，其出土文物参照古代文献可以看到帝尧时代已经具备了文明社会的一切要素，具备了早期国家的基本标志。

帝尧德行高明，效法天道，公正无私，是仁君的典范。作为圣王其功德卓著：禅让帝位，选贤任能，谏鼓谤木，中道政治，伐乱禁暴。儒家祖述尧舜，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德政合一，天下大同，中庸之道，道统传承，都与帝尧有关。

在《尧舜之道的理论构建》（《孔子研究》2021年第5期）一文中，韩教授以儒家典籍为基本资料，通过经学诠释，梳理儒家对尧舜之道的理论建构，包括尧舜之道的内涵、尧舜德行、尧舜道统、尧舜道德人格典范（孝悌、仁义、节俭）、治国平天下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任能、仁政、中道）等。后儒把尧舜之道作为修身的最高境界和治道的最高理想，经孔子及历代儒者的不断诠释和发挥，尧舜成为后世帝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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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高

湖南省邵阳人。师从于华东师范大胡晓明教授、首都师范大学邓小军教授。

曾任职于当代中国出版社、山东师范大学历山学院国学研究院、北京人文大学国学院、尼山圣源书院。主要从事国学教育和儒家思想研究。

主要论文有：《回归心灵价值—儒学内在超越的现实意义》、《大禹的人格世界和文学形象》、《生命与心灵的融通——关于读经的一些思考》等。

主要著有：《论语中的孔子》、《儒学学思录》、《孟子讲什么》、《论语智慧的现代启示》、《青少年国学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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